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农村经济观察
农户存粮与粮食安全
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
编者按
１９９４年我国粮食供求形势的主要特征是：供给量有所减少，需求量稳定增加，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但结构不平衡和地区不平衡加剧。与此同时，粮食价格大幅度上升。这一问题引起了社会各方面普遍关注。为了正确判断我国粮食供求形势，我们特地发表了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关于全国农村住户抽样调查的资料报告。这份报告对当前农户存粮和售粮情况进行了分析。总的看来，农户存粮在安全线以上，并有一定数量的可售余粮，但农户存粮和可售余粮并不多，且分布很不平衡。北方省区市农户存粮和余粮多于南方，部分地区农户存粮低于安全线标准，已无余粮可售，特别是一些受灾地区农户缺粮严重。诸如此类的问题，应引起大家警觉。
（一）
１９９４年末农户人均存粮比上年增加８公斤，增量偏少
农户存粮是指农户年末实际拥有的各种原粮总和（包括口粮、种子、饲料用粮和可售余粮等）。根据全国６６９４０户农村住户调查资料计算，１９９４年末，农户人均存粮为５４１公斤，与大丰收的１９８４年比较，农户存粮大幅度增加，人均增加２６２公斤，增长９４％，平均每年增加２６．２公斤，增长６．８％。但与１９９３年比较，仅增加８公斤，增长１．５％。１９９３年人均存粮比上年增加７５公斤，增长１６．４％，是１０年来农户存粮增加最多、增长最快的一年。短短两年，之所以出现如此明显的差别，其主要原因：一是１９９３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即４５６４亿公斤，而１９９４年则减产１２０亿公斤；二是在大丰收的１９９３年人均出售粮食仅１５９公斤，比上年减少７公斤，而在减产的１９９４年人均售粮１９０公斤，比上年增加３１公斤。在粮食消费保持基本不变的情况下（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９４年人均粮食消费分别为３７６．９公斤和３７６．２公斤），农户粮食生产和出售一减一增导致当年的粮食结余大幅度减少。
（二）
农户存粮水平差别较大，有１２个省区市农户存粮减少
１９９４年，农户存粮最多的是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人均存粮在１０００公斤以上。其中黑龙江最多，达１８５８公斤。存粮最少的省区是广东３０１公斤、广西２８３公斤、福建２７２公斤、贵州２６６公斤。
与１９９３年同期比较，天津、辽宁、吉林、江苏、福建、河南、广西、四川、西藏、陕西、甘肃、宁夏等１２个省区市农户存粮减少。这些地区存粮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当年粮食减产，而出售增加。
（三）
存粮安全线与可售余粮
１９９４年与１９９０年比较，随着农户存粮增加，农户存粮的安全程度有很大提高，安全系数由１９９０年的１．３３提高到１９９４年的１．６６；同时农户出售余粮的能力也大幅度提高，由１０８公斤提高到２１５公斤，提高了近一倍；与大丰收的１９９３年比较，农户存粮的安全程度及售粮能力都有所下降，安全系数下降了８个百分点，余存比例下降２．８个百分点，人均可售余粮减少１２公斤。
根据计算，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农户人均可售余粮高达１０００公斤以上；其次为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和山西５省区市农户人均可售余粮在５００—７００公斤之间；湖南、四川和上海三省市农户人均余粮不足１００公斤；福建、贵州、广东、广西、云南和西藏等６省区农民存粮低于安全线标准，已无余粮可售；其他各省农户人均余粮大都在１００—３００公斤。可见，我国农村余粮分布的基本特征是北方多南方少。
（四）
部分地区农户缺粮严重
就全国平均水平而言，农户存粮在满足基本需求以后略有结余，但由于存粮分布不平衡，部分农户缺粮已不可避免，特别是在６个无余粮可售的省和几个受灾严重的省区。广东和福建两省各有５０％左右的农户存粮在安全线以下，不过，由于这两省农民收入较高，耕作周期比较短，粮食问题解决起来相对容易些。需要格外重视的是像贵州、云南、广西、西藏、河南和安徽等这些经济不发达的老缺粮区和受灾区。据统计，１９９４年末贵州有３４％的农户人均存粮低于１５０公斤，有８０％左右的农户人均存粮低于３００公斤；云南有２９％的农户严重缺粮；河南省农户平均存粮在安全线以上，但由于部分地区受灾严重，有４７．５％农户年末存粮在３２６公斤以下。
（五）
第一季度农户售粮与上年同期持平
农民并没有受高价格刺激而踊跃售粮。
根据农村住户调查季报资料计算，１９９５年第一季度，全国农户人均售粮４６．７３公斤，与去年４７．３２公斤基本持平。今年第一季度粮食平均价格是每公斤１．３３元，比上年同期上涨了６０％，但农民粮食出售量并没有提高。
农民售粮不够踊跃的原因有这样几个：
上年粮食减产，农户人均存量增加不多。
农民在第一季度售粮是很有节制的，并不因为粮价高而把余粮都卖出，而是根据生产和生活的日常需要，在全年４个季度里分期分批售出。１９９４年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较快，粮食生产成本大幅度增加，抵消了大部分粮食价格提高带来的好处，所以农民并没有很高的售粮积极性。在通货膨胀条件下，农民已觉察到储存粮食是划得来的，也是最安全的。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惜粮、有限售粮是理性的。
（六）
农民现有余粮是过去历年积累的结果，是低消费水平下的剩余
在扣除必要的消费和储备以外，农户现阶段拥有余粮并不是很多，人均只有２１５公斤，只够消费半年。如果我国畜牧业和粮食加工业进一步发展，粮食需求进一步扩大，那么农户当年结余的粮食将会减少，甚至没有余粮。１９９４年已出现了这种情况。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粮食生产，只有粮食产量提高了，农户和国家的粮食安全程度才能真正得到提高。
（七）
建立国家粮食安全体系是积极引导农民扩大生产、更新观念和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有效手段
农民手上拥有一定的粮食储备是必要的，但从保障市场稳定看，必须有国家或社会的粮食安全体系。如果国家能够建立一个针对农民的类似于粮食银行性质的粮食安全体系，则会鼓励农民向国家售粮，降低农民存粮数量。
（八）
要做好缺粮省区、缺粮农户的救济工作
在认识到大部分省区、大部分农户有余粮的同时，还应当清醒地看到全国还有部分地区农户存粮低于存粮安全线，即使在农户存粮高于安全线的地区仍然有部分缺粮户，特别是灾区、棉区等经济作物区缺粮户更多。因此，一定要做好缺粮户的粮食供应、救济工作。
否则，部分地区的粮食供求矛盾很可能引起局部地区的粮价高涨和通货膨胀。
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依法用地·依法管地
农民非法占地建房案
何雄飞
案情
浙江省某县农村居民××于１９８８年下半年向村委会申请占用耕地６４平方米建住宅。但他仅在当地镇人民政府同意，人民政府尚未批准的情况下就擅自按６４平方米面积筑基建房。１９８９年３月，县人民政府批准××占用耕地６０平方米建房，××不仅未按县人民政府批准的面积修正宅基后再行施工，反而进一步扩建阳台，新占耕地１４平方米，两项合计非法占用土地１８平方米。当地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依法对××非法占用土地行为作出处罚决定，没收××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房屋１８平方米。
评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３８条中规定：“农村居民建住宅，应当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使用耕地的，经乡级人民政府审核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使用原有的宅基地、村内空闲地和其他土地的，由乡级人民政府批准。”“农村居民建住宅使用土地，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第４５条规定：“农村居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或者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
上述两条法律规定说明，农村居民建住宅，不论使用何种土地，均须根据拟用土地的性质，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即属非法占用土地，应当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本案例中某县人民政府按照浙江省规定的标准，批准××建住宅用地６０平方米，而××却实际使用了７８平方米，显然，超出的１８平方米土地属于未经批准而非法占用。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依法对此作出没收××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房屋１８平方米的处罚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稀缺，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们每个公民都应当自觉遵守国家有关土地的法律法规，积极争做珍惜土地、节约用地的模范。
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农村杂谈
“农转非”感言
凌虚
笔者这里要说的“农转非”，不是指城乡户籍变更迁移之类的话题，而是另外一些令人忧虑的“农转非”现象。
一是农用资金“农转非”。本来国家用于农业的投入就不够，然而，在一些地方有限的农用资金竟常常被“农转非”挪作他用。让他买化肥的，他拿去倒了钢材；让他收购农副产品的，他拿去炒了地皮；让他兴修水利的，他拿去买了轿车。
二是耕地的“农转非”。这些年，很是热了一阵的“开发区”，便是以耕地的“农转非”作代价的。在一些地区的一片良田沃土，围起一道围墙插上一块木牌就成了“开发区”，至今没有开发，好端端的良田，凭它杂草丛生，有的甚至成了工业垃圾的堆积场，直闹得“米袋子”“菜篮子”基地大打折扣。
三是“农技人员”的“农转非”。眼下，农技人员“下海”、“走穴”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南方某省对四个地区调查，去年农技人员“农转非”达１４００多名。如果是人才合理流动，农技人员凭一技之长干其它行业倒也无可非议，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去年华北大平原棉铃虫肆虐，以致棉田大面积减产，恐怕与农技人员“农转非”不无关系。
喜忧参半的是农村劳力的“农转非”。青壮劳力外出打工，老少妇女在家种地已成了内地农村、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农村的一大特色。经济欠发达地区部分劳力出外做工，既缓解了发达地区劳力短缺的矛盾，又给外出农民增加了收入，这确实是桩好事。但什么事都得有个度，如果都一窝蜂地跑出去，家里的责任田任其撂荒，那就不应该了。当地政府应积极组织、引导，不要拣了芝麻，丢了西瓜。俗话说，人哄地皮，地哄人肚皮。
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防止荒漠化·我们共同的责任
黑风暴的警告
本报记者周泓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潘梦阳
天上，飞机盘旋着，颗颗经过特殊处理、包裹着药物以避鸟鼠的沙生植物种子天女散花似地撒向一望无际的大沙漠。这是国家花费巨资给荒漠化土地播撒的绿色希望。
地上，一群群农民正在茫茫的黄色沙地里寻觅着一棵棵甘草。这些农民对于前来劝解的干部的回答是：我连肚子都吃不饱，还管得了子孙万代吗？
“防治荒漠化”这项造福子孙万代、事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事业，在这些人眼里还是很远的事情，暂时与自己无关；即便是身处沙区，身受沙害的沙漠人，也是先解决他一家一户的肚子问题。因此，挖甘草，砍灌木，滥放牧，求的是眼下能够得到现成的利益。而这里的农民也知道，荒漠化地区里宝贵的甘草是紧紧挽住耕地荒漠化的一丝微薄力量，挖１根甘草方圆３到５平方米的土壤就会沙化。
黑风暴袭来
宁夏银川市，１９９３年５月５日上午天气晴朗，蓝蓝的天空上飘着几朵白云。突然，一阵狂风刮来，一座形似黑色大山的蘑菇云团扑来，其颜色不断变换，黑色、黄色、红色，翻滚着迅速移动。没几分钟，银川市就陷入一片漆黑之中，狂风怒吼，飞沙走石，整个城市伸手不见五指……这是记者在气象部门看到的用摄像机记录的情景。
对这次强沙尘暴进行调查的林业部专家考察组的分析是：大风是造成沙尘暴天气的必要条件之一。但光有大风也形不成沙尘暴，北京１９９４年４月的一次大风刮倒了广告牌却没有形成沙尘暴，是因为近几年来京津地区绿化抓得好，刮大风不起沙。起沙的条件之二是地表上沙质物质的存在。西北地区近几年沙尘暴越来越频繁，灾害越来越严重，就是因为乱垦荒和不合理开发、过度放牧和大量破坏性地挖甘草、搂发菜，原始植被和地表结构遭到剧烈破坏，形成了大量的活动的沙物质，大风卷起形成沙尘暴。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破坏植被最直接的回报。
吊庄的教训
三面环沙，一面靠黄河的宁夏陶禾县月牙湖一带，光、热、水、土资源丰富。宁夏１９８６年把“中国贫困之冠”的西海固干旱山庄１０００多户贫困农民迁移到这里，命名为“吊庄”，自治区投资１７６４万元建设了扬黄灌溉工程，吊庄农民开发荒地２万多亩。一年打基础，二年得温饱，三年走上了致富路。
膨胀的致富欲望使吊庄人的目光盯住了经济效益很好的中药材——甘草。３万亩原始植被被破坏；又有上千户的农民采集周围的梭梭、白茨、沙蒿等沙生植物作烧柴。１．３万亩固定沙丘变成了流动沙丘，原来留存的稀稀拉拉的几丛树木也被砍掉，沙魔开始侵袭这里，灾难的到来已经不远了。
１９９３年５月５日，席卷宁夏、甘肃、新疆、内蒙古四省区的强沙尘暴（俗称黑风暴），一夜工夫就把吊庄人８年来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２．１万亩农田全部被毁。其中１８００亩农田全部被流沙掩埋，当年播种的９０００亩庄稼几乎绝产。２１３公里长的水渠全都被沙埋住，２８户人家１５８口人弃家出走。
相反，与吊庄仅一沟之隔的头道墩陶禾县林场，由于造林形成了纵深达５０米的防风固沙林带，尽管同时遭到黑风暴的袭击，农田却没有受到什么灾害，当年收成基本能够满足需要。
黑风暴的警告
１０年前，在宁夏银川这大西北的好江南，春天还时常能见到不断线的毛毛细雨。这得益于宁夏银川的４０００万株宝贵的树木。然而，小小的天牛这“无烟的森林火灾”，１０年间把这４０００万株树木蛀得面目全非，树木被迫忍痛砍掉。现在，宁夏银川第二代农田防护林网还没有长起来，春天就再也见不到毛毛细雨，而是一年比一年严重的干旱。在西海固山区，今年的农作物又有上万亩因为干旱绝产，而且凡是有风的天气，无处不起沙。
应当说，我们防治荒漠化的成就是显著的，但是，人为的破坏也同步进行，治理的速度仍然赶不上荒漠化扩大的速度。近几年来，荒漠化每年扩大２１００公顷。据中国科学院沙坡头沙漠研究实验站的数据表明：仅１９９０年８月至今，大气中的降尘量平均每年递增１９２．５％，大自然向人类打出了黄牌警告。
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乡镇企业大世界
从贫困户到企业集团
——记优秀民营企业家刘嘉林
安轩
十年前，刘嘉林是个普通农民的儿子。今天，他成为“四川省十大杰出青年”、“中国优秀民营企业家”，统领着年产值上亿元的企业集团。
刘嘉林至今仍清晰地记着１９８５年春的那个夜晚，寒风呼呼地刮着。在四川东北部岳池县一户农民的土坯房里，一位地道的普通农民用川北口音说：“我把你们４兄弟叫到一起，想想办法，怎样才能使我们这个家富起来。你们都大了，要结婚，要房子，要家具，这些都要钱，这得靠你们自己干！”说这话的人叫刘显合，已５０多岁了，他的４个儿子围在身边，其中最小的一个叫刘嘉林。
这次“家庭会议”之后，他们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养鱼、养鹌鹑、养兔、打米磨面、加工竹筋……均告失败，并且背上了３０００多元的债务，意识到再不能瞎打误撞。刘嘉林、刘达富这两个刘家最有知识、最有文化的青年，开始求助于科学。他们经过潜心研究，借鉴别人的经验并加以改进，终于研制成功了一种饲料添加剂——生猪速催肥剂。这真是一个奇迹，用１５０克添加剂拌和５０公斤传统猪饲料，３个月就可以使１５公斤左右的猪长到１００公斤。为了尽快将他们的发明推广出去，刘嘉林印了几千份广告，每天提着扩音机和哥哥们走乡串镇宣传，耐心地为乡邻示范，在县里的扶持下刘家的养猪新法很快得到了张扬。
科技的力量使刘嘉林家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他们从困苦中挣脱出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着奇迹。从１９８７年开始，刘家养猪和生产“快速催肥剂”的产值、利润、税收连年翻番。到１９９１年，他们家年产值已接近千万元。
１９９１年，经过成都市有关部门批准，刘嘉林和他的父亲举家迁往成都市龙泉驿开发区。并在那里办起了四川省最大的饲料添加剂厂。就在这年，２３岁的刘嘉林接替了父亲的帅印。
刘嘉林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决定上“美美香”新产品。他认为一个成熟的企业决不能靠一个单一的产品取胜市场，必须多元化发展。美美香是一种高科技产品，实际上就是猪食的“味精”，这在国外不足为奇，而在国内还是空白。于是，投巨资建厂房，买技术，买设备，聘请专家攻关。经过两年的时间，他们生产的美美香已在大半个中国打开销路，产值已近千万元，利润超过２００万元。企业不仅获得丰厚回报，还填补了一项国内空白。
刘嘉林拍板的第二件事就是“打入”国家级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他家创办的“安都企业集团公司”，以四川第一家农民民营集团公司的名义在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安营扎寨了。
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安都这家农民集团公司又创办了下属乐山安都养殖总公司、成都东洋榻榻密有限公司、安都天然保健品开发总公司、安都东海商贸公司、安都科农饲料有限公司等十多个子公司。产品从单一的饲料已发展到几大类、几十种，在全国２０多个省、市、区设有机构和销售网点。仙牌灵芝茶等高科技产品已销往全国，员工从几十人发展到近千人，产值１９９３年已近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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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多些农机维修点
编辑同志：
近年来，农村各种中小型农机具普及率越来越高，然而与之相应的维修点却少得可怜。笔者曾对６０余个村庄进行抽查，结果９０％的村庄无一处农机维修点。
收割机断了链，拖拉机坏了胎，本来稍加修理便很快能用，而现在往往是每坏便要闲置多日，往返几次镇上或城里才能修好，费力误农时。
要解决这一问题，亟需农机及政府有关部门多想办法，在农忙季节增加农机维修网点，并尽可能地维修到户，服务到门，形成农机的销售、维修服务一条龙，既解农民之忧，又开营销之路，何乐而不为呢？
山东省诸城市石门工商所金永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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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新事
衡阳７２万农家院落成为“聚宝盆”
本报讯衡阳市地处湘南丘陵，山岗遍布。１９９２年，市委、市政府决定把发展庭院经济作为引导农民奔小康的战略措施来抓，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开展庭院经济“五个一”活动，即喂一栏猪、放一塘鱼、养一群鸡、种一园果和办一个加工厂。与此同时，市里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允许农家房前屋后的空坪隙地自由流转。各职能部门也主动为农民发展庭院经济提供低息贷款，搞好技术培训，统一组织良种、良苗，统一调进饲料，统一防疫，统一购销。
庭院经济的发展，成为衡阳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如今，该市的七县两区中，已形成瘦肉型猪、湘黄鸡、鲜鱼、特种水产、反季蔬菜、小水果、商品牛羊、板栗、蛋鸭、蜂蜜１０大基地，这些基地给广州、深圳等城市居民“菜篮子”提供商品１８亿多公斤，总额逾３０个亿。庭院经济又成为当地农民致富奔小康的“摇钱树”。迄今为止，全市已有７２万多农户从事庭院开发，其中年纯收入５０００元以上的达７．８万户。（蒋中任王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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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年还种花生吗
又是一年播种时节。然而，豫北滑县的农民朋友却蹲在地头犹豫着：花生，今年还种不种？
１９９３年底到１９９４年春天，这里花生的收购价格每５００克曾高达１．６元。种花生收入多，投入少、易管理，去年该县出现了家家种花生的局面。然而，不少人将花生“窝”在家中，等待价扬，不料花生的收购价一跌再跌。目前，滑县农民手中尚有１５００多万公斤花生待售。慈周寨乡几位农民贷款２０万元，以每５００克１．５元的价格收购了大量花生，眼下看来是赔定了。望着库存积压的１５万公斤花生，某乡供销社主任无奈地说：“这市场变化太快了！”站在市场门口，滑县的农民朋友想尽快知道，下年的花生市场怎么样。
河南省滑县慈周寨王子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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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全国率先推出“农村电费公开榜”的长清县供电局，今年上半年又为农民减轻电费负担80万元。刘建军 李震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