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高科技时代的课题：
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 “如果人类要在２１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二千五百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
——摘自１９８８年１月，全世界诺贝尔奖得主集会宣言
李锁华
发展高科技，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由于科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时代的变革必然引起文化的嬗变，这就要求人们对以往的一切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汲取其精华，使之在新的条件下发扬光大，成为高科技时代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高科技对当代社会提出的问题
高科技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为人类的进步、繁荣提供了可能。但是，高科技在解决资源、环境、粮食、人口等目前人类所面临的难题、带来新的希望的同时，也有可能造成对自然的破坏。比如，新能源技术可望从根本上解决能源危机，但也可能成为某种破坏自然的新力量；遗传工程可望创造出地球上所不曾有过的新的更符合农业、医药业等生产所需要的新物种的品系，但也可能创造出人类难以抵御的新的病原体。这种病原体一旦从实验室外泄，则将危害人类。总之，高科技的发展与开发，有可能给人类遗留下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实施高科技发展计划时，人们应考虑高科技可能带来的祸害，以避免可能出现的问题。
再从人与人的关系上来进行考察，高科技的发展，交通、通信手段的不断改进，缩短了不同国家、民族乃至个人之间的距离，便利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但是，由于人工生育技术的兴起，试管婴儿、借腹怀胎等，也可能大大削弱人与人之间的天然或传统的联系；微电子技术通过微型化、自动化、计算机化和机器人化，将会造成产业的结构性失业等等。这样，在当代特别在一个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可能加剧和加深人们之间本来就存在着的竞争和冷漠关系。进入高科技时代的社会，虽然物质方面的东西越来越多，但人们精神与感情方面的东西可能越来越少。高科技的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在高科技时代，如何调节人和自然、人和人等关系就成了当今时代的重大课题。
面对上述种种矛盾，有些西方学者曾寄希望于高科技的发展会解决贫富悬殊等诸多社会问题。然而，贫富的差距无论在资本主义世界，还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都正在继续扩大。看来，西方社会一些学者主张通过高科技发展来解决贫困者的“生存果腹”问题，依然是一枕黄粱。
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度固有的缺陷，决定了其文化立足于个人本位基础上。目前，高技术迅猛发展的西方发达国家，文化精神世界却呈现出空前的贫乏：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导致物欲的放纵；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冷冰冰的金钱与物质关系；从狭隘的私利出发，必然造成个人的精神孤独和对人生价值的困惑，使社会陷入失衡、不协调的境地。简言之，西方文化无法应付高科技时代提出的社会问题。诚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所言：“对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西方社会来说……它处于一种巨大的历史变革之中，旧的社会关系（由财产决定的），现有的权力结构（集中于少数权贵集团），以及资产阶级的文化（其基础是克制和延迟满足的思想）都正在迅速消蚀。”这道破了西方文明面临困境，并将经历一次新的历史转变。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资源
面对高科技时代的到来，西方许多有识之士纷纷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资源，以求为人类探索一种新的文化模式。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教授如此说：“中国提供了别的出路。时间可能对中国有利，因为我们一向习惯的爆炸式的生产发展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人可能比中国人更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未来的生活。”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断言：“今天保留下来的和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精神气质和中国人的人事事务在许多方面，将对日后指引人类世界作出十分重要的贡献”。西方学者的论述是中肯的。在高科技时代，我们更要吸取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智慧，它是一支优秀的民族文化，曾居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的前列。我们只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时代的需要，取其精华，推陈出新，它将在高科技时代中焕发出新的活力。笔者以为，在高科技时代，可以从价值观、伦理观、自然观等方面去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
在价值观上，西方社会以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为本位的价值观，造成了人生价值的失落。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伦、人道为中心，重视人的群体价值，将个人的权利与其对群体的义务、责任联系一起；在义利观上，主张义重于利，反对见利忘义或唯利是图。这些思想是对现代西方价值观的重要弥补。应当认识到，科学技术虽能提供人们以崭新的生活方式，但并不能完全解决人的精神困境。只有把价值观的着眼点转移到人自身建设上来，才能培育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统一的新人。
在伦理观上，由于西方社会以个人本位为人生准则，导致道德价值衰落。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对高科技时代的人文建设无疑有着重要意义。几千年来，中国思想家们致力于社会治理，探求“治世之道”，在伦理道德方面有着丰富的精神遗产，有利于救治西方社会所陷入的“人文困境”。如在人生目标的追求上，中国人历来注重把道德修养放在首位，注重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提出“仁者爱人”，把“爱人”作为道德的准则，强调的是人与人关系的互补、忠诚、献身、责任和义务的崇高品德，并提倡相互尊重、相互谅解，强调个人与组织的统一，这些都起到了调节人际关系、增强群体凝聚力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还重视“以文化人”，主张“内省”，强调个人品行的修养，这对协调人的心态平衡，解决现代人的精神困惑，提高文化品质也不无裨益。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韩国等，在加速现代化的过程中，努力倡导新儒家主义，自觉寻求儒家伦理道德的重建，以弥补因追求物质的富足而带来精神匮乏的问题，调节社会矛盾，就是一个佐证。
在自然观上，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是“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天人合一”指的是“天道”、“人道”的结合。天道指自然界的变化法则、规律；人道指的是道德准则和治国原则。“天人合一”观把天道、人道的谐调视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境界，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一思想正是西方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所欠缺的。在经历了二三百年西方工业文明的洗礼之后，人类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征服自然的能力，但同时也带来了全球性的巨大的生态灾难。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调天人和谐的思想，对于正确回答人类应如何对待自然，人类的发展该向何处去等重大时代课题，无疑具有指导意义。１９８８年１月，全世界的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集会，会后发表的宣言指出：“如果人类要在２１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二千五百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
每一种文化都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地域性，而优秀的民族文化必然在时代性中包含了永久性，在地域性中包含了一般性。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一般性、永久性的文化因素正是高科技时代的文化建设所应当努力发掘的。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因素，必将在未来高科技时代文化建设中焕发出永恒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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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当代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
程孟辉
西方美学研究在中国已不是一个新的课题。中国学者最早接触西方美学可以追溯到戊戌变法时期，那时，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出现，一些有识之士（如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在熟知中国古典美学的基础上，大胆地吸收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美学成果，并开始用一种新的审美眼光和研究手段探讨艺术的特性和审美本质等问题。此外，从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起，宗白华、邓以蛰、朱光潜等先生对西方美学也进行过介绍和研究。可以说，这些学者是将西方美学传入中国并为当代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奠定基础的可敬的先驱。然而，这只是中国人研究西方美学的前奏。西方美学思想真正大量地传入中国并为国人所重视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尤其是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只有在这个时期，我国的西方美学研究才从量的概念上见出了规模，从而在质的方面有了飞跃性的突破。
当代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初，中国美学界在百家争鸣大讨论的浪潮推动下，对西方美学研究做了一些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的来说还是显得较为薄弱。有关西方美学名著的翻译介绍寥寥可数，当时出版的汉译名著大概只有帕克的《美学原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下卷）、黑格尔的《美学》（第一卷）和丹纳的《艺术哲学》等几种。中国学者自己撰述的研究之作也很少，《西方美学史》（朱光潜）和《西方美学史论丛》（汝信）可以说是当时在这个领域仅有的代表作。
第二阶段即８０年代至今，这是我国西方美学研究蓬勃开展的黄金时期。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迎来了新的春天。学者们先是从浩如烟海的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中精选出一批富有思想和学术价值的名著译介给国人，如通史方面有英国新黑格尔主义者鲍桑葵和美国当代美学家吉尔伯特、库恩分别撰写的两部《美学史》以及前苏联学者舍斯塔科夫的《美学史纲》；断代史方面有欧洲著名美学家塔塔科维兹的《古代美学》和《中世纪美学》等。这些中译本论著的问世，大大促进了我国西方美学史研究活动的开展。汝信的《西方美学史论丛续编》、蒋孔阳的《德国古典美学》、杨恩寰的《西方美学思想史》、阎国忠的《古希腊罗马美学》和徐纪敏的《科学美学思想史》等，都是我国学者在西方美学史研究方面的重要之作。
除了西方美学史方面的研究外，对现代西方美学的研究则是我国当代西方美学研究的又一重点。现代西方美学流派大多产生和形成于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以来的各个不同时期，它们分别代表了各种不同的美学理论思潮。这些流派有的历久不衰（如完形心理学美学），有的风靡一时（如结构主义美学），有的至今余波未逝（如符号论美学），有的则方兴未艾（如解释学美学）。２０世纪是整个人类科学和精神文化生活进入迅速发展和重大变革的时代。要变革就意味着对旧的传统观念和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否定。现代西方美学从总体上说就是在这种全面反传统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时也体现了这种反传统的时代特征和基本倾向。现代西方美学是一个广阔的理论层面，尽管它的内部派系林立，学说众多，但其基本宗旨就是要对传统的美学进行反叛和否定。因为，在它看来，旧的传统美学已经无法表现新的时代生活，而必须开创一种更鲜明更有生命力的美学形态来取而代之。这倒并不是说现代西方美学家们已经完全抛弃了传统美学，相反，他们正是在对传统美学作严格审视的基础上把理论研究的目光转向未来和新的领域。这就是为什么现代西方美学流派众多、学说纷呈、百家争鸣、精英辈出的原因所在。不过，在研究中学者们发现，尽管这些流派的研究方式和手段各各不同，甚至同一流派内部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也有差异，然而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它们都试图对传统美学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作出新的思考和解释。
近十多年来，我国学者在对传统西方美学作了较为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与之有关的西方艺术史、艺术原理以及现代西方美学流派各主要代表及其思想逐一予以研究考察。反映这方面成就的主要代表作有《当代西方美学》（朱狄）、《２０世纪西方美学史》（张法）、《现代西方美学史》（朱立元主编）等。此外，由汝信主编的《外国美学》在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是目前我国西方美学研究的主要学术园地。此刊以相当大的篇幅比例重点刊载近年来我国学者在现代西方美学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文章。这些文章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迄今我国学者西方美学研究的水平。
在当代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中，学者们普遍感到，现代西方美学研究较之西方传统美学研究，其难度则要大得多，因为后者的发展线索比较简单，历史上的美学家及其思想和个性特征也早已为世人所定评，因此，为人们所易于把握。但现代西方美学则不然，对其研究的最大困难就在于：它不但流派众多，而且各流派之间的关系纵横交错，极其复杂，真可谓“剪不断，理还乱”。我国学者在对这些流派的界线划分和现代美学家的流派归属以及对每个流派理论主旨的概括、提炼和对其理论来源的探索等方面，历来感到很棘手。他们认为，如果要对这些流派作一刀切的划分，定会将研究导入误区。只有根据这些流派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实际情形，采取一种灵活的方式，对其划而不死，引“派”入“流”。现代西方美学从其表面看，似乎与传统美学彻底决裂，但只要深入研究，就不难发现，它的唯心主义理论往往是在西方传统唯心主义的一个新的断面上加以扩张、变形发展而来。因而有“流”就有“源”，并且各派之间尽管争论得十分激烈，但仔细研究其理论的深层根源，又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结构关系十分微妙、复杂。
当代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经过我国学者多年的不懈努力，迄今已形成一定的气候和规模，并已逐步开始由表层走向深化。然而，西方美学中仍有许多未知的领域有待于我国学者去进一步开发，许多问题之谜仍有待于人们去探索和开启。尽管当代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总体来说还是不很系统全面，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缺陷。例如，迄今还有许多重要的西方美学名著因限于人力、物力、学术水平等原因而未能译介给国人；其次，由于研究队伍中有的人受急功近利心理动机的驱迫，致使有的译著（文）和论著（文）质量欠佳，甚至粗制滥造；有的不加分析地盲目崇拜，一概照搬，无谓地歌颂和吹捧；有的在研究中缺乏严谨的考证和理性判断，一叶障目，以偏概全，甚至穿凿附会，妄下论断；有的玩弄概念游戏，哗众取宠，故弄玄虚；有的缺乏独立思考，人云亦云，如此等等。这些都是我国西方美学研究领域的问题所在，务必引起研究者的深刻注意。
必须承认，西方美学是关于西方人审美意识的科学，它是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人的精神品格以及他们的文明和智慧。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固有的甚至是本质的差异。我们今天之所以要研究西方美学，就是要吸取西方美学中的优秀成果，从而丰富和发展我国的民族美学研究事业。在如何对待西方人的美学观念问题上，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既不盲目崇拜，也不一概排斥。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分为二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方法对待西方美学。这是我国学者从事西方美学研究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我们恳望广大学者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在西方美学研究领域一如既往地辛勤耕耘，再接再厉，取得更大的成就，从而将当代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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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金融转轨与发展》评介
苏耀彬
在当前金融改革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呢？又是怎样一个政策呢？一句话，金融应当怎样向市场经济过渡。黄志凌等撰著、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金融转轨与发展》一书从理论上回答了这一问题。
该书在总结我国金融发展的经验教训后，比较客观地提出了深化改革的方向。长期以来，国家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的资金供给方式是供给制。国有企业依赖政府获得资金甚至是廉价资金，并且不爱惜资金的使用，长期占用不归还，银行无法收回资金难以负责自身的盈亏，政府或行政领导则通过行政干预银行的资金使用。这样的结果是三方均不满意，更重要的是资金需求量愈来愈大，使用效益却愈来愈小。因此，应变资金供给制为信贷制。改为信贷制以后，企业要承担风险，有了外在的压力，形成了内在的动力，银行则可使用信用放款或抵押贷款，保证资金能及时返回，形成信贷盈亏责任制。政府则可通过产业信贷政策来指导资金的使用，减少对企业和银行的过多干预，使银行的信贷按其应有的规律运行。
该书指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银行的职能是统得过死、过多，不利于金融管理职能的充分发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应该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国有银行为主体，建立政策银行和商业银行。这样，中央银行可将调控手段和方式尽快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使商业银行企业化，并且充分发挥其作用。同时应看到，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尚不发达，如不建立全国统一的金融体系是不可能广泛参与国际金融合作的。因此，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货币市场，打破地区的封锁，正确引导资金流向，扩大外汇市场的交易范围，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以至资本项目的兑换。
该书还指出，市场经济应当是法制的经济，人们都应在法制的条件下，开展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发展经济。金融改革也要加强立法工作，要使金融管理法律化、规范化和自律化，使金融活动的进行处于有序的状态。但是，人们也感到金融改革已严重滞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是完全必要的。该书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及我国金融体制的历史、现状，比较实际地提出了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金融制度中出现的一些矛盾的具体解决办法。如怎样进行利率决策、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资金问题的解决办法等等。作者针对我国金融改革的具体情况，提出了问题，进行了比较详尽的分析、研究，并有效地把理论研究和可操作性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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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面向２１世纪的企业文化
吴智洋在《建设面向２１世纪的企业文化》一文中指出：企业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子系统，既是全新企业管理理论的体现，又是经营哲学、价值观念、企业精神、职业道德和行业规范的总和。
建设面向２１世纪的企业文化，其积极效应是多方面的。它可以使企业确立独特的经营思维模式，构筑具有本企业特点的经营哲学、经营战略，积极有效地参与市场竞争；它可以使企业形成独有的企业形象，诸如优质的产品形象，优良的服务形象，优秀的员工形象，优美的环境形象，并以这一系列无形资产在竞争中克敌制胜；它可以使企业追求卓越的价值观，增强员工的危机意识、责任意识和竞争意识，以形成真正意义的企业命运共同体；等等。
建设面向２１世纪的企业文化，必须树立正确的经济文化发展观。在汲取外来优秀文化的同时，尤其要注重继承我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的合理内核，如以“仁”为中心的人际关系准则，以“义”为基准的义利选择，以诚信为本的伦理道德观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企业文化建设成绩卓著。对此，作为企业人格化代表的企业经营者，必须高屋建瓴，总揽全局，把握经济—文化—社会的三维建构，牢固树立文化意识，从社会大文化中吸收养分，以建设具有个性特征的本企业文化。在此，企业经营者的文化素养对企业文化的认知程度，对一个企业的文化建设，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抓企业文化、促经济腾飞，应该是企业经营者责无旁贷的神圣职责。站在２０世纪末的领地，瞩目２１世纪的时空，我们可以预言，谁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和竞争，谁将赢得这场跨世纪之战的胜利。
（摘自《哲学大视野》１９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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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科书讯
《太平天国史丛书》
《太平天国大辞典》出版
《太平天国史丛书》与《太平天国大辞典》已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分别出版。《太平天国史丛书》为二十个专题，共计十五种专著，它们的名称是《太平天国经济史》、《太平天国开国史》、《太平天国政权建设》、《太平天国军事史》、《太平天国地理志》、《太平天国与列强》等。
《太平天国大辞典》集中了全国六十多位专家学者，经过七年的辛勤撰著。它是一部反映我国太平天国史研究水平的详备的工具辞书。共收词目三千五百七十八条，一百二十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