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高速路与羊肠道
张允文
伦敦有家咖啡馆的名字叫Ｃｙｂｅｒｉａ，发音与俄罗斯地名Ｓｉｂｅｒｉａ（西伯利亚）相同。Ｃｙｂｅｒ这个英语词缀是“电脑控制”的意思。看来在这里店主是故意利用两个词的谐音。
咖啡馆沿墙有一排与全球互联网络（Ｉｎｔｅｒｎｅｔ）联网的电脑。你只需花一杯咖啡的钱，就可以在一位小姐的指点下体验一下信息高速公路的种种乐趣。比如给万里之外的朋友发个电子邮件，或者在数以千计的“电子公告板”上参加某个专题的讨论。你也可以从美国宇航局的新闻简报中录下哈勃望远镜拍摄下来的最新照片，或者参观一下白宫。如果你想旁听一下美国国会的辩论或欣赏华盛顿的著名艺术画廊或博物馆，那也只要在键盘上敲几下就行了。西伯利亚咖啡馆称这种活动为“３０分钟走向未来的旅行”。
就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现状来说，信息高速公路还只是明天的目标。但美国毕竟已用了一个多世纪实现了“任何人在任何地方给任何人打电话”的目标。近几年来由于电讯事业的高速发展，美国已拥有１．７亿多架电话机，１．４８６亿个电子邮件地址。移动电话、ＢＰ机、传真机、语音邮箱等通信工具已从１９８７年的４００７万件激增３６５％。这一现状对世界上多数国家来说，也只能是未来的目标。
但是信息高速公路对发达国家一些大公司来说，已不再是远景目标了。很多跨国公司事实上已建立了局部的高速电脑网络。不妨随便举两个例子。
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在设计制造波音７７７型喷气客机的过程中，就是通过公司庞大的电脑网络协调该公司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工作的。７７７型客机的机身大部分是在日本的分厂制造的。工程师们同在日本的同事频繁交换的电子数据多达１５０００亿个字节。如果装入软盘，并把全部软盘累积起来，其高度可超过富士山。波音公司分散在各地的工程师可以随时从７７７型客机３００多万零部件中调出任何一件，在屏幕上观察、研究、修改。
美国另一家世界最大的电脑公司ＩＢＭ的一条生产线上，４０名工人最多同时可生产２７种产品，而且每种产品因客户特殊要求而异。客户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订货。订货的数据随即输入电脑数据库。机器人或专职工人根据电脑数据挑选部件，然后通过传送带送往组装站。组装工人按电脑屏幕指示的步骤组装，然后经由包装工人包装启运。产品第二天就出现在客户门口。
这类大公司使用于生产、管理的电脑网络大多是可以传输文字、数据、图像、语音和录像信息的多媒体通信网络。
目前的国际互联网络（Ｉｎｔｅｒｎｅｔ）还不是信息高速公路。它已联结１５０个国家，４５０００多个电脑网络和数以千万计的电脑。当今很多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甚至在飞机上管理他们的公司。这些公司往往总部设在本土，而工厂分散在世界各地。
然而这场席卷全球的信息革命，就世界范围来看是很不平衡的。
据统计，主要包括地中海以南、占世界上１／２地区的人口从未打过电话。就如同高速公路时代走着羊肠土道。全世界７１％的电话线路集中在世界１５％的人口中。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通信事业跳跃式地迅猛发展，但暂时也是先进技术与陈旧设施并存的局面。
在信息时代，信息共享和交流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信息技术已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国际竞争中优胜劣汰的关键因素。如何缩小信息技术发展的南北差距，解决好高速路与羊肠土路的矛盾，避免在这场信息革命中出现大批被遗忘的角落，将是国际社会面对的严峻挑战。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和平站太空迎远客
许恒声
至６月２５日，俄美３名宇航员组成的联合乘员组，已在俄罗斯“和平”号轨道站上共同工作了１０１个昼夜，超过了原计划的９５天。他们在完成了生物学、医学和物理学领域的大部分实验任务后，正急切地盼望着那个历史性的时刻——俄美航天器在２０年内的首次太空对接。它是俄美欧联手的“阿尔法”国际轨道站计划的一部分。
根据俄美联手开发太空的庞大计划，双方在今后几年内将在联合航天飞行和建造太空轨道站等方面进行广泛的合作。俄美太空合作计划可分为３个阶段：第一阶段，自１９９５年起的两年内，两国宇航员将先后１０次联合飞行并进入俄罗斯的“和平”号第一代太空轨道站，以探索双方的工程和科研人员在未来的太空实验综合体中合作共事的具体办法；第二阶段，双方将于１９９７年在太空轨道上共同建造一个永久性的新一代太空轨道站，作为未来的太空实验综合体的核心；第三阶段，双方将在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１年间把美国、俄罗斯、欧洲和日本的若干个太空实验舱、宇宙飞船与太空轨道站实现对接，最后形成一个可一次容纳６名宇航员长期工作的太空实验综合体。
创造“第一”的人们
为实施这一计划，去年２月３日，３５岁的俄罗斯宇航员谢尔盖·克里卡廖夫成为第一次乘坐美国航天飞机的俄罗斯宇航员。他与５名美国宇航员乘坐“发现”号航天飞机飞临南太平洋上空时，与飞在加勒比海上空的俄罗斯“和平”号轨道站上的宇航员通话成功。
今年２月６日，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在进入轨道三天后终于赶上了俄罗斯“和平”号太空轨道站，在距地面３９５公里的太空轨道上实现了两国航天飞行器第一次会合。两者之间的最近距离只有１１．３米。会合达到高潮时，双方宇航员隔窗相望、招手致意。“发现”号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今年６月的“阿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与“和平”号轨道站对接进行预演。
目前正在“和平”号工作的３名宇航员，是今年３月１４日乘俄罗斯“联盟ＴＭ—２１”号飞船进入太空，并于１６日与载有３名乘员的“和平”号太空轨道站对接的。乘员之一的诺曼·萨加德今年５１岁，他是第一位乘坐俄罗斯航天飞行器并第一次踏足“和平”号轨道站的美国宇航员。当他从飞船舱中一探出身子，即受到了轨道站上乘员组的热烈欢迎：刚创造了女性逗留太空时间新纪录的叶连娜·孔达科娃热情地拥抱并给了他面颊匆匆的一吻。
其时，美国的“奋进”号航天飞机正载着７名宇航员飞行于太空，他们与“和平”号太空轨道站上的６名宇航员一起创造了在同一时间太空中飞行人数最多的纪录：１３人同游太空！
他登过中国长城
３名在“和平”号轨道站上工作的宇航员中，有一位是中国读者熟悉的朋友——根纳季·斯特列卡洛夫。他１９９１年４月曾应中苏友协邀请，来北京参加纪念苏宇航员加加林首航太空３０周年的活动。他说，从太空看万里长城，就像一条很细很细的线绵延在大地上，但我知道，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建筑，是人类的骄傲。所以到北京的第二天，他一大早就奔向长城。他希望俄中两国宇航员携手飞向太空的日子不会太远。
反应敏捷知识渊博的斯特列卡洛夫今年５４岁，从１９８０年第一次进入太空，如今已是他的第５次太空飞行，累计飞行时间达１６０多天。他已先后三次与外国人在太空合作：１９８４年他参加了苏印国际宇宙飞行；１９９０年１２月，他与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外国新闻工作者秋山丰宽（日本）在“和平”号上共度８天后一同返回地面；今年３月，他又和第一位乘载俄罗斯宇宙飞船的美国宇航员萨加德一起进入了“和平”号。如果这次俄美太空对接成功，已两次荣获“苏联英雄”勋章的斯特列卡洛夫，又将为人类航天史添上辉煌的一页。
据此间报道，为准备６月２６日“阿特兰蒂斯”号与“和平”号的对接，５月１２日至６月２日，“和平”号上的机长，俄罗斯宇航员弗拉基米尔·杰茹罗夫和宇航员根纳季·斯特列卡洛夫已先后５次走出舱外检查有关对接的准备工作。６月２日莫斯科时间２时０５分进行第５次检查时，这两位宇航员在舱外工作了半个小时，完全用双手重新配置对接设备。诺曼·萨加德则在舱内密切注视工作的全过程。（附图片）
今天二月美俄航天器进行的对接实验。
①美航天飞机
②“量子2”号实验舱
③和平号轨道站主体舱
④“联盟”号飞船
⑤“量子1”号实验舱
⑥“光谱”号实验舱
⑦“晶体”号实验舱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小资料
将在这次美俄太空对接壮举中充当主角的俄罗斯“和平”号轨道空间站，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先进、寿命最长的空间站。
“和平”号于１９８６年２月２０日发射入轨，已在近地轨道上飞行了９年，５８人次先后在轨道站上进行了数百项科学实验，其中国际乘员１１人次。俄罗斯宇航员波利亚科夫至今年３月创下了在太空生活４３９天的最新纪录，而３８岁的孔达科娃则创下了女宇航员空中滞留１６９天的最长纪录。目前在轨道站上工作的两名俄宇航员和一名美国宇航员是进入轨道站的第１８批考察人员。
“和平”号空间站采用积木式构造，由多舱段空间交会对接后组成。其核心舱有６个对接口，用来与实验舱和“联盟”号飞船及“进步”号货舱对接。１９８７年４月９日，用于天体物理研究和观测的“量子”号实验舱与其对接。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６日，带有３个压力舱的“量子２”号实验舱也对接到轨道站上。１９９０年６月１２日“晶体”号实验舱加入了“和平”号轨道站。该舱主要用于空间实验生产某些半导体材料和药品。该舱与核心舱相似，有３个对接口，可与１００吨以内的宇宙装置对接。“光谱”号实验舱在近日对接成功。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父亲节的烦恼
王若愚
今年６月１８日，美国人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父亲节。这一天，为人子女者或抽出时间陪亲爱的Ｄａｄｙ吃饭，或给远方的父亲寄上一张贺卡、打上一个电话、送上一个小礼物或一束鲜花，以表达自己对父辈的感激和尊敬。
说到父亲节，人们便想起约翰·保斯·杜德夫人。杜德夫人幼年丧母，全靠父亲抚养成人。为了纪念慈父，她于１９１０年发起这一节日，选定每年６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为父亲节。因为６月太阳的热力是全年最温暖的，也是日照时间最长的时候，正像万物得到阳光的照耀而生长一样，其寓意深长。１９２４年，美国总统柯立芝大力支持和号召以后，父亲节便在全美各地普遍起来。如今，这一人们感谢父恩的节日已遍行许多国家和地区。
但在当今美国，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在这一天与父亲共享天伦之乐。最新的调查表明，全美国共有１９００万儿童不能与自己的父亲生活在一起。总部设在马里兰州的安妮ＥＫＣ基金会是一个为贫穷儿童提供帮助的组织。该组织提供的报告说，１９９４年有２４％的美国儿童不能与父亲生活在一起，这一数字是１９５０年的４倍。其中一个原因是未婚妈妈的激增，而这些孩子的爸爸没有能力挣足够的钱养家，他们没受过教育因而找不到好活干，而且这些人不懂得如何成为一个好父亲。
道格拉斯·纳尔森是上述基金会的会长，他说，这次调查显示，没有父爱的孩子贫困的机率是普通儿童的５倍。这些孩子容易中途辍学，大多十几岁就当了父母，而其中男孩更易犯罪。纳尔森先生说，在一些美国社团，有４５％的家庭没有父亲，而且这些家庭的孩子认为父亲对自己来说并不重要。
纳尔森认为，年轻人应该接受足够的教育直至找到一份好工作，但更应该从尽职尽责的父亲身上学到人生的经验。
另一个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人终止婚姻。近年来，美国的离婚案大幅增长，如今１００对夫妇中约有４０对离婚，而在１９６０年１００对中仅有１６对离婚。在判决孩子的归属时，７０％的案子判定孩子与母亲住在一起，父亲每周看一次孩子，并且支付抚养费；另有８％的案子判定孩子与父亲生活在一起；而１５％的案子中，父母双方表示在每年的不同时间抚养孩子。这次调查显示，离异家庭中的孩子更易遇到一些难题，比如精神上的、经济上的等，其中一个原因是离异后的家庭收入明显下降；另外的原因是一些父亲不愿支付抚养费。
最近，美国还出版了几本有关父亲的书，罗博特·格里斯福德是《美国爸爸见闻》一书的作者。他在书中讲述了父亲的地位是如何变化的，特别是本世纪６０年代初，许多人认为父亲在家里占主导地位，他们的形象非常高大而且很严肃，他们在外面挣钱、建置房子，并且惩罚那些淘气的孩子。当时大多数父亲拚命工作而没有足够的时间同孩子呆在一起。而妈妈们则呆在家里照看孩子，她们逛商店买东西、打扫卫生、做饭等。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７０年间，更多的妇女走出家门工作，基于此，女权运动者认为男人也应当花更多的时间与孩子在一起，而男人更应该帮助女性做家务。
新近出版的《父子对话》一书也很畅销。该书作者琼·斯奈里认为，调查显示那些经常与孩子呆在一起的父亲比单身父亲要快乐、健康。斯奈里对那些喜欢和孩子游戏的父亲很感兴趣，发现这些父亲不仅情感丰富而且爱同孩子一起参加体育活动。这些男人帮助孩子很好地完成学业，并且都有一个幸福的婚姻和一份成功的职业。
凯瑞·里佛斯和罗斯琳·本内特是美国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的专家。他们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不与孩子生活在一起的父亲常常患有心理和生理上的疾病，容易遭受压抑、背痛等的困扰，并且爱睡懒觉。因而专家们认为，每天把烦恼抛开，尽情地享受天伦之乐，对于子女和为人父者是再好不过的了，这样每天都是父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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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精雕细刻十六年
——访《文心雕龙》译者桑德拉·拉瓦尼诺
史克栋
今年５月中旬，在一年一度的都灵国际图书博览会上，由米兰卢尼出版社出版的精装意文版《文心雕龙》格外引人瞩目。这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巨著的译者是当今意大利著名的汉学家、意大利米兰国立大学中文系负责人桑德拉·拉瓦尼诺女士。
近日她正在罗马休假，记者相约在其住所拜访了桑德拉女士。
桑德拉女士住在罗马环境优美的帕里奥利高级住宅区里，宽敞的居室内收拾得非常整齐。走进她的书房，映入眼帘的几乎都是中国东西：写字台上，中国古代的文房四宝与当代的微型电脑和睦相处；书架上，成套的中国古今书籍、民间艺术品排列有序；茶几上，一色的中国茶具，她自己用的是宜兴茶壶，还有一只中国家庭目前已很少用的竹皮暖水瓶。洋人家里竟然“土气”十足。她告诉记者，这些是她先后多次去中国工作和访问带来的收获，每一件物品都有一段来历，都有一段故事，都会给她带来美好的回忆。
桑德拉出身在一个家境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其父亲费朗切斯科·拉瓦尼诺是意大利著名的音乐家，中国观众熟悉的电影《巴黎圣母院》中的音乐就是由她父亲作曲的。１９５７年，桑德拉的父亲参加了意大利导演利扎尼在华拍摄《长城》影片的工作，归来后，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讲给桑德拉听。
少年时期的桑德拉，听着父亲讲述宏伟的万里长城，风景如画的桂林山水，真有些入迷。她幼小的心里，对这个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古国产生了一种神秘的感觉。
因此，上大学时她就选择学习中文，１９７１年她在罗马大学的毕业论文《敦煌》被获准在校刊上发表。从此她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１９７４年，还不到而立之年的桑德拉就被意大利政府选派到中国，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担任外国专家，教授意大利语。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她说，虽是第一次到中国，可一点也没有到了异国他乡的感觉。之后，连她自己也说不清究竟去过中国多少次。
桑德拉从一开始就钟情于中国的古代汉语，深深被古文中用词简练、含义深切、词句优美等特点所吸引。１９７７年到１９７９年期间第二次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任外国专家时，一家意大利出版社决定出版一系列东方文学理论书籍，请桑德拉合作。当时，桑德拉正好在与一位中国教师学习刘勰的文艺理论名著《文心雕龙》。桑德拉便下定决心将这部巨著翻译成意大利文。当时，在西方只有一个５０年代出版的英文版本，难以找到参考资料。
１９７９年回国后，桑德拉先后在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和米兰大学工作，业余时间几乎都用来翻译《文心雕龙》。她把不懂的问题记录在一起，利用去中国访问的机会向专家请教。除此之外，桑德拉为能准确地翻译《文心雕龙》，先后多次专程去中国会见王元华、杨明照、郭晋稀等专家。
桑德拉女士说，为了翻译这部巨著，自１９７９年以来的１６年中，她查找了所有能找到的有关参考资料，先后６次易稿。这是她１６年精雕细刻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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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阡陌农桑读书人家
木雅
我一向以为，农民的生活是近乎枯燥的。他们整日在田间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偶有闲暇，即便有娱乐之心，也无参与之力了。
结识了戴安一家之后，在我眼中，“农民”两个字似乎有了丰富的内容。戴安的家住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农庄里。虽说是农庄，其实近旁没有几户人家。站在主人那别墅式的农舍旁向四周望去，只见成片的农田静静地向远方伸展，一架巨大的自动喷水机在田里慢慢地向前滑动着，水井上的风车随风旋转。在这“墟里上孤烟”的僻静乡村，主人除了忙于繁重的农活之外，如何调节自己的生活呢？
我们有幸在周末同戴安一家相处了两日，以后我们又成了朋友，书信往来不断，所以对他们的生活我略知一二。戴安夫妇有两个儿子，老大上了大学，老二就读于高中。平时，３０００多亩的农田都由夫妇俩耕作和管理，劳动强度可想而知。俗语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然而，女主人戴安那开朗健谈的性格以及广博的知识实在令我吃惊，我始终难以相信，她会是一个务农桑于阡陌之人。男主人布赖恩虽然少言寡语，但也不乏才智。交谈间我发现，他们热衷于读书，我们的话题常常“徜徉”于书本之间。他们尤其痴迷于中国文学，就连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都仔细阅读过。当我们拿出一幅中国刺绣挂图《红楼梦》送给他们时，戴安兴奋地指着图中的林黛玉和贾宝玉谈论起来，故事中的人物和情节可谓流于唇齿。他们甚至对当今中国青年人都不甚了了的孔子和孟子的学说也有所涉猎。戴安还购买了中国古典诗词选，以便闲暇时浏览。英文版的《中国建设》是他们长期订阅的刊物。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二人都上过大学，尽管毕业后一直生活在农庄里，但对书总是情有独钟。书成为戴安夫妇休闲时的好伙伴。读书不仅使他们忘却疲劳，而且更让他们身居陋室而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广泛的兴趣爱好丰富了戴安夫妇的闲暇生活。除读书外，戴安还醉心于缝制手工艺挂毯。这种挂毯是用各种颜色的布块拼缝而成的。挂毯的图案设计和制作都由她自己完成。１９９２年，在旧金山举行的国际挂毯比赛中，她为母亲缝制的一个有太空图案的挂毯获奖，并被挂在州政府展出。她还在一次挂毯设计竞赛中获得二等奖。同年，戴安和布赖恩终于实现了访问中国的愿望。临行前，戴安用彩色布块赶制了一件中式夹袄。在中国，她总是穿着它，并流露出自豪的神情。或许，她是要以这件夹袄来体现她对中国文化和传统的理解与热爱吧。
布赖恩是务农能手，春耕，夏耘，秋获，冬藏，全年都有忙不完的活。但他在劳动之余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他被选为当地的农民仓储协会董事会以及乡村电力协会董事会的成员。他要花费不少时间且不计报酬地为协会工作，还时常代表协会到各地去参加有关会议。有时，这些活动会误了农活，但他还是认为，参与社会活动很有意义，这是他的人生乐趣所在。
戴安也担任着一项社会工作，即在美中友协丹佛分会创办的《简报》当编辑。在她的影响下，她的家人在节假日期间也自行编辑和印制一种图文并茂的“简报”，“报道”家庭成员的近况及家中值得记载的活动，然后寄与亲朋好友。我们曾收到一份他们在节日时编辑的简报，上面的消息有：喜获丰收；戴安的挂毯再度获奖；布赖恩再次当选；中国之行；接待中国市长代表团；甚至还有大儿子达戈拔了一颗牙；二儿子爱伦去探视祖父母，并同享钓鱼之乐等等。周末和节假日编制这种家庭简报，既可以把家中的事情记录下来，同时可以让孩子们学会观察生活并热爱生活。
闲暇时参与文体活动使戴安一家人充满了活力。两个儿子都是学校里的体育爱好者，经常参加各类比赛。戴安和布赖恩是他们最有力的支持者，不仅时常跟着他们去观赛，而且还抽空同他们一起打篮球，玩美式足球或上山滑雪。戴安夫妇还喜爱音乐，有时驾车几小时去丹佛市听音乐会。
广交朋友是戴安夫妇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节日来临，他们会精心准备一次聚会，邀请邻里参加。有时他们还专门请老年人聚餐，为那些平时感到孤寂的老人提供欢乐的场所。戴安家里还经常接待中国客人，有记者，有政府官员，也有留学生。他们认为，这些交往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
戴安家的生活经历是否可以为人们的休闲生活加上这样的注脚：无论你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无论你属于社会的哪个阶层，只要你热爱生活，就会在生活中找到无穷的乐趣，会使你的生活充实而富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