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
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共同富裕
厉有为
●深圳是全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场。深圳发展起来之后，如何处理好与内地的关系，如何服务全国、辐射内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历史使命和战略任务。
●深圳与内地横向联合出现了新变化：变内地资本金单向流入深圳为流入内地的“深资”越来越多；双方合作的空间和领域不断扩大；深圳为安置内地剩余劳动力就业以及帮助内地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改变面貌、脱贫致富发挥了积极作用。
●把“外引”与“内联”结合起来，使深圳的地缘、人缘优势转化成深圳与内地共享的经济优势。
●深圳的实践证明了小平同志设计的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构想是完全正确的；证明了小平同志倡导、党中央决策的建立经济特区的构想是完全正确的；证明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走一条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发挥各自优势，互惠互利互助、共同发展的路子，中国实现共同富裕大有希望。
深圳是全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场”，深圳的发展证明这个“窗口”和“试验场”的作用是成功的。发展起来之后，深圳如何处理好与内地的关系，如何服务全国、辐射内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历史使命和战略任务。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指出的：“坚持发展经济特区以及沿海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同内地的横向联合，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基础上，做到分工协作，优势互补，这对于促进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缩小沿海与内地的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极为重要。”江总书记的这段话，为正确处理经济特区与内地的关系指明了方向，是经济特区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深圳与内地横向联合的路子越走越宽。
深圳与内地横向联合的新变化
深圳经济特区创办以来，全国不少省市和国务院有关部委纷纷到深圳投资建立“窗口”企业。目前，深圳已有内联企业６６２８家，内地投入资本金近百亿元，工业产值及出口额占全市的１／４左右。可见，深圳的发展离不开内地的支援。进入９０年代以来，深圳与内地的横向联合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内地资本金在建特区初单向流入深圳的局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以前的单向合作向双向合作发展，合作空间和领域不断扩大。据银行统计，１９９０年深圳各家银行向内地拆出资金２１．８７亿元，到１９９４年深圳各家银行向内地拆出资金增加到７７．７５亿元，是１９９０年的３．５６倍。另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９４年，深圳企业到内地８０多个地区兴办合作投资项目１３９０多个，总金额超过百亿元。深圳企业通过这些合作项目，把适应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带到内地，把先进的设备、技术和管理方式带到内地；又把内地企业带到深圳，把双方合作生产的产品带到国际市场。随着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实力的增强，输入内地的“深资”会越来越多，范围会越来越广，内地与深圳的关系会越来越密切，深圳的“窗口”作用会越来越大。
其次，深圳吸纳了大量的内地剩余劳动力。１９９４年深圳平均每月注册的内、外资企业７５１家，现在全市注册的工商企业总计６４３７９户，其中内资企业３１９１６户，“三资”企业１１２５１户，“三来一补”企业１２０２３户，还有私营企业９１８９户。这些企业的兴建，吸纳了２００多万人的内地剩余劳动力，按人均每年寄回家乡３０００元计，每年寄回内地的共计６０亿元，这对安置内地剩余劳动力就业和帮助内地农村脱贫起到一定作用。
第三，深圳经济发展起来之后，主动帮助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改变面貌、脱贫致富。从１９８９年起，深圳市政府将市、区财政收入可用财力的２％作为合作发展基金，扶持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具体的做法是，合作发展基金对确定的项目给予低息贷款，然后用项目的收入偿还基金贷款，使合作发展基金滚动发展。根据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安排，深圳与广东梅州市建立了对口支援关系，以后又逐步把合作发展基金的使用范围扩大到河源市、韶关市、清远市和三峡库区的巫山县等。据统计，深圳累计向上述地区投放资金８亿多元，其中合作发展基金３．３亿元，各种融资４．５亿元，捐款６０００万元。在扶持兴建的１１５个项目中，交通、能源和老企业技术改造的项目占７０％，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今年，根据合作发展基金数量的增加，市委决定，把合作发展基金的使用范围扩大到延安、井冈山和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
“三点一线战略”形成的经济优势
把“外引”和“内联”结合起来，使深圳的地缘、人缘优势转化成深圳与内地共享的经济优势。在外引内联的实践中，深圳逐渐形成了“三点一线”战略。所谓“三点一线”战略，是指充分利用特区优势，依托内地，面向海外，以产品加工、贸易、科技成果、资金和其他资源为纽带，将内地—深圳—国际市场三点连成一线，形成最佳组合。
实行“三点一线”战略，现已初步摸索出以下六种形式：一是生产加工劳动密集型。即把深圳特区初期建设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转移到内地生产，或在内地新建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在深圳接单，在内地生产，产品销往国际市场，形成深圳与内地“前店后厂”的新格局。目前全市已有５００多家企业实现了这种转移。这样做，一方面充分发挥内地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优势，使企业降低了生产费用和成本；另一方面符合深圳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同时密切了深圳与内地的经济关系，促进内地经济发展，使深圳更好地发挥全国“窗口”作用。可谓一举多得。二是原材料辅助材料供应型。即运用深圳企业的技术、资金和管理，在内地一些原材料产地设厂，使深圳的龙头企业有可靠的原料、辅助材料的供应渠道。三是协作配套型。即以深圳的主机厂为龙头，充分利用内地现有的生产设备、厂房和技术力量，生产为主机配套的零部件、配套件和协作件。如深圳每年生产的几百万辆自行车，零部件协作配套厂多在江浙一带；深圳每年生产的几百万线程控交换机和几亿块手表的零部件协作配套厂多在广东一带，等等。四是技术开发型。深圳企业与内地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或企业联合，共同开发和生产先进技术、先进工艺、先进产品；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改造内地国有企业的老产品、老工艺，然后把他们的产品销往国内外市场。如广东９０％以上的小水泥厂，采用深圳开发的电子自动控制技术后，减少了劳动强度，提高了产品质量和效益。五是参股控股型。深圳企业到内地国有老企业参股控股，使内地老企业不但转换了经营机制，改造了设备工艺，而且经济效益出现了转机。如牡丹江市电视机厂与深圳康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联营之后，生产康佳彩电，使这家亏损企业一跃转为该市的利税大户。六是出口基地型。深圳的一些大、中型外贸企业在原材料产地设立出口加工基地，对内地来说，可以得到资金和技术，把资源转化为商品，并与国际市场联系起来；对深圳企业来说，有了可靠的出口货源基地和出口商品供应。深圳与内地两个优势互补，两个优势联合，形成新的优势。
此外，内地利用深圳这个“窗口”，在引进外资、技术、项目和管理等方面也起到很大作用。
深圳实践证明中国实现共同富裕大有希望
深圳的实践完全证明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设计的允许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构想是完全正确的。江泽民同志去年６月视察深圳时，要求深圳对内地要发挥好“窗口”、辐射和带动作用，走互惠互利、协调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党中央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正确的路线，使得深圳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我国在过去一段漫长岁月里，实行的是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政策，结果是，条件不好的地区不富裕，条件好的地区也不能富裕，自然条件差但资源丰富的地区因无力开发富有的资源而不能摆脱贫穷，因此国家难以富强起来。这里严重的障碍是平均主义指导思想作怪。如果不克服这种平均主义思想，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并走出先富带后富的路子，共同富裕是很难实现的。
深圳的实践证明了邓小平同志倡导的、中央决策的建立经济特区的构想是完全正确的。在全国几个特殊的地方，中央给予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让特区尽快发展起来。一是让这些特殊政策发挥作用，利用更多的国际资源发展自己；二是为两岸统一和在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做好促进工作；三是使特区对内地发展起到“窗口”作用、辐射作用和带动作用；四是起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试验场”作用。深圳发展的实践完全起到了以上四个作用。换句话说，深圳能起到这个作用，完全是中央的路线和给特区的特殊政策的作用。前不久，江泽民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指出：“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变”，“特区还要特”。特区政策发挥作用越大，特区的发展就越快，对内地辐射力也会越强。
深圳的实践证明了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深圳经济迅速发展的成功经验，归结起来就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深圳改革开放１６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３５．９％，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５６．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每年递增４２％，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平均每年递增６０％，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平均每年递增５２．４％，深圳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是全国平均的３倍多。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这种飞跃的发展速度是不可设想的，辐射和带动内地共同发展更是不可能的。
深圳对内地辐射力的增强，是与深圳的实力增长成正比例的。在１９８７年以前是内地单向来深圳投资，从１９８７年开始深圳向内地投资，当年投资７６０万元；到１９９０年“深资”投向内地达到１７６７７万元；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２年“深资”向内地投入３７．８８亿元。这些数字表明，随着深圳经济实力的增强，向内地的辐射力越来越大。这种辐射是走一条发挥各自优势，互惠互利互补、共同发展的路子。只有走这条路，共同富裕的路子才能越走越宽。
党和国家给特区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实践结果，使深圳的生产力突飞猛进地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对国家的贡献也越来越大，并带动广大内陆腹地的经济发展，这是铁的事实，这是得民心的大好事。我们一切工作最终要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来衡量，这样，中国实现共同富裕就大有希望。
第9版(理论)
专栏：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
系统掌握和运用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
邱东
邓小平同志关于对外开放的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深入地学习，全面系统地把握其精神实质，并在现代化建设中自觉遵循。
开放要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谈到对外开放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端必要性时，虽没有从更多的角度讲多少大道理，而只是从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总结中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角度来论证这一点，但其理论的说服力已毋庸置疑。
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对外开放要从各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他说：“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
对外开放要实事求是，就有一个适度的问题。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个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是受到不同的条件限制的。比如，引进外资并不是越多越好。外债规模在总体上应该与我国的还本付息能力相适应。
开放要实事求是，就应该不断从国内外开放实践中总结经验并用以指导下一步开放。比如，８０年代，海外资本对我国的廉价劳动力比较感兴趣，“三来一补”成为一种较为流行的引资方式；９０年代，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海外对大陆的市场容量更为重视，这就需要我们采取与过去不同的引资战略。再比如，近年来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筹资证券化的趋势。通过国际证券市场来融资，具有筹资主体主动、筹资对象广泛、筹资用途灵活、筹资使用期限较长等特点，这对我们这样一个建设资金严重匮乏的国家来说，显然是一种值得重视的开放方式。如何根据我国经济建设的特点扩大从国际证券市场融资的数量，是实践向我们提出的新课题。
开放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尽管对外开放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但对外开放本身并不是目的而仅仅是一种手段。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改革和开放是手段，目标是分三步走发展我们的经济”。“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可见，对外开放只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最终提高人民生活的手段之一，我们不能为了开放而开放。
既然对外开放是手段，就有一个手段的选择问题，就有一个各种手段之间的配合问题。我们固然不能再闭关自守，但也不能仅仅依赖于或满足于别人来投资。我们的经济要发展，必须同时重视原有工业内部结构的调整，通过企业重组和技术改造，使原有的工业潜力和优势得以发挥。只有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两个方面一齐抓，二者相辅相成，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们有的同志往往把投资环境简单地理解为“七通一平”和外商在本地的办事效率。这些当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投资引力，还在于当地的经济实力。国内国外的经验都表明，资金往往是流向经济较为发达或较有发展潜力的地区。所以，如果我们忽略了自己的实物产业发展，搞成一个对外依附性很强的经济结构，反而会影响对外开放。
既然对外开放是手段，就有一个开放效益问题。比方说，引进外资本身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它可以解决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可以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但也存在外资流动性较大的问题，外资来不来，什么时候来，来多少，来了会不会走，我们在投资环境上铺多大摊子，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开放的实际成效。１９９１年我国协议引进外资到位率是５９％，而１９９２年仅达到２７．６５％，这说明完全依赖外资会影响我们的建设进程。进一步而言，引进的外资还有一个使用效益问题，如果合资企业管理不善，同样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有些海外商人以投资为诱饵，采取不正当手段来骗取我方资金。这些都说明并不是资金引进来就完事大吉，还有许多宏观管理和调控的工作要做。
开放不仅仅是请进来，还要走出去
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小平指出，对外开放还有一些人没有弄清楚，以为只是对西方开放，其实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一个是对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小平特别注意第三个方面，他认为，第三世界仅寄希望于南北问题的解决是不够的，南南之间还要进行合作。如果说前一时期的对外开放，重点在于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以“请进来”为主，那么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走出国门，特别是通过与第三世界国家合作来赢得建设所需要的资金，也将成为一种重要的方式。谁认识到这一点，并在行动上抢先一步，谁就会形成经济开放的良性循环。
第9版(理论)
专栏：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
坚持共同富裕的发展观
梁国英
《邓小平文选》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具有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本文仅就邓小平同志关于共同富裕的战略构想，结合山西省的实际，谈点学习体会。
完整准确地理解先富、共富的战略构想，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原则思路
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战略构想，主要有四个层次的内容：一项“大政策”：顺应并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允许而不是限制，提倡而不是干预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个人先富裕、先发展；一个总目标：实现共同富裕。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个人先富裕，先发展，并不是放纵和允许两极分化，而是为了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多数群众也尽快发展起来，富裕起来，终极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一条主渠道：先富带后富。先富裕、先发展地区和个人帮、带、包后发展、后富裕的地区和个人，是调节发展的快与慢、富裕的先与后的一条主渠道；一个重要原则：把握适当的力度和时机，解决发展不平衡和调节贫富悬殊的问题。
学习邓小平同志“先富、共富”的理论，就是要联系本地区实际，有选择地在广大农村开展“先富帮后富”的实践活动，以促进富裕村与穷村之间资源、劳动力、技术等各类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合理流动，使先发展、先富裕乡村进一步富裕、发展，同时又带动欠发展、不富裕的乡村快富裕、快发展。其办法就是江泽民同志指出的，主要是通过加强横向经济联合，通过向内地辐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向内地投资、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传递经济信息，进行联合生产经营、参与改革内地的一些老企业、帮助内地开发出口货源基地以及对口扶助内地一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等方式来进行。
坚持和贯彻“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的战略思想，是世纪之交的历史选择
共同富裕是我们的旗帜，是我们的目标，１６年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就是因为依循了“先富、后富、共同富”这样一个发展规律，执行了“允许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先发展”这一政策的结果。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更要重视并坚决贯彻“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这个战略思想。最近中央特别强调，先富的乡村要带动帮助贫困乡村共同致富。也就是说“先富帮后富”，逐步缩小贫富差距、推进共同富裕是世纪之交的历史选择。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什么时候突出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大力倡导“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就是实现世纪之交共同富裕、共同发展神圣使命的一个前期准备。
从山西省来说，１６年改革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时机是适宜的。在山西省，已涌现出了一大批先富起来的“强县”、“小龙镇”、“小虎村”，特别是一些郊区农村，依托优势，抓住机遇率先发展，已经提前进入２１世纪。所以，从现在起，大力倡导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是有条件、有基础的。
当前，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现实，也警示我们不忘共同富裕，重视先富带后富。从山西看，一方面全省５０个贫困县，其中３５个属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总人口达８４２万，其中３８１万人人均收入在３００到４００元，处于贫困状态；另一方面，一个新型富裕阶层正在崛起，涌现出了一大批资产上百万元、千万元的大户、富户。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提倡“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还是实现农村稳定的一种宏观调控手段与举措。
开展“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活动，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必然产物。小平同志讲“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所经历的以私有制为特征的一切社会形态，都不会提出、也不会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有的只是少数人的暴富与多数人的贫困。唯有社会主义社会客观上要求一切发展都要服务于人民的共同富裕。因此，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持“共同富裕”的发展观，大力倡导先富帮后富的社会风尚。
坚持先富手段与共富目的的统一，建立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多方位保障体系
实现共同富裕，既是一个经济发展目标，又是一个社会发展目标。先富与共富，本质内涵是物质财富的增加与生产力的大发展，但同时，又需要生产关系的有效调节与上层建筑的全方位服务。因此，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需要建立和形成政治、法律、道德、行政、思想、舆论、组织等多方位的共富保障体系。
一是政策的、法律的支持与服务。在总体上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建构加速发展，实现共富的大环境。在微观上要善于通过税收、物价、信贷等政策手段，逐步缩小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二是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特别强调农村乡镇党委和村党支部要在带领农民群众奔小康，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进步中发挥核心领导作用。很显然，实现共同富裕，基层党组织负有重责。
三是舆论导向与思想教育。开展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活动，其效益是与人的觉悟、道德水准、舆论环境相联系的。要大力倡导良好的道德风尚，培养、宣传先富帮后富的先进典型，提倡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共兴意识。
四是智力支持和技术服务。智力扶贫、科技致富已经在实践中形成了共识。先富需要有致富的本领与现代技术，共富更需要有发展的胆识与科学的思维能力。因此，对于先富帮后富，在观念上不能满足于“钱财”的恩赐，要着眼于从根本上进行智力与技能的扶持。
“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说到底是个发展问题。发展不快是共富的硬制约，这就要求我们在贯彻执行“先富、共富”政策时必须注意以下四点。
首先，先富地区要再发展，再富裕。正如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通过自己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辐射穷困地区，带动其他地区。要强化富裕发达地区的这种功能，就必须把发达地区自身的再发展放在重要位置上，把开展“富帮穷”活动与加速自身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乡村、个人，要以自身的快速发展带动周边乡村；处于欠发达、不富裕境地的穷乡穷村，要克服消极被动、无所作为的思想，研究自身的优势，主动进取，不能等帮靠扶，要有自我振兴，自我崛起的自强精神。
其次，要把扶贫攻坚与促进共同富裕有机统一起来。没有贫困地区的富裕、发展，共同富裕就是一句空话。因此，要把扶贫计划纳入“富帮穷，先富帮后富”活动的轨道。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富裕地区要勇于在贫困地区投资办厂，帮助贫困地区开发致富。贫困地区也要按照邓小平同志所要求的那样，着力把投资环境搞好，凭借资源和劳动力廉价的优势，把富裕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和管理吸引过来，更好地发展自己。
三是“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实践活动要与小康建设同步进行。建小康，达小康，奔小康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小康的深层内涵就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物化表现就是达小康。只有小康目标实现了，共同富裕才成为可能。小康与共富目标的同一性，决定了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以小康建设为龙头。这就需要我们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乡村企业，千方百计壮大和发展集体经济，为实现共同富，达小康创造丰厚的物质条件。
四是开发开放并举，以市场为导向，依托优势，发展龙头产业。市场经济既是我们走向共同富裕的体制保证，但同时又使我们面临许多发展中的新课题、新矛盾、新环境。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地区、一个乡镇、一个村庄要先富起来，先发展起来，必须瞄准市场，发展龙头产业，开发优势产品，否则，发展就会受挫，共富就会滞后。我们要善于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共同富裕的新情况。一方面正视市场现实，积极参与竞争；另一方面要克服负面影响，避免和防止“两极分化”。
总之，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既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归宿，也是坚持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反映。只要我们依循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战略构想，积极、正确地加以引导，就一定能够实现共同富裕这一宏伟目标。
第9版(理论)
专栏：社科书讯
《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丛书》出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实行了一系列适合农村实际的方针政策，在农村改革和建设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和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农村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加快，农民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因此，迫切需要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和研究，以便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进程。由著名农业经济学家王贵宸任编委会主任的《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丛书》（以下简称《丛书》）最近已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丛书》共分九本，即《中国农村现代化与农民》、《农民与土地》、《中国农民收入问题研究》、《中国农民与农村经济发展》、《农民与工业化》、《中国农民就业新探索》、《农民与城市化》、《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化》、《农民与农村组织建设》等。以农民为中心，以农业现代化为目标，对中国的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以及影响农业、农村经济的重大问题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和探索。《丛书》提出的一些见解，给人以下启发：
——《丛书》认为，民主革命时期，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就业、现代化（即发展）和增加收入。谁解决了这些问题，谁就会得到成功。
——《丛书》指出，农业为人类社会提供两种产品，一是通常所说的农产品，一是美好的环境。农业是地球上最大的人工生态系统，是最大的社会公益部门。所以，农业是人类生存和国民经济的基础，客观要求人们必须加强这个基础。作者从这个角度来论述农业是基础，可以说是理论上的一种前进。
——《丛书》提出的其他一些见解，例如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将逐步实行就地转移和向城市转移并重的观点；关于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观点；特别是关于我国工业化发展已具备转入工业和农业平等发展阶段的观点，以及多层次地发展城市化和政府宏观调控的观点等，都有新意，值得重视。
《丛书》对讨论的问题，从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了分析，引用了大量数字资料，有些还与国外进行比较，信息量较大，对读者和研究者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詹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