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化)
专栏：
古典名著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王晓晖
几年前，中国人就在电视前陪着红楼梦大观园里的佳人们流了不少眼泪，现在，他们又饶有兴致地去翻开小人书，探访莎士比亚手下的人物。他们的书架上多少也有本白话古典安坐其上，曹操和刘备在那里用现代中国人的口语争论不休……
因为电视剧，因为白话文，因为小人书，皇皇巨制的古典名著从象牙塔和文化圈里走出来，它们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三国的硝烟刚刚散去，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又开始了《东周列国志》的拍摄工作。“三国”导演之一沈好放此番又任《东周列国志》中“春秋篇”的导演，现在，他正在为灿若群星的诸子百家的言、行、思、著而激动不已。
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说，这以后还要拍《水浒》，把古典名著搬上荧屏，让它走进市民生活是一项跨世纪的大工程。
这个大工程最终的目的是，先哲的智慧更多地沐浴后人，历史的血脉更剧烈地跳动。依照《东周列国志》电视剧制片人靳雨生的话说是，人类如果要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向２５００多年前的孔子寻求智慧。
靳雨生转述的是诺贝尔奖得主巴黎集会发表宣言时的话，其实，在此以前，已有许多人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人物》杂志供职的王寅生先生几年前就和他的朋友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古典历史名著的白话文翻译工作。他说，这些中华民族的传家宝应该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手得到流传。他曾以一天一万多字的速度翻译过《三国志》的一部分。据称，当时许多出版社纷纷出版白话名著，许多人也乐得不受语言障碍随意走进自己喜欢的历史人物中间去，因此，白话名著纷纷出笼，成为出版界一时的热闹景观。
眼下，在文学还未走出谷底的时候，沉寂了多年的连环画显得颇不寂寞。不仅文学名著纷纷“下嫁”小人书，一些被人们认为是晦涩难懂的理论著作也争相与“小人书”联姻。
正规书店，街头书摊，地铁的售书点十之有九摆着装帧精美的名著小人书。《三国演义》连环画珍藏本全套６０册，９９元人民币，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连环画库里，４本的三国故事售价４８元。它们与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三国演义故事》一起各领风骚，各有自己的看客与销路。
另有《古代诗词故事》连环画、《成语典故故事》连环画、《古代名句故事》连环画，……据知，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的绘画本及系统反映西方哲学思想和发展历史的《西方哲学画廊》不久也将问世。
在这个视觉艺术称霸的现代社会，电视与画书正一显身手。在这个节奏越来越快的现代社会，人们希望以一种便捷的方式了解历史。这是一种潮流。
但历史会不会因此而变形，文学品位会不会因此而水土流失呢？王寅生先生说，会的。但这是一种必要的丧失，是更多获得以后的丧失。出版者所应做的是如何使这种损耗降至最低点，让读者和观众看到一个更真实的历史，一些更具文学意义上的名著。同时也希望由此吸引更多的人去亲自翻阅历史名著本身，因为它不仅是一个画面，一个故事，更是一段历史，一次人生。
第11版(文化)
专栏：
画乡之春
——户县农民画风行世界
刘连翠
就在高雅艺术因为种种原因面临困境的今天，少有财政支持的农民画，这一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形式却在以画乡著称的陕西户县闹得红红火火。在这里，除了种粮、养殖、果树等专业户之外，农民画专业户竟也相继涌现，构成了关中大地一幅奇异的艺术景观。
农民画家们背着作品闯市场，一方面办画室培育新人，一方面博采众长，拓宽创作思路，进行了从以写实为主到虚实结合、兼有创意和夸张变形的艺术实践，受到各层次人们的喜爱。
如今的户县城乡，家家门前春联映日，窗花剪纸毕显奇工，各种绘画更是耀人眼目。这些艺术作品，有的挂进了人民大会堂，有的收藏进西方的艺术博物馆，远销海外，成为传播东方文化的载体和友谊的纽带。
农民画的走俏，说明在快节奏的现代文明生活中，人们向往恬适、宁静、纯朴、和谐的自然格调。人们欣赏农民画的艳丽鲜活，浓郁的泥土气息和山野乡情的真趣。（附图片）
上图：农民画家刘沣涛一家人在自己“艺术之家”的门口。门上的春联和墙上的壁画均为他自己创作。
右图：年过花甲的国家一级画师、女农民画家李凤兰和老伴站在自己的作品前笑得特甜。
右上图：户县农民画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大受欢迎。
刘连翠摄
第11版(文化)
专栏：
孔子家乡话传统轩辕故里论爱国
——“爱国主义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侧记
朱治德胡骁
１８９５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至今已整整１００年；１９４５年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距今也已半个世纪。硝烟虽散，国耻难忘。不久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山东省华夏文化促进会共同在山东省曲阜市举办“爱国主义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来自北京、山东、广东、天津、上海等十几个省市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对“爱国主义与传统文化”这一议题，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
著名理论家、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廖盖隆认为，２５００年前的春秋时代同时产生了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儒学与墨学，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当中有“不入于儒，则入于墨”的说法。孔子以自由、平等、博爱原始理想为基础的大同社会思想，和墨子以“兼爱、非攻”为特征的墨家思想，同时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依据与道德规范，并且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一直发展到孙中山“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境界。毛泽东把中国古代儒家与墨家的为社会大同，为人类兼爱作贡献的思想同马列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提出了我们共产党人要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服务的根本宗旨。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正确、最高尚的价值观。
著名作家周而复对抗日战争和爱国主义问题作了阐述。他就二战期间美、英、苏先欧后亚战略的科学性作了论述，并揭露了美国牺牲中国主权来换取苏联出兵进攻日本、共同主宰世界的霸权主义真相。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正心介绍了他近期研究的《台湾通史》的内容。他说，这本书雄辩地向世人证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日本统治时期它不仅有力地抵制了始于大正年间的“日本延长主义”，而且使台胞从内心拒斥昭和年间掀起的“皇民化运动”狂潮。
与会的专家、学者还就中华传统文化的界定、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爱国主义内容等相关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山东曲阜是孔子的故里，也是轩辕黄帝的诞生地。群贤荟萃于此，回忆祖国沉沦的过往岁月，体味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畅所欲言，“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第11版(文化)
专栏：
电视播送戏曲，如果取消了声音，你往往不知道是哪个剧种
电台播送戏曲，如果人物在唱，你立刻能分辨出是哪个剧种
音乐是剧种的灵魂之谜
徐城北
中国３００多个戏曲剧种，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音乐。如果说诸多剧种的表演艺术家首先是该剧种的歌唱家，大概是符合实际情形的。
在众多的文艺样式中，数音乐的“负载”最轻。一个小孩子生下来，大概在最初的几年当中，就可以看出他今后和音乐有没有“缘分”。所谓“缘分”，就是需要具备一种与生俱来的敏感和执著的情愫，特别是还需要一种能够把这种情愫传达给别人的本领。他不需要读很多的书，尤其不必沉溺于约束形象思维的书；但是，他要由衷地关注大自然，关心花鸟鱼虫，关心风雨雷电，关心一切生命状态，或者汪洋自肆地将“生命”注入那些没有生命的物体。他甚至总是带一点忧郁，脾性总是与其年纪不相称，总是爱独自同被抒情的对象做有声或无声的“对话”。大自然中常有一种不叫声音的“声音”——天籁。而他的心里，也就时时会有另一种“天籁”与之对应：这就是仅仅属于自己的音乐。当然，到了生理上的变声期，准备以歌唱体现“天籁”的青年又要经过一次筛选——嗓子好的，有可能变成歌唱家；嗓子变坏了的，就可以在伴奏、作曲等领域去继续展现才能。以上说的这些都是与生俱来，都不必苦心孤诣通过学习而获得。
音乐作为一种艺术财富，总是一次次（或一代代）地凝结到书本、曲谱、录音带和录像带当中。每一次凝结，都代表了该时、该地、该人的最高水准，一旦凝结，就呈现出“静态”。无数的“静态”音乐汇合到一起，其数量应当是很可观的。任何一个个体的人，如果把一生的精力投入其中，也肯定是钻研不完的。他能否在钻研中获得成就，关键在于是否善于从“静态”中抽取“动”的规律。做不到这一点的，就会越钻越糊涂，弯弯绕，绕绕弯，痛苦无涯，不能自拔。但凡是有音乐天赋的人，则都是从自己的心灵起步，一方面让自己的心灵充分沉浸到大自然或者其他准备沉浸的事物中去，同时又时刻潜听着大自然或其他被沉浸事物的“回声”。一旦听到了“回声”，绝不愿把这种感受独自占有，总要想办法用其他人可以领略的手段传达出来。到这时，他才想到需要学习，而学习的目的也只是为了能更好地传达，仅此而已，别无其他。
试问：怎么学音乐呢？当然，要向形形色色的“书本”学习，但更要从“动”中去体会音乐，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口头和记忆而发展延续。每一个来自生活的音乐家，大约都首先是注意向人民中的这一种财富的宝库学习，学习的方式又绝不是“图书馆”式的正襟危坐，可以采取各种随便而有效的方法。
作为戏曲演员，他们面对的“天籁”又与一般音乐家不同。他们生长在特定地区，特定地区的风俗文化从小就灌注到他们的心目中；更有甚者，戏曲的其他剧种和众多的曲艺品种，也自幼抚育着他们。这些，就其性质来讲，都属于一种“人化的天籁”。这种“人化的天籁”的强度、浓度和力度，都远胜于大自然的天籁。当然，从根本上讲，这“人化的天籁”是大自然的天籁千百年来作用于这一地区、这一领域、这一阶层民众的结果。戏曲声腔一当寻根问祖，那它背负着的“人化的天籁”，就大得难寻边际。
京剧演员自幼生活在“人化的天籁”之中，耳濡目染、神迷心醉，久而久之、潜移默化，便也就会变成“人化天籁”的一种“代言人”。他最初可能是“机械”的、小心翼翼的，不敢越雷池一步；渐渐地，胆子大了起来，嘴里自由起来，怎么唱怎么“有”，越是“撒开了”就越是在本质上符合规矩。达到这样造诣的演员，他的歌唱也就达到了“天才”的标准，他的演唱出神入化，也就成为戏曲在特定阶段上的缩影（之一）。正是这个道理，使得以声腔为主要标志的戏曲，尽管艺人缺乏书本文化，但只要一唱“红”，也就使其声腔成为口头文化领域中的经典之作。
多说几句京剧声腔。它达到“经典之作”的标准有二：
一是它的自身，具有鲜明的历史阶段性。程长庚一辈人的简朴刚直，谭鑫培一辈人的委婉细腻，梅兰芳一辈人的纵横捭阖，都是彼此不能替代的时代风范，我们都能从这些唱腔背后找到历史赋予的原因。
二是它和“舞”、“戏”的关系，都分别延伸、发展到“功”的高度。本来，“歌”、“舞”、“戏”三者或分或合，但大多数情形下，“歌”总是领头的手段。“歌”本身就有“功”，“歌”一旦和“舞”或“戏”结合起来，又一旦达到“功”的高度，就更了不得。这样“做”出来的“歌”，就势必把“永恒性”和“现实性”结合起来，成为艺术当中的“极品”。
从社会发展史来看，越是古远，人的“肉嗓子”反而会比今人更好，人对大自然的天籁以及“人化的天籁”的感应程度，也会比今人更加灵敏。就这个意义讲，“古典”剧种的音乐，经过不太远的“古人”的努力而变成是“古典”的经典之作，又怎么是不可能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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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图书在版编目在全国实施
今年，我国图书出版界发生了一件大事：图书在版编目正式在全国推广实施。这是一个国家对本国书目质量实行现代化科学管理的重要标志，也是图书馆界与出版界联手合作，共同走向国际化、标准化，迎接图书出版重大变革的新开端。
图书在版编目是依据一定的标准，为在出版过程中的图书编制书目数据，国际通称ＣＩＰ（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ｉｎｇｉｎ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曾以造纸和印刷术为世界图书出版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中国，一直有制作有关编目数据的传统。宋代刻书就在封面和卷首列出书名与作者姓名，并在内封背面或书末卷尾刻下书牌（也称木记），记载刊刻地点、时间、堂名和重要说明等。解放后出版的图书，书名页和版权页上，印有书名、著者、出版者、印刷者、出版年、统一书号、版次、印次、字数、印数、图书开本、发行者、定价和内容简介等项目。这些数据为图书编目提供了方便，但因缺乏统一标准，特别是缺少检索数据，所以难以在书目工作标准化管理上充分发挥作用。
在版编目的全面实施，不仅可以控制书目质量，还能改变以往各文献出版发行与收藏使用单位分散编目的状况，为最大限度实现书目资源共享，减少制作书目数据的投资，及时向社会报道书目信息提供保障。如果我国图书出版全部实行在版编目，全国图书馆每年可节约四万多编目人员的劳动和数亿元经费，编目周期也可由以往的一个月以上缩短至两周之内，这将引发图书管理的一场技术革命。（魏晓兰）
第11版(文化)
专栏：
不同凡响的“全民抗战图”
——喜读《记者笔下的抗日战争》
张西洛
最近，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记者笔下的抗日战争》一书。在６２位老记者的笔下，那场曾被毛泽东描绘为“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创举、惊天动地的伟业”的民族解放战争，得以真实地再现。
该书的作者均为高龄老人，最年长的已８８岁，最年轻的也已六十有九。５０年前，他们均是新闻记者，或冒着枪林弹雨驰骋沙场采访战地新闻，或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一面作战一面写稿、办报，或在敌占区报道我军民的艰苦战斗，或在大后方及海外传递全民奋起抗日的新闻。该书的６１篇文章，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有正面战场的纪实；有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抗击；有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的血泪记录；有各党各派、各族军民、男女老少联合抗日的英勇事迹；有抗战时期陪都的描述；有印缅战区的远征散记；也有海外侨胞奋勇参战的实录。方方面面，林林总总，组成了一幅色彩鲜明的“全民抗战图”。
别具特色的是，在“游击办报”栏目下，本书刊载了有关当年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办报的一组文章，读者从中可以窥见一些当年报人的万苦千辛。
读完此书，我觉得正如该书的《前言》说的：“经过抗日战争的老同志，可以从中回味当年纵马驰骋，出生入死的抗战经历；没有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同志，可以从中了解当年抗战的艰辛，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第11版(文化)
专栏：
反璞归真真言清似水拈花一笑笑意慧心知
听李政道谈科学与艺术
本报记者杨健
有一次，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创始人狄拉克问“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听说你也是一位诗人？奥本海默回答说：是的。狄拉克说：真不可思议。诗人是用别人从未用过的叙述方式来描述人人都有、人人都可以理解的感情；而在物理学中则正好相反，我们是用和其他人同样的语言来表达以前任何人都不知道的知识。你怎么能同时成为两者呢？
带着同样的疑问，记者采访了６月份在京讲学的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
李先生在科学上的成就不必多说，早在５０年代，他就因与杨振宁先生共同发现“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规律”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其实他在艺术上的造诣同样令世人景仰。对于古青铜器、古瓷器等文物的产地、年代、真伪，他都能判断得非常准确。在绘画方面，李先生更是情有独钟。
７０年代初，李先生获准到中国进行访问，他非常想见一见李可染、吴作人等艺术界的前辈。当时两位国画大师尚在农村进行“改造”，是李先生的求见，才使他们得以“解放”。
从此，李先生开始了和国内艺术家们的友谊和合作。从１９８７年以来，他每年都要邀请一些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到他任主任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进行学术交流。而每次开会，他也总要邀请一些知名画家按照会议的主题制作一批招贴画。这些画一般都由李先生事先设计好基本的思路，有时甚至画好草图，然后他再与画家们进行讨论，彼此相互启发，最后由画家们落笔定稿。与李先生合作的有李可染、吴作人、黄胄、华君武、常莎娜等艺术大师，也有如鲁晓波一样的后起之秀。他们共同创作的作品，既给科学家以艺术的享受，又触发他们的思想火花，深受国内外科学界的广泛赞誉。
记者问李先生，艺术对他的影响自何时始。李先生是做学问的人，思维非常地严谨。他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艺术。“什么是艺术呢？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是不是艺术？是艺术。”可这感情你早就有了。艺术，就是用创新的手法去唤醒每个人的意识或潜意识中深藏着的已经存在的情感。表达的手法越简单，叙述的感情越普遍，艺术的境界也就越高。李白是１０００多年前唐代的诗人，他所处的时代跟我们不一样，但他的诗在今天人们的心中仍然能引发强烈的感情共鸣，即使你把它翻译成英文，这种共鸣依然存在。这就是艺术的跨时间、跨空间的普遍性。”
记者又问，李先生在艺术上的造诣对于他的科研有什么影响。李先生还是从最基本的东西开始讲起。“什么是科学？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界的规律。不过我们研究的不是某一段时间里的规律，而是具有普遍性的规律。金鱼是鲫鱼变的，它是在北宋时代通过人工变异演化来的。这种人工培育的方法，与我们现在的遗传育种是一个道理，应该说是生物学上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当时的人们没有将它上升到普遍性的认识。你说它是科学也可以，说它是好玩也可以。假如上升到普遍性，那就是科学。所以说科学是对自然界的现象进行新的准确的抽象，从而找出这些现象的普遍性。归纳的原理越简单，应用越广泛，科学也就越深刻。”
谈到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李先生说：“科学与艺术的对象是不一样的。艺术的对象是人类，而科学的直接对象是自然界，虽然它最终可以为人类所利用。尽管如此，科学与艺术又有许多的共同性。艺术和科学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我想，科学和艺术是不可分割的。它们的关系源自智慧和情感的二元性。伟大艺术的美学鉴赏和伟大科学观念的理解都需要智慧。可随后的感受升华和情感又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情感的因素，我们的智慧能开创出新的道路吗？如果没有智慧，情感能达到完美的境界吗？从这种意义上讲，艺术和科学的方法和重要性是一样的，它们事实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源于人类活动最高尚的部分，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富有意义。”
对于记者提出的其他问题，李先生没有作过多正面的回答。他引用老子的话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最复杂的就是最简单的，最简单的也就是最复杂的。假如我们能将众多复杂的问题，简化成为最简单的，我们的探讨才更深刻、也更有意义。
谈到这里，记者才真正体会到，一个人从简单到复杂的成长固然艰难，但要从复杂回归到简单也许更不容易。怪不得爱因斯坦说，认识的进步是一个人与他１８岁以前形成的观念不断抗争的结果。科学大概也和艺术一样，追求的正是这种“反璞归真”的最高境界吧？
半个小时的时间飞快地过去了。带着些许遗憾，记者向李先生告别。李先生讲的一句话给了这遗憾一丝安慰：“我们讨论的都是最平凡、最简单的问题，如果你都了解了，我们的认识就都是一样的了。”这让我想起佛经里“拈花一笑”的典故来。释迦牟尼那拈花的动作该是再普通不过的了，但它带给了会心者微微的一笑。那种美妙的意境吸引着无数后人的神往。如果我们对于李先生这些简要的话语能有同样会心的感悟，又还有什么遗憾可言呢？（附图片）
李可染先生说他一辈子只画和平的主题，但为了展示人类征服自然的艰难努力，他平生第一次不得不在这幅叫《核子重如牛 对撞生新态》的作品里反映争斗和冲突。该画系为1989年“相对论性重离子碰撞”国际会议而作。
在鲁晓波为“超高能物理学”国际会议而作的《日、月、山》中，山峰和歇息其上的日月构成了一个人的形状，这象征着人类把自然现象的客观性和物理学定律的主观性统一起来的强烈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