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应用哲学与应用学科方法
张尚仁
内容提要：近代哲学的发展，在继续开展研究思辨哲学的同时，哲学也发生了分化，应用哲学异军突起。作为专门研究应用学科的方法的哲学，就是应用哲学。应用哲学的建立，是应用科学发展的内在的要求。而应用学科的方法问题，则成为应用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如果应用哲学能明确总结应用学科的方法的任务，密切关注应用学科的发展，自觉地概括其中的方法，这将丰富应用哲学的内容。
随着应用哲学研究的深入，必然提出应用哲学如何研究应用学科方法的问题。本文就此谈点浅见。
哲学与科学方法
目前，有的哲学教科书仍将哲学解释为“智慧”，而“智慧”则在于提出关于世界根本问题的哲学观点。其实，这虽然是希腊哲学开始时对“哲学”的理解，但从苏格拉底起，“智慧”已为“爱智”所取代。“爱智”在于追求智慧，探索追求真理的方法。所以，苏格拉底以后的哲学家，已不满足于建构哲学体系，而十分注重研究方法。这里说的方法，不限于哲学本身的研究方法，还包括科学研究的方法。比如，早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就将人类知识分为“知识”和“知识的工具”两大部分。“知识”包括哲学和各类科学，“知识的工具”则包括研究哲学和各类科学的方法。
哲学注重研究科学方法，尽管在中世纪哲学中曾有所中断，但一当近代哲学萌芽和兴起时，这个问题便更加引起哲学家的关注。１３世纪英国哲学家罗·培根就十分重视实验科学的方法，开创了近代实验科学的先河。而作为近代哲学创始人的弗·培根和笛卡尔，则分别著有专门研究方法的《新工具》和《方法论》。马克思在评价他们重视研究方法时指出：“笛卡尔和培根一样，认为生产形式的改变和人对自然的实际统治，是思维方法改变的结果。他的《方法论》就说明了这一点，他在该书中写道：‘可以（用他介绍到哲学中的方法）获得一种对生活非常有益的知识，找到一种实践哲学来代替学校中所讲授的思辨哲学。’”（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第４２８页）笛卡尔在这里讲的“实践哲学”，不在于构造思辨的哲学体系，而在于研究如何通过改变思维方法进而改变生产形式并达到人对自然的实际统治。这和我们现在主张的“应用哲学”是相近的。这里讲的方法也具有应用方法的性质。
近代哲学的发展，在继续研究思辨哲学的同时，哲学也发生了分化。除研究世界最高问题的元哲学之外，分化出了社会哲学、历史哲学、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等。这些特定领域的哲学学科，在构造其特有的哲学内容的同时，也十分关注该领域的方法问题。而研究这些大的领域的还有一系列具体的学科。某领域哲学的方法研究，是以该领域的各门具体学科为基础，适应各门具体学科的要求并为之服务的。
哲学对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作用，主要的并不是将哲学的内容输入到各门科学中去，而是研究某领域的科学的方法，通过概括和明确方法而指导各门具体科学。这一点，自始就是哲学的功能；而随着哲学的发展，这一功能亦不断增强。自近代哲学以来，哲学对科学的方法功能甚至成为哲学的主要功能了。
哲学对科学的方法功能，主要是由哲学和科学的特点决定的。无论哪一门自然科学或是社会科学，其研究虽然必然要运用方法，但具体科学本身关心的只是内容，至于方法，则或是按习惯沿用以往的方法，或是根据研究工作的需要，去试探某种具体的新方法。总之，科学难于将方法从内容中抽象出来，作为一个专门的对象来研究。而从各门科学的内容中抽象出方法来进行专门研究，这正是哲学的特点和功能。
从哲学的发展及一般原理上阐明哲学与科学方法的关系，对我们考察应用哲学与应用学科方法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应用哲学与应用学科方法的关系，正是哲学与科学方法关系的表现，当然，其中又有它的特殊性。
应用学科的困境
科学研究，一般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哲学也不例外。哲学的应用研究，就是我们所说的应用哲学。其他科学中的应用研究，则成为应用学科。
科学中的应用学科古已有之，但长期以来是各自独立的，并没有联结成具有联系的应用学科群。这种状况在本世纪发生了改变。本世纪科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涌现了一大批新兴学科，构成横跨各学科科类的应用学科群。应用学科群的形成，成为现代科学的一大特点。正因为如此，每当谈到现代科学，人们都知道其具有鲜明的应用性。
在传统学科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是比较清楚的。相应地，也有不同的哲学学科分别研究它们的方法。比如，社会历史哲学研究社会科学方法；科学哲学则研究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主要探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自然科学方法主要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现在人们发现，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和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本身就有着内在的联系，无论是为了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或为了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都必须将两方面的问题统一起来解决更为有效。解决问题的需要促进了研究方法的变化，即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吸纳社会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也引进自然科学方法。在这里，尽管出现了方法上的交叉运用，但基本方法仍然或是自然科学方法，或是社会科学方法，或是两种方法交叉运用，实际上并没有形成应用学科群自身特有的应用学科方法。现在社会上兴起的各门应用学科，虽然力求兼用自然科学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但只要我们认真考察一下就不难发现，其研究者实际上或是主要运用社会科学方法，或是主要运用自然科学方法。而不论侧重于哪一种方法，又因应用学科方法本身并不明确，只能基本上还是按照基础理论的思路去研究。其中包含的内容，主要还是一般性的原理、原则、要求等。这就造成一种奇怪的现象，即名为应用学科，实际上却体现不出应用性。应用学科的知识难于应用，这又怎么能称之为“应用学科”呢？
应用学科的这种困境，除因其作为新兴学科还往往沿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一类新兴的学科群，尚未形成相对应的专门的哲学分支学科自觉地研究其方法。作为专门研究应用学科方法的哲学，就是应用哲学。这就从一个方面说明，应用哲学的建立，是应用学科的要求。而应用学科的方法问题，则理所当然地成为应用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对应用学科方法的哲学思考
大家知道，科学揭示的是一类对象中包含的一般性、普遍性、必然性、规律性的东西。哲学则在此基础上作更高的概括，因而哲学的内容更具普遍性。然而，将这种认识运用到应用学科中却未必适当。因为，应用学科的特点是应用，而应用的对象是特定的。无论是科学或哲学，在基础理论研究中，可以有多种观点进行争论，而一旦付诸应用时，则只能选取一种加以应用。这说明，在应用哲学思考应用学科的方法时，一方面诚然要考虑到这些方法在应用学科研究中应用的普遍性，同时又必须考虑到这些方法在应用于特定对象时能表现对象的特定性。这样的研究方法是否存在呢？如果我们站在应用哲学的立场来思考的话，这一类应用学科的方法是存在的。让我们试举几例：
一是描述方法。在应用学科中，首先要描述对象，通过描述而在学科内容中尽可能复现对象。在作描述时，对象是怎样的，就尽可能怎样去描述，不必事先设定诸多前提。在描述的基础上，再如实地进行研究。科学的描述包括结构描述、状态描述、过程描述等。以往的科学研究，主要运用的是归纳方法、演绎方法、规范方法、解释方法等。在科学研究中较为充分地运用描述方法，是从行为科学开始的，而行为科学则主要是对在行为中表现出来的人的心理描述。行为科学本身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这说明，描述方法自始就是应用学科中运用的一种研究方法。现在，应用哲学将其概括为一种应用学科中可以普遍使用的方法，说明应用学科的内容不应停留于一般原理、原则的论述，而应通过科学描述使应用学科的内容能紧密地贴近现实，从而更鲜明地体现其应用性。
二是案例分析方法。案例分析是通过对个案的分析研究而形成关于对象的认识的一种研究方法。这一点，对应用学科的研究来说是很重要的。这是因为，个案研究可以包含许多具体的丰富的内容。比如，决策科学是一门应用学科，但如果只是研究决策的一般要求，即确定前提，收集足够的信息，通过科学决策程序，选出最优决策，这些内容诚然可以使人们相信，只要这样去做，决策就能成功，可是，现实的决策活动和这样的科学要求往往相去甚远。或者说，如果现实情况能和科学要求相一致，那作决策就没有什么困难了。实际决策活动中存在大量的不确定因素和非正式因素，如果这些因素都从决策科学中排除出去了，这样的“决策科学”又怎么能应用呢？而要在应用学科中包容各种变动的、偶然的、非正式的因素又确有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应在应用学科研究中引进案例分析方法，使案例起到替代某一特定现实过程的作用。这样的研究才能充分体现应用性。
三是建模分析方法。建模即建构模型。模型是模拟现实世界某种对象的图式，也就是对复杂的对象抓住其主线作简明的表示，目的在于更容易认清对象，分析评价对象，并通过对模型的调试找到解决对象中存在问题的有效方法。这里特别要加以指出的是，在科学研究中用模型表现对象并进行分析，并不是将对象固定化。现在科学研究中所要建构的应是一种“生态模型”，即在模型中表现系统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及由此引发的动态过程。由于模型依据对象来建构，所以模型具有特殊性。而各门应用学科研究的对象不同，也就可以建立不同的模型来进行分析和调试。从这一点来看，建模方法在应用学科研究中又是具有普遍性的。
四是统计方法。应用学科在研究对象时，涉及对象的许多数量方面的问题。由于数量的关系相当复杂，又往往处在经常性的变动之中，要想准确地收集测定全部数据，甚至是做不到的。而作为应用学科来说，数量分析又是应用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否则，仅是定性分析，主要只能解决认识问题，难以解决应用问题。为此，应用学科在研究对象时多采用统计方法，收集必要的数据，加以统计分析，达到对对象形成相对确定的了解，并研究采取哪些措施来改变数量的分布，从而体现出应用的目的。
以上只是对应用学科方法的举例。如果应用哲学能明确总结应用学科的方法的任务，密切关注应用学科的发展，自觉地概括其中的方法，这不仅能丰富应用哲学的内容，而且通过对应用学科方法的研究，也更能体现应用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学科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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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外学术动态
美学者罗默提出科技优先的“新增长理论”
最新一期美国的《福布斯》杂志刊登了彼得·鲁宾逊的文章，介绍美国年轻的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和他提出的“新增长理论。”现将“新增长理论”的主要观点摘要如下。
一、保罗·罗默的“新增长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在信息时代，生产已不是仅仅由资本和劳动两大要素组成，科技已成为组成生产的第三大要素。保罗·罗默提出的“新增长理论”是经济学的分支之一，专门研究经济学中最难以理解但是又极其重要的课题：增长的根本原因。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生产仅仅由资本和劳动两大要素组成。但是，保罗·罗默认为，在信息时代，科技也是组成生产的因素之一，而且是一个重要因素。
保罗·罗默的“新增长理论”与传统的“经济理论”在几个方面存在着重要分歧。
首先，保罗·罗默认为，科技是“内生的”，是经济体制的主要部分。虽然任何科技上的突破看上去似乎可能是偶然的，但实际上，科技的增长与人类科技方面投入的资源成正比。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科技是“外生的”，“是天赐之福”。保罗·罗默说，新增长理论与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出现的增长理论恰恰相反，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仅是靠运气。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无论是发现金矿还是发现新技术都与人类进行努力的程度有关。如果说一个人在可能有金矿的地区发现金矿的可能性很小，在很大程度上靠运气的话，那么在同一地区，动用一万人去找金矿，发现金矿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其次，保罗·罗默的新增长理论认为，科技能够增加投资的收益，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保持强劲的增长率，主要原因就在于此。传统的增长理论认为，技术只能减少投资收益。保罗·罗默举种植桔子和生产脱氧核糖核酸为例说，生产上一个桔子（物体）和下一个桔子的开支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但是，研制脱氧核糖核酸的技术（主意）的开支第一次可能很大，但是后来生产脱氧核糖核酸的开支很少，几乎等于零。
第三，保罗·罗默新增长理论强调投资能够使科技更有价值，而科技反过来，能使投资更有价值。这是一个有效力的周期。它能够长期提高经济增长率。传统的增长理论认为，保罗·罗默提出的这种周期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保罗·罗默认为，自从大萧条以来，美国全国经济政策的很大一部分主要用来解决商业周期问题。在经济衰退时，政府试图加速经济发展，而当经济景气时，政府又竭力要使通货膨胀不成为一个问题。新增长理论主张，有另一个过程构成商业周期。这一过程能使生活水平长期改善。如果用图来表示的话，经济增长是一条长距离向上的趋势线。商业周期围绕着这条线上下幅度不大地摆动，决定经济增长高低的不是这种幅度不大的摆动，而是线的斜度。人类如果要保持增长，就得把自己投身于科技发现的过程中去，也就是说，发现的全过程——主意引起增长。由于现代科技、生产的门类和程序多如牛毛，因此，发现新主意的范围巨大无边，也就是说，进行科技发现的范围巨大无边。
保罗·罗默的新增长理论与传统经济理论的另一个分歧点是对于垄断的态度。传统理论认为，“完美的竞争”是正常的、垄断力量是离经叛道。保罗·罗默认为，垄断力量是有用处的，它能刺激和引导各公司去进行技术研究。因为，如果人们对于新主意没有任何垄断权的话，谁也不会耗费人力物力去产生新主意。比如让一家公司通过专利对于生产脱氧核糖核酸有垄断权的话，这种做法就会促使其他公司也搞自己的发明。
二、保罗·罗默的新增长理论可能产生的影响。保罗·罗默认为，在信息时代，科研和生产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例如，微软公司这样的大型电脑软件公司和任何一家大型制药公司，花费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美元开发软件和研究新药的配方。一旦软件和配方研究成功之后，生产软件和药品的过程十分简单，开支也不大，用的人力则更少。整个社会的经济也都像微软公司一样，把相当大的人力物力用在科技发现而不是生产上，这就意味着发明率和经济增长率出现长久的变化。因此，管理人员应当对经济变化做好更多的思想和物质准备，要振奋自己，赶上经济变革的步伐。
保罗·罗默认为，新增长理论对于政府的公共政策也会产生巨大影响。他认为，政策制订者正错误地把精力集中于商业周期，进行“微调”和谋求“软着陆”。实际上，政府应制订促进新技术的政策。他说：“政府必须接受倒闭，必须接受混乱，而且政府也必须接受公司兴办和倒闭的速度更快。２０年前，当美国政府帮助遇到困难的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时，美国的立场是：我们不能允许一家大公司倒闭。今年，我们对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大幅度收缩，甚至倒闭要有准备，这是我们必须具备的心理。此外，我们必须准备看到整个商业生命周期比过去更短。费尔斯通公司控制美国轮胎市场达半个世纪之多，而微软公司控制电脑软件的周期可能只有费尔斯通公司的一半。如果微软公司从现在起１０年之后便由于下个新生事物来临时错过时机而不得不解雇职员的话，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美国的《福布斯》杂志认为，保罗·罗默阐明，廉价而又强大的技术和“免费”的信息改变了经济学的观点。过去，经济学家善于预测短期增长。虽然这样的预测可能十分准确，足以推动市场和影响政策制订者，但是有效期只有几周或几个月。而保罗·罗默的看法和观点可能产生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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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推动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
曾近义在《加强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一文中指出：
可持续发展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注意合理利用资源，保持和改善环境等，使社会和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多目标相互协调的新型战略。这与传统的以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为主要目标的战略相比，显然是一大进步。以这种理论和战略思想为指导而编写的联合国《２１世纪议程》已为全球大多数国家所接受。我国也相应地编制了《中国２１世纪议程》，作为我国制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计划的指导文件。可见，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战略思想已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也为众多科学工作者所接受。因此，如何结合我国的国情来研究和实施这种理论和战略，显然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科学技术哲学历史的研究，已经充分表明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主要是靠两大动力：其一是学科自身发展所产生的相互作用力；其二是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科学技术的相互作用力。我们就以后者而言，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过去是今后仍将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对此，恩格斯有过精辟的论述，这是唯物论。同时，马克思也早就指出科学技术并入生产领域，将大大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邓小平同志总结了现代科学技术更大规模、更有效地与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相结合的特点，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这是辩证法。
几百年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科学技术，使它们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得到极大的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增长，这是有目共睹、无可否认的事实。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和人们认识水平的局限，他们没有处理好人、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据统计，近两百年来西方的工业化消耗了地球上不可再生资源的一半，而其利用率仅为１０—２０％，其大部分作为废弃物浪费掉，并且严重地污染地球及其周围空间。鉴于这种严重趋势，罗马俱乐部的理论家们得出悲观的结论，把科学技术视为怪物，主张抑制发展，返回自然。这当然是不可取的，也是错误的。但是，如何把社会经济发展和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放到一个大系统中来进行研究，即人、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一体化的研究，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课题。其研究成果将为建立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科学的依据，是功在当代、造福后人的社会系统工程。
既然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也应该是一项全社会的事业，是党政部门、科学家和公众的共同事业，政府部门既要作出符合客观规律的决策，又要精心组织进行实施，还要广为宣传提高群众的知识水平，以保证决策的顺利实施。而科学家和科学家组织的责任就在于向党政部门提供有关决策的科学依据，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以及向人民群众进行科学思想的宣传。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需要自然、技术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联合进行综合整体性的研究。而我国自然辩证法这门学科正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科学，它的任务是进行人、自然、科技和社会发展一体化的研究。目前，各大学都设置这门课程，拥有相当数量的教学和研究人员，全国应设“可持续发展研究专业组”，以后再视情况的发展而逐步组建成独立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会或协会，以推动我国大力开展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摘自《方法》杂志，１９９５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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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生态环境价值实现方式与价值补偿
马传栋在《论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价值及其实现问题》一文中指出：
由于与自然资源商品相比，生态环境价值的表现是间接的，这就使生态环境价值的实现也具有特殊性。由于人工创造的生态环境的使用价值具有服务的社会性和区域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斥性，位置的固定性、效益的外部性等特点，这就决定了人工生态环境的价值量难于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而是由区域内（如水土保持林是在一定流域范围内、城市大气环境是在一定的城市地域内等）创造这一生态环境使用价值的个别劳动时间所决定，并且这种生态环境价值是通过服务区域内的消费者（即交换者）获得级差收入的方式来作为其体现物的。生态环境价值的这种表现方式的特殊性就使其实现方式也具有间接性。这种间接性主要表现在要通过政府（中央政府、区域政府、城市政府等）的宏观调控，采用税收等方式，在区域内生态环境使用价值的消费者中收取生态环境建设税，然后再以相应的政府部门的财政拨款等方式加以返还，以使生态环境价值得以实现。
如同自然资源价值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难于在实践中实行经济补偿一样，人工生态环境的价值由于其使用价值交换的间接性和服务的社会性、区域性，使其更难于得到补偿。这种补偿难包括人工生态环境的正效益的价值补偿难和人工生态环境的负效益的价值补偿难这两个方面。因此，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解决生态环境价值的补偿问题。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为了使生态经济系统得以正常运转，人类必须付出必要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主要用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以使人类生存和经济发展有必要的资源和环境条件。这类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部门有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自然保护区、城市水源地保护系统、江河上游的水土保持林系统、风沙地区的防风固沙林系统、海洋环境保护系统，等等。可以说，上述各类生态环境的使用价值虽然各不相同，但能产生外部经济性和使区域的消费者获得级差收入这一点上则是共同的。
现代社会的很多经济活动都要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或者说这些经济活动都要消费原有生态环境的使用价值而使生态环境的质量下降。而原有生态环境的质量下降就必然要对区域内生态环境使用价值的消费者带来负值的级差收入；要消除这些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产生的种种不良影响，就要建立相应的“环境资源使用收费制”，即通过征收环境补偿费的途径，使被损害的生态环境得到必要的保护与重新建设的费用。这应是把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设和管理纳入市场经济轨道的根本之路。也只有实行这种政策，才能真正承认生态环境的价值，并运用价值规律来解决产生负效益的生态环境的价值补偿问题，通过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的有机结合，促进生态与经济的良性循环。
（摘自《生态经济》杂志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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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中国走向世界的法律准备
——《国（区）际民商事法律适用法》述评
柯愈春
新旧世纪之交，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这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的国际和区际民商事法律问题。为能正确解决我国法人和自然人在国际和区际经济、文化交流与民事交往中遇到的复杂的法律问题，余先予主编、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国家“八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的研究成果《国（区）际民商事法律适用法》。
当今世界，每个国家都依主权颁布自己的法律，行使立法管辖权与司法管辖权。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前进的主旋律，经济竞争与技术竞赛的成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国家林立则法出多门，民商事法律制度除国际间协议已经统一的少量规范之外，各国（具有独立法律体系的各地区亦相似）之间的法律冲突的现象普遍存在；在和平与发展的条件下开展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与技术竞赛，各国的公司、企业及国民则必然进行前所未有的经济、技术、文化交流，相互间发生广泛的国际经济法律关系和一般国际民事法律关系。对于这些跨国的民商事法律关系如何正确适用法律，即以何种法律作为标准来衡量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譬如，中国人与美国人进行货物买卖是适用中国法还是美国法？日本人到中国投资能不能以日本的法律为标准？中国人与法国人进行技术买卖能不能以英国的法律作准绳？中国人与俄国人在中国离婚要按什么法律办手续才有效？诸如此类的问题，几个世纪以来都是法学家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在今天国际交往大发展之际，更是一个非常现实而迫切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妥善与否，即一个国家的法律适用是否完备，将关系到国际民商事关系的质与量的提高。
本书是我国国际私法研究的最新成果，阐述了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婚姻与亲权、继承权等方面的法律冲突及其解决办法（即各种法律适用规则），并详细介绍了国际民事纠纷中各国行使司法管辖权的标准及国际司法协助的办法。本书的出版，将对中国国际私法的理论研究及法律实践起到可喜的推动作用，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法律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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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科书讯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学》出版
由张天福、于为民、金勤撰著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学》日前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部研究社会治安问题的学术专著。从概念对象范围论、方针论、环节论、原则论、违法犯罪论、决策论、对策论、体制论、分工论、立法论等十个方面深刻论证了一个中心论点：对社会治安必须实行综合治理，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措施。该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推动综合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有助于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理论研究的深入进行，以期建立更为科学、系统的理论体系。（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