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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住这段历史③
从“九一八”到“七七”
耿成宽
侵略中国、称霸世界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既定方针。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就是这一方针的具体实施。
“九一八”事变与东北的沦陷
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７日—７月７日，日本首相、陆军大将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的东方会议上，制定了一个上奏天皇的秘密文件，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
这便是《田中奏折》中提出的先夺“满蒙”，后取整个中国，进而吞并亚洲、称霸世界的总计划。
按照这个总计划，日本关东军于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夜１０时２０分，自己炸毁了沈阳北部柳条湖（沟）附近的铁路，诬指中国军队袭击了日军守备队，并随即于次日晨袭占了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精心策划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这是日本法西斯向实施梦寐以求的“大陆政策”，发动大规模的世界性战争，而迈出的关键一步。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所谓“不扩大”的方针。然而，它们不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陆军省和参谋部还决定调兵增援关东军。可见“不扩大”的方针只不过是为欺骗世界舆论而已。２４日，日本政府在一项声明中，又赤裸裸地声称：日军“有必要先发制人，以铲除危险的根源”。根据军部和政府的真实意图，关东军继续对东三省扩大侵略。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一周内即占领辽宁、吉林两省的３０座城市，完全或部分地控制了１２条铁路线。我东三省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面对日军猖狂地发动侵华战争，在国际上，苏联和世界其它一些进步国家一致谴责日本的侵略罪行，但英美等国却采取了姑息养奸的绥靖主义政策。在国内，执掌全国政权的蒋介石政府置国家民族的存亡于不顾，极力推行绝对不抵抗政策。他们有一个“理论”，认为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侵略仅是切肤之痛，而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割据才是心腹之患，因而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蒋介石一方面调集部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进行连续“围剿”；另一方面以国力不足、准备不够为借口，声言绝对不能抵抗。虽然以马占山、李杜等人为代表的东北军爱国官兵违背不抵抗命令，对入侵之敌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在蒋介石国民政府这一祸国殃民的绝对不抵抗反动政策影响下，数十万东北军不战而退往关内。日军以短短４个多月的时间里，就轻而易举地侵占了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
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处境艰难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表现了与国民党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立场。自“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起，连续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声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并迅速派出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魏拯民、冯仲云等重要干部到东北，组建抗日联军，与自发组织起来的东北义勇军一道，在白山黑水间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从而拉开了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日本侵占东三省后，一面策动汉奸熙冾、臧式毅、张景惠分别在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拼凑在日本人卵翼下的地方伪政权；一面秘密挟持清朝末代逊帝溥仪到东北，筹划建立东北的傀儡政权。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后，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于１９３２年３月１日宣告成立。９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正式承认伪满洲国（１９３４年３月１日，“满洲国”改名为“满洲帝国”），并以《日满议定书》的形式，确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和军事、经济等特权。
侵占东北，是日本发动世界性战争迈出的第一步。为了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转移国际视线，同时压迫国民党政府承认日本占领东北的事实，日军在实施其“征服满蒙”计划的同时，于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晚又在距东北数千里之遥的上海突然挑起事端，向闸北、江湾、吴淞湾等地大举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率所部第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积极支援和配合下奋起抵抗。不久，张治中将军率第五军增援第十九路军。中国军民英勇顽强的抗击，挫败了日本法西斯的疯狂气焰，打破了其侵略华中的计划。但国民党当局妥协退让，于５月５日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日本从此取得了在上海长期驻兵的特权，为其后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华中建立了桥头堡。同时，它们用停战协定取得了战略主动权，得以抽调兵力投向中国东北三省，加紧了对东北抗日军民的“讨伐”。
《上海停战协定》的签订，使中国人民蒙受了新的耻辱。蒋介石却在协定墨迹未干的情况下，于５月２１日亲自兼任“豫鄂皖三省剿共总司令”，纠集５０万重兵向共产党领导下的湘鄂西、鄂豫皖两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
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
日本法西斯在中国东北三省稳定阵脚后，按照全面侵华的既定方针，开始将侵略的魔掌伸向关内。
１９３３年１月，日军蓄意制造了手榴弹爆炸事件，借机攻陷了东北通往关内的咽喉要地——山海关。２月２３日，日军调集关东军第六、第八师团等部及部分伪军共１０余万人，兵分三路向热河进犯，不到１０天的时间就攻陷了热河省会承德。随即，日军分兵向冷口、界岭口、喜峰口、罗文峪、古北口等长城要隘进犯。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经近３个月的浴血奋战，中国军队毙伤敌数千人，给骄横一时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然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了长城抗战的失败。至５月２４日，日军接连侵占丰润、蓟县、遵化、平谷、香河、怀柔等冀东２２县，直接威逼平津。
在华北危急的情况下，蒋介石政府软弱妥协，接受了日本政府“停战”谈判的条件，并于５月３１日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退到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以后不得越过该线。该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及热河的占领，为日军进一步向华北入侵洞开了大门。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法西斯并不满足在中国的既得利益。经过充分酝酿，日本政府和军部于１９３３年１０—１１月间，一致提出了“根绝排日”、“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驱逐国民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的分离华北的政策。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７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在定期接见记者的招待会上发表了对华政策的讲话（后被称为《天羽声明》），声称日本反对中国政府利用其它国家排斥日本，反对各国对中国的哪怕是“财政或技术的援助”。这就公开把中国视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和“保护国”，是日本法西斯企图强占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
为了实现吞并华北，变华北为“第二满洲国”的狂妄计划，日本采取了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政治上制造分裂，策动华北“自治运动”，经济上加紧掠夺华北的资源等众多的手段。
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８日，日军诬称驻守热察边区的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有碍行政，要求将察哈尔省沽源以东、长城以北地区划归热河省。随后，不断地向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相继制造了两次“察东事件”。６月５日，日本又借口第二十九军在张北县逮捕了４名日本特务机关人员，由日本驻张家口领事馆领事桥本正康等出面向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长兼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抗议，并提出处罚责任者等三条无理要求，一手制造了“张北事件”。国民政府为平息事态，于６月１９日下令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之职，改由秦德纯代理。在日本方面的协迫下，秦德纯于２７日与关东军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一）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负责人；（二）取消察省境内的国民党机关；（三）划定察东为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撤走；（四）承认日伪的对蒙工作，援助特务机关的活动；（五）制止山东移民通过察省。
日本侵略者在察哈尔制造事端的同时，５月间以中国军队进入冀东非武装区破坏了《塘沽协定》为借口，以伪满中央通讯社记者、天津《振报》社社长白逾桓和《国权报》社社长胡恩溥被刺是国民政府的排日行为为引子，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并以武力相威胁，对华北统治权提出种种无理要求。面对日本法西斯新的挑衅，国民政府又一次屈服。５月２９日，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方代表开始秘密谈判。６月９日，日本在华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发出了一份备忘录，其主要内容是：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和平津的党部；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撤离驻平津地区的东北军及国民党中央军。７月６日，何应钦复函梅津，表示对“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至此，何、梅间达成协议，通称《何梅协定》。
通过《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日本攫取了冀察两省的大部主权，实现了分离华北的第一步计划。继之，日本又开始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自治运动”。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间，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授意汉奸武宜亭等人鼓动数千饥民在香河县发动暴乱，制造“自治”是出于“民意”的谎言。１１月２５日，土肥原贤二又唆使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个月后，改称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１２月１８日，国民党政府在日本侵略者的逼迫下，指派宋哲元组成了“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设置，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是一个名义上主权还属于中国的半自治性质的地方政府。
日本对热察等内蒙地区主权的攫取，采取了与平津等地相类似的手段。首先扶植组建了李守信伪蒙军。１９３６年４月，又扶植了以德王为傀儡的伪“蒙古军政府”。
与此同时，日本的“中国驻屯军”亦深入到北平的丰台、东交民巷，天津的海光寺及山海关、秦皇岛等要地，成为一只登堂入室、对主人虎视眈眈的恶狼。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日本法西斯咄咄逼人的侵略行径和国民政府的一再妥协退让，激起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１９３５年１２月北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得到了全国各界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广泛同情和大力支持，并迅速扩展为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这对日本的侵略无疑是当头一棒。
“七七”事变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
日本在步步进逼华北的同时，加快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在政治上，通过１９３６年“二·二六”政变，建立起以军部为主体的法西斯统治体制，为扩大侵略战争铺平了道路；在思想上，对广大青年特别是士兵和学生强化军国主义思想教育，极力鼓吹“战争是创造的动力，文化之母”，军人是“国家之花”，大力灌输“八纮一宇”的侵略思想和武士道精神；在经济上，大力发展以军需品为主的重工业，使国民经济转入“准战时轨道”；在军事上，积极进行扩军备战，其兵力已由１９３１年的２３万扩充到５６万，军费增至１３．６亿日元，占其国家财政支出的４９％，并于１９３６年５、６月间就确定了全面侵华的战略方针和兵力部署。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２５日，德国和意大利两个法西斯国家在柏林签订秘密协定，形成了柏林－罗马轴心。１１月２５日，德国和日本两个法西斯国家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从此，德、日、意法西斯侵略势力相互勾结、狼狈为奸。英、美等国为了自身的利益，继续采取“不干涉”的绥靖主义政策，从而助长了法西斯的侵略气焰。苏联正在忙于整顿军队，避免过早地与德、日、意法西斯直接发生冲突。上述国际形势，给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可乘之机。
日本法西斯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一方面大幅度地增兵华北，一方面连续不断地在华北挑起争端，为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寻找借口。
１９３６年６月，广田内阁决定扩大中国驻屯军的编制，由原来的１７７１人猛增至５７７４人，兵力增加近３倍。并将过去每年的轮换制改变为永驻制。上述扩充的日军各部队，６月上旬就急急忙忙地在中国登陆，分别部署于塘沽、滦县、山海关、秦皇岛等各战略要点。
丰台位于北平西南，是扼守平津、平汉铁路线的要冲。日军为控制这一要点，连续制造了三次“丰台事件”。６月２６日，日军扣留中国守军受惊马匹，殴伤马夫，逼迫中国驻军换防，制造了第一次“丰台事件”。９月１８日，日军外出演习部队在丰台正阳街与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孙香亭连相遇。双方互不让路，相持许久后，日军将孙连包围，并掳去连长孙香亭。随后日军派兵强占丰台，制造了第二次“丰台事件”。是年冬，日军又以向北平市当局购买丰台至卢沟桥间５０００亩地修筑兵营和机场遭拒绝为由，制造了第三次“丰台事件”。日军连续挑起事端并抢占丰台，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侵占平津创造条件。
为了弄清中国军队的部署，日军从１９３７年３月至６月短短３个月间，就连续派出６批高级将校参谋人员，以所谓“旅行”、“视察”为名，深入到华北、华中等各重要城市进行战略性侦察。
为检验全面侵华战争的计划，日军在其本土和华北地区连续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１９３６年底，日本陆军参谋总长西尾寿造中将率近十名将官，在日本东京、名古屋进行了一次首先入侵中国，然后进攻苏联的图上演习。这是日本把侵华战争升级，尔后向第三国发动侵略的世界战略的预演。因此，日本组织全部上将军官参观了这次演习。这些将官随后都被派往中国，担任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的各方面军或军的司令官。在华的中国驻屯军，组织以夺取北平为目的的军事演习更加频繁。演习的次数由每月或半月一次，增加到每３—５日一次。自进入１９３７年５月之后，驻丰台的日军，不分昼夜地进行实弹演习，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当时，在日本东京盛传：“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沟（湖）一样的事件”。
果然，不出人们所料，７月７日夜，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附近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至大瓦窑之间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深夜零时许，日军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当这一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日军即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此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中国守军忍无可忍，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旅第二一九团在旅长何基沣的指挥下奋起反击，从此开始了历时八年的全国性抗日战争。（附图片）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驻防卢沟桥地方的中国守军发动攻击，8月13日又进攻上海，中国守军奋起抗击，全国进入了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图为宛平守军赶赴卢沟桥抗击日寇。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逼蒋抗日。图为西安事变后，西安各界群众上街游行，拥护张、杨的爱国行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北到处挑衅。9月19日，日军侵占了北大营、沈阳、南岭等地。图为日军进占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