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6月17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记者评说

  视听时代,我们怎样选择?
主持人:(赖仁琼,本版编辑)
书籍、报刊、电视、广播,都是我们获取知识、信息的载体。然而,近10余年来,书刊等传统的传播媒体受到电视这一现代传播手段越来越强大的冲击,不少人特别是青少年无选择、无节制地看电视,引起有关人士的忧虑。为此,我们约请中央电视台和本报的几位记者,在北京图书馆内的东坡餐厅,就阅读与视听这一主题展开讨论,请诸位畅所欲言。
电视是20世纪最伟大的传播技术革命之一,它为人类生活带来了多方面的改变。在视听时代,电视的魅力已无法抗拒。
米博华(人民日报主任记者):电视在文化传播、知识传播、信息传播等领域产生的积极作用,我们应予以高度评价。20世纪一项伟大的技术革命和对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是电视。有了电视,人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地球另一端发生的事情,这在上个世纪或几十年前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
这些年我从电视里汲取的知识、营养是很多的,只是有时这种汲取是不自觉的,跟看书不一样。我认为电视常能激发一种情绪,一种意境。我获得的信息约有1/3是从电视里来的。
敬一丹(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主持人):这段时间所有的孩子都对“二战”有了印象,靠的就是电视。我的女儿才9岁,居然能把长达3个小时的《逃离索比堡》从头至尾看完,然后发了一句感慨:“我可不要遇到战争啊!”她小小年纪就有了拒绝战争的心愿,我认为这就达到了教育的目的。
现在的孩子最先接受的是电视文化,我们已经没有力量把他们从电视前拉开了。就像孩子们喜欢麦当劳、肯德基这些快餐一样,他们也喜欢“电视快餐”。也许电视可以启发他们的想象力,开阔他们的视野,增加他们的知识面。但将来思考型的人会不会在电视文化下产生呢?我不知道。
张子扬(中央电视台导演、国际部副主任):许多中外名著和畅销书都是拍成电影或电视剧才广为传播、家喻户晓的,如《巴黎圣母院》、《廊桥遗梦》、《阿甘正传》、《祝福》、《围城》等。托夫勒将他的《第三次浪潮》做成电视片就是基于这种考虑。不识字的人不能读书看报,但却可以看电影看电视。由此可见,电视受众比书报的读者更多、更广泛。
余继军(人民日报记者):目前,以电视为代表的视听文化正在冲击以书籍为代表的印刷文化。生活节奏加快的人们,工作之余最希望得到全身心的放松,于是选择了声画并茂的电视,而不情愿选择唤起另一种紧张的书籍。大众的这种选择可以理解,但又令人忧虑。
水均益(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主持人):现在许多人把业余时间都用来看电视,因为它形象、直观、快速,如体育比赛和大型文艺演出的现场直播,比任何文字描述都精彩。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的魅力人们已无法抗拒。
梁建增(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制片人):几十年来电视的最大贡献就是从娱乐性传播变成新闻性传播,我们《焦点访谈》就是一种尝试。以前,电视的属性姓“文”不姓“新”,它被当作电影的姊妹而不被作为报纸的近亲。近年来,随着电视改革的深入,电视的新闻属性开掘得愈加深广,它的地位从“电老四”摇身一跃成为“电老大”,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过去,人们还认为电视新闻无法搞深度报道。随着《焦点时刻》、《焦点访谈》的开播,扭转了人们的这种看法。由此可见,电视同样可以搞深度报道。据有关统计,《焦点访谈》的收视率仅次于新闻联播,有的地方高达30%,今年被评为中央主要新闻单位的名专栏之一。
看电视是一种被动选择,电视传播的标准化倾向必然对我们的精神结构、行为模式带来消极影响。
主持人:电视对人类的巨大影响不容置疑,但它的大众化属性又使电视无法超越许多局限。数十万或数亿人收看同一水准的节目,久而久之,会不会使最具个性的人变成类同、单调、缺少个性魅力的“标准化产品”呢?
与书籍、报刊相比,电视不能更多地给人以想象力和创造力,图像、声音什么都有了,还能给人留下无穷的回味吗?100个人读《红楼梦》,会有100个林黛玉的形象,而电视或电影里的林黛玉则只能是演员塑造的那一个。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是一种限制人的想象力的东西。
余继军:电视文化属于大众文化范畴,收视率成了影响节目编排、组合的主要因素。为此,它必须迎合大众口味,而迎合的结果是节目内容的类同化。如今我们可选择的节目似乎很多,但因类同又常让人感叹没什么可看。傍晚时分,不管各电视台播的是哪部卡通片,其结果都会使孩子幻想成为天外来客和战无不胜的超人。
人们对电视的接受几乎是不假思索的。长时间的不假思索就可能造成认知能力的减退或丧失,对孩子尤甚。当然这不是电视工作者的问题,而是电视技术的特点所决定的。看书则不然,人们阅读首先需要大脑的“翻译”,“翻译”之后并不马上接受,经过辨别真实与否,正确与否,然后决定吸收还是摒弃。这是认知能力的培养、锻炼过程。
水均益:电视文化浪潮的冲击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一个挑战。人都图方便,有惰性。要是从打开电视一直看到雪花出现,实在太无聊、太可怕了。
张子扬:人们千万不能形成对电视的依赖。我曾看到一组外国漫画,画的是一只看电视的猿慢慢进化为人,而后又在电视机前退化成猿的过程。这组画寓意深刻,使人警醒,对我有很大的震动。一些发达国家的娱乐性电视节目内容健康,制作精良,但为什么还是有人提出少看电视,甚至一些民间组织发起“关掉电视一周”等倡议呢?对此,我们应当深思。我认为,在视听时代,阅读更加重要。人类进步不能仅仅依靠电视这一个载体。
梁建增:青少年对电视几乎是百分之百地接受,不加抗拒、不加排斥地接受,时间一长就会得“脑瘫”。成人经过多年的读书,思考的能力具备了,看电视可以是一种放松。青少年处于智力发育阶段,需要多读书,多动脑。
有人把电视的副作用称为“电视麻醉”。男女老少看一个电视,接受同一信息源,就会出现“成人儿童化,儿童成人化”倾向,就会抹煞人的个性。此外,电视的选择也是有局限的。看电视跟上饭馆一样,菜单可供选择但又有局限。比如川菜40种,你只能从中挑选,品种、咸淡、口味全由厨师掌握。而阅读就跟自己在家做菜一样,想吃什么做什么,一切由自己掌握。同时,做的过程也是一个愉快的创造过程。
所有传媒都各有利弊,关键在于受众要有理智的选择。愿更多的文化人“触电”,以利阅读与视听的优势互补和电视精品的产生。
主持人:正如迅猛发展的电讯不能取代传统邮政一样,视听也同样不能取代阅读。不同的媒体各有利弊,因此,无论书报还是电视、广播,都要争取最大限度地扬长避短,给受众提供最需要、最有用的东西,使人们在接受中得到教益、陶冶和提高。
敬一丹:有人说看电视多了会使人懒惰、被动,可书看太多了也会成为书呆子。现代社会信息源很丰富,我认为对每一种都不要拒绝,但要掌握度,这是现代人应有的理智和成熟。各种传媒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要互补,谁也代替不了谁。在传播信息方面电视有优势,但在发表评论方面报纸却有优势。
米博华:电视在提供文化知识方面确实有它的短处。比如辛弃疾的《美芹十论·审势》,无论如何不能用电视表现。如果长期接受的信息源只有电视广播而没有书报的话,人会显得浅薄。要提高国民整体的文化素质,还得读书。
主持人:当然,读什么书?怎样读?也要有选择。要读好书,读名著,它们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你拥有一批好书不仅可以随时翻阅,温故知新,还可以使人变得充实、富有、深刻。
米博华:并非开卷都有益,读书也有两种选择。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以及外国的通俗小说,它们只能提供娱乐或消遣。我认为值得一读的,是对工作、事业有用的书,是有关自己文化建设的书。这样的书我一篇一篇地看,一字一句地抠。有文化价值的书要多读,娱乐消遣的书应尽量少读。长期的文化知识的积累,对人的境界、欣赏水平以至文笔都会发生影响。
梁建增:我们搞电视的也经常逛书店买书,因为干电视时间长了,就有一种被掏空了的感觉,因此需要“充电”。“充电”一方面要学习国外电视同行的新东西,另一方面就要看书。阅读是一种重要的“充电”。
水均益:电视记者中有一种不良倾向,即忽视阅读和写作的锻炼、积累,而只注重画面的美与丑。知识可以武装人的思想,阅读可以使我们的判断力、逻辑思辨力和观察力变得更敏锐。
张子扬:电视人不能让自己变成机器。因电视节目制作周期短、需求量大,而我们的承载能力又有限,所以不少人感到干两三年自己就被掏空了,并为此十分痛苦。“充电”需要阅读,制作电视精品的人更需要阅读。在我认识、熟悉的人中,凡拍摄制作出好的新闻、专题、综艺节目或电影、电视剧的,都是善于读书学习、勤于思考的人。我们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许多好电视剧、好电影,拍摄前肯定是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或好剧本。我认为,只有读书人与写书人才能制作出电视精品,因此,应当呼吁更多的文化人“触电”,参与电视的撰稿,这样不仅可以提高电视节目的质量,还能提高它的文化品位。
毫无疑问,好的电视节目可以影响人、愉悦人、鼓舞人,所以,我们电视人应当制作更多的精品,才能不辜负我们的观众和这个时代!(附图片)
图片说明:①敬一丹②张子扬③水均益④梁建增
本栏摄影车夫
(文字整理:余继军、赖仁琼)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以科技战略智取“制高点”
——哈尔滨市市委书记兼市长索长有一席谈
本报记者武培真董伟
索长有,1938年生,当过县委组织部干事、公社党委书记、团地委书记和团省委书记、省粮食局局长、齐齐哈尔市市长、哈尔滨市市长,1994年担任哈尔滨市市委书记兼市长。
从北京参加全国科技大会回来,我们即刻部署我市的科技战略。尽管“科技兴市”(以后又提出“科教兴市”)的战略,我市从1988年就提出来了,但要真正摆正“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位置,仍须进一步加深对科技的认识。当今国际间的经济竞争,说到底是科学技术的竞争,谁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谁就能占领“制高点”。从世界发展趋势看,高科技日益成为现代生产力中最活跃、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因而,必须有科技领先的意识,尽快调整我们的科技发展模式。
近几年,哈尔滨市先后辟建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哈工大等几所大学高新技术园区,到去年底,已发展高新技术企业700多家,开发了898个高新技术项目,技工贸总收入20.6亿元,成为我市新的经济生长点。1994年,我市工业产值中有1/3是依靠科技引进或技术改造和开发新产品取得的。我们坚持两点,一是“拿来主义”,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成果;二是引进与改造传统产业相结合。
哈尔滨是个老工业基地城市,曾为国家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后的20年里一直投入不足,致使一些企业技术落后,设备陈旧,产品更新换代缓慢。重振工业雄风还不能丢掉这些企业不管,但必须用新技术改造这些企业。改造的过程就是技术进步的过程,改造要采用高技术,提高改造的技术档次和科技含量。今后几年,我市工业基地改造的重点是在机电一体化、电子与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高效节能与新能源等方面。我们渴望在下一个五年计划的生产力布局中,加大对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加大企业改造的力度,这样不仅可以加快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步伐,还可以收到投资少、见效快的效果,走出一条低投入、高产出、快积累的发展之路。(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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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者见闻录

  归化寺下访菜农
本报记者任维东文/摄影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城郊有座归化寺。寺庙坐北朝南,为藏式雕楼建筑,围墙高厚,屋顶是闪闪发光的镀金铜瓦,与西藏布达拉宫十分相像。
这座占地500亩的寺庙,有着悠久的历史。寺庙始建于藏历第十一绕迥阴土羊年(公元1679年),于阴铁鸡年(公元1681年)完工。五世达赖赐名“噶丹·松赞林”。清雍正二年,划归云南行省,同时以武力合并其他教派,独尊此寺,取汉名为“归化寺”。
归化寺是当年康巴藏区的著名“十三林”之一,居云南藏区藏传佛教之首,在藏民中享有崇高威望。
时光飞逝,归化寺依旧,而生活在这里的藏族同胞的观念却发生了变化。
祖祖辈辈生活在雪山高原上的藏族同胞先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种蔬菜,更不用说吃新鲜蔬菜了。可是,当5月12日上午,记者来到归化寺脚下的小街子村时,却看到了一排排闪着银光的塑料大棚。
州科委主任白噶介绍说,这里毗邻西藏,处于迪庆高原,海拔在3000米以上,全年长冬无夏,气候严寒,霜期长,喜温蔬菜很难生长。千百年来以放牧、种青稞为生的藏族农牧民,除土豆、蔓菁外,一日三餐吃的都是酥油茶和糌粑,城镇居民吃的蔬菜全靠从外地调入。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州政府责成州科委、州农牧局从80年代起进行大棚蔬菜种植试验研究,经过6年的努力取得成功并逐步推广。
翻身农奴的后代、1964年入党的林车初姆在村里率先响应政府的号召,自己找来菜籽摸索种菜,但是失败了。林车初姆没有灰心丧气,她把目光投向了科学。在州农科所的扶持指导下,她虚心请教,认真学习蔬菜种植知识,从塑料大棚到选种、栽培、施肥、浇水,掌握了一整套种植技术,终于获得了成功。
在她家的塑料大棚里,记者看到了长得绿油油的莴笋、小葱等。林车初姆一边给蔬菜浇水,一边告诉记者,她家一共种了一亩多蔬菜,有10多个品种,去年蔬菜除了自家吃外,还拿到城里卖了1700多元。
林车初姆还把自己学会的种菜技术教给乡亲们,免费为他们提供种子。现在全村60多户人家家家种菜,还在政府有关部门扶持下建起了连片规范化塑料大棚,成了全州蔬菜种植示范基地。藏民们高兴地说:“托科技的福,我们也能吃到新鲜蔬菜啦!”(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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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蔺俊杰和“三项工作法”
贾玉君李博华
人民银行河北大城县支行,可说是名不见经传。五十四岁的行长蔺俊杰更是貌不惊人。然而,在全国人行系统,他们的“三项工作法”却令同仁们刮目相看。
那是一九八六年,人行和工商行分设后,由于人员少,工作单纯,有人把当时人行的工作归纳为“统计数、守帐户、看好库”。蔺俊杰根据县级人民银行工作的实际,主动为自己压担子,提出了“三项工作法”。
所谓“三项工作法”,一是日常性工作,二是上级交办的工作,三是探索性工作。
前两项工作是人行的基本工作,要求必须完成,不能含糊。而第三项工作则是没有尽头、常做常新的。蔺俊杰的创造,就在于增加了探索性工作。
“三项工作法”,极大地调动了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兴起了探索创新之风。这几年,他们提出金融改革措施十余项,其中有七项被市级以上单位采用或推广。
大城县近几年粮食生产出现徘徊局面,蔺俊杰深入调查研究,撰写了《解决我国农业时起时伏波浪式发展之我见》的调查报告,分析了农业发展徘徊的原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措施,受到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重视。
蔺俊杰和大城支行的同仁这几年在全国各级各类报刊上发表调研文章三十余篇。他们撰写的《对储蓄利率调整效应的思考》,被选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科学年鉴》和《中国金融文库》,并在全国经济学文章评选中获奖。
大城支行实行“三项工作法”以来,干部职工思想稳定,工作一年一个台阶,年年都有新气象。蔺俊杰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尝到了探索性工作的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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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生舞台

  无悔的青春
——记南昌大学聋哑人研究生唐英
本报记者余清楚
这是一次特殊的采访。
在宁静而美丽的南昌大学校园里,应用数学专业94级硕士研究生唐英与我“交谈”。他自幼失聪,我们的“交谈”,更多地是靠纸笔和手势。几天来,当我进入他的内心世界,了解他的人生经历时,心灵为之震撼。
唐英出生在江西省临川市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5岁那年,在幼儿园睡午觉的小唐英被一个女孩用扫帚的竹枝挠耳朵,不小心刺破耳膜,听力受到损害。后来,他患肾炎,注射双氢链霉素导致听神经中毒,听力丧失,从8岁就告别了欢乐、喧闹的有声世界。
在10多年与命运的抗争搏斗中,唐英以超常的意志和毅力,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跨越了一个又一个障碍。1990年,他以高出重点院校录取线21分的成绩,在省残联和招生部门举荐、帮助下,考入了原江西大学图书情报系,成为江西省高校有史以来的第一位聋哑人大学生。
一般而言,聋和哑是孪生兄弟。然而,一年级时,唐英在充满母爱的傅老师耐心辅导下,凭着对幼儿园所学汉语拼音的残存记忆,终于用含混的声音读出了第一个单词。为了告别这个近似残酷的“哑”字,唐英不断地练习发声、拼音、模仿。经过千百次的训练和示范,终于能吐出一些单词和词组来。记者在与唐英“交谈”时注意到,只要你说的是一些比较熟悉的词汇,他根据口型变化就能猜出意思并能重复这些词汇。一些语言学专家感慨地说,像唐英这样在听力完全丧失的条件下,能够拼读文字并能说话,真是个奇迹!
从小学到大学,唐英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每次上课,他只能凭老师的板书和课本了解课程的内容。为了不掉队,他逐渐摸索了一套适合于他自己的学习方法。每开新课前,他总是将新课本先学一遍,在难点和重点地方作标记,老师讲到这里时,他就“抓其一点,不及其余”,往往收效很好。
上大学时,课程更多,唐英得付出比健康人多十倍的劳动。他总是第一个进教室,最后一个离开,图书馆里经常能看到他孜孜不倦的身影。大学上课板书少,他往往得抄好几位同学的笔记才能弄懂上课的内容。几年来,他摘录的笔记已有几十万字了。
英语是唐英的一只“拦路虎”。他既不能读,又不能说,但他毫不气馁,晚上躲在被子里拚命背诵,第二天一早又重复记忆。二年级末,唐英通过国家大学英语4级和6级统考大关,为聋哑人拿到了一枚特别的金牌。
唐英渴望认同,渴望参与。他把家里寄来的钱买了大量哲学、经济学、文学、历史等方面的书籍。
通过自学他还获得了“商务秘书”第二专业证书。他还能熟练地操作微机,编辑程序。他说,要自立自强,就要多学本领,才能参与社会的平等竞争。
唐英的周围充满了温馨和阳光。他的父母亲在他丧失听力后,一面四处求医,一面鼓励他战胜疾病,奋发上进。读书时,老师同学更是关心他,爱护他,帮助他,让他感受到了春天般的温暖。
1993年夏天,唐英邀了一名同学去北京旅游。他有一个心愿,就是要看天安门广场,看升五星红旗。他住在清华大学,凌晨2点半就叫醒了同学,骑上借来的自行车,直奔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冉冉升起时,唐英热泪盈眶,他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默念着:“祖国,我爱您!”
大学4年,唐英连续4年获得甲等奖学金,在无听力的情况下,取得了国家大学英语4级和6级统考合格证书,1993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多次荣获“三好学生”、“优秀团员”等荣誉称号。1994年9月,经国家教委批准,南昌大学免试接收他为94级应用数学专业的定向硕士研究生。
唐英心胸豁达,乐于助人。同学们在学习上有困难都愿意找他,有什么心事都爱向他吐露。同学们风趣地说:“唐英做思想工作最好,他是靠行动而不是靠语言,是无言的榜样。”唐英班上有一位同学,因生病休学一年留在他这个班级,思想负担很重,成绩一度很差。唐英知道后,主动接近他,与他互相鼓劲,共同进步。毕业时,这位同学不仅性格开朗多了,成绩也跃入全班前10名。
去年夏天,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特意请唐英到北京做客,听了唐英的事迹后,连连称赞说:“你是好样的,要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进步。”
今年3月5日,共青团江西省委、江西省学联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全省青年向唐英学习。正在南昌大学攻读硕士生的唐英,正充满信心开始新的搏击。(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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