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学作品)
专栏：
生命新概念［报告文学］
陈祖芬
人类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杰作！—莎士比亚
与天地日月同在的人类对欢乐、友爱、成功的向往。
一群有抱负有才气有识见有作为的人在一起，个性突出思想锋芒你有妙思我有深虑你有高见我有奇想，然而又能达成共谅共识成为共同体，好比多种矿藏生长在同一矿床里的共生矿。这些矿藏本来都有自个独特的价值，不过只有共生在一起，才能焕发起生命的奇观。
这个共生矿里的人，大都４０岁上下。在最想学文化的时候遭遇最荒诞最无法理喻的年代。但是他们浸润着中华文化兼容并蓄、尤其是中国大西南文化和谐共生的精神，蕴积着顽强的生命力。他们不断调整自我与社会的关系，终于成为年龄很大的大学生和年龄很轻的学者、教授、总工程师、总设计师、总经理。他们共生共谐把文化学养融合到一方方土地里，向社会证实了自己，证实自己对社会的一份承担，证实社会对生命的一份承诺。
成都，西南日月城。
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拿起笔就要签字，又用右手捏着左手腕上的表认真看一下日子。他俯下他那高而又高的个子，在签名册上写下“成功来自持之以恒”，写下１９９５年５月１４日。
不过７个月前，日月城占地５５０亩的第一园区才正式动工。不过两小时前，也就是１４日下午１点，日月城所属的中新合资华新国际总裁卢铿在园区彩登上刚打开盒饭，对讲机又响了。因为在３点正吴作栋到来之前还有很多人得忙碌：扫地，排水，铺地毯，门口有棵树要栽。仿佛这个娱乐城不是４天后要开业，不是马上要迎贵宾，压根儿这里还是一个大工地。然而３点正，吴作栋的车一到，大门内两条２００多米的石径上，长长４行西南少数民族的俊男靓女旋转着、欢唱着、蹦跳着、狂舞着，直跳出一个普天同庆，好像这里的人们生来就一直在跳，好像这块土地有多悠久这里的舞就跳了多久。好像，谁来到日月城的日月大门前，都会感受到这种与天地日月同在的人类对欢乐、友爱、成功的向往。吴作栋总理笑着和卢铿和日月城的主人们握手。他边看边说这是个好项目，他很满意，对新加坡在四川的进一步合作很有信心。欢歌狂舞的人群不会听到他用英语说了些什么，但是好像大家都感应到了成功和友情。吴作栋总理乘坐的车离去了，跳舞的人们手拉着手越发起劲地绕着圈大跳，绕着花坛，绕着气球丛，圈子越拉越大，好像要把日月城绕过来，好像要把日月天地绕过来。
可是我走到日月大门外再回头看日月城：怎么已如万人空巷？人呢？歌呢？舞呢？听人说，卢铿通知这就开会。
很多的人不愿别人等自己，很多的人很快地做事，社会很快地运转，人类很快地进步。
十年前的夏天，武汉热得像只拔火罐。我看见卢铿的时候，他正端坐在桌子边。他朝我站起来，感觉中，是站起了一双大眼睛。那么大那么明澈，好像碧水清清绿荫浓浓，叫人再想不起什么拔火罐。
十年后再找到他，瘦了。眼眶有点凹陷，深深地箍住那两湖清水。宽阔光洁的额，窗明几净一般。在人头攒动的场合，总能先看到他，因为他是一个亮色。我见他次数不多，见他毛背心的次数不少。冬天、春天，成都、北京、沈阳、重庆，他总穿这件干净的乳黄背心。我知道他天天洗衣服，不过不明白他每天洗澡洗衣加起来的时间怎么只用５分钟？这么快？他说有个笑话，讲每天洗那么干净第二天洗什么。
不是最忙的时候，他五点起床，六点半左右开车上班。他每天第一个到公司。有一次他返回母校，校长说：你记得吗？你每天都是第一个到学校的。他不很记得了，他只知道他从来不愿让别人等自己。
我就想象着很多的人不愿别人等自己，很多的人很快地走路，很快地思想，很快地做事，社会很快地运转，人类很快地进步。
他到公司先处理文件，给各方写传真，中文的、英文的。他在大巴山插队时，冬季农活不多，农民们在地里拄着锄把聊天，总归也算出工。独独他要求挑肥。光着脚颤悠着扁担一个个石级上山下山，再踩着地里的冰碴撒肥。一天要挑１５担。不是他喜欢挑，是他不喜欢瞎聊天。肩上挑起扁担，手里拿个小本子背英文单词，那是他可能拥有的最清静的时光了。一天可以背上１００多个单词。然后每十来天在油灯下用英文给惦念着他的、他惦念着的父母写家信。
他出生在香港。１９５２年随祖父卢作孚回重庆。１９９０年１０月随新加坡维信集团执行董事长唐义方先生参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营口考察团。唐先生６８岁，那两个月每天白天考察，晚上用英文写经济考察文章。卢铿用他在大巴山学起的英文翻译唐先生的文章，译完竟是２０多万字的一部书。我问卢铿：你是不是半天就可以从唐先生那儿学到不少东西？他说半小时就学到很多！他这样说着的时候，眼睛睁得大大的。这样的眼睛是生来要向世界采光的。他天天要读一堆报，撕下一堆可能有用的信息或文章。撕报撕出了特技，直撕横撕都撕成水平线。他得意他的撕报工艺，他笑，像一个刚刚获得好分数的学生。他考上重庆一中时是全区第一名，他１９８２年在东北工学院上大学时被评上全国三好学生，沈阳只有他这一名。
在别人眼里，卢铿是闻名遐迩的跨国公司、新加坡维信集团驻中国首席代表，在中国６个城市拥有物业的中新合资华新国际企业的总裁。可我看他，至今是第一个到学校、考第一名的好学生。他做工作如同做功课，总是第一名的。只有第一名能生成第一等的推动力，一等的目标产生一等的思想和行动。
对苦难的一次承担，就是自我精神的一次壮大。
沈阳，海蓝色的夏宫编织着海蓝色的梦。
沈阳华新国际把国际水准的运动设施、娱乐设施直接端进来，让中国的大工业生产者不需出国门只需出家门就能享受到现代人应该享有的生活。夏宫不收门票，谁谁都可以像逛商场那样逛进来，领略严冬中的盛夏和夏日中的清凉，领略现代人的生活质量，在现代观念和传统习俗的撞击中，以更新的心态面对生活。
１９９４年１月８日，沈阳大风。获得８项国家级重大科技成果奖的夏宫，再有两个月就要开业了。保安部的赵国江下了班眼前也老是夏宫夏宫。突然，夏宫的屋顶上冒起了一片火焰。后来才知道是一个外来电焊工造成的。赵国江他们保安人员一边报警一边背上灭火器往脚手架上爬。爬上１７米高的３层，又爬上７５米高的屋顶。风高雪滑，事后才想：当时怎么爬上去的？
屋顶烧成烂草垛，把赵国江他们的心烧得千疮百孔。屋顶烧焦的保温材料塌落下来，黑乎乎地挤压在红黄蓝绿的滑水道上，滑水道成了出焦口。我才明白：什么叫一塌糊涂。
燃烧着的保温材料落在２０多个氧气瓶、乙炔瓶上。有两个乙炔瓶已经在喷火。保安们分头扑向这些滚烫的“炸弹”。我问如果爆炸了呢？他们说没时间想这个“如果”。
一个多小时后大火扑灭，谁谁都满脸油黑互不认识了，包括上下全体员工，包括刚刚军训回来的夏宫服务人员。
卢铿当时在锦州，他驱车便往沈阳赶。这三个月来，他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就去夏宫工地。赵国江６点到工地的时候，常常碰到卢铿正从工地回办公室。卢铿不忍直奔火灾现场，他怕一时承受不了这样的伤痛。他先召开中层干部会，然后才举起沉沉的腿向现场走去。
而他的双腿早就有过这样的经验了。１９６６年他初三时，同学们一起从重庆沙坪坝走向茄子溪上火车去北京。走一个通宵。年小的卢铿尤其感觉着一种圣洁。他一边走一边睡，一边睡一边走。饿了，大家用土碗在一个木桶里抢饭吃。正是８月酷暑，饭是馊的，人也是馊的。挤入火车你馊我馊大家馊味相投。火车就要开了，车厢喇叭响了，让出身不好的下车去！
周围的眼睛全转向了卢铿，敌视的、怒视的、鄙视的、漠视的，乱箭穿心！卢铿抵挡着乱箭下了火车，一个人顺着来路往回走。大颗的泪水重重地跌落在荒漠的地上。都是自己不好，他举起沉沉的腿，更重更大颗的泪珠跌落下来，跌个粉碎。
后来他明白，过去的一切对今天都是有用的。
对苦难的一次承担，就是自我精神的一次壮大。是的，一位哲人说过：“生命从来没有像处于患难时那么伟大，那么丰满。”
卢铿开会决定，夏宫只延期一个月，也就是４月２０日开业。１８日，夏宫还土头土脑的没个模样。１９日，很多人手里忙乎着，嘴里也忙乎着：明天怎么开得了业？到２０日早上８点，安装大厅吊灯的架子才搬走。８点半，不约而同地，沈阳华新人齐刷刷地站在广场上等待１０点的开业。涌来的人流层层围住了这海蓝色的奇观：夏宫不是烧掉了吗？夏宫这不是明明在这儿吗？
我问负责工程的王兆瑞，怎么这么快就把工程抢出来了？他一下语咽，只把头往后一仰，硬把流下来的泪水倒灌回去。
夏宫旁边，沈阳华新建造的住宅区河畔花园，又在起一幢幢高楼。总经理赵广才说再奋斗一年、二年、三年，到２０００年，我们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我想，这个好日子，也许是明天不那么累了。但或许明天会更累？赵广才眼里泛起了悲壮的泪花。
真正意义上的人，把工作看成活着的依据，把进取看作生命的延伸。我忽然觉得，在沈阳华新国际的历史上，因为有过一次火灾而更悲壮更豪壮更气势回荡。当然不能再有第二次。
如果明天不再是今天的拷贝，如果每一个明天都意味着探索、风险、新的生命承担和新的生命体验，如果！
吴作栋总理来日月城的整一个月前，也就是４月１４日，日月城的工地上夸张地说，没有一平方尺的土地可以放平一双脚。赵晓录大步往前走，从来不看脚下的坑坑洼洼。他粗壮的身子粗壮的步子，两只重脚像两把重锤，一路走去好像把坎坎坷坷全踏平了。他右手握着一个对讲机，机里老有人哇哇地喊赵经理，说工地上这儿那儿有问题。好像赵晓录横着拎了一个哇哇直叫的人。
我跌跌撞撞地跟在赵晓录后边。我说这工地上的６０００来工人呢？他头也不回只把一句话往后一扔：有多少人在这儿一撒也没了。
赵晓录就是工地，工地就是赵晓录。不不，负责日月城建设的，是赵晓录的主管彭亮。彭亮看上去，像刚从蛋壳里钻出脑袋的小雏鸭。我不能相信他３０出头了。然而就是这小雏鸭在指挥大工地。工地是什么？是推土机、装载机、切割机，是大卡车、大吊车、小推车，是沙包、电缆、气泵、扁担、钢筋、铁丝、卵石、木料、水泥，无尽无头。工地把人吞没了。工地上的人变小了，但是没有这些小的人，就不会有大的工地，就不会叫工地一天一个样。今天的工地，明天就再看不到，工地永远不会再有今天。
昨天工地上发生一件事。晚６点从美国购进的一个集装箱的音乐喷泉系统运到了。里边是７００公斤一组的构件，一共７组。如果今晚不卸下组装就得罚款。可是把构件从集装箱里取出运到月亮湖边，有３００米远，而且雨天一地稀泥，而且当时没机器，７００公斤如何用手抬？不不，没有那么多“而且”，只有一个决心：不能让罚款。日月城视听部经理钟宏为一招呼，就来了８５人。８５张嘴喊着一、二、三，一猛劲抬起那７００公斤就在稀泥上迈开８５双脚。专程来负责喷泉系统的两个美国人是父子，父亲６０多岁，儿子４０多岁。他们平时在工地每天干１６小时，然后跳两小时迪斯科。他们干活也很玩命，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中国人能用手搬运构件。他们端起相机猛照一气，又爬进集装箱一起拆运。
６小时以后，午夜以后，月亮湖边上，８５只胜利的泥猴直起了腰背。当然，还有两只洋泥猴。后来那位美国的父亲回国前，请人照着日月城的日月大门订做了一只１．２米长、大半米高的大蛋糕，和工地上的人共享共庆。
我在工地上找到钟宏为。这么瘦小？瘦得好像身子掉进了衣裤。日月城设计之前，共生矿一族曾两次进大西南原始森林，进原始部落作生生死死的考察。两次都有钟宏为。考察队员们走到岗仁布奇山，这里最低处海拔５０００多米，最高处６０００多米。他们第一天走了２３公里，然后用雪水泡方便面吃，然后支帐篷睡觉，就是不知道在大雪包围中第二天还能不能醒过来？第二天肚子先醒了，全体拉肚。８．５公斤重的摄像机原先一直由钟宏为扛，他拉肚拉得体重所剩无几，大家轮流扛。每人扛着走１０米再换人扛。他们在山上绕来绕去绕进山里绕进雪里绕进云天里，天人合一，进入一种忘我的境地。岗仁布奇山的峰顶上第一次出现了一台摄像机，那是大山把它举起来的，那是比大山还大的人把它举起来的。
又一次进独龙族原始部落。一路热带雨林，遍地毒虫。他们大汗淋漓还得裹紧军用雨衣裹紧绑腿。如果把他们倒拎起来，可以哗哗地倒出汗水。再累也不能坐不能蹲，一停下来身上的气息就会引来无法招架的蚂蝗部落。如此披荆斩棘地走，１１小时才走出３公里。傍晚时分大家谁都不敢说话了，就怕一开口会问：是不是迷路了？如果在热带雨林里迷了路，绝对不能停下，如果，如果！
他们走过怒江索桥后，他们年轻的向导在索桥的崩裂声中最后地看了一眼这个有日月的世界。策划制定路线的人当然自己先行考察过。他叫张诗亚。１９９０年霍英东教育基金第一次发给社科类，教育学只一个名额：张诗亚。１９９１年他被破格从讲师提升为教授。一叶绿芽，一定有全树的默许，才能绽开。张诗亚也只有在９０年代才会成为名人张诗亚。以前他和所有的同龄人一样是知青一个。他已有的几部书用文字写就，加盟华新国际后，他说要把书写在大地上。日月作证。日月城的地基里，凝结着大西南之子的忠诚。日月作证！
被人熟知是一种悲哀。不断地自我打破和重新组合，生命才能令人惊奇和惊喜。
重庆长江水天城的工地。
我好像走进了一个环幕电影院。绵延的山坡上全是石匠，灵活地攀援，敏捷地敲打，远看像一座猴山。他们凿下石块，敲打成长方块。而这面坡，将凿成四五十米高的垂直的石壁，有巨型的浮雕。看坡上挥鎯头、握铁钎的石匠，听着好像从远古时代传来的敲击声，我好像从时间隧道走回那凿石取火的年代。但是我知道，一年后，这个以长江文化为主线、强调人与自然交融的水天城，准能如期开业，展开那４４００亩的峭壁、峡谷、山泉、瀑布。如同华新国际在成都和重庆机场路上建造的高级住宅区锦绣花园和锦绣山庄，都只用一年时间，哪怕重庆的地基是石头的。重庆华新国际总经理张莘如说：“在好的体制下，好人多做好事，坏人少做坏事。”夜间从机场向重庆市驰去，多做好事的好人们在石头山坡上修建的锦绣山庄，像硕大灿烂的立体霓虹灯，又好像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标记：我们从远古时代，正在走向未来世界。
水天城的规划图，挂在甘铭的住处。甘铭两岁在幼儿园时爱用泥巴捏成他想象中的房子。老师奇怪这个两岁小孩的空间感觉。插队时他天天带上速写本出工，记载着田野山村独独给予他的美的馈赠。尤爱孤身一人寻访古墓，古代建筑师的灵气令他心悸。他常常在拂晓攀上山坡，爬上一棵树，然后就等着，等得披一身露珠，等着云海里太阳跳出来的一刹那，那生的辉煌的刹那。他融入阳光，打破了现实的空间，又组合了一个新的空间。
卢铿把日月城、水天城的规划设计交给这个从土地太阳获得灵性的人。从此甘铭有日月相照，水天相伴，他从两岁捏泥巴房子以来积压４０来年的空间感和美感一下释放出来，组合一个空间再打破这个空间，再再打破再再组合。
因为卢铿有没完没了的创意。人正是在创造中获得自由。看上去头绪最多时间不够用的人，恰恰拥有最多的时间和最多的自由。今年４月１４日，当成都日月城为一个月后的开业进入冲刺阶段，当重庆水天城为一年后的开业凿石动工，卢铿的办公室里又在规划下一个项目：在苏州太湖边建未来农林大世界。
苏州项目的负责人张文谦头发总是一丝不苟，皮鞋一尘不沾。清正的面孔上，鼻头颇具规模，使这个三十几岁的人很见沉稳和力度。他右手握着矿泉水瓶，左手还轻托瓶底，尤见牢靠。后来才听说，昨天中午他坐车离开苏州去上海乘坐飞往成都的飞机，他正在车上看文件，就觉一阵骤然的重击，他的五脏六肺全换了个个儿。等他明白过来，才发现自己那车与另两辆车撞成一团，又看见一辆货车直撞进一间房子。他觉得自己重演了美国惊险电影《未来战士》。他在上海拍了三张Ｘ光片子，说要等两小时才能看结果。他掉头就奔机场。他说这一撞还撞出兴奋点来了。他这位未来战士对未来农林大世界的组合又有了新的创意。
这个项目是卢铿一次去苏州时顿悟出来的。尽管苏州的几个县进了全国百强县的前１０名，但是９０年代以来每年的土地流失和嘴巴增加是全国性的难题。如何打破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观念，组合中国的农业文化和西方的高科技，承担起实验先导农业的使命？如何使农业成为健康、幸福、快乐、美丽的事业，成为最可以驰骋想象力的生命科学的园地？
当卢铿在构想中把农业组合成高科技的生命科学的时候，他已经从现有的卢铿的躯体里走出来，成为又一个叫人不大认得的卢铿了。一个人，被人熟知是一种悲哀。不断地自我打破和重新组合，生命才能令人惊奇和惊喜。
中国人要争大气不要争小气。
日月城经营总经理张坦。轻缓的飘发轻缓的嗓音，清纯的眼睛带几分朦胧。一介书卷味十足的书生。他的兴趣是作学问，他的专长是宗教文化研究。１９９２年云南教育出版社推出他研究西南文化的专著《“窄门”前的石门坎》。不识字的苗寨人请人一页一页地念下这２４．５万字的书。听得苗寨人大哭。站在日月城工地上的张坦的视像里好像又看见了苗寨人，泪水泛起，眼睛更加朦胧。
他和卢铿相见在沈阳。雨天雨地，卢铿打着伞站在那里等他。他体悟到了一种缘分，从此组合成了新的生命方程式：共生。
日月城开业前，工地上华新人日日夜夜恶战。我眼前叠映着狼牙山五壮士，叠映着八女投江。规定日月城动工７个月就要开业，终是自断退路的背水之战。
卢铿从早６点到午夜都在工地上，顿顿是被风吹凉、被对讲机耽搁了的盒饭。喝白开水、用男秘书、每天只睡一点觉的华新国际总裁，身上确实有他祖父的影子。他祖父卢作孚，与张之洞、张謇和范旭东，是毛泽东称为旧中国实业界四个不能忘记的人物。卢作孚自奉简朴。美国杂志《亚洲与美洲》登载的一篇题为《卢作孚和他的长江船队》的文章，称卢作孚是“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今天，他的这位嫡孙还记住祖父的另一句话：“中国人要争大气，不要争小气。”
争大气的日月城，在５月１８日上午要举行开业典礼了。我一眼看见卢铿，不不，不是一眼。第一眼从他身上传递过来的信息并不能组合成一个卢铿，只是第二眼才认出是他。他那窗明几净一般的额头没有了，整个脸是重彩的油黑。１４日吴作栋总理来的时候，他脸上已经像涂了一层增黑剂。４天不见，竟是黑得像沐浴着西南高原的风吹日晒，吃青稞喝酥油茶长大的。他那对清澈如湖水的大眼睛，竟是抽干了一般。他的生命之水输进他深爱的大地里，日日夜夜，点点滴滴。
几百个单位来祝贺了，几千个人来祝贺了。开城鼓响起来了，两个人才能扛起的藏族大莽号吹起来了。写着“揽西南奥秘，释民族元神，聚日月精华，参天地玄机”的山门打开了。大西南文化的丰厚、繁丽、神秘的气韵扑涌而来。欢呼声歌唱声像大浪拍岸轰响起来，欢乐的浪花飞溅起来。
日月城开业了。
卢铿又要乘风飞去。他的旅行箱上，贴满了未及撕下的各个城市的标签。他一般五六天飞行一次。以前他也想过飞行事故一类问题，后来没有了这份担心。他的生命，已经化进了沈阳、成都、重庆，还有苏州等等一方方土地，在大地上延伸。事实上他常常像一个新生儿那样，他的眼睛里总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
第6版(文学作品)
专栏：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
历经沧桑长呼唤
李御
那是一个让人心碎的血色黄昏。当我在晚归的路途，听老人讲述那个撼人心魄的故事时，我几乎被惊呆了。尽管我无法相信，但刽子手所制造的血淋淋的惨剧却是真的。年幼的我，忍不住对着苍天大地长吼一声，山谷回响，轰鸣许久。我跌坐在故乡的田埂上，一任晚风从滚烫的胸膛吹过。
公元１９４１年的盛夏，一个烈日当顶的正午，兵荒马乱年月的伯祖父，荷锄戴笠从地一口大水塘边走过时，一名日本鬼子类似于玩笑般地瞄准射击，结束了一位血性汉子如日中天的年华。一切来得如此突然，如此令人难以置信。
肆虐的洋枪和它的兽性的主人，在他陌生的异国他乡，竟敢像对待飞禽一样，漫不经心地就把枪口对准了一位中国百姓，犹如踩死水塘边的一只蚂蚁。当魔爪扣动扳机，折断一户农家的顶梁柱时，脸上肯定写满了狰狞的得意和满足。
那玩笑似的致命一枪，留下了失去丈夫的妻子和两个失去父亲的幼儿，纵有堆得像山一样的仇恨，也只能攥紧双拳拍打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
这是一部比一本教科书更能让人警醒的历史，我无数次在伯祖父遇难的水塘边走过，当蹂躏与无助，同时定格在史书中时，心堵得如同浇注的铅一般沉重。
坐在水塘边，听蛙鼓声声，犹如岁月老人生生不息的哭诉。顺着这条无垠的时光隧道，你会把人类、战争、侵略、受害一起装进脑海，时光将仇恨洗濯成刻骨铭心的思索。
那个血色黄昏中的故事，让我义无反顾地走进了绿色军营。
然而，那场战争给后人留下的不仅仅是灾难，还有一份难言的心理创伤。
就读于大学新闻系时，一次，老师派我去采访一位外国友人，仔细一打听，原来是位日本教授。师命难违，但心总有些别扭。客人与仇人竟来自同一片国土。
我并不偏执。我知道，我与我的民族的目光，应该更多地投视于今天和未来。
与教授的见面，是愉快的。作为日本汉学家，他写出了汉语言文学研究的十多本专著，他对鄂南地方方言的语音语调之熟悉，竟让我听得目瞪口呆。
真难料想，走进我生活中的，一个是随意枪杀无辜的刽子手，一位是传播中华文明的学者。
按教授的年龄推断，发生那段不该有的历史时，他不到１０岁，也许他也是那场惨无人道的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但在无所不包的交谈中，我们都小心翼翼地绕开了那段令人揪心的历史。
教授夫人是地地道道的广东台山人。彼此熟悉后，我笑着说：“教授的姻缘，就是中日友好的象征。”
教授听后哈哈大笑。他告诉我，夫人是他留美时的同学，现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中文系任教，既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贤妻。他每年都要携夫人来中国住上一段时间。
教授曾经很动情地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在东京大学中文系上学时，就盼望能来中国。当我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国土时，我高兴得忘记了疲劳，总想多看几个地方。从上海坐船到武汉，第一次见到那么浩瀚的大江，我很兴奋。我非常喜爱中国。”
几经交往，最难忘的是教授那发自内心的微笑：真诚、坦荡、亲切、温和。教授还曾告诉我：他与夫人给他们的爱女起名时，特地用了一个“京”字，象征着北京与东京。
一个耐人寻味的“京”字，不正饱含了历经苦难和沧桑之后的深切企盼与呼唤么！ （作者单位：湖北楚天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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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
半个世纪后的馈赠
陶汉章
近期有热心的朋友为我在重庆图书馆查找到了一本《游击战术纲要》，这是我在１９３８年写的书。上面印着：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
作者：陶剑青（我当时用的笔名）。
相隔５０多年了，我第一次看到自己写的书。这半个世纪后的馈赠，使我久久不能平静，思绪万千，不禁又回到那中国人民蒙受战争灾难的日子。
那是在１９３６年，中国工农红军刚刚结束长征，幸存者们拖着疲惫的身体，还没有得到喘息，就又奔赴抗日战争的前线。因为西安事变的发生，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出自对国家民族的全局利益，红军同意改编为第八路军。
这年我１９岁，刚从红军大学调至第十八集团军随营学校，驻扎在山西五台草子坡。所谓随营学校，就是部队扎营在哪里，学校就办在哪里。１９３７至１９３８年间，大批东北、平津、山西各地知识青年奔向革命，投入抗日战争的队伍。此时，抗战前线亟需大批军政干部，他们之中的一部分同志经过随营学校的政治、军事等培训，即开赴战场。我当时在学校任支队长兼军事课教员。一天，十八集团军收到一封来自国统区的信函。信中希望八路军能为抗日军民提供一本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的书，落款是“三联书店邹韬奋”。其实，这就是国民党方面通过关系向八路军索要军事理论。随营学校校长韦国清，把邹韬奋的函件交给我，说：“正好你教这一课，就由你来写吧。”国民党军队向八路军索取游击战教科书也是大势所趋，我们的游击战打得就是好！红军队伍就是在游击战中成长起来的，可以说每一个红军战士的自身经历就是一本游击战的活教材！当然把战斗经验写成书，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在那动荡的岁月里要坐下来“爬格子”，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手里除了一本苏联的小册子和听过报告的记录外，再没有什么资料可供参考。
万事开头难，记得我拟过十多次提纲，都毁了，直到最后满意为止。由组织先把提纲和写作计划寄到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在得到同意的答复之后，便采用完成一章，寄出一章的办法，并且是自己誊写，自己画战略图解和各种表格，自己校对，可谓孤军奋战！每章书的寄出，都是煞费苦心，先由同浦路最南端的风陵渡辗转送到西安，然后空运到重庆。历经三月有余，共完成１７万字，分１５章。除总编外，还包括游击队的组织、作战方针、任务、侦察、警戒以及行军宿营、遭遇战、退出战斗、通信联络和后方工作等内容。书后还附录了我军四位高级将领的短文，即：《抗战经验》（林彪）、《游击战争战术上的基本方针》（郭化若）、《我们在敌人后方的战术的应用》（刘伯承）及《论平地游击战》（萧克）。
从我接受写书任务到完稿，部队辗转于山西五台草子坡、榆次、汾阳、孝义、盂县、交城、文水各战地，驻扎时间最长的在洪洞县（约两个月）。我带着这本未完成的书稿，随时准备着转移或投入战斗。
书的最后一章，是在洪洞县寄出的。没想到不久竟接到出版社寄来的稿酬，是一大捆邮票。国共合作期间邮票是通用的，甚至还可以当作货币使用。那时生活十分艰苦，拿着这笔“稿费”，我和同志们在洛川城上小馆子改善生活，用完餐后掏出邮票付帐，也竟然可行，引得同志们开怀大笑。
《游击战术纲要》一书在重庆正式出版后，因道路、通信被日寇截断，与出版社的联系也就中断了。几十年来，我始终未能见到自己写的这本书是什么样的。
去年，黄埔军校７０周年纪念会上，一位从台湾来的国民党老军人对我说：“１９３８年，国民党在湖南南岳集中了一批抗日前线各战区的军官，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当时学的就是《游击战术纲要》一书。”
我问他：“可记得此书作者？”
答曰：“陶剑青先生。”
我说：“鄙人是也。”
这位８０多岁的国民党老军人连忙起身拱手：“你是我的老师。”
５０多年过去了，共和国蒸蒸日上，在我们的国土上已再没有战争了。我要告诉人们的是：沉睡在图书馆的这本书，曾是在硝烟弥漫的抗日年代诞生，也曾在炮声隆隆的战场上为反法西斯抗击日寇发挥过作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游击战术纲要》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它带给我对戎马生涯的回忆是无穷无尽的……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