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6月28日人民日报 第11版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进化论的斗士科学普及的先驱
——纪念赫胥黎逝世100周年
内容提要:赫胥黎一生为宣传和发展达尔文的进化论作出了杰出贡献,一直到死未曾稍懈。他还为科学普及进行不懈努力。他的这种坚强毅力和科学精神,永远受到后人的景仰。进化论在“五四”前后在中国影响了几代人,而进化论传播到中国,是从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开始的。
叶笃庄
英国伟大的生物学家T·H·赫胥黎生于1825年5月4日,1895年6月29日逝世,今年是他的逝世100周年。赫胥黎的名字,由于著名学者严复翻译出版了他写的《天演论》,曾在中国广为流传。
赫胥黎出生于教师家庭,家境困难,早年失学。他于16岁开始学医,之后,获得奖学金,进入“查林十字医科学校”。在校时,争分夺秒,非常用功。那时,他曾用德国著名诗人歌德的诗句作为座右铭:“正如一座星辰呵,永不匆忙,也永不休息。”1845年,他20岁时,在《医学公报》上发表了第一篇科学论文,讨论人类的毛根上的一层膜,后来这层膜就称为“赫胥黎层”。
1846年早春,他完成了医学学习,并在伦敦大学考试合格,获得医学士学位。从此,他便步入社会,一生丰富多彩。概括起来,正如他自己在《自述》中所说的,共完成了四件大事,那就是:“科学的普及;科学教育的发展和组织;参加进化论无休止的大论战和小冲突;坚决反对教会精神和教权主义,无论是英格兰的还是其他地方的,无论是属于什么教派的,都一概反对,他们是科学的势不两立的敌人。”
科学考察和《进化论与伦理学》
毕业后,赫胥黎迫切需要解决的是饭碗问题。于是,他给英国海军军医总监写了一封求职信,不料几天之后他就接到了通知,通知他去政府办公大厦谈话。他在指定的时间前往,投进名片后,在接待室候见。不一会,总监拿着他的名片走进室内,第一件事就是把名片还给了赫胥黎,说道:“你也许在别处用得上它,要注意节约!”从这个小故事看来,这位高官亲自接见刚毕业的一个学生,大概官僚习气不会严重,同时这也许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一点表现吧。接见后,经过考试合格,赫胥黎被编入“胜利号”旗舰的花名册中,在哈拉斯医院服务。
在哈拉斯医院服务几个月后,21岁的赫胥黎被派到“响尾蛇号”军舰担任助理外科医生,随船去澳大利亚进行探险考察。当时,英国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向海外扩大市场,寻找原料基地,并为侵占殖民地作准备,经常组织一些探险队到世界各地进行探险考察。每次考察时,船上照例要安排一位博物学者参加,以便从事资源调查工作,赫胥黎在航行中就要兼做这方面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英国三大生物学家,科学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享有世界声誉的植物地理学家胡克,以及赫胥黎,都曾参加过这样的探险航行,而且都从其中得到了莫大收获。如达尔文说:“‘贝格尔号’的航行是我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件事,它决定了我的整个事业。”赫胥黎也说:“这次航海对我个人的锻炼是非常有价值的。”由此可见,实际考察对于科学工作、特别是对生物科学工作是相当重要的。
“响尾蛇号”1846年12月从普利茅斯港出海,航程历三年零十个月。在这期间,他用简陋的仪器对海洋生物的形态和生理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并把结果陆续寄回英国。经过这番实践,他已是一位成熟的动物学家和人种学家了。1850年回到英国后,受到了科学界的普遍欢迎,一年后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两年后获得皇家生理学奖章。此后,经过数十年不断的奋斗,其成就和声望日隆,终于在1883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主席,但因健康关系,未能终任,于1885年辞去了这个科学荣誉极高的职务,从伦敦移居到南萨里的白垩丘陵地区退隐。即使在晚年,他依然斗志昂扬,全神贯注地投入了和神学家格拉德斯通的长期论战,主题是关于《圣经》的《创世纪》中那些“创世”故事有无科学根据。1893年5月,在他去世的前两年,在牛津大学做了最后一次讲演,题目是《进化论与伦理学》,这就是严复翻译的那部在中国风行一时的《天演论》。
达尔文的“斗犬”
赫胥黎小于达尔文16岁,他们是忘年交,彼此极为亲密和尊重。达尔文称赫胥黎为“我的总代理人”,而赫胥黎自称是达尔文的“斗犬”。达尔文的巨著《物种起源》问世之后,彻底粉碎了基督教中创世说的观点,并摧毁了物种不变论和目的论的基本阵地。赫胥黎读完这部书后,立刻就给达尔文写了一封信,说道:“我准备接受火刑,如果是必需的话,也要支持你的理论。”他已预见到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场激烈的论争,又说,“你可以相信,你已经博得了一切有思想的人们的永远感激。至于对付那些要吠、要嗥的恶狗,你必须相信你的朋友们无论如何还有一定的战斗性……我正在磨砺我的爪和牙以作准备。”
1860年6月28日,“英国科学协会”在牛津召集会议,讨论《物种起源》一书的问题,这就是科学史上那场著名的“牛津论战”。在这次会议的第三天,论战激烈地展开了。外号叫作“油嘴萨姆”的牛津主教威尔伯弗斯事先声称,要一举粉碎达尔文主义。他的追随者们大举出动,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一大群牧师们占据会场中心,为主教摇旗呐喊。主教精神抖擞地足足讲演了半个小时,毫无科学根据地对达尔文和赫胥黎进行了恶毒的攻击。最后,以嘲笑的口吻质问赫胥黎:“你相信人类是从无尾猿传下来的,那么无尾猿究竟是你祖父一方,还是你祖母一方呢?”当时,35岁的赫胥黎,不慌不忙站起来,发表了支持达尔文的长篇演说,最后严肃地说出了下面一段掷地有声的话:“我曾断言,现在我再重复一遍,一个人没有任何理由因为他的祖父是无尾猿而感到羞耻。如果有一个祖先使我在追念时感到羞耻的话,他大概是这样一个人,那就是,他有浮躁而善变的性情,不满足于他在自己活动范围内所取得的令人怀疑的成功,偏要插手于他不真正熟悉的科学问题,结果只是胡言乱语一通,把问题弄得模糊不清,而且用一些强词夺理的离题话,巧妙地借助于宗教偏见,把听众的注意力由争辩中的真正焦点引到别的地方去。”当时,赫胥黎在会场上是绝对的少数,但敢于坚持真理;直言不讳,说真话,说实话,不说假话,不说空话。面对这种威严无比的科学精神,主教无言以对,灰溜溜地退出了会场。
不懈地进行科学普及工作
赫胥黎一生中还做过两件大事:就是教育改革和科学普及。他热烈提倡在所有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进行科学教育,以改革英国保守的旧式教育。他在就任“南伦敦工人学校”校长时,曾以“自由教育,在哪里去找它”为题,发表了就职演说,对那时的英国整个教育制度,特别是对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进行了猛烈批评。他认为,自由教育应该是把学生们培养成“全面的人”,这样的人必须有强壮的身体,成为一部高效率的“机械”,同时他的头脑应该是“一部清楚的、冷静的、逻辑性强的发动机”。他强调学习外语的重要性,提倡开德文和法文课,以开拓学生们的眼界。他主张学校的课程必须适应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不能脱离实际。他提倡女子教育,并且亲自培训教师。
除了担任学校领导职务和当教师外,他编写了许多教科书。1880年他编写的《科学入门》以及他参加编写的化学、物理等“入门”书和《生理学的基础课程》等,作为课本一直使用了许多年。他的专著如:《动物分类学导言》、《脊椎动物解剖学手册》、《无脊椎动物解剖学手册》等都是风行一时专业读物。
他不仅注重学校教育,他还积极进行科学普及工作。他深刻认识到,科普工作关系到全民素质的提高,而且还会对整个国家的文明与发展生产产生深远的影响。赫胥黎一生对知识阶层、特别是对工人进行了无数次科学演讲,以反对和抵制各种反科学思潮的冲击和影响。他认为,科学普及与学校教育是一个任务的两个方面,二者紧密相连,相辅相成。赫胥黎同情工人阶级,几乎每一周都要对工人们进行一次科学讲演。他说:“我厌恶半瓶子醋的中等阶级,对于那些生活在实际中的粗手粗脚的人们,我愿试试看我能做些什么。”他又说:“我们应该在贫民窟和大学之间竖立一个阶梯,以便任何孩子都能沿着这个阶梯爬上去,我以为这正是我们的责任。”
除了上述各种专著外,他在晚年出版的九卷文集,大都是经过整理加工后的讲演稿,其中闪耀着他的光辉的科学思想和犀利的文风,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可惜,这套文集,除了第七卷《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和第九卷《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集的一部分有中文译本外,其他各卷均无。这类科学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对我国科学的发展是有相当作用的,因为任何科学的发展都不能割断历史。
《天演论》在中国影响了几代人
真正把进化论介绍到中国来,是从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开始的。《天演论》是根据赫胥黎于1894年出版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集中的《导论》编译而成的,1896年开始分期连载于严复主编的《国闻报》上,1898年以单行本出版。《天演论》出版后,立刻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知识分子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就连当时封建士大夫的代表、保定莲池书院山长、“桐城派”的舵把子、李鸿章的总文案吴汝纶在为该书作序时也慨然叹曰:“其义富,其辞危,使读者怵焉知变。”集中地代表着改革思潮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都曾受过此书的影响,以进化论充实和丰富了他们的变法维新思想。其后,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人的思想无不受到进化论的影响。这种思想从戊戌政变一直到“五四”前后在中国影响了几代人,这不仅使他们获得了救亡图存的大道理,煽起了他们的爱国热情,而且还使他们懂得了如何据此观察一切事务和指导自己的生活、行动和斗争。有人作过统计,《天演论》问世10多年间,曾出版过30多种不同的版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有一个版本,从1905年到1927年的22年间再版了24次;一部书有这样强大的生命力,从一个侧面也可说明它的广泛影响。
为什么这部书能这样风行一时,产生这样巨大的社会影响呢?原因就在于我国那时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形势。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特别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感到祖国的危机重重。《天演论》出版的那一年——1898年,正是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时候,德国、俄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都在中国掠夺势力范围,要求租界地与筑路权,中国快要瓜分了!在这存亡之秋,一方面,有志之士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另一方面,当权的封建顽固派依然故我,愚昧无知,空谈夷夏,拒绝改革,甚至要把我中华大好山河“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值此内忧外患之际,严复通过《天演论》,一方面批判顽固派的保守思想,一方面唤起人民要自强、自立、自主,只要发愤,变法图强,存亡生死全操在自己手中,否则在生存竞争中,弱肉强食,就难免亡国灭种之灾。《天演论》结尾处所引用的丁尼孙诗,就是严复翻译此书的指导思想:
“‘挂颿沧海,风波茫茫,或沦无底,或达仙乡,二者何择,将然未然,时乎时乎,吾奋吾力,不竦不?,丈夫之必’,吾愿与普天下有心人共矢斯志也”。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

  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中国社科院一九九五年春季报告会述要
汪同三沈利生郑京平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科片“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和国家统计局“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在模型模拟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了1995年春季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不久前举办了“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春季报告会。
一、1995年国民经济形势总体分析
报告指出,根据预测结果,已经进行了将近两年的宏观经济调控将在年内继续取得成效,如能继续把握方向和力度,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朝着宏观调控的预定目标发展,为将我国经济导入一个更为扎实有效的快速增长时期提供契机。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将继续保持平稳下降的势头,年增长率约为10.2%。GDP增长率比1994年下降1.6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比上年下降了4.6个百分点,而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率基本保持不变,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比上年提高了近一个百分点。GDP的这种增长形式,不仅使国民经济保持了适当的增长速度,而且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结构调整。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将达到19400亿元左右,名义增幅为22.0%,比1994年继续下降了5.8个百分点,实际增长率也下降了4个百分点。这样的投资规模既有利于保证使物价上涨率明显下降,又有利于保证国民经济发展不致严重失速,同时实现加大投资结构调整力度的目标。
由于宏观调控的作用加强,1995年的物价上涨率将会明显低于1994年,全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涨幅有望降至15%左右。
今年,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存在着向“软着陆”成功继续靠近的极大可能性,但我们也面临着实现这种可能性的诸多困难。主要是1994年遗留下来的高通胀问题,以及暴露得越来越明显的农业的脆弱性问题和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度问题。还有一些不断出现的新问题。
二、短期政策选择——保持政策的稳定性
报告回顾了过去两年中我国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六个阶段的经验教训,强调保持宏观政策稳定的重要性。
目前通货膨胀的形势是:一方面是物价上涨幅度开始下降,另一方面是物价涨幅仍很高。对其有三种政策选择:一是,把物价上涨幅度已开始下降看作是“软着陆”基本成功,认为应改变调控方向,采取适当扩大总需求的政策,强调把促进经济增长放在宏观调控任务的首位。二是,由于物价涨幅仍然较高,主张加强政策力度,进一步紧缩投资和消费,以快速实现将物价涨幅降到10%以下的目标。三是,由于物价上涨幅度下降的基础尚不稳固,物价涨幅仍在15%以上的高位上,同时还存在着再度反弹的危险,因此宏观调控仍应稳定地保持中央于去年8月制定的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政策方向。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主张第三种政策选择。在保持适度投资规模的同时,加强结构调整,大力向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倾斜,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
三、长期政策导向——转向以提高国民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
报告指出,抑制通货膨胀重要的治本措施之一便是在长期发展战略中真正做到向以提高国民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包含着十分广泛的内容,在宏观方面包括正确地处理中长期发展目标的选择,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金融、财政、收入分配、产业、区域等政策的协调,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的协调平衡,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国际经济的接轨等问题,以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由粗放经营为主向集约经营为主的转变,使我国经济在继续增加总量的同时提高宏观经济的质量和效益。在微观方面,要立足于现有企业,加强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以及与之相配的各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以提高微观经济的质量和效益。此外,还包括通过改进收入分配政策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通过加强环境保护以提高生态环境质量,通过发展科教事业以提高科学技术质量,通过加强法制、惩治腐败以提高社会环境质量等等。
四、政策建议
(1)继续抑制通货膨胀
治理通货膨胀应该注意金融货币政策与财政税收政策的有效结合。收入分配政策与金融货币政策存在着重要的互补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定和执行有效的收入分配政策,既可以抑制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形成,又可以在通货膨胀出现时积极地抑制其所造成的影响。
(2)大力加强农业
在目前已提出的诸多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中,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是核心内容之一。另一个问题是,在大力呼吁保护耕地,加强农业规模经营的同时,现在必须开始着手在各级行政基层开展土地使用规划工作,建立严格的法制监督机制。
由于我国农业生产条件在许多方面不具备国际比较优势,如人均耕地面积,水资源严重短缺等,因此在规划农业发展战略时,应该考虑农业的国际贸易因素,以及在总的对外贸易中农产品所应占份额等有关因素,并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注意在对外贸易中对我国农产品采取保护政策。
(3)积极稳妥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效益低下和缺乏约束机制,未成为具有市场行为的主体。决定效益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水平,以及内部员工的努力水平。提高这两个因素水平的动力是合理的激励机制。造成国有企业缺乏约束的原因,部分是企业行为主体的问题,部分是政策行为方面的问题。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对企业生产“剩余”的所有权和处置权的问题。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而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在1995年着手进行的,这就是在全面清产核资的基础上对国有企业进行资产重估。这一工作是全面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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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李自成殉难35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炳清
由光明日报理论部、湖北省文化厅、文联、湖北大学和湖北通山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纪念李自成殉难350周年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5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与会学者回顾和指出:1956年,郭沫若根据明史专家李文治的研究成果,在《历史研究》杂志上刊明,由《甲申三百年祭》中的“通城说”更正为“李自成殉难于通山九宫山”。1981年后,学术界对“通山说”提出质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1985年召开的“李自成归宿问题学术讨论会”上,“通山说”又被肯定。1988年初,国务院正式公布,通山李自成墓定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与会学者认为,李自成殉难于通山九宫山,是有真实可靠的丰富史料的。首先看看康熙四年(1688年)编修的《通山县志》,它记载了李自成殉难于通山九宫山牛迹岭的史料。究其修志的时间,距李自成牺牲时仅20年。由此可知,当时修县志的人员,可说与李自成是同时代人,他们所编写的史料是可信的。其次,近年来在通山发现的《太平山志》、《太平道谱》、《金氏宗谱》、《朱氏宗谱》和《王氏宗谱》等,其中均有李自成殉难于通山九宫山牛迹岭的记载。地上的史料和地下出土的文物相互印证,李自成1645年农历五月初殉难通山九宫山之说是可信的。
与会学者指出,三个世纪以来,关于李自成的归宿问题,还流传着“湖南隐居”说,其中尤以“石门夹山为僧说”较有影响。这也是事出有因。李自成丧身九宫山的消息,虽然被清政府和南明王朝视作特大喜讯而“宣谕中外”,但很快又引起摄政王多尔衮和南明隆武政权的怀疑。原因很简单:无论是追击李自成的清军主帅阿济格,还是堵截李自成的南明大吏何腾蛟,都未得到李自成的首级,李自成的余部继续成为清政府和南明政权的心腹之患,这为李自成石门夹山为僧说埋下了伏笔。正式提出此说的是乾隆十一年任澧州知府的何璘,其时距李自成死期已整整一个世纪。何璘在《书〈李自成传〉后》一文中说,他主修澧州志时,“旁询故老”,获悉李自成“独窜石门之夹山寺为僧”的传说。这一颇富传奇色彩的故事曾引起以后少数文人的创作兴趣,但一直未被史学界认真看待,认为此说不可信。
与会学者指出,我们今天纪念李自成殉难350周年,意义更为深远。历史是一部百科全书,也是一面镜子。我们共产党人,尤其各级领导干部,应认真记取农民起义军因腐败而败亡的教训。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要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我们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也十分重视从李自成起义失败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的问题。1990年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党建理论研讨班上讲话时,又提醒大家,要从李自成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提醒大家,要为政清廉,天下为公,不要迷恋于个人的功名利禄,要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不要追求骄奢淫逸、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否则就会走向失败。
原中顾委常委王平,著名学者姚雪垠、李文治、顾诚、孙达人、王春瑜、白纲等到会并讲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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