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社会观察
贫困不能阻挡……
——湖北高校助困活动纪实
本报记者杜若原
从鄂西山区、江汉平原，从洞庭湖畔、大别山麓……成千上万的学子怀揣着理想跨入湖北省高等学府的殿堂。他们当中有一个特殊的贫困群体——在高校实行收费并轨、缴费上学改革之后，家庭贫困的学生能否上学，并顺利完成学业，已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贫困生，你并不孤单
家在西北农村的陈鹏霄，拿到武汉水电大学的录取通知时，全村都沸腾了。可是，他的母亲却盯着学校的缴费单发愁。这位农村妇女狠心卖了房子，加上四处借来的钱，总算凑足３０００元。当陈鹏霄在年迈的外祖父的引领下，千里迢迢赶到武汉水电大学新生报到处时，才发现藏在包袱里的钱早已不翼而飞。
从鄱阳湖边来到武汉的小段，未进校门之前就明白：家里拿不出钱来供给他。为了治疗患精神病的母亲，家里欠下大笔债务，还指靠小段捎钱给家里还帐……
尽管家庭背景各不相同，但同样的贫困那么鲜明地写在他们的脸上。出乎这些贫困学子意料，从踏进校门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得到了学校的关心和帮助。
得知陈鹏霄的不幸遭遇，武汉水电大学师生当即为他募捐，校方还减免了入学费用；他和小段作为特困生，享受学校每月４０元特困补助、每月２２元生活补助以及每月５０元贷学金，维持学业已有保障。他们还被优先安排一份校内清洁工工作，月收入６０元。
１９９５年初，湖北省委高校工委的一份调查表明：约有４０％的大学生，月生活费低于１５０元，处于贫困的边缘。约有１０％的特困生，月生活费不足１００元。
５月下旬，记者与武汉地区高校的４０余名贫困学生座谈，深深感到，为贫困学生排忧解难已成为学校一项重要工作。各学校广泛开展的助学、助困活动，为贫困学生增添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为他们创造了成材条件。
扶助起一种精神
凌晨，武汉测绘大学起床铃声未响，苏宗祥已经披衣而起，蹑手蹑脚走出宿舍，开始打扫宿舍楼四层楼道的卫生。
一个多小时后，苏宗祥做完卫生便与同学一道投入早锻炼；晚上，他得再做一遍。早晚加起来，小苏约要做３个小时的卫生。他告诉记者，他一个月可挣２００元。
像苏宗祥这样的“清洁工”，在武汉高校比比皆是。校园管理型的勤工助学，已是扶贫的主要方式。据了解，武汉高校的宿舍楼、教学楼、实验楼的清洁、门卫等岗位，大多由贫困学生担任。
这是校园内一场静悄悄、却又不可忽视的变化。武汉水电大学一位做清洁工的学生说，刚开始做卫生时，怕同学笑话，可过了不久，也就觉得坦然了。过去，他们不太注意公共卫生，亲自参加这项工作后，他和同学们慢慢养成了不乱扔垃圾的习惯。
记者看到，不少学校与学生签订了助学岗位责任合同，以此规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这一纸合同，在学生眼里具有神圣的意义。武汉测绘大学一位负责维修校广播台设备的学生对记者说，老师的课如果讲得不好，我可能不去听；但是，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履行合同义务。自从签订合同之后，这位学生按时上岗，认真工作，从未出过纰漏。
为贫困学生提供了近２００个固定助学岗的武汉交大，对每个岗位都制订了严格的考核细则。比如楼道清洁岗，人平月收入８０元，学校将６０元发给个人，另外２０元用于奖励。校方每月派人逐栋检查评分，一个月下来，得分高者可拿到９０元，低者只能拿到７０元。倘是几次检查不合格，那这个学生就可能要下岗了。
助困并不单是权宜之计，更不是一种施舍。以少许投资去培养当代大学生的竞争、敬业意识和责任心，这就是勤工助学的最大收获。
从无序到有序
贫困生较为集中的华中师范大学，学生以“家教”助学蔚成风气，并在武汉市赢得很高声誉，使得其它学校的学生难以在家教市场与华师相争。
华师家教一枝独秀，除了学生专业的优势外，更重要的是华师对家教助学活动实施了规范化管理。
校团委罗书记说，早在１９９３年，华师的勤工助学就搞得热火朝天。到了暑期，学生们纷纷自发开办各种中小学生培训班，以致教学楼都容纳不下。这种仓促上马的培训活动，表面上热闹非凡，但由于管理不善，难免鱼龙混杂。
正是从无序中看到了它对勤工助学的危害，华师决定将家教作为助学的主要方式。从去年起，学校对愿意参加家教的学生进行培训，经过考试合格，方可持证上岗。全校已进行两次家教资格考试，发证４００多个，其中大多为贫困生。同时，由校团委对家教需方归口登记，再根据需方所提要求，从持证学生中择优推荐。
让勤工助学活动从无序走向有序，是湖北高校努力的方向。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胡树祥说，勤工助学的有序化，包括由学生自发寻找变为校方有组织地展开；助学岗位与学生专业相近、不影响学业并相对固定；学校对助学过程能加以指导、监管等等。它促使各高校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形成助学优势，真正收到助学又育人双重效果。
高校助学，跨世纪的课题
在我们这个发展中的国家，随着高校实施缴费上学，总会有一部分学生感受到经济上的压力；它与学习、就业压力一道，将伴着当代大学生进入２１世纪。
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周运清说，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高校再也不能关门育人了。高校应把能力培养与知识、技术教育等同视之。勤工助学正是培养大学生适应社会、重塑自我的最佳途径，因此，它应在高校占有相应的地位。
目前，湖北高校的助学、助困活动，大多局限在校园内。走到这一步，已费了很多精力。武汉交大、华中农大的校领导感慨地说，我们每为贫困生腾出一个岗位，都要磨破嘴皮，做许多工作。减员和裁去临时工，不是一件容易事。他们知道，更多的岗位和机会在于走入社会，因此，他们呼吁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为勤工助学打开方便之门。
湖北省委高校工委书记余风盛，对助困思考得更深。他说，从宏观来看助困，则应配合教育改革，逐步建立起助困机制和基金。湖北高校在这方面做了可喜探索：首先，高校勤工助学服务机构已普遍建立并运转；其次，不少高校通过改革奖学金、贷学金制度，鼓励贫困生奋发进取；再次，由国家拨款、学校拨款、自筹资金等构成的学生助学基金，已有一定基础并开始发挥作用。
从贫困中成长的学生，将用强壮的脊梁担起时代重任。
（附图片）
照片说明：①学生争看招聘启事。
②特困生在图书馆打工。
③打扫校舍卫生。
④为教授做课题。 杜若原摄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以实务虚
——太原铁路分局长兼党委书记张光玉一席谈
本报记者阎晓明
我信奉三句话：求实、务实、落实。务实是一种工作姿态，落实是一种工作作风，求实呢，是一种品德，一种追求。要说我为什么对“实”这么有感情，大概与我是干铁路的有关。铁路上任何虚假都要付出血的代价。我认为，“实”不是一种工作方法，而是工作态度。
太原铁路分局创造的全方位思想政治工作法和全员形象设计，得到了江泽民总书记的肯定，全国各地有３５０多家党政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和部队来参观学习。大家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全方位思想政治工作法和全员形象设计为什么历经１０年不衰？我说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有明确的方向和实在的内容，找准了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再具体点说就是在全分局，坚持以安全运输生产为中心，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合到安全运输生产的全过程，发挥服务保证作用。
“全员化、全环境、全过程、全内容”是我们全方位思想政治工作法的核心。全员化好理解，就是人人都做思想政治工作；全环境就是从８小时之内延伸到８小时之外；全过程呢，是指在生产的每一个过程都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而不拘于什么形式；全内容就是指思想政治工作包括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职工队伍的全部内容。
我举个全过程的例子：有个火车司机出车前情绪有些低沉，干部发现后了解到他的母亲生病了，立即去他家帮助联系就医，车一到目的地，他就接到了妻子的电话，说领导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这位职工很感动，情绪平静了，事故隐患消除了。全员形象设计是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化，我们提出：干部树立公仆形象；党员树立先锋形象；职工树立主人翁形象，每个单位根据工作性质的不同都制订了各自可操作的形象标准，一句话，干什么就要像什么。目的是树立全分局的整体形象，因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的形象与企业的生死是密切相关的。
近几年，大家觉得思想政治工作难做了，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状态。除了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找到很好的融合点。我们的融合点就是铁路安全生产。从安全生产出发，落脚到安全生产。力争不出事故，少出事故，出了事故能尽快爬起来。这样，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都具体化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就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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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为“国企”分忧
——浙江兰溪市委书记郑宇民一席谈
本报记者赖仁琼
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既是企业领导的难题，也是地方党政领导的难题。我们兰溪虽是个县级市，却是浙江中西部的工业重镇。现有城市工业企业７０多家，在２６家国有企业中，大中型企业占１９家。因此，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不仅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兰溪有重要的意义，对全省也有一定的意义。
１９９３年，兰溪的国有企业亏损１５００万元。别的省市国有企业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也相继在兰溪的国有企业出现。如何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成了市委、市政府领导共同关注的问题和工作重点。
当时我想，不管有多难，一定要咬紧牙关把国有大企业的经济效益搞上去！如果不能为这些企业排忧解难，我这个基层领导将愧对６５万兰溪人民。
经过反复考虑，我选了浙江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试点。这是５０年代原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之一，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如果能使它扭亏为盈，对别的企业就很有说服力和影响力。
当时有人反对，也有好心人劝我：“你去这个老企业，陷进去就拔不出来了。”我决心已定，便说：“不管怎样，我要与企业共存亡。”因为我们不是蛮干，而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依据、作指导，我有这样的把握，也喜欢迎接挑战。
在不长的时间里，铝业集团公司调整了班子，全面强化内部管理，有效实行政企分开。一年基本扭亏，到今年５月，利润已达５８９万元。与此同时，全市其它国有大中型企业也相继摆脱困境，不仅摘掉了亏损的帽子，而且到现在已实现利润１８５３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４．９４倍，实现利税５０００多万元。
我们兰溪曾因最早实施工业体制改革而名扬全国。但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工业格局不尽合理，主导产业不明确，产业优势不突出。
为此，我们市委、市政府领导率团进京，希望通过与中央各部委、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大企业的交流、沟通，得到支持和帮助，使兰溪的工业基础优势和品牌优势与新的产业优势、科技优势对接，从而组合出更大的优势，使兰溪的工业更上一层楼，最终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附图片）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
５０年跨越国界的爱
傅涤飞周莲湘阎欣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东北大批移民，以此占有这里的农庄和山林，加强对中国的统治。这便是所谓的“日本开拓团”。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开拓团的妇女和儿童，被他们的国家遗弃了。
饱受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以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给予战后逃难的日本开拓团妇女和儿童以极大的同情和关怀。
本文记叙的就是在哈尔滨市方正县的日本孤儿与中国养父母之间感人至深的跨越国界的爱。
刘淑兰：“我终生都不能原谅自己”
日本遗孤刘淑兰追忆起中国养父母的恩情，从头哭到尾，手里的一条小毛巾全湿了。
刘淑兰今年５４岁，是方正县东风机械厂会计。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已婚嫁。
她去年底结束赴日寻亲事宜，现在家等候办理归日手续。
１９４５年秋，刘淑兰由养母王秀兰抱养。那年她才３岁。
提起养父母对她的疼爱，刘淑兰哽咽着说：“我被抱来时，只剩皮包骨。养母下地干活，像袋鼠妈妈一样，把我捆在怀内一个大兜布里。如果没有养母的抚爱，我恐怕难以活下来。”
刘淑兰告诉记者，她的养父脾气可大了，但从来没打过她。养母是个慈祥的老人，宁可让亲生儿子、女儿吃点苦，也不让她这个日本遗孤受一丁点委屈。“记得我结婚时，妈妈是那样地舍不得我。她迈着小脚，追着车向我招手。车尾卷起的烟尘，迷了她的眼睛，她呼喊着让我们早点回来。车开出老远，我还看见她站在家门口。”
“我终生遗憾的是，妈妈死时我没在跟前，没把她带到日本看看，再让她多活几年。”刘淑兰说起她去年底回日本寻亲一事，一再愧疚地说：“我终生都不能原谅自己。”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１６日，刘淑兰参加了黑龙江省组织的日本遗孤赴日寻访团。在日本期间，刘淑兰对日本记者说：“我将来得把我养母接来，在这儿度晚年。”可是，这竟成了她未能实现的宿愿。
１２月８日，刘淑兰高高兴兴地拎着日本国赠给中国养父母的礼物——精制拐杖和盒装点心回到家，见到的却是养母的遗体。她把礼物放到炕头，扑在养母身上嚎啕大哭。
她用自己的积蓄为养母安葬。她说：“我这一辈子都难以弥补我对母亲的歉意。”
张秀芹：“难报养父母养育之恩”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当日本遗孤纷纷回国寻亲并返回日本定居时，今年５６岁的日本遗孤、方正县粮食局退休会计张秀芹却处之泰然。
早在１９８９年，日本厚生省援护局庶务课中国孤儿对策室长给她来函，并将寻亲调查表寄给她，连回信信封和邮票都贴好了。她放在手中，却没有往回寄。
她永远忘不了养父母的恩情，她已在黑土地扎下很深的根。那是１９４５年夏秋之交。６岁的张秀芹和９岁的哥哥、４岁的弟弟随日本亲生母亲从哈尔滨市依兰县向方正逃遁。生母死于路上。３对中国父母分别收养了他们兄妹３人。
１９８６年，张秀芹的哥哥、弟弟，分别在为养父母送终尽孝后，回日本寻亲定居。１９９２年，张秀芹的弟弟来中国方正找姐姐。姐姐不认，她固执地想：“宁可兄弟不认，也要对得起养父母。”１９９３年，弟弟又来认姐姐，姐弟抱头痛哭。
去年，张秀芹大哥也来方正认妹妹，并劝妹妹回国，张秀芹仍不吐口。大哥对张秀芹爱人田玉海说：“我是长兄，长兄为大，父母不在了，她不回国我死不瞑目。”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２２日，张秀芹在已回日本的哥哥、弟弟以及孩子们的一再劝说下，才决定到日本寻亲。
在东京代代木少年宫７楼小会议室，张秀芹以她对中国几十年的深刻理解，对日本记者说：“我恨那场可恶的战争。战争把我们整得连亲生父母名字都不知道，除了中国和养父母，谁能记起我们？”
张秀芹说：“中国政府和养父母，以一颗金子般的心，把我们当亲人看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政府及养父母对我们的养育之恩。”
刘长河：“愿中日世代友好”
在哈尔滨方正县日本遗孤的养父母中，７８岁的吕桂云老人，是最受来这里访问的日本访华团尊敬的人之一。
她和丈夫收养的刘长河，就是于１９７４年回日本横滨市定居的远藤勇先生。远藤勇现年５６岁，是被中国和养父母培养成黑龙江大学毕业生的。每次方正县有日本访华团来，都把吕老太找去叙谈。每当日本友人听到吕老太抚养了一个努力学习的日本遗孤时，掌声便会响起来。
据吕老太太讲，他们是１９４６年在方正庆丰乡马豆包村将时年６岁的刘长河收养的。为了供刘长河念书，吕老太太给人洗衣服。洗一套帆布衣得１角５分钱，她在村前小河沟一洗就是两个夏季。红黑略胖的吕老太太坐在炕沿上，提起往事，如数家珍。她说，长河养父是木匠，供个大学生不容易啊！
刘长河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哈尔滨工作。吕老太太还常接济他。长河与本校老师结婚后，吕老太太去给照顾孩子。
爱，是不能忘记的。一晃２０多年过去了，远藤勇没有忘记自己的养父母，也没有忘记所有的中国养父母。他把方正视为自己的家乡，并经常为家乡做些事情。
１９９１年秋，方正遭受洪水灾害，他捐款１２万元人民币支援灾区建设。
１９９４年４月１５日，他致函方正县政府，申请捐资２２０万日元在方正建造一座“中国养父母公墓”，以缅怀所有故去的中国养父母，表达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
今年１月１７日，远藤勇先生又致函方正县人民政府外事办：“感谢中国政府理解战后日本孤儿的心情，并将此荣誉给予我”，还亲自设计了公墓草图。
笔者结束在方正县采访时获悉，今年日本将有６０余个团组、１０００多人分批赴方正县访问，探望中国的养父母。
愿中日友好世代永存。
（附图片）
左图：中国养母吕桂云和儿媳、孙女在东京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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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者见闻录
“南开”外语热
本报记者肖荻
进入绿树成荫的南开校园，无论是跑步晨练，还是课间休息时，随处可见学生们带着耳机学外语的情景。在主楼，在图书馆，在经济学院，经常有人为学外语而“抢座”。校研究生学术部组织的一次英语明星沙龙，４００个座位的报告厅，一下子涌入６００多人。
南开园外语热持久而炽烈。从英语四、六级统考成绩来看，近几年该校的通过率分别达到９８％和６５％左右。外语系９２级研究生任勇，托福考满分。数学系９１级研究生杜以青，托福考６６０分，ＧＲＥ２３００分。今年１月全国英语四、六级考试中，９３级１１４名学生提前一学期参加中级考试，１０７人通过，优秀４４人，９０分到１００分１５人……
南开园外语热的“热源”在哪里？南开校长母国光告诉记者：“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有一流外语水平。”他经常过问英语教学情况。这些年，南开在引进海外智力和培养高级人才方面，高瞻远瞩，先后与２１个国家和地区的９９所大学及国际学术机构建立学术交流关系。世界著名科学家杨振宁、陈省身、李政道、李远哲、丁肇中、袁家骝、吴健雄以及作家韩素音等经常来校讲学，对于南开的外语热起了巨大的激励作用。
在南开公共外语教学部，一群诲人不倦的孺子牛在默默耕耘。部主任张树东、薛琛两位教授每周至少上１２节课，外出开会要么提前上，要么回来补，从不缺课。有些女教师结婚不休假，生孩子产假不满就回来执教。许多教师八九年没有一次业务轮休。尽管当今外语人才十分吃香，但南开没有一位教师跳槽下海，放下教鞭。最近，南开公共外语教学部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集体单位。
教师的执著，更点燃了学子的外语热。
教学相长，要有敬业精神，还得有科学方法。英语教研室在贯彻《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中引入竞争机制。学生如未学完必修课程，不得参加统考。他们坚持正常教学，反对各种形式的应试教学。听力精读坚持小班上课，以阅读带动听、说、译、写。他们出版了《英语文选》、《高级英语阅读》等几十部书，给学生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学校里经常组织的英语辩论赛、英语歌曲赛，场场爆满，学生们用英语演出《雷雨》，在国内外引起轰动。
南开学生优秀的外语水平，使毕业生成为各方争夺热点。但在南开学子心目中，学习外语不仅为了阅读原文、毕业求职、出国深造等近期效应，他们更把眼光投向现代化，投向世界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