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
论当前的大众文化形态
孙占国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由对经济发展的关切上升到对文化发展的关切，不能不说是历史性的进步。当前，对大众文化的普遍关切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当前形态的大众文化来势迅猛，使得人们还来不及做出恰当的反应，就拥进了千家万户，甚至成了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对这种文化现象的出现，肯定者有之，批评者有之，更多的是批评和忧虑。那么，到底怎么看，应该作进一步的讨论。
具有时代特点的文化形态
文化是历史的投影。大众文化的出现，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都是时代的产物。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大众文化”，不是我国传统意义的大众文化，而是指一种随社会发展而出现的信息化、商业化、产业化的现代文化形态。
当人类的脚步跨进２０世纪的时候，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市场经济成为一种潮流席卷世界每个国家，商品成为一种普照的光投射到每个角落。工业化、都市化、商业化成为这个时代的表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古典的、宗教的、启蒙的、浪漫的文化传统，受到猛烈冲击，一个以文化工业生产为特征、以市民大众为消费对象，以现代传播媒介为手段的大众文化产生了。
大众文化的崛起，正像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所批评的那样，导致了文化工业的出现，并被提高到时代的水平。文化产品的创造者不仅仅像弥尔顿创作《失乐园》那样是本性的自然流露，更多是为了消费而进行生产。由于这种生产手段的标准化使生产失去了创造者的个性，而变成了批量的复制与拷贝。文化产品的主要接受者既不是憧憬于田园生活的纯朴农民，也不是遵循某些传统的上流社会及其知识分子，而是追求娱乐消遣的都市大众。马克思在讲到商品的生产与消费关系时指出，生产与消费是相互依存的，生产为消费提供外在对象，消费为生产提供内在对象。生产不仅创造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消费的主体都是生产创造的，所以，“生产创造消费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９５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市民大众是由文化工业所培养、创造的消费主体。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为大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现代化的载体。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影、电视、录音、录像，特别是微电子技术、卫星传送技术、光纤通信技术、光储存技术的出现，使大众文化对时空获得更强的占有性和对接受者产生更大的强迫性。如果说本世纪初，大众文化还是少数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有现象，现在已成为世界的普遍现象。这就使得现代文化生态环境出现了新的分野。一方面，高雅文化沿着传统的道路坚韧不拔地开拓自己的空间，并且为人类留下了一座座的精神丰碑。另一方面，大众文化以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强大优势抢占文化市场，吸引广大消费者。
在我国，大众文化的兴起要晚得多，应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事。改革开放不仅是经济行为，同时也是文化行为。既然改革开放，就不可能造成一道“信息隔离墙”，境外的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不可避免地向我们涌来，涌来最快的是大众文化。我们记忆犹新，是流行歌曲、摇滚音乐、现代舞蹈、畅销小说、卡通片、警匪片等在市民大众中很有市场，特别是青年成了这类文化的主要消费者。如果说西方文化的影响是我国大众文化产生的外部条件，那么市场经济的启动则是大众文化产生的内部根据。市场经济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有了经济条件和闲暇时间才有娱乐消遣的普遍可能性。尤其是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为大众文化的商品化、产业化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大众文化追求的是商业价值，而忽视历史价值。它注重娱乐性，缺乏对生活底蕴的理性思考；它突出流行性，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而追求瞬时轰动效应，不在乎是否有文化积累价值；它强调大众参与性，以满足众多消费者的需求为尺度，使它变成大众的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大众文化无论怎样平庸浅陋，只要能满足人们的娱乐和消遣，就可以大行其道。所以，歌舞厅、卡拉ＯＫ厅、台球房、电子游戏厅、音乐茶座等便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在都市甚至乡镇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表面是市民大众在塑造大众文化，而实际上大众文化在不断生产着市民大众。这就是当前大众文化的现实。不管喜也罢，忧也罢，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现代文化形态，终归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
对时代精神的趋赴与疏离
当前形态的大众文化的出现是一种文化进步，还是一种文化退步，这是聚讼纷纭的焦点。对此，我们不能从某个抽象的原则出发，更不能从个人的好恶出发，而要从我们的国情出发，从是否有利于社会全面发展的角度作出历史的分析。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大众文化的出现是一种文化进步。这不仅在于它的应运而生是适应了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且它所蕴含的文化意识在总体上体现了对时代精神的趋赴与追随。
任何时代精神，都是社会实践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社会经济关系运动所决定的历史发展趋势形成的主流文化精神，包括理论的凝结、价值的取向、心理的倾斜等。这种文化精神主要的但不仅仅是被高雅文化所体现，同时也被大众文化所体现，尽管是肤浅的体现。
２０世纪以来，人类尽管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但是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科学技术的全面进步，人文精神的不断高扬仍是时代的主潮。特别是进入８０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现时代的主题。我们抓住这历史机遇，进行改革开放成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选择。只有这样，我们才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才能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不能不看到，我国１２亿人口，绝大部分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的状况同时存在；生产社会化程度还不高，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就是说我国完全实现工业化要走很长的路。实行市场经济在我国也是刚刚开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意识还很薄弱，这是因为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农业文化所遗留的个体生产意识、封闭意识、非商品化意识还在阻碍市场经济意识的生成。而大众文化所蕴含的科技意识、信息意识、商品化意识、开放意识恰恰是对农业文明的文化批判，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推动。
我们还看到，大众文化注重现实的娱乐与消遣，追求即时情感的轻松表达，这种务实的文化精神也是对过去那种故作深沉的守旧文化心态和对未来空泛承诺的文化理想的冲击与否定。正因为如此，大众文化才获得对市场经济的内在适应性，有利于形成文化产业，有利于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旧的文化观念、文化模式、文化体制。大众文化以现代传播媒介为载体，突破了时空障碍，文化的社会共享性得到真正实现，客观上使文化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变成了多数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尤其对市民大众来说，很少有条件去享受高雅文化，只有大众文化才更贴近他们的生活，满足他们对一般知识的获取和对闲暇的享用，使他们从纷至沓来的文化中获得对时代精神的某种理解和感悟。这不能不说是大众文化的积极意义所在。
其次，我们更要深刻地注意到大众文化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出现的倾向性问题。主要表现在大众文化在适应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的过分追求造成了对时代精神的疏远与偏离。
大众文化是受市场规律支配的，生产、传播、消费莫不如此。其一，势必造成对物欲的强烈追求，使人文价值弱化。大众文化以消费大众为上帝，只要适合大众的需求，不管怎样的东西都可以进行批量生产。这种文化工业消解了文化产品特有的人文价值。而且文化工业的生产是一种标准化的复制与拷贝，一首歌曲、一个小品、一则广告，就像流行服装一样被大众购买，造成了哄动一时的廉价崇拜，也使丰富多彩的精神追求变成了时髦的趋同。其二，势必造成对高雅文化的排挤，使崇高与理想失落。高雅文化在现实的条件下不能不受商品生产的制约，还不能充分利用现代传播媒介，但它真正的价值不是以购买者的多少来衡量，而在于对真善美的追求，为社会增加文化积累，为人类提供精神导向。它是极富有个性的创造，是严肃而精致的文化制作，是长期磨练的智慧结晶，因此很难进入文化工业的运作程序，不免感到孤独与冷落。它通常所体现的英雄情绪、悲剧意识、崇高品格、理想境界、学术价值，在社会上因受大众文化的冲击而淡化，甚至失落。
大众文化的商品性决定其主要价值就在娱乐消遣。本来，娱乐消遣也是人类一种正常的精神生活。马克思把这种精神生活称作“享乐的合理性”的满足，并不认为这种精神生活与社会主义相抵触。但是，大众文化把娱乐消遣作为主要价值加以实现，便造成了精神快餐的消费模式，这不仅会把文化推向单调平庸，也会把大众推向单调平庸。娱乐消遣追求的是感官刺激，是非理性的文化享受，无疑会造成消费者人格的片面化。“跟着感觉走”、“潇洒走一回”、“过把瘾就死”、“玩的就是心跳”，这种文化意识堂而皇之地在社会上流行起来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这种文化氛围不仅磨损消费者的心智，也腐蚀创造者的良心，什么“玩文学”、“玩戏剧”、“玩电影”成为一种时尚。严肃的精神劳动变成了玩世不恭的行为，这不能不说是文化理性的丧失。
大众文化的这种娱乐消遣特质的盲目扩张，还会导致某种程度的低俗化倾向，甚至是反文化的出现。大众文化的运作同市场经济的运行一样，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而享受这种文化的大众又多是文化层次不高的市民，其中青年又是主要的消费者。为赚钱而迎合某些消费者需求，一些凶杀暴力、色情淫秽、愚昧迷信等文化垃圾，经过包装或者不经包装，也寻机上市了。针对这些反文化的东西，我们采取了行政和法律的措施加以解决，但又屡禁不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众文化盲目性的负效应造成的。
大众文化出现的这些问题，确实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但是历史地看，这是文化进步所伴生的负面效应。我们既要看到当前大众文化存在问题的严重性，又不能把它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加以批判。对待当前的大众文化，采取愤世嫉俗的激进主义态度和放任自流的消极主义态度都是不正确的。我们只能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用其利，去其弊，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
创造我们时代所需要的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的出现有其合理性，又带来诸多问题。这是世纪之交，文化模式转换过程中出现的复杂现象。我们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以积极建设的态度，有针对性地做好引导、提高、规范的工作，才能创造出我们所需的大众文化。
一是引导工作。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文化，娱乐消遣具有自由选择的广阔空间。这就特别需要对大众进行阅读引导，而这种引导不是强制性的，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要靠理论的力量、舆论的力量提供社会的指向。我们也要充分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发挥理论家、文艺家、编辑、记者、主持人的积极作用，通过座谈、讨论、采访、比赛评奖等方式推出轻松愉快又健康向上的大众文化。
引导工作最重要的是提高大众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能力。一个人审美趣味、审美能力的高低，取决于文化程度、思想修养、生活阅历、审美教育的状况。其中审美教育对人具有更直接的作用。无论对于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我们注意引导他们正确阅读大众文化的同时，更要指导他们阅读高品位文化。只有高品位文化才能有利于社会主义人格的塑造，有利于大众审美趣味和审美能力的提高。正如马克思所说，“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我们提倡主旋律精神产品，扶持高雅文化，这不仅是对主流文化精神的高扬与维护，同时也是对大众文化进行有力引导。
二是提高工作。我们对大众文化不能采取不屑一顾、彻底否定的贵族态度。但是，我们决不能满足大众文化的现状，甚至放任自流，要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它的格调和品位。
从哪里提高呢？有人主张用传统文化来救治大众文化的弊端，甚至提出“儒学复兴”。以为从儒家文化中抽出一些东西加以继承，就可以解决道德滑坡，使文化深沉隽永起来。其用心不能说不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东西固然可以批判继承，但就整体来讲毕竟属于过去时代的意识形态。事实上，这些年来，一些打着弘扬传统文化旗号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江湖术士之类作品粉墨登场，这不但不能校正大众文化的偏颇，相反把人们引进复古主义的暗流。也有主张把大众文化提高到高雅文化。但是，高雅文化尽可以向大众文化渗透，总不能用高雅文化取代大众文化，也不能把大众文化都变成高雅文化。在当代，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共生共荣，是文化生态发展的必然格局。
提高大众文化，要走雅俗共赏的路子。一方面，高雅文化在保持高品位的文化追求的同时，也要努力突破和者甚寡的文化圈子，从内容到形式增加可接受性，向大众靠近，才能有更光辉的前景。比如京剧演现代戏，交响乐团到歌厅演出，克莱德曼演奏现代钢琴曲，这是高雅文化走向大众的有益尝试，应该鼓励，不应贬斥。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在保留对市场经济的适应性、娱乐性、大众性的同时，借鉴高雅文化的优长之处，强化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和对高尚审美情趣的追求，不断提高品位，推出一批雅俗共赏的大众文化精品。在我们民族文化史上，《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等一批雅俗共赏的文化精品，对民族精神的发展曾产生过巨大影响。相信经过努力，我们一定会创造出这类雅俗共赏的文化精品。
三是规范工作。文化是国家的象征。在我们的社会，文化建设必须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相匹配，不仅如此，文化建设还要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提供价值导向和智力支持。一个国家的形象往往通过文化直接地体现出来。因此，对文化特别对大众文化进行规范，是维护国家形象和民族长远利益的严肃任务。
首先要加强宏观调控，对传播媒介进行有效控制。强化监管措施，对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流通把好关，抵制某些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倾销。其次，有效运用经济手段来调控文化事业的发展。加大对文化事业的投入，扶持高雅文化和健康有益的大众文化。在文化领域建立文化基金制度和实行退税或差别税率的办法，支持严肃的、健康的、有益文化的生产。还有，采取行政和法律手段抵制、打击那些坏作品在社会上流行，确保文化的健康发展。
我国大众文化的出现为时不长，还有许多失范的地方，需要我们加强规范工作。我们所提倡的大众文化既不是西方大众文化的移植，也不是传统通俗文化的复活，而是根据我们时代要求，符合中国的国情，既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又富有时代精神的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
用理想之光照亮世界
——读陈昌本的长篇小说《痴恋》
熊荧
从人物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的角度大致可以将当代文学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人物消极的被动的适应社会环境，这类小说写了平凡的人物在僵化的体制、不合理的习俗、某种宿命或必然性的制约下的挣扎、反抗、妥协和毁灭的自我异化过程。另一种是人物积极的主动的适应社会环境，在社会转型时期，有些作家对新的秩序不存任何疑虑地积极地认同。他们对新的秩序来不及冷静地思考和判断，似乎就欢呼雀跃了，他们或者积极地肯定，或者促使别人转变，以便尽快地适应社会环境。第三种是人物积极地努力地改变社会环境，以现实主义作家作品为代表。这些作品在不回避现实生活的沉重的基础上，努力地开掘沉重生活中有价值的、有生命力的东西。他们既不躲避崇高，也不躲闪卑污，而是凝视崇高，解剖卑污。陈昌本的长篇小说《痴恋》在这方面迈出了十分坚实的一步，是一部难得的力作。
《痴恋》塑造的钟劲夫既不是消极的被动的适应社会环境，也不是积极的主动的适应社会环境，而是努力的改变社会环境。这种改变尽管是局部的，但是他的理想的光芒将会照亮世界。
《痴恋》塑造的钟劲夫这位闪光的穷山村的小学教师形象，不但具有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而且对山村小学教育有自己的思考。钟劲夫也爱发牢骚，说中国农村中小学教育不受重视，一个民办教师养不起家啊！“我们小时候看电影《乡村女教师》，就是把教师当万世师表敬重的！可是，十年动乱以来，从上到下，轻视这个职业，不是吗？历史上，中国出过人人尊重的孔夫子，咱们现在树立起几个全国性的优秀教师典型？寥寥无几！”钟劲夫认为，中国农村中小学教育因为不受重视，所以没有好好研究农村中小学教育的特殊性，没有按农村生产发展的人才的需要办教育。主要表现在城市、农村、山里、山外，全是一样的课本，一样的教育内容。农村的孩子毕了业，发展农村生产需要的技术，一点也没有学到，反倒因为有了文化，不安心参加农业生产了。钟劲夫对我国山村中小学教育有自己的思考，并努力地尝试走出一条教育和农村实际相结合的路，他不但想将他的试验成功的经验向全市推广，而且想面向全国写成一本书。
钟劲夫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磨难。也许你会认为钟劲夫尽管在穷困山区小学教育岗位上奉献了短暂的一生，但是，他的动机似乎具有强烈的个人性，甚至还为了“报恩”，就像《凤凰琴》里的余校长等，似乎为了“转正”才那样一样。
其实，像钟劲夫这样的小学教师，不管他的个人动机怎样，只要他真正地任劳任怨地在小学教育岗位上苦斗了一生，都是崇高的。像钟劲夫这样的小学教师在小学教育岗位上尽管具有强烈的个人目的性，但是他的个人目的是符合历史发展的，也就是超出了个人目的转化为为他了。因此，钟劲夫这个形象既是真实的，也是崇高的。
《痴恋》尽管没有描写崇高人物的形成过程，但采用了欲扬先抑的手法，即通过一位年轻女教师祝彩云对钟劲夫从反感、不理解、逐渐理解、敬慕到痴恋的感情变化过程，一步一步地展现了钟劲夫的整个人格和心灵世界。这种间接的客观的描写具有特别的魅力，它使人们更容易接受崇高人物。这种接受是平等的，而不是须仰视才见。
《痴恋》不回避矛盾，既写了崇高和美，也写了卑微和丑恶，但这些丑恶和卑微，不是使人们消沉、悲观和绝望，而是激发人们热爱生活和改造生活的勇气。
现实生活本来就存在崇高、卑微、丑恶的东西，作家是不能回避的，也不能美丑不分。陈昌本在长篇小说《痴恋》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强烈的爱憎是值得肯定的，这正是我们时代所需要的作家人文精神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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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出版界的世纪工程
出版界的世纪工程——《中国新文学大系》后５０年编纂工作正式启动。
《大系》是几代新文学巨匠、编辑家、出版家通力合作、接力完成的辉煌成果。早在１９３４年，青年编辑家赵家璧为了发扬“先驱者们开辟荒芜的精神”，提供研究新文学的“系统的参考资料”，提出了编纂《大系》的构想，得到了文坛前辈的热烈响应。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大系》第一辑（１９１７—１９２７）十卷于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３６年间由良友图书公司印行。强大的选家阵容，独特的编选眼光，使《大系》具有了特殊的文献价值。
半个世纪以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续编《大系》，第二辑（１９２７—１９３７），编纂工作由丁景唐主持，于１９８２年开始筹划。第二辑于１９８４—１９８７年间出齐。随后，又于１９９０年编辑出齐“大系”的第三辑（１９３７—１９４９）。至此，２０世纪上半叶的《大系》三辑５０卷３０００万字全部竣工。后５０年（１９４９—１９９９）计分两辑。第四辑自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始，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止，共２０卷；第五辑自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始，至本世纪末止，共３０卷。全书１００卷，６０００万字。整个编纂工作突出文献性、代表性和经典性，台、港、澳作品也在收选范围之内，以力求准确、全面、深刻地反映中国新文学的面貌。（文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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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金台文论
小家碧玉与诗化偏向
——关于散文诗现状
张彦加
散文诗创作，前些年曾经有过前所未有的景观：“叶笛”和“短笛”的作家们宝刀不老，更胜当年；新作者层出不穷，朝气勃发，作品如江流不尽，如云山千叠。
然而，近来散文诗创作有些衰微，出现了危机。我想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点。
其一是散文诗坛充斥着小家碧玉式的作品。当小说、散文界在指责“小家”“小气”的作品时，散文诗界似乎无动于衷，仿佛小家子气是散文诗的天然特性。在一些散文诗作家那里，专注于吟咏小花小草，珍珠贝壳，星星月亮，而且渗透进作品的是小情小感，流露的是小悲小欢，如此还能有什么“大气”之作？
有的散文诗作者片面理解在作品中表现阳刚之气，于是风啊、雷啊、火啊、水啊叹个没完，实际上如吹气球，让人感到连仅有的小情小感也被浮华的词藻淹没了。
散文诗坛对小题材经久不衰的兴趣，固然与作者们认为散文诗只是不超过三五百字的“小格局”“小摆设”有关，然而主要是作者心胸狭隘，缺少对祖国前程和人民命运关注的深层情感和表达的欲望。有了大悲欢，即使写了小题材，也会潜蕴着沉甸甸的分量。如鲁迅所说：“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散文诗作中体现的“大精神”，仍应遵循这一文体把握主客观世界的基本方式和规律，通过个性表现共性，达到“小我”与“大我”的统一。
其二是散文诗创作中的诗化偏向。
散文诗，在波特莱尔为它命名并自觉地实验的日子里，就已经产生了诗的散文和散文的诗。波特莱尔本人将他的散文诗创作看作是“创造诗的散文”。
偏向散文不等于散文因素泛滥。什么是散文因素泛滥？那便是描写的琐碎，不得要领，毫无诗意、诗味可言。而偏向散文的散文诗，是既体现了散文表达情感和写法的自由、细致，又有在情感显示上的“压缩饼干”特性，在字里行间尤其在总体上贮满了诗意，或者渗透着诗的情绪。是否重视偏向散文的散文诗创作，不只关系到散文诗是否真正的繁荣，也关系到对这一文体准确的理解和认识以及散文诗究竟如何发展。
无论是偏向诗的散文诗，还是偏向散文的散文诗，事实证明都可以写出很有审美价值的作品，我们无意扬此抑彼。但是，目前中国的散文诗作者，创作的偏向散文的散文诗实在太少了！如此下去，我真耽心它的“独立文体”资格被取消，又回归自由诗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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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短评
云彩国里尽朝晖
——读程贤章的长篇小说《云彩国》
林为进
广东作家程贤章一直坚持关心现实，反映现实生活的创作追求。他的长篇小说《神仙·老虎·狗》，以机智幽默的笔调，描述了某类人生于社会改革大潮中的几种形态。《云彩国》（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版）是程贤章继《神仙·老虎·狗》之后，又一部反映社会改革、讴歌积极进取之人生的长篇力作。
作品以沿海经济发达的Ａ市为描述环境，围绕云彩岛经济开发区的确定、项目选择、引进外资，表现了Ａ市上上下下为了迅速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为发展经济尽快提高社会生产力而团结奋斗的感人事迹。打破了“方案之争”的偏狭，也摆脱了反映改革缺少不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冲突的模式，把描述的重心放到表现人物，是《云彩国》作者的新追求。程贤章无疑是力图写出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身份地位的多种人物，借以突现“云彩国”人，也就是特区人的精神气质与品格。
市府副秘书长兼云彩岛经济开发区主任璨烂，是作者着重描写的人物。经历了少年坎坷的璨烂，机敏精悍，是市委书记疆域的智囊和爱将。云彩岛养育了他，他要用自己的智慧与努力去回报云彩岛，把云彩岛建设得更美丽。战士出身的市委书记疆域，既保持了战争年代的俭朴与锐气，又不固步自封。他有权威，但不专断独行，善于吸收和运用别人的智慧。在他的影响和统率下，Ａ市一片正气。从这些人物的行为与追求中，表现了优秀领导干部对于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此外，作品还描述了记者徐风、诗人源流、农村妇女陈昭弟、文化馆长颂扬、个体户磊落等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其中，虽然出现了某银行行长颠峰这样的变质堕落者，但云彩国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在追求高尚的人生，是为了人成为真正意义的人而努力。
《云彩国》没有激烈矛盾冲突的描写，没有紧张惊险的情节营造，而是在平静的叙述中，通过众多人物的活动，写出了经济开发区克服多种困难，稳步向前发展的真实形状。《云彩国》是一部能够让人们增多对于经济开发区，对经济开发区的领导人和建设者认识和了解的小说，是一部给人鼓舞，催人上进的小说。尤其是当社会经济改革深入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不少人对如何正面反映改革有些惶惑，或不知从何切入描述之际，《云彩国》的出现，确是不乏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文学表现社会生活有多种多样，不同的文学都自有其存在和发展的主客观因素及需要。而直接正面描述反映社会改革的创作，不仅是时代的呼唤，同时也是面对历史的一种选择。波澜壮阔而又内涵深刻的社会改革，必然地从行为到精神，都会触及和影响到全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改革是为了振兴民族，从长远的观点看，更是为了中华民族不再输掉未来。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能够参与关系到民族兴盛的事业，生活在如此伟大的时代，是幸运，更有一份责任。而作家的责任，就是将这伟大时代的壮丽与辉煌表现出来。《云彩国》结构上虽然稍嫌散乱，艺术上不乏略显粗糙的不足，但作者关心现实，积极反映改革，颂扬进取人生的热情，同样能够给人们以比较强烈的感染力。云彩是美丽的，认真描绘云彩的人就应该得到肯定和赞美。程贤章正是这样的作家，愿他将云彩的昂扬奋发、俏丽俊美传导给更多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