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埃博拉病毒肆虐扎伊尔
埃博拉病毒１９年前第一次肆虐非洲以来，一直像魔鬼的阴影留在人们的心里。理查德·普林斯顿的《疫区》一书，以文学笔法再现了当时的情景，去年出版，炙手可热，不足一年，再版２１次。《罗宾·库克的病毒》和《极度恐慌》两部此类题材的影片，也在同期先后问世，惊动西方。
不料，与此同时，埃博拉病毒再度悄然光顾非洲。本报驻哈拉雷记者温宪发回了特别报道——
死神叩门
那是４月里极为平常的一天。扎伊尔首都金沙萨以东５３０公里处的一个有５０万人口的城市基克韦特。
在实验室当技术员的金夫姆拖着病体来到了基克韦特城的综合医院。几天来，３６岁的金夫姆一直在腹泻和发烧。在常规检查后，医护人员认为他得了痢疾。但金夫姆入院后不久开始七窍出血不止，身体各部位陆续出现紫斑和水肿。震惊的医护人员目睹着病人极为痛苦的情景竟无计可施。四天后，已全身腐臭的金夫姆死在了医院。
这只是一场浩劫的开始。就在金夫姆死去的当天，曾护理过他的护士和一位意大利修女同时病倒了，不久后痛苦地死去。另外３位修女又在数日内以同样悲惨的情景先后死去。此外，距基克韦特２５０公里的亚萨邦加医院内，也出现了同样的病例。
可怕的病魔在基克韦特最为嚣张。那所综合医院的医护人员一个接一个地倒了下来。魔爪接着伸向城市中的普通居民，每日可闻的死讯幽灵般传遍四方。恐慌的人们开始逃向城市周围的村庄避难，一些逃亡者的身上已经携带了病毒。
已在扎伊尔呆了１３年的英国修女索菲亚说，她看到一具尸体在一处草屋内停放了３天，家人生怕染病，竟无人敢去敛尸。法国电视一台的记者组在基克韦特城外的卡普村中草屋内拍摄到一具数日无人料理的尸首。村民们说，死者的第二个妻子也已死去。村里现在没人敢与他还活着的第一个妻子接触。“如果你们在５分钟之内还不回去的话，我可就自己开车走了！”司机冲着专门赶到综合医院采访的电视记者们叫着，“要是让这些人摸你们，你们肯定会死的！”
专家色变
基克韦特城的噩耗震动了设在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总部。敏感的医学家们掂量得出此事非同小可。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协调下，国际一流的热带疾病专家、微生物学家和其他医学研究者们携带着必需的实验室设备和特制防菌服，十万火急地赶往基克韦特。
当专家们赶到基克韦特综合医院时，除了那些病得实在走不动的人员外，整个医院已经空空如也。“这是一块死亡之地，”院长姆加拉医生指着一片新插着木制十字架的坟场说，“那里全都埋葬着本院的护士们。”风尘仆仆的国际医学专家们立即夜以继日地工作起来，１６份血样被急送美国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进行化验。５月１１日，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在日内瓦宣布说，这是一种病毒的暴发传染，它不是一般的病毒，“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埃博拉病毒。”
埃博拉病毒，这是许多人闻所未闻，但令不少医学界权威谈虎色变又无可奈何的致命杀手。现代医学第一次知道这种病毒是在１９年前。扎伊尔和苏丹曾分别在１９７６和１９７９年流行过这种病毒，４００多人被夺去生命。埃博拉是扎伊尔北部一条河流的名字。时至今日，埃博拉病毒仍是一个可怕的谜。没有人知道这种病毒原生何处以及人类如何染上这种病毒。人们只知道这种病毒可通过人体血液、唾液、汗水及其它分泌物接触传染；这种病毒的潜伏期为三周；发病后３天内必然出现高烧、腹泻等症状；病毒在体内大量繁殖后，坏死的血块会将病人的毛细血管堵塞，导致皮肤出现紫肿和水疱；一般到第６天时，病人开始七窍流血不止，并不断将已在体内腐烂的内部组织呕吐出来；患者多在发病９天前后死亡；死亡率高达９０％。
非洲惊魂
世界卫生组织５月初宣布，所有曾在扎伊尔逗留过的空中旅客在到达任何国家时，都必须通知该国卫生检疫部门。扎伊尔前殖民地宗主国比利时对从金沙萨飞来的航班立即加强了海关卫生检疫。欧洲联盟发言人５月１９日宣布，禁止继续从扎伊尔进口医学实验用的猴子。埃及除对所有从中部非洲飞来的乘客进行检查，还对所有飞机机体进行喷药消毒。南非、肯尼亚、津巴布韦、赞比亚等国卫生部先后采取紧急措施，责令各航班机组人员必须在飞机着陆前向地面报告机上是否有病人；劝告人们不要再到扎伊尔旅行；陆路边界海关对来往扎伊尔的运输车辆严加检查。津巴布韦最大的报纸《先驱报》专门发表社论“扎伊尔病毒大暴发是地区大事”。津巴布韦和扎伊尔两国足球队原定６月４日在金沙萨进行非洲杯足球赛中的一场较量。连日来，津国内不断发出呼吁，要求暂时取消这场球赛，或者易地举行。坦桑尼亚等扎伊尔的邻国更是通过各种措施严加防范，并同世界卫生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同时，不少国家告诫人民不必惊恐。津巴布韦卫生部长斯坦普斯５月１７日宣布了各种防范措施后说，“在正常情况下，人们染病的可能性极小，我们在这里就像在英国和日本的人们一样安全，人们完全可以继续正常地生活。”
国难当头，扎伊尔政府５月初成立了危机委员会，协调与世界卫生组织和“无国界医生”等非政府组织的合作。５月１０日，扎伊尔卫生部宣布，政府已将基克韦特隔离起来，并实行宵禁。５月１４日，扎伊尔政府又成立了金沙萨城市委员会，专职预防、监督和处理可能在首都发生的疫情。为阻止潮水般的难民涌入首都，政府派军队把守在从基克韦特通往金沙萨的大小路口，并设置了重重路障。
惊恐万状的难民被堵在了通向金沙萨各个路口的路障前。他们在荒芜的道路两旁搭起了草棚，形成了一个又一个新的难民营，立即面临食品和饮水告罄的危机。３０００多名被阻截在距金沙萨东北１５０公里处蒙加塔的难民情况格外紧急。５月１９日，扎伊尔卫生部长恩布卡、金沙萨市市长迪阿卡和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到蒙加塔视察。饥饿的人们闻讯后愤怒地扬言，如果这些官员来时不带着救济食品的话，他们将对官员们“处以私刑”。官员们只得避开这些难民，在一个狩猎营地过夜。官员们担心，如果情况继续下去，难民们将最终冲破路障，拚死也要向金沙萨涌来。
与此同时，金沙萨市谣言四起，一片惊恐，粮价及各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成倍陡涨。
埃博拉病毒正在无情地夺去不幸者的生命。据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至５月１０日，死亡２８人；５月１８日，确诊染病者１１４人，死亡者７９人；仅仅一天之后，上述数字又分别上升至１２４人和８９人；５月２４日，死亡人数达到１０１人。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莱克莱尔说，在为期三周的潜伏期后，“死亡人数将在今后几周不断增加”，但埃博拉病毒的流行似乎已开始减弱。
痛定思痛
仅仅在１５年前，当艾滋病病毒刚刚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初露狰狞时，很少有人会想到它竟会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到本世纪末，全世界艾滋病毒携带者将达４０００万人。尽管人类至今已花费了数十亿美元用于艾滋病的科研，但其至今仍是不治之症。
一段时间以来，新的不治之症将要毁灭人类的话题正在成为西方电影制片人和作家们热衷的题材。继电影《罗宾·库克的病毒》之后，２０世纪福克斯公司不久前推出了新片《极度恐慌》。影片描写一只携带埃博拉病毒变种的非洲猴子被运到美国加利福尼亚一个城市后引起疫情大暴发，威胁到整个国家人民的生命安全。劳里·加勒特所著《瘟疫的到来》和理查德·普林斯顿的《疫区》等书所关注的正是埃博拉病毒。《疫区》一书以文学笔法描写了埃博拉病毒第一次暴发时的情景。此书出版不到一年，现已再版２１次。这些都反映了人们对自身生存环境的关注和忧虑。
尽管现代医学对埃博拉病毒的认识还极为有限，但医学家们指出，病毒与细菌不同，它本身没有细胞结构，即没有生命，但有遗传、复制等生命特征。作为微生物，不同病毒只能在不同种类的活细胞中繁殖。埃博拉病毒也必然会有某种生物作为载体才能复制繁殖。只要人们能有效地对疫区进行隔离，埃博拉病毒的传染势头是可以被遏制住的。
不少专家认为，埃博拉病毒时隔近２０年后再次在扎伊尔逞威绝不是偶然的。在扎伊尔４３００万人口中，约４４％的人住在城市，其中许多人聚居在卫生条件极差、极易传播疾病的棚户区内。全国只有１４％的人能够享用干净的饮水。即使是在金沙萨的大医院中，一次性注射针头也常常缺货；金沙萨大学医学院的病房中，常常是几个病人分享一张病床。因为缺乏资金，有的医院停尸房中堆积的众多尸体竟长达几个月得不到处理。
埃博拉病毒的流行绝不只是扎伊尔的事情。一些专家指出，当初艾滋病刚刚开始在非洲肆虐时，如果能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或许它不会成为一场代价沉重的灾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和众多国家的医学工作者正在千方百计为消灭埃博拉病毒努力工作。（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蜗牛·袋鼠·野兔
丁智勇
据报道，越南正在全国开展一场消灭黄蜗牛的运动。黄蜗牛是一种售价不菲的食用蜗牛，产于南美洲，１９９２年引进越南。３年前被“请进来”的蜗牛为何要被清扫出门呢？
原因要从湄公河三角洲和越南北方１９９４年１０月发生的水灾找起。一场大水使黄蜗牛从专门饲养区蔓延到田间、湖泊和池塘。黄蜗牛具有很强的繁殖力，又是以食水稻、蔬菜、红薯和浮萍等为主。因此，水灾带来的“蜗牛灾”使越南３万多公顷水田和河塘受到侵害。在一些受灾严重的地区，每平方米的蜗牛数量达２００多只，秧苗被吃了个精光。
黄蜗牛的泛滥，对农作物造成严重破坏，这是引入者始料不及的。然而，自然界就是处在这样一种动态的平衡之中。无论是过度的消耗，还是过度的繁衍，都会打破自然界本身固有的“度”，即使是出于良好的愿望，也可能导致生态失衡的破坏性结果。
这不禁令人联想到澳洲袋鼠的命运。袋鼠是澳洲大陆特有的动物，若干年前也曾是人们保护的对象。然而，多年的保护使澳洲袋鼠的数量急剧增多，对当地农场、生态，甚至交通、旅游都产生了一定的破坏性影响。不堪其害的当地居民得到政府的许可，已在捕杀、食用袋鼠。
从进行特殊保护到允许甚至鼓励捕猎，两者之间的反差让人深思。究其原因，亦可谓袋鼠之多逾越了周围环境所能承载的“度”。
同样是在澳洲这块土地上，兔子问题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例子。在澳洲移民之初，欧洲一种繁殖力极强的兔子也被带了进来。水草丰美的澳洲使兔子的数量剧增。它们到处挖掘地洞，破坏草场，吞噬牧草。为了消灭这种兔子，澳大利亚用一种能够传播“多发性粘液瘤”疾病的蚊子，向兔子传播这种致命的病毒。结果兔子的数量剧减，只是由于兔子后来对这种疾病产生了免疫力才没有被完全消灭。
然而，今天看来，这种不惜用病毒传播为代价的做法不免给人以“玩火自焚”的担忧。事实上，这种疾病后来由于一位法国医生为消灭自己庄园中的野兔而蔓延到整个法国，随后又殃及英国。兔子少了，蚊子却多了起来。
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一种境界。然而，人们既经历过由于过度开发和资源掠夺逾越了平衡的生态系统所需的最低“度”；也受到诸如越南蜗牛、澳洲袋鼠和兔子这类生态失衡现象的警告，因为这从另一个方向逾越了生态平衡的“度”。
生态平衡的调节如同一把双刃剑，只有符合客观规律的保护、调节，才会促进生态繁荣，保持社会持续发展；而过度捕猎、砍伐和随意干涉与影响的行为只会得到生态失衡、环境更加恶化的回报。过犹不及，也许自然界的辩证法就蕴含其中。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金涛涨处喜与忧
张国成
２０多年来，日元汇率的总趋势是上升，且不说１９７１年时的３６０日元比１美元，也不说１９９０年的１５８日元比１美元，仅说今年初的汇率还是１０３比１，可是到了４月１９日已上升到了７９．７５比１。上升速度令人瞠目。
靠日元升值，日本去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３万多美元，居世界前列。然而，日本老百姓生活得到实惠了吗？
伴随日元汇率步步攀升，日本物价节节上涨。从去年起，日本的高速公路费上涨了７％—２０％；今年３月，东京的出租汽车费上涨了８％，公共汽车费上涨了１０％；至于那些“不宣而涨”的物价，就很难一一列举了。
随着日元升值，日本有个口号，叫“差益还原”，意思是日元升值后，进口货的价格降低，把这部分差价利益还给消费者。但这种“还原”，雷声大，雨点小，仅限于极少数进口商品。例如电，日本电力大部分是靠进口原油为燃料生产的。据测算，如果电费“差益还原”，每千瓦时电仅降价９日元。如果不是所有进口商品都实行“差益还原”的话，仅这点蝇头小利是不会使人感到日元升值的好处的。
日本人要想得到日元升值的好处，只有在日本挣钱到国外花。去年日本出国人数比前年增加了２４％，人们从国外带回香水、名牌服装，甚至还有日本电器。据说，同样的东西在美国买要比在日本市场便宜２０％—３０％，搭上路费，都比在日本买合算。日本把这种现象称为“逆输入”。出不了国怎么办？通过海外通讯贩卖公司邮购。日元越升值，这些公司的生意越好。据统计，去年全国平均每月有２１３６人利用这种公司从国外购物，今年头４个月，平均每月已达到４５７２人。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日本人千方百计希望享受到日元升值的好处；同时也说明日本国内的物价并没做到“差益还原”。
如果说，日元升值虽没使日本人生活水准提高多少，但还不至于降低的话，那么，对在日本的外国人，日元大幅度升值简直是灾难。
按美元计算，日元升值使日本的物价成倍增长。例如日本产“七星”牌香烟零售价２２０日元一盒，１５年前，合０．９美元，现在则是２．５美元一盒了。如今，日本的物价合成美元，已到了惊人的程度。５公斤普通大米２１美元；一棵大白菜６美元；１公斤菠菜３美元；出租汽车起价７．５美元。难怪许多外国人到日本来，买东西时，掏出计算器一算，便摇头走开。
一位葡萄牙通讯社的驻东京记者月薪５０００美元。他说，用这笔钱在葡萄牙可生活得相当不错，还有结余。但是在日本却感到紧张。今年，日元再度大幅升值，更是雪上加霜。去年５０００美元可兑换５０多万日元，现在只能兑换４０多万，生活水平大大下降。
前美国占领军的一位军官，时隔４０多年来日本旧地重游，恍如隔世。当年那种“揣着美元的美国兵个个都是财主”的感觉一点儿也没有了，物价之昂贵，令他望而却步，空手而归。
去年到日本来的外国人只比前一年增加了２％，这与日本人出国人数增加了２４％恰成鲜明对照。许多欧美公司在东京的分支机构因不堪巨额经费开支，或缩小规模，或干脆关闭。
汇率只是一国货币对外结算的标准，因此，日元的汇率上升，给日本人带来的虚荣大于实利。但是给住在日本的外国人，给那些接受日元贷款的国家带来的却是沉重的负担。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悉尼“奥运”风波
史宗星
“如果你们不想办奥运，请举手告诉我们。”国际奥委会官员日前传给悉尼的这一信息，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悉尼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场风波起因于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今年３月的大选。大选中，自由党下台，工党执政。新政府派工作小组对悉尼２０００年奥运会的财政预算进行了清查，发现两大问题：一是实际耗资比原来设想的要大得多；二是计划交给私人投资兴建的一些项目还没落实。州体育厅长奈特批评前自由党政府的奥运会筹备工作“做得一塌糊涂”。州财政厅长伊根则宣称，办奥运会，政府将亏损８亿澳元，如私人投资不能落实的话，情况会更糟，政府开支可能超出１４亿澳元，而这一大笔钱只能由纳税人承担。伊根指责前政府“坑骗了本州的纳税人”……
这一片指责声，免不了有政党间常用的“否定对手，抬高自己”的味道。在一个多党制国家里，公众对此是习以为常的。但是，前政府的奥运会筹备工作确实被新政府抓住了小辫子。其一，在申办奥运时，自由党政府编制了两套财政预算案，一个报给了国际奥委会，另一个留在内部掌握，两者之间差额达１３亿澳元，当时在野的工党对此毫不知情。其二，计划今年４月底落实的１４个利用私人投资的建设项目中，只有主体育场、自行车场、马术比赛中心、网球馆、棒球场和国际广播中心等８项工程有人表示了投资兴趣，其余的尚无人问津。特别是作为重点项目的“运动员村”，目前还没着落。体育厅长奈特称，“运动员村”的耗资将是７亿澳元（前政府预计５亿澳元），奥运会后作为民宅出售，仅能卖得４．７亿澳元。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想找到私人投资者，不是很有把握。
然而，尽管新政府接了这个摊子，一肚子气，但并不意味着要把费力争来的主办权轻易丢掉。新任州长卡尔始终是悉尼办奥运的铁杆支持者。１９９２年９月，在国际奥委会投票的关键时刻，卡尔以新州反对党领袖身份同自己的政敌前州长费伊一起去了摩纳哥。萨马兰奇宣布悉尼获得主办权的那个时刻，他欣喜若狂。
国际奥委会发出上面的“警告”后，卡尔立即指示手下官员停止发表有损悉尼声誉的言论。他还公开承诺：州政府将全力支持悉尼办好２０００年奥运会，前一阵子发生的风波不会影响到悉尼奥运会的前途。但他补充了一句：新南威尔士州人民是有权了解真相的，有权知道办奥运会的实际花费是多少。
州体育厅长奈特日前也向新闻界表示，州政府有义务公布真实财政状况和政府的解决方案，“现在是全面实施这些方案的时候了”。他的解决方案，一个是召开私人企业家会议，动员他们为奥运会尽力；另一个是向联邦政府寻求财政支持。
澳大利亚奥委会主席科茨说：国际奥委会已经同意了澳大利亚的一些要求，取消了申办方案中计划建设的“奥运会技术官员村”，同意把几项室内比赛项目由红宝石湾的奥林匹克中心转到达令港举行。但建一个能容纳１．５万名运动员的“运动员村”和把１３个项目的比赛安排在“运动员村”附近举行等最主要的计划不变。
有人这样形容这场风波：它同６０年代兴建悉尼歌剧院时的波折非常相似。当时新州也有一次大选，工党下台，自由党取胜，后者上台后指责前者为建歌剧院而“不惜财力”，并给已上马的工程“断奶”，甚至把歌剧院的丹麦设计家气跑了。但是后来，自由党政府还是出钱把歌剧院建了起来。如今的澳大利亚人，没有不为拥有这座扬名世界的艺术殿堂而感到骄傲的。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上图：两个小男孩惊恐地等待着他们亲属的尸体被抬出医院。
左图：医学家在研究埃博拉病毒。
右图：患者被“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送去急救。
下图：电子显微镜下的埃博拉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