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专页)
专栏：记住这段历史⑤
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抗战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樊昊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了对日抗战主张，适时地实现了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高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团结和领导全国各种抗日力量，为求得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独立而斗争。
一、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事变起就坚持对日抗战主张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略者发动侵略中国战争的起点，可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却当即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结果使有十多万人的东北军，在仅万余人的日本关东军进攻面前毫无作为，日军轻而易举地四个来月便占领了东北三省。
在此民族面临危亡时刻，中国共产党尽管处在国民党蒋介石的“围剿”环境下，但为了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旗帜鲜明地提出抗战主张。“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２０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陆海空军滚出中国！”９月２２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加紧领导和发动群众的反帝运动，武装群众，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打击日本帝国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东北人民纷纷组织各种抗日组织和军队进行反侵略的斗争。中共中央先后派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去东北，加强各党组织的领导力量。东北军的一些爱国将士马占山、李杜、唐聚伍、苏炳艾、邓铁梅等也奋起抗战。在东北迅速组成了抗日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一度发展到３０万人，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日本侵略者在占领东北三省之后又侵犯热河和长城各口及其以南地区，制造了各种事端。蒋介石仍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发出“侈言抗日者杀勿赦”的命令，先后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以适合日本关于华北特殊化的要求。事实说明，国民党不愿意也无能力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汇合各种抗日力量，组织统一战线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中国共产党站在抗日救亡最前线，冲破国民党的阻碍，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活动。１９３２年４月１５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日战争宣言》，表示“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１９３３年１月１７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号召在三个条件下和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
许多爱国将领和人士看到了共产党是真正坚决主张抗日的，纷纷向共产党靠拢。１９３１年１２月，有中国共产党工作基础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１．７万余人，在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等率领下，于江西宁都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行列。１９３３年５月，共产党员吉鸿昌联合冯玉祥、方振武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任总司令，方为前敌总司令，吉为前敌总指挥，部队迅速发展到８万人。１９３３年１１月，曾在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自动率部抵抗过日本进攻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联合国民党左派李济深和第三党等，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并同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签订抗日反蒋协定。
值得指出的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后，有一批共产党员和党外进步人士，仍在异常恶劣的环境下坚持斗争，推动救亡图存运动，尤其是通过文化战线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和瓦窑堡会议
提出了抗战主张，还要解决如何抗战的问题。又是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１９３３年１月７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山海关和进攻华北告全国民众书》，提出“建立群众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９册１０页）１９３３年１月２６日《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中又指出，我们总的策略方针是“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而首先便是反日的统一战线，并且要靠着夺取和保证无产阶级在这一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但又认为“必须牢记着下层统一战线，是我们活动的基础。任何的上层统一战线都只有在我们能够抓紧坚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革命情绪的威胁下的时候才可能和有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９册３２页）。这时我们党虽然明确地提出了要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但由于险恶的内战环境和其他一些原因，还不可能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这些问题。
１９３５年７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会议，向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问题。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指出“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际”，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办法，建议组织国防政府，组织抗日联军，实行全民总动员，武装千百万群众，战胜侵略者。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北上到达陕甘边区。此时日本军国主义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主义，加紧对华北的争夺。１１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１１月２８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军队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抗日反蒋斗争。
国民党为了迎合日军的无理要求，指派宋哲元等准备在１２月１６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一行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１２月９日，北平学生数千人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举行示威游行，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的口号。当游行队伍到达王府井大街时，受到军警的突然袭击，很多学生受伤或被捕。次日，北平各校学生举行全市总罢课，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这一运动使中国人民加深了对民族危机的认识，看到了自身的力量，增强了奋起救亡的信心，风暴迅速席卷全国。
在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为中国全社会的主体和全民族的共同要求的形势下，１２月１７日—２５日，中共中央于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政治策略路线问题。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就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认为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应当是下层的，而且应当包括上层的。并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高举民族统一战线大旗，作为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定下来了。毛泽东还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理论上的阐述。
会议结束后，我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发起东征战役。同时采取积极措施，推动“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在全国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毛泽东、周恩来等向国民党的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发出了大量的信件。
三、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的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确定之后，改变国共两党的关系，改变蒋介石对外妥协、对内独裁的政策，就成了关键。
从“九一八”事变到瓦窑堡会议的四年多时间里，我党坚持“抗日反蒋”的政策。这一政策，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蒋介石对日妥协退让，对中央苏区和红军集重兵进行“围剿”，镇压国内抗日救亡民主运动，完全站在抗日力量的反面，成为进行抗日民族战争的障碍。
华北事变后，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对日态度也在发生变化。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超出了南京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直接威胁到它的生存，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２日至２３日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尽管蒋介石在会上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但也不能不开始考虑调整对日政策。１９３６年６月发生“两广事变”，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反蒋，宣布要求北上抗日。这表明中日矛盾已发展到影响国民党内部关系，蒋介石必须改变对日政策。７月１０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表示“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时，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１９３６年８月初，国民党将领傅作义主动率部抗击了进攻绥东和绥北地区的日伪军，这又表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是所有的国民党将领都会执行的，蒋介石如不改弦更张，必将众叛亲离。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除了表示抗日，蒋介石已别无选择了。
在这种情况下，１９３６年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之后，国共两党通过各种渠道，秘密接触。国民党领导人在宋庆龄等的帮助下，找到了以牧师身份活动的共产党员董健吾，董健吾来往于南京和延安之间传递信息。国共两党高层之间中断八年多的联系接通了。鉴于此，我党调整了对国民党的政策，１９３６年９月１日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放弃了“抗日反蒋”的口号，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总的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这是我党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情况作出的重大政策变动。这一正确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各地纷纷成立抗日救亡组织，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集团内部抗日、亲日、中间派各种力量日益动荡分化，蒋介石继续捕杀主张抗日的爱国分子，命令军队进攻红军，是逆历史潮流而动，非常不得人心。处在西北“剿共”第一线的东北军、西北军的将领和广大士兵，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加上他们受蒋介石的歧视，又在内战中先后受到严重打击，深感与红军打下去没有前途，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极为不满。自１９３５年秋开始，我党派代表先后多次与东北军、西北军协商谈判，分别签订了联合抗日的协议。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４日，蒋介石到达临潼，督促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张、杨当然不会应允，并对蒋再三劝告，乃至“哭谏”，要求不打内战，联共抗日。蒋介石却毫无悔改。于是，张学良、杨虎城联合行动，实行“兵谏”。１２日，在华清池扣押了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开展民众爱国运动”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准备乘机发动大规模内战，牺牲蒋介石以便取而代之，一时阴云密布。事变一发生，张学良立即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共意见。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等前往西安参加谈判。２４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第二天，张学良没有通知周恩来就陪同蒋介石坐飞机回南京，一到南京则被蒋介石扣留。这一消息传到西安，一度又出现内战阴云，经周恩来等作细致工作后，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对于推动国共两党合作，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大历史作用。它是国民党转变的关键，并成为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日问题还持动摇犹豫态度，但对红军的进攻终于停止了。
１９３７年２月１０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等五项要求和“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等四项保证。对国民党作出了重大让步，引起全国的巨大反响，并得到了国民党内部抗战派的赞同。国民党这次会议通过了实际接受共产党提议的决议案。这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在国共两党合作初步形成之后，我党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为代表，自２月起，同国民党政府就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纲领等问题进行多次谈判。国民党政府企图通过“合作”、“统一”来削弱、控制甚至取消共产党，我党则坚持在统一战线内各党派独立自主的原则。
为了加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４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党“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５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全国苏区代表会议，批准了党中央所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要求全党全军迅速完成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转变，要求军队要适应新的历史条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教育上完成抗战准备。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夜，日军进攻卢沟桥，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次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提出“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同时请缨杀敌，表示“红军愿意为国效命”。７月１４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向南京政府表示“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动”。７月１５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了蒋介石，１７日，国共两方代表在庐山继续谈判。在共产党的推动下，同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之决心”。但这时他还没有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
８月１３日，日军进攻上海后，威胁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英、美在华利益，蒋介石才不得不接受共产党和爱国人士的建议，实行团结抗日。１４日，国民党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称“实行自卫，抵抗暴力”，１５日，蒋介石下达总动员令。由于蒋介石急欲红军开赴前线，才在两党谈判中有所松动，同意不向改编的红军部队派国民党人员。８月２２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改编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正指挥，彭德怀任副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三个师，以原红一方面军为主改编成一一五师，以原红二方面军为主改编成一二○师，以原四方面军为主改编成一二九师。９月１１日，按全国统一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改任正副总司令。
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国共两党实现了军事上的合作。但在发表国共两党合作宣言问题上，国民党代表仍在谈判中设置障碍，直到９月中旬才达成协议。在我党的催促下，９月２２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２３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认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实际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和以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为基础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告正式成立。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附图片）
发展壮大的八路军骑兵队伍。 杨国治摄
1937年秋，八路军部队日夜兼程向华北抗日前线挺进。 （本报资料）
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一部在德安附近与日军激战。图为重机枪猛烈向日军射击。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