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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住这段历史
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
林登泉
中国共产党在日本法西斯发动侵华战争后，为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不仅率先提出抗日主张并促成全国抗战，而且提出了整套克敌制胜的办法，实施了卓有成效的战略指导。
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的提出和实施
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既定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在入侵中国东北和华北的同时，加强了全面侵华的战争准备。１９３６年５月，在《帝国军队用兵纲领要旨》中提出“制敌先机，采取攻势，谋求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并大量扩充国防军备，大力发展重工业。至１９３７年，年产钢达到５８０万吨，石油１６９万吨，年产飞机１５８０架，大口径火炮７４４门，坦克３３０辆，造舰能力５万吨。日军数量及技术装备水平也得到迅速发展。“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前，日本陆军兵力增加到４０余万人，航空兵共９１个中队，２６００余架飞机，海军４个舰队，２００余艘大型舰艇。面对如此凶恶的敌人，国民党却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一党私利出发，提出了一条单纯的政府与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不愿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战。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尖锐批评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提出了对于抗战胜利至关重要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
１９３７年７月８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强调“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１５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提出了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并承诺立即实行“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以统一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２３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出全面抗战的八大纲领，指出：“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８月２２日至２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卢沟桥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抗战的起点，从此开始了实行抗战的新阶段；这一新阶段内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决定》号召共产党员及其领导的民众与武装力量，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主要内容是：（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２）全国军事的总动员；（３）全国人民的总动员；（４）改革政治机构；（５）抗日的外交政策；（６）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７）改良人民生活；（８）抗日的教育政策；（９）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１０）抗日的民族团结。这一纲领，是对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的具体阐述，也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的道路”，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
为了在实行全民抗战路线中，保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权，１９３７年８月，当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强调：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十年斗争的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军委的命令。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党员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中还规定：在原有红军中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独立自主地进行抗日斗争，获得了迅速发展。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下旬，武汉、广州相继失守，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由于日本法西斯对国民政府转而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国民党内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抗战营垒中出现了投降、分裂和倒退的严重危险。１９３９年１月下旬，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并设立“防共委员会”，进行反共活动。为了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９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及时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随后，又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保持正确的方向，又不致破裂。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要求：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使彼方一切力量均用在对敌上；各解放区军民，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一切可能与一切努力和全国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团结一致，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和策略，中国共产党先后打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了全国抗战的顺利进行。
为广泛发动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开展人民战争，１９３８年５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并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面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毛泽东强调：要对民众进行抗日政治动员，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在抗日救国精神的鼓舞下，全国各族人民、各界民众、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各党派团体，汇集到爱国主义旗帜之下，一致对敌，共赴国难，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觉醒和民族团结。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或以笔作枪，口诛笔伐日本法西斯暴行，唤起民众的觉悟；或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直接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去。妇女们在“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口号下，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爱国侨胞纷纷成立赈济祖国伤兵难民，支持祖国抗战的爱国救亡团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抗战的头４年，华侨救国捐款国币２６亿元，每月平均６０００万元，占当时国民政府抗战军费的８５％；国民政府发行５亿元救国公债，华侨认购一半，最后全部贡献给祖国。在物力方面，从全面抗战爆发到１９４０年初，华侨捐赠的抗战物资，总数在３０００批以上。不少华侨还派遣自己的子女回国参军参战，仅粤籍华侨就约有４万人，其中不少人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解放区的工人、农民、青年和儿童，在民主政府领导下，抗日热情更为高涨，“一切为着抗日”的支前活动深入人心，广泛持久。抗战军民为祖国民族解放事业而英勇战斗，流血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抗日战争得以持久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的确立和执行
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危机。广大爱国军民都积极要求抗日，希望通过全民族抗战，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但日本是东方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同日本相比，我国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都非常落后。因此，在抗战前途和如何取得胜利等问题上，许多人没有得到正确解决。当时主要有两种思想倾向：一是全面抗战前一些人宣扬的“亡国论”的悲观论调，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另一种是抗战初期有的人为几个抗战胜仗冲昏头脑，低估日本实力，滋长了“速胜论”的盲目乐观倾向。这些都是站不住脚的。
中国共产党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认真探求抗日的战略方针，逐步明确了以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战略总方针。１９３５年１２月，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指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１９３６年７月，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中日战争的结果，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１９３７年７月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在《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中指出，中国抗日战争战略的基本方针应是持久的防御战。７月１５日，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抗战“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最后胜利是我们中国的。８月，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明确指出，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１９３８年１月，周恩来在《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一文中指出：“只有持久抗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这是抗战五个月中最主要的教训！”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从理论的高度分析了中国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系统阐明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从这一基本特点出发，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抗日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第一点规定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并且日本能够在中国横行一时，中国的抗战将是艰难的历程，不可能是速胜战。其他三点，特别是敌退步我进步的因素，则日本不能横行到底，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毛泽东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极为准确地预见到抗日持久战的发展进程。他强调：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即战略相持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三个阶段中，敌我力量将发生此消彼长的逐步变化，要灵活地运用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在持久战的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那时，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则将脱出优势，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科学分析和判断，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方向，极大地鼓舞了爱国军民的抗战热忱，坚定了抗战胜利的信心。
在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确定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在领导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日作战中采取了与其相适应的正确的具体方针，以正确的作战形式和方法，逐步变战略上的被动为战役战斗上的主动，变战略上的劣势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进而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并通过持久战的长过程，转变敌强我弱的形势，为最后战胜敌人创造了条件。尽管日本法西斯发动侵华战争时，先发制人，企图“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并先后占领了中国的半壁河山，部分实现了战略意图，但终因战线过长，财政困难，国内人民厌战情绪增长，统治阶级意见分歧，尤其是在中国人民长期抗战的打击下，不得不宣告其战略方针的失败，被迫转入持久作战，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方针的产生及影响
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政治组织力强，经济发达，而且军事实力雄厚。其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有较强的战斗力。中国的抗日战争，单靠正规军作战，是不可能获胜的。中国共产党从敌我客观情况出发，提出了实行游击战的正确主张。早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就指出：“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有很大的战略上的作用。”抗战爆发后，１９３７年８月１日，毛泽东等提出红军对日作战，必须坚持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并强调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８月４日，又致电准备前往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提出对日作战，应实行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在８月下旬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将红军的战略方针表述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新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会议确定，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作为人民军队对日作战的基本方针。１９３８年５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论持久战》等著作中，系统阐述了抗日游击战的战略地位，规定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敌后战场的战略方针。还提出了六项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１）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２）和正规战争相配合；（３）建立根据地；（４）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５）向运动战发展；（６）指挥关系。这些战略方针和原则的确立，为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争取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适应抗日游击战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实行了由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分散执行游击任务，在敌后建立了大片抗日根据地。各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实行一系列利于群众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制订了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以及财政、税收、生产、劳动和教育等政策，给广大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同时，实行精兵简政，发展军民生产，努力减轻人民负担，调动了广大军民的抗战积极性，发展壮大了根据地，为游击战争提供了大量人力物力支援。根据地还普遍实行了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并以军事斗争为中心，把武装的和非武装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公开的和隐蔽的，以及合法的和非法的等各种斗争形式结合起来，实行全面对敌斗争，广大抗战军民在山岳、丛林、水网和河湖港汊，在城市和交通线上，积极开展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铁道游击战和水上游击战，形成了反法西斯战争中最壮观的人民战争场面。自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敌后解放区军民抗击着６０％以上的侵华日军和９５％以上的伪军。在抗日战争末期又顺利实现了由抗日游击战向抗日正规战的转变，对作战的胜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到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前，抗日根据地发展到１９块，使解放区从陕北发展到地跨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占全国土地的１／４；根据地人口从抗战开始时的４３万人发展到１．２５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１／３左右；人民军队从４万人发展到１３０万人，民兵发展到２８０万人，自卫军达１０００万人。游击战争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倡导和促成
日本帝国主义梦寐以求的是完全征服中国并进而称霸世界。中国共产党早就指出日本法西斯是世界性的敌人，反抗其侵略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责任。１９３６年７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指出中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之一就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１９３７年３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东方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倡议。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又提出：要实行“抗日的外交”，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的抗日和给抗日以援助。毛泽东指出：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此后，中共中央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进一步提出：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１９３９年９月，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西方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对英、美实行绥靖政策，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的做法，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抨击。１９４１年６月，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毛泽东在《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党内指示中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表宣言，谴责日本法西斯侵略的罪行，同时向党内发出关于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在反法西斯各国人民的推动下，１９４２年中、苏、美、英等２６个国家共同发表《联合国宣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从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首先举起反法西斯主义旗帜开始，到抗日战争结束，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长达１４年之久。中国的持久抗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牵制和消耗了日本总兵力的３／５，打乱了日本的侵略计划，迫使其不得不放弃“北进”的企图，使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得以避免两线作战；同时，也拖延了日本“南进”的时间，支援了太平洋战场美、英盟军作战。这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在中国战场损失兵力占其总损失兵力的７０％。事实表明，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是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力量。它不仅推动了中国自身的独立和解放，而且为人类的和平与进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另一方面，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对中国抗日战争也发生了重要影响。
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全民族进行反侵略战争的坚强核心。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战略指导，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
（附图片）
毛泽东主席与朱德总司令在延安指挥抗战。 新华社发
新四军开辟了大片敌后抗日根据地，领导人民开展游击战争。
新华社发
1941至1942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展开了反“扫荡”斗争。这是1943年八路军围攻河北易县沙岭子日伪军的指挥所。 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