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
学习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
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袁宝华薛暮桥吴波沈鸿柴树藩
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毛泽东同志对陈云同志管理经济的才能有过高度的评价。在《陈云文选》一至三卷和《陈云》画册出版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９０周年之际，我们这些曾在陈云同志领导下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重温陈云同志著作倍感亲切。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无疑都有重要的贡献。《陈云文选》再版发行，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全党进一步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经济，深化改革，都具有重要意义。认真学习陈云同志著作，不但可以领会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而且也便于人们进一步熟悉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艰难创业过程。
早在抗日战争年代，陈云同志就十分重视经济工作。他在延安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主任是贺龙）兼政治部主任期间，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在陕甘宁边区积极发展农牧业，发展公营、私营和合营工业，发展内部贸易和管理进口、保护出口，争取做到基本自给。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东北担任过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为支持解放战争、恢复东北的经济，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中国创建后，在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制止通货膨胀，实现经济稳定等重大问题上，陈云同志总是深入调查，反复推敲，协助中央作出英明决策。例如制止国民党遗留的恶性通货膨胀。在陈云同志指挥下，从１９４９年４月到１９５０年３月，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稳定了物价，制止了持续十多年的通货膨胀，并在此基础上开始恢复和发展经济。这段时间，陈云同志真可谓是呕心沥血。
陈云同志目光远大，善于抓住经济工作的中心环节，而且是一抓到底。建国初期，他就提出，统一和调整，“只此两事，天下大定”。统一即统一财经管理，调整即调整工商业。解放初期，部分私营工商户关门、歇业，失业增加。经济问题影响到社会稳定。针对这一情况，陈云同志提出“公私兼顾，统筹安排”的原则，调整私营工商业，大量收购工商业资本家的库存物资，实行加工订货，使私营工商业恢复生产和经营，这不但增加了国家的收入，减少了财政困难，也有利于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控制，便于进一步稳定物价和经济的恢复。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修改以及重大项目的抉择，陈云同志耗费了很多心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比如鞍钢三大工程、武钢和包钢的建设以及一批军工厂的建设，特别是机械工业，如洛阳第一拖拉机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等新中国第一批重工业基地，从厂址选择到方案的制定都是在陈云同志亲自主持下提出，经中央确定后，组织各方面力量以惊人速度完成的。
陈云同志对于经济的发展，总是从实际的可能出发，主张集中兵力，稳扎稳打。１９５９年他对粮、棉、钢、煤四大高指标不赞成，有保留意见，多次提出这些指标是难以实现的，不要在报纸上公布。后来毛主席委托他调整钢铁指标，他经过调查研究，并经过毛主席、党中央同意，把钢铁的计划指标降了下来。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为探寻克服困难的有效途径，作出了重大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国务院成立财经委员会，陈云同志任主任，主持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作。他积极支持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认真贯彻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后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使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长期的调查研究和实践中，陈云同志形成了丰富的经济思想，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财富。例如陈云同志历来强调经济工作要树立政治观点、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主张综合平衡，他认为按比例发展，稳步前进，形式上是慢，实际上是快，而且不留后遗症。应该说，这些观点都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贡献。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对于我们当前及今后的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发展经济要从国情出发，要十分重视发展农业。这是陈云同志经济思想很重要的一条。
我国人口众多，８０％以上都在农村，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必须十分重视发展农业。１９５１年５月，陈云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农业不发展，工业就难以发展。直到８０年代，陈云同志再次尖锐指出，“我们是１０亿人口、８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香港、新加坡、南朝鲜等地区没有８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欧美日本各国也没有８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现在真正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还不很多。”我们必须牢牢记住陈云同志的忠告。
二、陈云同志向来主张，解决财政问题，必须立足于发展生产。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陈云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言中提出了发展生产，解决财政困难的观点。１９４５年２月１日在《怎样做好财政工作》一文中，陈云同志又专门论述怎样克服困难，摆脱被动。他说，财政收入的来源有三：一是生产自给，这部分最多；二是税收；三是贸易公司收入。他认为财政工作的方针是生产第一，分配第二。这些观点都体现了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思想。他常常引用《大学》上“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的论点，来论证“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危险。只有发展生产，才能解决财政困难。
三、陈云同志多次提出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相适应。
早在５０年代，陈云同志就深刻地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因为物资多了，增加建设规模是比较容易的；而财力物力不够，把建设规模搞大了，要压缩下来就不是那么容易，还会造成严重浪费”。所以，他一贯主张经济建设要量力而行，要脚踏实地，要瞻前顾后。
四、陈云同志主持经济工作一贯强调综合平衡，突出重点。他认为财政平衡、物资平衡、信贷平衡和外汇平衡是全国总体的平衡，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只有搞好综合平衡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他强调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要突出重点。他常说，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突出重点，才能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建设上可以缩短工期，经济上见效快、效益高。在此前提下，他还强调要处理好重点与一般的关系。他说搞好综合平衡“既要保证重点，又要照顾一般”。否则，“不仅国民经济各部门不能互相协调地向前发展，而且重点本身的发展也难以得到可靠的保证”。
五、总揽全局，统筹安排，也是陈云同志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陈云同志全局观念非常强，他一贯主张局部利益要服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他强调，要把工农商各业、城市农村，经济工作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抓起来，把财力集中起来，从国民经济的全局出发来考虑问题，制定政策，进行经济建设。他的著名论点是“全国一盘棋”。改革开放以来，他主张发展多种经济成分，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有利于把各个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
六、改革开放，探求新路。陈云同志是改革开放的积极支持者，而且一生都在探求发展经济的新路子。早在１９５６年他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就提出“三个主体”（国家和集体、计划生产、国家市场）和“三个补充”（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的观点。１９５７年他主持起草了改进工业、商业和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１９７９年他进一步指出，过去计划工作制度的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市场调节这一条。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项改革取得的初步成就，陈云同志热情称赞。１９８０年他说：“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好作用，大大有利于经济形势的改善”。１９８１年他又说：“这个改革的意义不下于５０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１９８３年他在给国务院体改办一位负责同志的信上批示指出：体制必须改革。改革经过试点，利多弊少。他多次提示人们，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他主张要研究新情况，学习新知识，解决新问题。他在１９９２年发表的一篇纪念李先念同志的文章中说，“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陈云同志的这些经济思想的形成，都是和他的注意调查研究的作风分不开的，都是和他的孜孜以求的学习精神分不开的，都是和他的高瞻远瞩的全局观念分不开的，也是和他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实事求是思想分不开的。今天，我们重温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认真学习陈云同志的经济论著，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第9版(理论)
专栏：
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切实做好新时期的组织工作
张全景
陈云同志离开我们两个多月了。我们工作在组织战线的同志，十分怀念这位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延安时期中央组织部的老部长。
陈云同志在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９４４年３月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长达７年之久。这个时期，正是我们党的大发展时期。为了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建设一个全国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党的任务，陈云同志对党员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等做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原则和方针政策，为我们党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卓越贡献。延安时期中央组织部形成的好思想、好传统、好作风，比如，重视学习的传统；顾全大局的传统；坚持原则、公道正派、严守纪律的传统；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传统等等，都是陈云同志精心培育出来的。继承和发扬这些优良传统，对于我们做好新时期的组织工作，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陈云同志非常重视党员干部的学习。他提出，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责任。他要求党的高级干部牢记列宁关于“学习、学习、再学习”的口号，成为学习的模范。对中组部干部的自身学习他也抓得很紧。他说，组织部门的干部是管干部的，自己首先应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广博的文化科学知识，否则，怎能正确地识人用人呢？当时，中央组织部的全体干部，每周至少有半天时间坐下来学习，学理论，学文化，学科学知识，学习后还要考试。陈云同志无论工作多忙，也按时参加。学习的方法是读书、做笔记、讨论、听讲课，请部内理论水平、文化水平较高的同志当教员，分别讲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在陈云同志带领下，中央组织部形成了浓厚的学习风气。
陈云同志特别强调组织工作要适合政治路线的要求，保证政治路线的实行。要求共产党员顾全大局，无条件地执行党的决定，模范地做到个人服从组织、小局服从大局，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他自觉地维护中央决定，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１９４１年初，延安中国女子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等校学生毕业，中央决定其中的５０％统由中央组织部随时调动，使用于党的各方面工作的需要。当时兼任延安女大校长的王明不同意这一决定，写信给陈云同志要求更改。陈云同志回信说，对女大学生的分配办法，是中央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我们彼此仍以服从中央书记处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为好。明确表示不同意王明的意见。他还说：我是党的工作者，我的责任和我的要求，也仅仅是“一视同仁”四个大字。１９４２年，陕甘宁边区经济十分困难，为了渡过难关，夺取抗战胜利，党中央决定实行精兵简政。中央组织部积极响应，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决定，仅三个科的工作人员就从五六十人精简到十几个人，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延安时期是很艰苦的。陈云同志以身作则，带领中组部的同志艰苦奋斗，工作上兢兢业业，生活上不搞特殊。在大生产运动中，他同大家一起纺线。中组部机关组织纺线比赛，陈云同志纺得好，总是得第一。
陈云同志要求组织部的干部坚持原则，公道正派；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小圈子；要全面关心爱护干部；干部分配要服从工作需要，严格执行组织人事工作纪律。当时，在延安参加学习的青年，绝大多数能够根据组织的决定，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也有个别干部不服从组织分配。陈云同志指出，每个党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对于他的工作的分配，必须纠正分配工作时讨价还价的现象。有个叫刘力功的人在学习结束时，党组织决定他到基层工作，他拒绝执行党的决定。党组织七次找他谈话，做思想工作，批评教育，他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因此，党组织决定开除其党籍。陈云同志为此写了《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一文，公之于全党，教育党员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他深刻指出，党内不准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遵守纪律首先要从自己做起，要与党内一切破坏党纪的倾向做斗争。
陈云同志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在他伟大光辉的一生中，对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都有许多重大建树。他十分重视干部在党的事业中的作用。他深刻指出：干部是党的骨干，没有坚强的干部队伍，党的事业就不能发展，不能取得胜利。从抗日战争到建国后，他一直重视干部的教育培养和选拔使用。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比较早地注意到我们党的干部队伍年龄偏大、青黄不接的状况，对培养选拔大批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给予了高度重视，倾注了大量心血。
１９７９年３月，陈云同志就提出找一些４０岁到５０岁的年轻干部担任领导职务，并一再告诫全党要抓紧去做。在１９８２年党的十二大上，他专门就培养选拔年轻干部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解决好干部队伍的交接班问题，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解决得不好，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就可能出现曲折。老干部只有完成这项任务，才算对党和革命事业尽了最后一把力。
陈云同志特别强调，培养提拔年轻干部，不是几十个，几百个，必须“成千上万”。只有“成千上万”，才能使各级领导班子中退出的大批老干部的工作都能有人接替；才能使党组织有较大的选择余地，把班交给确实可靠的人；才能使那些兴风作浪的人搞不起大乱子。陈云同志指出，必须解放思想，不要总是以为年轻人太嫩了，没有经验，“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不要总是论资排辈，讲老资格。给年轻人压担子，经过实践锻炼，就会从没有经验变成有经验，从不老练变成老练。陈云同志的这些思想，充分表达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年轻干部的充分信任和殷切期望。现在，在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岗位上的干部，绝大部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陆续提拔上来的。
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必须全面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贯彻干部队伍“四化”方针。邓小平同志说，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首先要革命化，要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陈云同志也指出，培养选拔干部要德才并重。德才相比，要更注重于德。就是说，要确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实践证明，选拔年轻干部，不仅要在年龄上跨世纪，而且在革命化方面也要符合跨世纪的要求，才能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陈云同志都十分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他认为，支部是党的力量增长的主要源泉，是领导群众的核心。依靠支部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才能使党的口号、主张、政策具体深入到群众中去，才能使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进行革命运动。他认为，党员是党的细胞，要不断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在各项工作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他撰写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就入党资格、党员标准等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
陈云同志去世了。他留下的三卷《文选》和高尚的思想品格，是我们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鼓舞我们前进。可以告慰陈云同志的是，全党正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各项任务。在党员、干部中开展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章活动，开展学习孔繁森活动，进行世界观、人生观教育，努力提高干部素质，积极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基层组织的整顿和建设，也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目前，全国已有４５万名干部下乡，整顿农村涣散软弱和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党支部，并争取用三年时间完成中央提出的任务，实现“五个好”的要求。我们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努力工作，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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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云同志是实事求是的楷模
胡绳
陈云同志极重视学习哲学、学习思想方法。他常常教导周围的同志要注意这方面的学习。他在１９５７年向商业部的领导同志们说：“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你们都是有经验的，问题在思想方法。因为思想方法不对头，所以经验提不高。”类似的话，在陈云同志文集中可以多处看到。陈云同志指出：“我们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早在１９４２年陈云同志在延安养病的时候，曾仔细研究了毛主席的著作和文电，感到贯穿在里面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实事求是。我们现在读陈云同志的著作，也会感到，他的著作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他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总是把有关的各方面的事实弄清楚，并且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进行充分的研究，然后才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像他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这个关键时刻考虑经济问题时所说：“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不仅是要从现实生活中发现矛盾，看出问题，而且要善于解决矛盾，解决问题。党的政策就是解决各方面的矛盾、各方面的问题的方针和方法。政策的正确与错误，当然关系重大。但陈云同志认为，难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只要弄清了情况，不难决定政策。所以，他的著作中反复说明这样的观点：“我们应该用９０％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１０％的时间来决定政策。”这里所说的弄清情况，包括调查和了解情况，也包括研究情况。陈云同志有时也说，“要用９０％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并且说“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从这一观点出发，陈云同志认为，“有的同志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
陈云同志说：“从实际出发的关键是，从片面的实际出发，还是从全面的实际出发。”一定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有关的各种情况弄清楚，这才真正算是从实际出发。要做到这样是很不容易的。陈云同志说：“我们犯错误，就是因为不根据客观事实办事。但犯错误的人并不都是没有一点事实根据的，而是把片面当成了全面。”这句话虽然说来平易，但确实是总结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许多痛苦经验而说出的。
陈云同志认为，为了能够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认识客观事物，是需要有些方法的。他提出交换、比较、反复这三种方法。所谓交换，是说一个人看问题，总是有局限性的，集体讨论，与从不同角度看事情、有不同见解的人交换意见，是达到全面认识的重要方法。他把凡是肯用脑筋想问题，发议论的同志，看作是很好的同志。因为无论他的意见是正确还是错误，都有助于达到较正确、较全面的结论。所谓比较，就是指对于各种意见进行比较。在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的时候，要进行多方面的比较，要把考虑中的方案和其他各种方案比较，不但和现行的比较，和过去的比较，还要和外国的比较，这样才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得更准确。所谓反复，就是说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因为有些当时看来是正确的决定，过了一个时期可能发现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陈云同志反复提倡这些方法，而且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在解决问题，提出和确定决策的过程中，的确是运用了这些方法的。我们的政策必须符合实际，才能有效地推动或者改造客观世界，而不至于导致盲目的行动，或事与愿违。但我们的认识又常常不是完全符合于实际，没有达到对事情的本质的认识，这是一个矛盾。必须承认这个矛盾，采取必要的方法，使片面的认识逐步发展为全面的认识，使肤浅的认识逐步发展为深刻的认识。陈云同志说的交换、比较、反复，就是这样的方法。这些方法，可以说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化。
陈云同志常常说，“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他为别人题字的时候多次写这几个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我们的思想认识的唯一出发点，就是实际；检查其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就是实践。从各方面来的意见，必须是符合于实际，经受了实践考验的，才应该受到尊重。一种意见，不是仅因为是从上面来的，就受到尊重。许多正确意见往往来自广大的群众，正确的领导意见常常是集中了群众的正确意见才得到的。书本知识当然是要重视的，但是不能只依靠书本知识来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孔夫子的书、亚里士多德的书，都要读，但不能“唯书”。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也不能采取“唯书”的态度。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是为了学会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时还是要从实际出发。唯上、唯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但唯实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是因为客观现实既复杂，又多变，为求实就需进行艰苦的探索；还因为有些主观的原因，例如骄傲自满或考虑个人得失，会妨碍唯实。陈云同志是在任何情况下，即使为此而冒政治风险，也坚持唯实的马克思主义者。
陈云同志提倡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他的许多关于实际工作的报告，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细。他在说明必须用９０％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的时候，举例说，“比如，要解决猪肉供应紧张和猪的增产问题，若不管饲料、猪仔的来源，不管价格高低，不管群众愿意不愿意饲养，而是临时乱抓办法，那就永远也做不好这一工作。”他在１９５６年八届二中全会上解决猪肉供应紧张办法的发言，就是论述了各方面的有关情况，然后提出来一系列可行的办法。他提出来的这类解决具体问题的文章，虽然到现在情况变了，不可能完全适用，但是，读了这些文章却令人深刻地感到，要解决问题而浮光掠影，粗枝大叶，挂一漏万，是何等误事。陈云同志在细致周密地观察问题的同时，也注意宏观，注意从全局把握现实。例如他说：“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１９５７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１９５８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这样从总体上认识历史实际，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时，陈云同志提出，“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什么是当时的实事呢？他说：“九亿多人口，８０％在农村，革命胜利３０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显然这是了解了多方面的情况以后得出来的本质的概括。因为陈云同志有很强的概括能力，所以他常能用新颖而精辟的语言说出发人深省的思想。例如他说，无农不稳，无粮则乱。陈云同志确是如他自己所说的，既算大帐，又算小帐，算小帐时明察秋毫，算大帐时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陈云同志又十分重视情况的变化，他在客观情况有了变化的时候，要求人们不能停留在旧的认识上，而要根据实际得出新的认识，提出新的办法。在１９５６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的时候，陈云同志反复强调，为了适合现在的情况，过去的那套办法要加以改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情况又有了巨大的变化。陈云同志在这时特别强调，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大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做法，在现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１９８２年，陈云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回顾他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经济工作，总结性地说：“因为碰到了问题，才出了新的观点，不碰到问题出不了新的观点。”这是对新观点的来源作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说明。新观点不是来自脱离实际的冥思苦想，而是来自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既然有了新情况、新问题，也就一定要有新观点。
总之，从陈云同志的文集中到处可以看到，他是如何运用着他极力提倡的实事求是的思想。
从前有个诗人写道：“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意思是说，可以绣出美丽的鸳鸯拿给人看，但不要把绣鸳鸯的方法告诉人。陈云同志不是这样。他是既让人看到他所绣出的美丽的鸳鸯，也把金针度与人。
应该看到，没有金针是绣不出鸳鸯的，但有了金针并不一定就能绣好鸳鸯。思想方法也是这样。知道怎样的思想方法对头，并不等于已经能掌握和运用这种思想方法。历史经验证明，人们虽然知道不要从想当然出发，而要从实际出发，不要片面性，而要全面性，但是由于某些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仍然会陷在主观主义和片面性的错误中，陈云同志说过这样的话：“做实际工作不犯错误是很难的，搞过肃反和土改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文章上写既要反对‘左’倾，又要反对右倾，这是容易的，但做起来就很不容易。社会经济生活是复杂的，多变的，不会像看电影那样简单。”当然，不能由此得出学习正确的思想方法不重要的结论。应该得出的结论是，只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还不算数，必须不断地运用这种思想方法来研究情况、解决问题，在极复杂的情况和极难解决的问题中经受锻炼，并且克服那些妨碍实事求是的主观因素。因此，我们必须像陈云同志所要求的那样，并以陈云同志这样的老同志为榜样，认真地学习哲学，学习思想方法。
这三篇文章，是本月１２日中共中央举办的《陈云文选》（１—３选）、《陈云》画册出版发行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９０周年座谈会上代表的发言稿。现予刊出，以示对陈云同志的深切怀念。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