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
针对新的实际加强党的建设
沈荣法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这是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促进经济和社会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吴江市委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把党的建设作为重要任务来抓，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号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１９９４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达１０６．５亿元；人均１３７２５元；财政收入４．１６亿元，农民人均收入３１４１元。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城市建设快步推进，社会各项事业同步发展。
坚持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保证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硬任务来抓
吴江地处苏、沪、杭之间，在改革开放中碰上难得的发展机遇，经济发展的势头很好。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同志产生了“重经济，轻党建”的思想，认为经济是硬指标，党建是软任务，可以松一松；也有的认为经济上去了，有了物质基础，党建工作自然而然会搞好。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认为，基层干部群众发展经济的热情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如果把经济建设与党的建设割裂开来，削弱党的领导，就会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最终带来经济上的失误和倒退。为此，市委及时从三方面来加以教育引导。一是从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替代的领导作用来看，丝毫不能放松党的建设，削弱党的领导。历史的经验和近几年的实践都毋庸置疑地证明，没有坚强的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我们的事业就会失去正确导向和政治保证。二是从现阶段党的根本任务来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这就决定了党的建设必须围绕这个中心，保证这个中心，为实现这个中心任务而奋斗，只抓“中心”不抓党建不可取，离开“中心”抓党建也不可取。三是从基层党组织的地位、作用来看，尤其要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硬任务来抓。基层党组织处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第一线，不仅要善于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基层实际相结合，作出正确的领导决策，善于把党的主张和决定变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而且要求党员事事带头干在前，作奉献。这就要求我们在狠抓经济建设的同时，把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由于市委反复强调并理直气壮地抓党的建设，全市上下对“党建也是硬任务”的认识比较统一，从而使党建工作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局面。
坚持在改革、发展中健全党的基层组织
改革开放以来，吴江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单一的农业经济已逐步被农副工协调，一、二、三产业并举的复合型经济所代替，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各种经济实体迅速增加。为从组织上保证党在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发挥领导和监督作用，我们积极调整和健全基层党组织设置，坚持做到经济实体建到哪里，党的组织就设到哪里；经济活动延伸到哪里，党的组织就发展到哪里。对行政村分别按农、副、工等行业划分党小组；对各类联营企业、三资企业，则按党员人数设立党组织，由所在地党组织领导或确定其隶属关系；对新建的经济开发区、旅游度假区也在成立管委会的同时，及时成立了党委一级组织；对各类经济联合体及个体私营企业中的党员则建立联合支部或党小组，从而形成了形式多样的基层党组织体系。
为了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一是乡镇党委保证和加强了对乡镇农工商总公司的领导。二是加强乡镇企业党组织建设。随着经济规模的发展和扩大，全市陆续组建各类企业集团７０多家，我们及时把规模较大、党员较多的乡镇企业从支部建制升格为党委或总支，使党的组织体制更好地适应经济组织结构的变化。现在全市乡镇企业中成立党委或总支的企业已有１１个。
坚持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完善党管干部制度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建工作的环境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也面临许多新情况。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努力按照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来改进和完善党管干部的办法，逐步建立和健全了公平竞争的用人机制、催人奋进的激励机制和以防为主的监督约束机制。
公平竞争的用人机制，主要是指确立明确统一的干部选用标准，不拘一格启用思想素质好、有真才实学和明显实绩的干部进入领导班子，并且把竞争机制引进干部队伍，做到“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我们的具体标准可概括为“六有”，即有坚定信念、奉献精神、经济头脑、正派作风、协调决策能力和明显业绩。坚持这些标准，近年来全市先后有７０多名农民身份的乡镇企业厂长和优秀村支书走上乡镇领导岗位。竞争机制的引进使干部队伍始终保持活力，仅１９９２年以来，全市就调整了３０多名乡镇局级主要领导干部，一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挑起了重担，一些不太称职的领导从主要岗位下来，防止了选拔任用干部上的不正之风。
催人奋进的激励机制，主要包括目标激励、竞赛激励和政策激励等。目标激励就是在全市建立包括党务、政务、经济、社会事业在内的全面分级目标管理和百分考核，年初由市委、市政府对基层党政领导下达目标管理计划，年底层层考核。竞赛激励就是每年对各项工作检查、评比，每两年组织一次全市综合性评比表彰活动。政策激励就是制定激励党员干部带领广大群众大胆开拓、奋力拚搏的一系列政策。如干部的年终报酬与单位经济效益、党建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挂钩；对经济效益突出、工作实绩显著的非国家干部身份的厂长经理、村级经济带头人，以及自学成材的优秀专业人员，在上级下达的专项指标中，优先录用为国家干部，等等。同时，注意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并重，大力提倡奉献精神。
以防为主的监督约束机制，主要是市委领导以身作则，自觉倡导并树立廉洁自律的作风。同时根据上级有关规定和吴江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企业廉洁经营的五条原则和十条界线，帮助基层干部分清是非，并为查处违纪问题提供依据。
坚持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不断壮大集体经济，有利于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有利于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有利于充分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因而也有利于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号召力、战斗力和凝聚力。所以，我们始终坚持在全体党员中突出以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为重点的思想教育，并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任务和党员干部的素质状况，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培训工作。如近两年来，我们在全市干部党员中开展以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为核心的主题教育，取得了较好成效。与此同时，我们在全市树立了一批发展集体经济的先进典型，如树立“丝绸之花”盛泽镇等镇级“五朵金花”，金家坝镇杨文头村等１５个加强村级组织建设、加快发展集体经济的示范村。通过典型示范，带动各级党组织在发展集体经济中建功立业。此外，在鼓励竞争的同时，对一些集体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村，采取与市级机关有关部门挂钩的办法，积极扶持限期脱贫，帮助他们加快集体经济发展步伐，以此促进全市集体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
第9版(理论)
专栏：改革热点纵横谈
把搞好搞活国有经济落到实处
——对“抓好五百—一千家国有大企业”战略的思考与探索
李从国
从抓好５００——１０００家国有大企业即抓住“关键少数”入手，逐步把国有经济搞好搞活，是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战略思路。对这一战略思路，笔者从理论上作了一些思考。
“战略”的思想内涵及其意义
我国目前有７万多家国有企业，其中最大的５００家国有工业企业，尽管数量只占总数的０．７％，但资产总额占３７％，销售税金占４６％，利润总额占６３％。显然，这５００家企业是“关键少数”。抓住了这个“关键少数”，就抓住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大头，把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控制了中国经济的导向力量；扶持和组建这样一批大公司、大集团，通过其资产纽带连接、带动一大批企业，促进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为一些劣势企业的关、停、并、转创造活动空间；通过这些企业的滚动发展，逐步搞活整个国有经济，为提高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全面、准确把握这一战略思路的内涵，须注意如下几点：一是必须辩证地理解国有企业的搞活。“搞活”的着眼点是提高整个国有经济的质量，而不是把全部现存的国有企业都统统搞活。“统统搞活”既不符合市场竞争优胜劣汰规律，也无现实的可行性。二是抓关键少数，不等于对多数撒手不管，而是通过抓“少数”带动、锤炼和优化“多数”，它是手段，目的是提高整个国有经济的质量。三是其战略目标，是在提高国有经济质量的基础上，有效地引导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切实提高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抓好关键少数的战略思路，具有很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有利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方向落到实处。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在过去的工作中，我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力图把所有国有企业都统统搞好搞活，来建立这个物质基础。对此，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实际结果却远远达不到要求。三组数据说明了这一点：一是近年来国有经济系统的增长速度约６％左右，而集体企业的增速是３０％，其他经济成分的增速竟高达４６．４６％；二是与上述情况形成对比的是，国家７０％以上的投资投向国有部门，８０％以上的银行贷款流向国有部门；三是１９９４年上半年，国有企业亏损面高达５０％，后经努力扭亏增盈后，亏损面仍居３４．３％的高位。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除了各种复杂原因外，最直接的原因，是由于面面俱到，战线太长，精力分散，工作难以有效地落到实处。抓不实，就谈不上抓好。抓关键少数，缩短了战线，政府可以把有限的力量集中起来，占领制高点，实打实地抓住关键、统揽全局，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方向落到实处。
——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宏观调控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进行间接调控。但是，在目前转轨过程中，我们的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尚处在形成、完善过程中，要规范地实行宏观调控，还有一个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通过抓关键少数、抓导向力量，对统揽国民经济全局，对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目前抑制通胀任务艰巨，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任务繁重，宏观经济形势逼人的情况下，这样做尤为重要。
——有利于更好地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抓住了关键少数，就抓住了国民经济的大头，就抓住了稳定的根本。抓好了关键少数，改革就有了成效，经济也有了发展。
“战略”实施举措探索
抓５００—１０００家国有大企业，即抓关键少数的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任务极为艰巨，是一项很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拿出既不回避难点，又切实可行的措施，花大力气去完成。
第一，要选好点。选拔的标准：一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生产力布局合理，选定后能形成我国国民经济基础部门、支柱产业、主导产业的有关企业；二是须是重要行业的排头兵，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三是有相当的经济规模，是资产利税大户；四是能体现改革效益，整体素质高，具有强大的改革发展后劲。参照以上标准选定５００—１０００家企业，形成“关键少数”，并确定中央和地方各抓多少、抓哪些企业。
第二，要卸包袱。债务负担、冗员负担、办社会负担，是国有企业的普遍问题。处于“关键少数”的企业，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问题。必须给他们卸包袱。债务负担，主要通过资产重组、债务重组、政策性有条件停息挂帐等办法来解决。冗员负担，主要通过转业转产、分流分离以及建立待业、失业保险来解决。办社会负担，主要通过向当地政府和有关社会组织转移企业中属社会职能的单位，如医院、学校、养老院等来加以解决。须指出的是，给“关键少数” 卸包袱，是要付改革成本的。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采取压缩外延扩大再生产规模腾一块，节约财政开支挤一块，企业出一块，职工凑一块，社会资助一块的办法加以解决。
第三，要给政策。一是要兑现已经出台的政策，当前尤其重要的是落实《转机条例》赋予企业的１４项自主权；二是对符合条件的“关键少数”，要优先考虑外贸出口权、股票上市权等权利；三是给这些企业先行一步、先试一招的权利，不吃“偏饭”但要给“新饭”，如扩展和选择投融资渠道、自主选择社会保险统筹方式，组建财务公司、跨国经营以及进行产权交易等。
第四，要扶持、鼓励。要抓的“关键少数”，是具有显著的滚动发展特征的企业，他们负有兼并、联合、壮大的特殊使命。给予必要的扶持和鼓励，是情理中事。体现鼓励扶持的可操作举措是：按照企业国有资产的一定比例优先安排银行贷款；制定企业家年薪分配制度；制定进一步鼓励兼并、联合的政策等。要通过努力，形成扶持鼓励和效益增长的良性循环，只有这样的鼓励扶持，才具有积极意义。
第五，要硬化经济关系。一是要硬化国家出资者所有权和企业法人所有权之间的经济关系，防止行政越权和“鞭打快牛”等现象发生；二是要排除一切干扰，首先以“关键少数”为对象，严格结算纪律，硬化债权债务关系，杜绝已存在的相互拖欠和新的相互拖欠产生。以“关键少数”为生长点，改造并形成新的、健康的资金票据结算、托收承付环境。
第六，要高标准严要求。抓“关键少数”，是以组建企业集团的形式体现的。组建企业集团，并在此基础上实行兼并、联合，是现代经济的一大潮流。要按照国际水平高标准地要求我们所抓的“关键少数”。我们不仅需要一般的生产经营性集团，而且迫切需要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资产经营公司、集团。这种公司或集团，对把握和调整国民经济导向、统揽全局，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七，要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关键少数”工作能不能抓好抓实，涉及改革和发展的大局。随时随地准确及时地获得真实信息，是抓好这一工作的首要条件。建立专门的电子计算机网络，将“关键少数”纷繁复杂的信息及时加以整理，反馈到决策者、指挥者面前，非常必要。这样做，既有利于科学决策，灵活调整战术，又有利于检查监督，防止信息失真、谎报数据及某些不正之风产生。
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为了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保持国家经济政策的连续性，降低改革成本，抓好“关键少数”须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要坚持三个原则：一是要与“三改一加强”结合起来，即把抓“关键少数”与改组、改制、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二是要与“试点”工作结合起来。国务院确定的百户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１８城市优化资本结构试点、５６户企业集团试点、３户国家控股公司试点四项试点工作，是符合实际的正确决策。抓“关键少数”的工作要与“试点”工作紧密结合，做好衔接、搭配工作。三是要坚持公平竞争，防止垄断。
要以抓“关键少数”为契机，切实理顺国民经济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从目前情况看，国民经济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还未从根本上理顺。职能交错重叠、相互推诿扯皮、部门利益本位等现象时有发生。如目前由国家经贸委牵头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因有关部门的配套措施迟迟下不来，工作很难有效开展。要以抓“关键少数”为契机，重新检查、定位各部门的职能。
要加强领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台的许多政策与举措，绝大多数是科学的、合理的。但其中真正落实到位、实现初衷意图的，为数不多。之所以如此，无不与相互扯皮、推诿，部门利益泛滥甚至以部门利益排斥大局利益、整体利益，相互配合流于形式等等有关。这是一个痛苦的经验。为了在抓关键少数的过程中避免类似情况再发生，把工作真正落到实处，首要的一条，就是切实加强领导，并为之配以有效的组织措施。必须下大决心解决这一问题。这一条抓实了，成功就有了一半。
抓住关键，带动全局，是把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抓好抓实的好思路，它必将会有力扎实地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第9版(理论)
专栏：
确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用人思想
吴亚荣
毛泽东同志把领导责任，归结为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这两件事，对领导干部来说都很重要，在路线、计划、任务、决策确定之后，用干部就成了决定一切的因素，特别是当前，我们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我们的步伐迈得是否稳健扎实，能否把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本地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经济建设能否持续高速高效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最核心的问题莫过于用人。而用人的核心问题又在于“用人思想”。笔者认为，确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用人思想，当前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确立正确的用人指导思想。要紧紧围绕党的基本路线，按照德才兼备标准选人用人。市场经济对干部的德、才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德”和“才”是互相联结互相贯通的，把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孤立起来片面理解都是不对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重视干部的“才”，更要坚持“德”的标准，要求干部要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德；有崇高的理想和强烈的革命事业心、责任感；坚持实事求是、公道正派、廉洁勤政；有先人后己、无私奉献、真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的精神。如果放弃了“德”的标准，就会给改革开放以至党的事业造成损失。
根据公平竞争原则选拔人才。公平竞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是通过公平竞争来实现的，同样，通过公平竞争也可以实现人才的合理使用，从而杜绝以往那种论资排辈，或靠领导个人印象，选拔那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听话”干部，甚至凭借各种关系，伸手要官的现象。公平竞争也是实现能者上庸者下的重要手段。去年，海南省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公开选聘部分省直属企业经理（厂长），整个选聘工作实行公平竞争，候选人既可组织推荐，也可毛遂自荐，主考人员由组织部门、人事部门、主管部门等多方组成，考试也采取公开形式。这种公开选聘企业领导人的做法引起了各方面的积极反响，受到了大家的欢迎，有利于人才辈出。
改革不合时宜的干部人事制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加大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无论是调配制度、交流制度、录用制度、任用制度，还是考核制度，都必须认真加以改革。比如，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干部调配制度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模式，由组织调配，而且各类干部性质区分极为严格，地区、单位之间壁垒重重，严重影响了人才效能的发挥。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干部的调配要按照市场需求来调节。除了组织调配外，商调、聘请、对口支持、项目承包等都是比较好的形式。只有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才能使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相适应的用人思想在具体工作中得到体现和落实。
建立激励机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以来形成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差一个样的状况，影响了干部工作的积极性，不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许多事实证明，对干部的良好行为和工作成果予以激励，有助于干部奋发向上，激发创造性思维，推动工作的开展，也有利于不断提高干部的领导水平。因此配班子、提干部主要应看干部贯彻执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实绩，包括经济发展的效益，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等。要全面考核干部的德、能、勤、绩，应科学界定党政干部岗位职责范围，把经济发展效益与干部任期目标责任制挂钩。在考核标准上，要坚持以岗位职责范围和经济工作的实绩为尺度；在考核方法上，要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充分走群众路线，扩大考核面，广泛听取群众的呼声，注意社会公论。同时，要根据考核结果实施升降奖惩，对不胜任现职的要果断调整。完善考核，建立激励机制，逐步形成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富有生机与活力的用人机制。这是对干部最重要的激励。
第9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抑制通货膨胀保持增长速度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研讨会述要
袁钢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近日在北京召开研讨会，现将讨论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关于中国经济高增长高通货膨胀并存发生的原因
首先，一系列深度、大力度改革措施于１９９４年出台，特别是放开农产品价格，出现了超出预想的价格上涨，这是在向市场价格转换、与国际价格接轨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
其次，各地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公共事业财政补贴负担和某些行业性亏损问题，形成价格上调压力。１９９４年的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和中央出台农副产价格上调措施，带动各地普遍采取价格上调行动。价格上调一方面具有减轻价格扭曲使之趋向合理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存在着各地方、部门因展开利益分配竞争而不是效率竞争所发生的收入转移。
第三，投机与非正当消费膨胀。１９９２年，在经济高速增长中涌起了一股追求暴富的风潮，出现了空前旺盛的投机热。大量资金投机性涌向房地产，此项投资占总投资的４０％，利润率达到４００％以上。这些投机活动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宏观环境中实际上得到了国家信用的担保，投机活动者从泡沫经济中获取暴利，成为高增长热潮中最大的获利集团。在投机盛行的同时，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明显的或变相的失业增加，国有企业大批职工实际收入下降。货币投放较多，但实际总需求并不大，很多地方、企业的钱未投入实质生产领域，而是拿去投机。１９９４年物价上涨２１．７％，超出居民储蓄利息，使居民实际存有的货币价值减少。货币很多实质利益被转移到非生产性消耗领域。大量“空转”资金使实质生产负担过重，不能不造成物价上涨。
再就是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低效增长。在中国经济改革尚未完成、增长模式尚未转换完毕的阶段，经济增长尚未摆脱低效率、高投入的特征，使高增长带来高通胀有了很大的可能性。
关于当前经济“双高”运行状态
１９９３年７月采取了调控措施，由于不是全面紧缩的“急刹车”，而是抑制通胀保持速度的“软着陆”，经济持续在“双高”状态下运行。进入１９９５年，调控措施产生积极效果，出现“双高”逐步双回落的趋势，经济运行发生转折性变化。
对当前经济增长状态存在着不同的判断。与会多数学者认为现在“双高”仍然居高不下。工业增长１４．４％，固定资产投资国有经济增长３７．２％，全社会增长更高。今年原计划新项目一个不开，实际上一季度新开工项目比去年同期增加３４．９％，大多数新项目是由地方政府所批准。在增长主要靠投入的机制未得到改变的情况下，压低增长速度和投资规模的难度很大。
也有些学者认为当前经济增长状态不是过热而是偏冷。一季度大多数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下降，主要原因是上年投资速度下降，今年一季度投资仍然不振。钢材、水泥等多数投资品供大于求。机电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既有出口结构改善的合理因素，也含有国内需求不足造成被迫过度出口的不合理因素。
关于１９９５年经济走势和宏观调控政策选择
与会专家认为，在抑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调控政策下，今年物价上涨和经济增长将趋于回落，但不大可能快速双回落，二者回落的快慢程度亦会有不同。比较好比较大的可能走势是物价逐步回落，经济增长相对稳定。今年一季度物价涨势减缓，但由于存在推动物价上涨的新因素，全年物价回落不会很明显，控制在１５％以内是有可能的。
在持续偏紧的调控政策下，也有可能出现增长速度下降快于物价涨势回落的现象。企业生产资金不足，生产资料市场不振可造成生产持续限产，使得出口换汇成本提高，出口动力减弱，从而难以保持对经济高增长的支持力。从中长期看，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些因素正在减弱。８０年代农产品提价的刺激力已基本用尽，农业增长跟不上总体经济连续高增长的步伐而成为瓶颈，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带来的低成本劳动力增长效应下降，东部发达地区的增长制约加大，生产能力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仍然缓慢，非国有经济超高速增长势头减缓，国有经济效益低下尚难扭转，出口产品要想进一步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困难很多。
应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过快、防止经济过热的同时，要注意减少可利用生产能力的浪费。钢材、水泥、木材等产品大量剩余闲置，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合理的。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多，居民储蓄率高，银行商业化改革用活存款的压力较大。而利用相对充裕的投资物资、资金资源，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有利于减少生产能力浪费，缓解投资品过剩和基础设施瓶颈制约矛盾。
宏观调控应当注意资金需求信号。当前资金市场实际利率远高于银行贷款利率，民间利率高达３０％，目前资金缺口很大，银行贷款资金只占全社会贷款资金的一半，另一半资金是市场高利率，主要由乡镇企业以及金融投机使用。生产资金存在缺口，被迫使用高利率资金，实质性生产很难真正用得起高利率资金，这些资金很容易被压向投机领域。目前企业承受不了高利率，要求降低利率，如果降低银行贷款利率，受益者主要是低效企业，况且物价上涨压力很大，股市投机气氛很浓，降低利率释放出的资金会推动物价和股价上扬。综合考虑，今年总体上应稳住利率。
专家们指出：投机活动狂热扩张不是推进改革，而是窃取改革成果，证券市场、期货市场超前发展产生泡沫经济，结果被迫实行金融紧缩，而被紧缩的是国有企业，投机暴利资本并没有受到多少打击。应加大力度打击腐败，整顿流通秩序，压缩腐败性消费和寄生性活动，保护实质性投资不被挤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