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新中国石油工业和石化工业的开拓者
——缅怀康世恩同志的历史功绩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康世恩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工业战线杰出的领导人、新中国石油工业和石化工业卓越的开拓者之一。４月２１日，他不幸因病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远见卓识、一直带领我们开拓前进的坚强领导人。我们深感无比悲痛。康世恩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的历史功绩将永远载入石油工业和石化工业史册，他的革命精神将永远鼓舞我们前进。
康世恩同志早年参加过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和抗日救亡活动，随后在晋绥地区从事抗日武装斗争和边区建设。解放战争期间，他参加了保卫延安和解放大西北的战斗。１９４９年９月，他率领部队接管玉门油矿，并任玉门油矿军事总代表。建国以后，他长期在工业战线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为创建和发展我国石油工业和石化工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康世恩同志领导石油工业和石化工业长达４５年的历程中，我国石油工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一个“贫油国”发展成为世界上主要产油国家之一。我国海洋石油从无到有，不断壮大，建设成为一个全面对外开放、按国际惯例运作的新兴部门。我国石化工业从几乎一片空白上起步，蓬勃发展，正在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从陆地到海洋，从油气开采到石油化工，康世恩同志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对事业执著追求、顽强奋斗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发扬。
一
新中国石油工业是在极为薄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１９４９年，全国原油产量只有１２万吨（其中天然油９万吨）。康世恩同志接管玉门油矿以后，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充分发动广大工人群众，团结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迅速恢复矿区秩序，使老矿获得了新生。随后，他又带领职工，加强石油勘探，扩大了老君庙油田，发现了石油沟、白杨河、鸭儿峡等新油田，使玉门油矿生产不断上升，逐步建设成为我国第一个初具规模的石油基地，并培育了一大批科技和管理人才，在全国石油工业发展中起到了“摇篮”作用。
１９５３年，康世恩同志任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局长。当时我们对石油知之甚少，“茫茫大地，何处找油”，中国石油工业向何处去，这是摆在广大石油工作者面前的首要问题。康世恩同志坚决贯彻党中央指示，提出只有大量寻找和开采天然石油，石油工业才有出路。他敢于冲破由“陆相贫油”推断出来的“中国贫油”的思想束缚，带领勘探人员，跋山涉水，不畏艰辛，刻苦探索，借鉴苏联经验，结合我国实际，首次提出应把找油找气的重点由山前凹陷及山间小盆地移向大盆地和地台，采取多种勘探手段，整体解剖二级构造带。结果，相继发现了新疆克拉玛依油田、青海冷湖油田以及四川地区的几个油气田，实现了新中国石油勘探史上的第一次突破。
５０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同志亲自听取康世恩同志的汇报，详细询问石油地质和生产情况，指出石油工业要展开钻探，努力寻找油气。中央主管石油工业的邓小平同志也指出，石油勘探要实行战略展开，正确选择勘探突击方向，在东北、华北、华东、四川、陕甘宁等地区多做一些工作。当时石油工业部主管勘探工作的康世恩同志，在余秋里同志领导下，坚决贯彻中央领导同志指示，迅速调整部署，不失时机地把石油勘探重点由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转移，组建了松辽、华北、华东等勘探局，并与地质部门密切协作，展开大规模勘探。建国１０周年前夕，在松辽盆地发现了大庆油田，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石油职工和全国人民。这是我国石油工业发展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是地质认识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康世恩同志是这次转折的主要组织者。
大庆油田发现以后，党中央批准组织石油会战。康世恩同志同余秋里同志一道，学习和运用人民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经验，迎着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巨大困难，组织调遣各油田力量，大规模地展开勘探开发工作。他作为会战总指挥，在最困难的时候、最困难的地方、最困难的条件下，长年在第一线组织会战。坚持以毛泽东同志《实践论》、《矛盾论》作指导，把高度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带领广大会战职工，发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革命精神，克服各种困难，只用三年时间就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了大油田，一举实现了我国石油自给。通过会战实践，探索出了一条独立自主地发展我国石油工业的道路，积累了一整套加强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职工队伍建设的经验，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赞扬。
在大庆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康世恩同志挥师南下，进入地跨辽宁、河北、山东、河南等省的渤海湾地区，组织指挥了包括胜利、大港、辽河、冀中地区在内的华北石油会战。他兼任会战指挥部指挥，组织广大干部和职工，针对这个地区地质条件复杂、油层埋藏深、断层分布多、油气蕴藏不均匀等特点，开展了一系列科学技术攻关。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努力探索含油气规律，终于打开了新的找油领域，在渤海湾盆地建成了由若干主要油田组成的油气生产区，并为随后扩大勘探奠定了基础。在他领导石油工业期间，曾先后组织过十次石油会战，创建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石油基地。在这些会战中，无论在取得胜利的时刻，还是在遇到挫折的时刻，康世恩同志总是满怀信心，精心部署，以坚韧不拔的意志，迎着困难上，表现了一个战略家的眼光、气魄和才能，组织家的创新精神和严细作风。通过这些会战，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石油工业的面貌，推动石油工业进入全面的发展时期。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康世恩同志受到了残酷迫害，但他坚持原则，对党忠贞，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１９６９年初，周恩来同志为了让康世恩同志出来工作，派他到渤海抢救被流冰冲击的采油平台，他不怕围攻批斗，亲自上一线指挥，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保证了渤海海域油井的安全。随后周恩来同志又派他到湖北地区，主持江汉油田的勘探开发工作。在地面水网密布、地下情况复杂、社会动乱不已的困难条件下，调集各油田力量，依靠武汉军区支持，经过三年奋战，建成了一个新的油田，还保护了一大批石油领导干部。１９７６年，河北任丘地区发现高产油流，他顶着“四人帮”的政治高压，组织开展石油会战，实现当年勘探、当年开发、当年建设、当年收回投资，建成了原油年产量上千万吨的高产大油田。在这些艰难岁月里，他坚决贯彻党中央指示，团结广大职工，努力增产油气，使石油生产在大乱之年连年大幅度增长，为支撑濒临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勘探和开发石油实际上是一场向地球要油气的特殊战斗，康世恩同志一直指挥着这场战斗。他始终以研究地质为乐，以寻找油气为志，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努力探索地下奥秘，领导石油工业取得了长时期的高速发展。１９７８年，全国原油产量突破一亿吨，进入了世界主要产油国家行列，增强了我国在国际交往和经济贸易中的实力和地位。在此之后，他组织广大干部和职工，针对东部地区勘探程度日益加深的情况，认真总结多年来渤海湾地区勘探实践，进一步探索断陷盆地各种复杂油藏的分布特点，形成了复式油气区滚动勘探与滚动开发的理论；同时针对老油田经过多年开采，地下油水分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提出要实施全面综合调整，完善注采层系，提高采收率的指导方针，并建立了相应的工艺技术系列。这些理论和实践，对保持我国油气生产持续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证明他不仅是一位石油工业的卓越领导者，而且是一位通晓中国石油地质、善于解决复杂地质问题的专家。
１９７８年，康世恩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他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做了大量的开拓性的富有成效的工作。１９８１年，经国务院批准，他亲自组织实施一亿吨原油产量包干，在全国工业部门率先实行了全行业承包政策，为石油工业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他积极主张利用国外先进技术，配套引进数字地震仪、大型计算机和先进的钻井、测井等装备，加速了石油技术装备的更新换代，为石油勘探、开发进入复杂地区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手段。特别是在塔里木盆地，通过成建制地引进国外沙漠地震队伍，锻炼和提高自己的队伍，在沙漠腹地大规模地开展勘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他还积极推进陆上石油对外合作，不断扩大合作地区和领域，加速石油工业的发展。
在康世恩同志领导石油工业期间，我国石油工业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建设了一支能打硬仗的职工队伍，积累了一整套办好石油企业的经验，为今后石油工业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退居二线以后，仍时刻关心石油工业的发展，指导石油战线的工作。他在住院期间，还编辑了《康世恩论中国石油工业》一书，系统地总结和概括了自己的思想认识和实践经验，用以启迪后人。他在病重时刻，仍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实践论》，坚持艰苦创业精神，坚持大庆基本经验，敢于同一切困难作斗争，对石油工业发展寄予了殷切的期望。
二
海洋石油是我国石油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６０年代中期，在大庆石油会战取得胜利之后，康世恩同志就从发展战略的高度，提出要“上山下海，以陆推海”，并组建南海、渤海两支石油队伍，拉开了向海洋石油进军的序幕。７０年代初期，他在周恩来同志的支持下，作出了“更新设备，展开勘探”的部署，利用国外引进的设备以及国内制造的设备，开始在渤海、南海进行钻探，着手创建我国的海洋石油工业。
海洋石油勘探开发从来都是世界性的。西方国家开采海上石油已有１００余年历史，具有先进的装备和成熟的经验。海洋自然条件比陆地复杂，技术要求比陆地要高，我们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现成经验，这就决定了必须同国外合作。当今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闭关自守，世界各国之间应当进行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总方针，为海洋石油的对外合作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康世恩同志正是从这些时代背景和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海洋石油的总体发展战略。
１９７７年，康世恩同志向中央建议，海洋石油要实行对外合作，得到了邓小平、叶剑英等同志的大力支持。为了贯彻这一决策，他先后派遣团组到国外考察，并亲赴欧美各国进行调查，收集了１２５个国家和地区的大量资料，深入研究国际上石油对外合作的各种模式。通过反复论证与比较，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最后确定采取分阶段的风险合作方式，即勘探风险由外方承担，发现油气田后与外方合作开发，实行产品分成。这种做法，既维护了主权国的权益，又使外国石油公司有利可图，体现了平等互利的原则。这就为我国海洋石油对外合作确立了基本模式，开通了走向世界的航道。
国家立法是海洋石油对外合作的先决条件和根本保证。通过立法，理顺机制，优化环境，明确权益分配格局，才能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形成对外合作的大气候。康世恩同志为这一浩大的立法工程，经常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进行了艰巨的工作。他亲自组织人员，收集了１２０多套各国法律和合同文本，结合我国情况，逐条逐句地推敲，指导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国家的基本法规。随后根据国际惯例和实际需要，制定了对外合作税法，建立了相应的税务机构。与此同时，还制定了《标准合同》文本，具体落实《条例》和一系列法律文件，作为国家立法的补充。这些工作，使我国海洋石油立法一开始就与国际惯例相衔接。
１９８２年２月，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成立。康世恩同志反复指出，在海洋石油总公司工作中，“一切须依法办事，合理不合法的不办，但要努力争取有法可依，依法把事情办好；一切须照章办事，手续不完备的不办，但要高效率地履行各项规定，依章把事情办好。”他亲自领导我们开展对外招标工作，按照分阶段实施的原则，前几年在渤海、黄海、南海珠江口、北部湾、莺歌海等海域组织了三轮招标，前年又在东海海域进行了第四轮招标。截至目前，我们共与外国石油公司签订了１０５个合同，直接利用外资４５亿美元；在海上找到了２０个油气田，获得石油地质储量１２亿吨、天然气地质储量１８００亿立方米。现已有１３个油气田投入开发，去年原油产量达到６４７万吨，成为我国石油工业的一支生力军。
在海洋石油工业发展过程中，康世恩同志高瞻远瞩，着眼未来，及时作出科学决断，为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１９８４年，他论述海洋石油的发展前景，指出我国天然气工业还很落后，莺歌海、琼东南可能是一个很有远景的大气区。经过这几年实践，我们已经获得重大成果，证实了他的预见。我们对制定和实施“油气并举，向气倾斜”的发展方针增强了信心。在莺歌海崖１３—１气田投入开发之后，他考虑到广东、海南地区对天然气日益增长的需求，提出下游建设要与上游开发同步进行，实现上下游一体化经营，推动海洋石油向现代化综合型的方向发展。前几年，他依据东南沿海经济加快发展的趋势，主动向中央提出建议，遵循“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路，加快东海对外合作步伐。这对开放东海海域是个有力的推动，从而形成了一个我国沿海海域全面开放的局面。
康世恩同志领导海洋石油工业，始终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对外合作与自营勘探开发并举。他指出，经过这几年锻炼，我们自己的物探、钻井、装备制造、作业指挥等本领已有了很大的提高。在非合作地区，包括外商合作退出的地区，应当由自己进行勘探与开发，锻炼出一支过硬的队伍，实现自我滚动发展。目前海上探明的石油、天然气地质储量，自营部分大体占一半左右；去年海洋原油产量自营部分大体占１／３左右。他还鼓励我们，今后不仅要在自己的海域干，而且还要到国际海域去干，为我们展示了海洋石油的发展前景。
三
石油工业的发展为石化工业提供了资源基础。石化工业的崛起又为利用好油气资源、实现油气产品增值创造了重要条件。康世恩同志不仅致力于油气生产，而且致力于油气加工利用，加快我国石化工业的发展。
解放初期，全国炼油加工能力只有１７万吨，石油产品主要依赖国外。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的兰州炼油厂，使新中国炼油工业建设有了一个好的开端。当时长期困扰我们的主要问题，是国内油气产量严重不足。６０年代初期大庆油田投入开发，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针对这种历史性的变化，余秋里同志同康世恩同志及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石油产品“三年基本过关，五年立足于国内”的奋斗目标。通过利用国外先进技术，改造和扩建了东北地区一批老的炼油厂，新建了大庆炼油厂，１９６５年提前实现了我国石油产品自给。在此之后，随着大庆油田的扩大开发和渤海湾地区油田的投入生产，康世恩同志主持制定了炼油工业发展规划，相继在东南沿海地区建设了一批新的炼油厂，逐步使我国炼油工业形成比较合理的布局。
７０年代初期，党中央、国务院在大力发展石油工业的同时，十分重视石化工业的发展。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都先后提出，要引进和建设一批化工、化纤、化肥装置，以解决人民群众吃、穿、用问题。这项工作，由康世恩同志研究规划，经周恩来、李先念等同志批准，并报毛泽东同志同意，从国外成套引进了一批以石脑油、天然气为原料的３０万吨合成氨装置、以轻油为原料的３０万吨乙烯装置，以及几套合成纤维联合生产装置，其技术都代表着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这些装置的引进，大大缩小了我国与国外的差距，初步为我国石化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７０年代后期，我国原油产量突破１亿吨。如何综合利用这笔宝贵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益，成为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一个重大课题。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石油炼制、石油化工、化纤综合利用规划小组，由康世恩同志兼任组长。他组织有关部委，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１９８３年２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康世恩同志负责组建工作。他要求石化总公司一定要从全局出发，挖掘内部潜力，重视内涵发展，合理配置油气资源，在用好１亿吨原油上做文章。在他的具体指导下，我们采取油、化、纤、肥一体化发展战略，制定和实施最佳的加工方案。按照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着重抓好三个层次的优化：一是原油资源总体上的优化，依据不同产品的加工需要和不同原油的特性，进行优化配置。二是直属企业之间原料互供上的优化，合理利用各种原料，充分发挥生产潜力。三是企业内部各厂、车间、装置之间生产运行上的优化。通过这些优化，既保证了生产能力的充分发挥，又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取得了好的经济效益。
为了振兴石化工业，康世恩同志十分重视重点工程及配套设施建设，提出要发挥经济实体的联合优势，集中有限资金，办成几件大事。在他的关心和指导下，“七五”以来，经国务院批准，继燕山大型乙烯装置建成之后，又先后建设了大庆、齐鲁、扬子、上海四套３０万吨乙烯工程，使乙烯生产能力翻了近两番；建设了一批以重油催化裂化为主体的深度加工装置，使炼油深度加工能力比以前增加了一半；新建和改建了一批催化重整、加氢精制、润滑油添加剂等装置，使油品质量有了较大提高；同时还建设了一批气体综合利用装置，提高了气体的综合利用效率。在这些工程建设中，他反复强调，对工程质量要严之又严，务必保证开车一次成功，做到按期投产和安全生产。通过这些工程建设，逐步形成了我国石化生产、技术的骨干框架，增强了石化工业的发展后劲。
康世恩同志把推进科技进步作为发展石化工业的战略措施来抓。他多次指出，我们一定要看到科学技术上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要努力达到国际水平。他勉励科技人员，要像６０年代抓“五朵金花”（流化催化裂化、催化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蜡、加氢裂化）那样，推进新工艺、新技术的进步，加速工业化应用的步伐。他赞同我们提出的“振兴石化，科技先行”的方针，并要求我们认真抓好三个方面工作：引进技术、引进装置的消化、吸收和创新，发展自己的工艺技术；抓好引进装置的达标、超标工作，提高技术装备的国产化水平；抓好科学技术攻关工作，把科研、设计、制造、施工、生产等方面力量组织起来，形成“一条龙”。经过这几年努力，我们研制成功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推动石化科学技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在康世恩同志领导和关心下，我国石化工业进入加快发展时期，与石化总公司成立前相比，目前炼油加工能力由９７００万吨增加到１．５２亿吨；乙烯生产能力由６０万吨增加到２１０万吨；炼油和石化产品品种由８００多种增加到１５００多种；每年实现的税利也有显著增长，各方面工作都取得长足的进步。
四
康世恩同志的一生，是为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石化工业创建和发展顽强奋斗的一生。几十年来，他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坚强的党性，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无限忠诚，以及高超的领导艺术和组织才能，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都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发扬。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康世恩同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前列。在各个历史阶段和关键时刻，他总是把握全局，运筹帷幄，敏锐地观察问题，正确掌握前进的方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工作指导方针、战略决策和重大部署，引导和组织群众努力奋斗，对石油工业、石化工业以至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康世恩同志一贯的思想作风。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分析和抓住主要矛盾，研究解决生产建设和科学实验中各种关键问题。他既注重书本知识，又不迷信书本知识；既尊重国外经验，又不囿于国外经验。他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带领广大干部和职工，勇于探索，刻苦钻研，敢于打破常规，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努力创立自己的新理论、新技术、新经验，坚定地走我国自己的工业发展的道路。
几十年来，康世恩同志一贯提倡并身体力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把它作为建设石油工业、石化工业的一项基本方针，并根据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坚持不懈，常抓常新。在艰苦创业时期，他坚持独立自主，奋发图强，勇于拚搏，迎着困难上。在生产发展之后，他坚持艰苦朴素，勤奋工作，用新的目标激励人们创造更高的生产建设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他提倡发扬“荷花精神”，既要努力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又要自觉抵制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千变万变艰苦奋斗精神不能变”，这是他经常嘱咐我们的克服困难的法宝。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是康世恩同志一贯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他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经常采用技术座谈会、“五级三结合会”等方式，集中群众的智慧，实行正确的决策。他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坚持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成功地组织指挥了１０次石油会战。
注重思想政治工作，加强职工队伍建设，是康世恩同志始终关注的一个根本问题。他把人民解放军思想政治工作经验运用到工业战线上来，培养队伍的好思想好作风；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和生产建设紧密结合，总结和倡导了一整套“抓生产从思想入手，抓思想从生产出发”的生动活泼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他坚持思想教育与严格要求相结合，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生产建设的全过程，加强“三基”工作，培养“三老四严”、“四个一样”作风，建立和健全各级岗位责任制；他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表彰先进，树立典型，运用群众中的先进典型教育群众，使队伍始终保持奋发向上的朝气。
康世恩同志十分重视培养年轻干部，珍惜和爱护人才，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他多次指出，队伍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建设好干部队伍，年轻干部的成长是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在平时工作中，他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教育干部在政治思想上坚定不移，在业务技术上精益求精，树立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不断攀登新的高峰。在关键时刻，他十分关心和爱护干部，实事求是地肯定干部的工作成绩，严格分清主流和支流，坚信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因而受到了广大干部的信任和爱戴。
康世恩同志光明磊落，襟怀坦诚，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他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顾全大局，坚持原则，无私无畏，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和得失，把自己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时刻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以艰苦奋斗为己任，清正廉洁，不徇私情，不谋私利，几十年如一日，堪称我们的楷模。
康世恩同志是我们的老领导。他的逝世是石油战线和石化战线的重大损失。我们要继承康世恩同志的遗志，学习和发扬他的革命精神，遵循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各级干部和广大职工，继续艰苦创业，开拓新的局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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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生心力为公瘁
——怀念葛志成同志
雷洁琼
志成同志离开我们了。他的音容笑貌，举止神态，常常在我的眼前浮现。回首往事，我黯然神伤。
我是抗战胜利后在上海认识志成同志的。那时候，他在上海当小学校长，担任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简称“小教联”）的理事长。这是上海地下党领导的第一个教师群众团体。他团结联系广大小学教师，积极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洪流之中。当时，我与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林汉达等同志一起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并在１９４５年１２月创建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同志常与“小教联”并肩战斗，共同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顽强的斗争。我们与志成同志就相识了。１９４６年１月，志成同志加入民进组织，我们见面的机会逐渐增多，建立起革命的友谊。１９４９年，志成同志已从苏北解放区来到北平。６月间，他作为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理事，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议。我以民进代表的身份，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我同他在北平又重逢了。
５０年代初期，志成同志在中央教育部任办公厅副主任，并在民进中央兼职。我在北京政法学院任教，经常参加民进的政治活动，同他时有见面。那时候，志成同志还是３０多岁的英俊青年。他，瘦小的身体，戴着眼镜，笑容可掬，说话办事都很稳健。大家尊称他“葛老”，一直叫了几十年，可惜现在他再也听不到了。
１９５８年以后，志成同志从高教部调到民进中央当专职领导干部，先后担任副秘书长、秘书长直到副主席。１９７９年冬，民进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志成同志当选为中央秘书长，我也被选为副主席。此后，我同他的接触多了起来，对他的人品更加了解，我们的同志情谊日益深厚。我深深感到，他确实是数十年如一日，致力于党的统战工作和民进会务，为党、为人民、为民进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一直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不愧是民进的一位杰出的领导人。
志成同志对党忠诚，政治立场坚定，能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在工作中既能坚持原则性，也能注意灵活性，很讲究方式方法。他长期在民进中央领导岗位上，几乎跑遍全国省市组织。在各种场合，他对民进同志讲话经常强调要“以党为师，立会为公”，自己更是以身作则。他的组织纪律性很强，遵守集体领导制度。
我担任民进主席后，他经常和我交流信息，如实反映情况，虚心听取意见。去年东北三省开工作会议，我本来要去参加，志成同志听说到那里交通不大方便，就劝说我不要去，由他代我去参加。平时我们机关开会时，同志之间看问题难免有不一致之处，有时还引起争论。志成同志则是耐心地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经过深思熟虑才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勤于思考，善于分析，碰到会上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就在会后运用谈心方式化解矛盾，取得共识。他是善于团结同志、协调关系的，谨言慎行，足智多谋，遇事三思而行。他有丰富的从事党派工作的经验。
当前，民进从中央到地方组织，正为１９９７年的换届工作进行准备，积极培养后备干部队伍。志成同志认为，我们要抓紧，从长远考虑，一定要选好德才兼备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接班人，要以德为主，选好能坚决接受共产党领导，热爱党派工作，又有组织领导才能的年轻人。他对此事十分重视，花费了很大心血。
志成同志仁善慈穆，对民进老一辈十分尊重关心。每到外地，他总是去看望一些退下来的地方老同志，嘘寒问暖，敬老尊贤。为解决某些老会员的住房、看病、装电话这类问题，他亲自到有关部门催促落实，为他们排忧解难。对机关干部，也是热心培养，爱护备至。他知人善任，既放手使用，又严格要求，勉励大家要加强政治学习，熟悉党派业务，搞好团结协作。所以他深受干部和会员的爱戴和敬仰。
志成同志数十年来一直热爱和关心我国的教育事业，为促进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他不遗余力。他研究教育理论，参加教育实践。他一贯主张民进是以教育、文化、出版界为重点的参政党，要充分发挥这个优势。党中央提出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的决策以后，他认为民进要为落实中央决策而大声疾呼。这几年，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考察教育，搜集材料。每逢教师节，他都要到山区远郊慰问教师，并组织民进会员中的优秀教师暑期到北京参观学习，同他们一起座谈。他还到北京少管所看望失足青少年，鼓励他们重新做人。他对贯彻义务教育、制订教育法规、加强农村教育、发展职业教育、提高教师地位、稳定师资队伍等等，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远见卓识的倡议。在历次全国政协大会上，他代表民进，尽力为振兴教育事业呼吁，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在他猝然去世的那天上午，他还在温州视察三个职业教育学校，这都充分体现了他对教育事业的耿耿丹心。
志成同志一生廉洁奉公，严以律己。对工作，他一丝不苟，任劳任怨。对生活，他艰苦朴素，从不贪图享受。每年暑期，全国政协安排党派专职领导干部休假，但这两年他因工作繁忙而放弃休息。他的逝世，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大损失。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在他猝然去世的那天上午，他还在温州视察三个职业教育学校，这都充分体现了他对教育事业的耿耿丹心。
志成同志一生廉洁奉公，严以律己。对工作，他一丝不苟，任劳任怨。对生活，他艰苦朴素，从不贪图享受。每年暑期，全国政协安排党派专职领导干部休假，但这两年他因工作繁忙而放弃休息。他的逝世，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