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
《国际政治学》专著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畅征、王杏芳等编著的《国际政治学》一书，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第一本由我国学者撰写的国际政治学专著。
创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学体系，一直是我国国际政治学研究与教学的核心课题，也是我国更好地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现实需要。该书在汲取和鉴别国内外相关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立以国际社会、国际政治实体、影响国际政治诸因素、国际政治战略、国际和平与国际战争、国际合作与国际竞争、国际政治秩序等作为国际政治学的主要研究问题。在论述时，注意理论与实践、宏观与微观、政治与经济、历史与现状相结合，注重概括总结新中国外交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引用大量有价值的资料进行说明，文笔流畅、可读性强，是国际政治教学中重要的教材依据，对涉外部门、国际问题研究人员及对国际政治感兴趣的广大读者都具有参考价值。（木乔）
第9版(理论)
专栏：
《市场经济与党的思想建设》出版
由范平、姚桓主编，北京市委党校党建教研室撰写的《市场经济与党的思想建设》已由同心出版社出版。该书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坚持毛泽东建党学说基本原理和党的思想建设的优良传统，同时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思想建设的特点和规律作了较为科学的分析和阐述；二是把“传道”与“解惑”结合起来，敢于回答和接触思想工作中的疑难问题和党内外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薛梅）
第9版(理论)
专栏：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
邓小平是怎样思考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
李君如
●邓小平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尤其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是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键。
●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主要是鉴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同时也是鉴于前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和非洲一些国家搞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
●邓小平同志思考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是邓小平同志以“四人帮”的“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为反面教材，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入手，分析了社会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处的特定地位及其根本任务之后，提出来的科学论断。
●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对于推进改革尤其是完善和发展公有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同志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研究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创立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进行的锲而不舍的思考，尤其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的孜孜不倦的探索，是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键。
问题的提出
有些人感到困惑和不解：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正在从事宏伟壮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什么还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
邓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鉴于这样三个事实：
一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
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民主革命时就热切期待的前途。经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１９５６年中国共产党豪迈地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古老的神州大地确立起来，并真诚地认为有了这种崭新的社会制度，中国社会生产力将获得迅速发展。的确，社会主义制度一经确立，中国的经济社会面貌明显改观，民族精神为之一振。但是，１９５７年以后我们的工作出现了许多严重失误。当这些失误发生时，我们还非常自信地认为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在大踏步奔向共产主义。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展到了极点。因此，当我们从“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中走出来时，不得不思考：这是为什么？
从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９１年，邓小平同志不下二十次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其主要出发点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１９８０年４月１２日他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１９８４年６月３０日他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尤其是１９８５年４月１５日，他系统地阐述了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总结了经验，肯定了从建国到１９７８年３０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这里，鲜明地强调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他提出这个问题，不仅在于我们过去的经验教训，而且还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到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直至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每一步推进都遇到姓“社”姓“资”的质疑。产生这种困惑，就在于我们长期以来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
二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
如果说像中国这样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搞社会主义有其特殊复杂性，如果说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发生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工作指导思想上的错误造成的，那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又如何呢？１９８５年８月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这就是说，像当时苏联这样已有相当实力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也存在一系列问题。正是鉴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整个社会主义运动要解决的基本的理论问题。
三是非洲一些国家搞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到６０年代，一大批国家挣脱殖民主义枷锁的束缚获得了独立，不少国家独立后都向往社会主义，甚至直接把民族的命运和社会主义前途联系起来。其中，流行于撒哈拉以南黑非洲的非洲社会主义思潮，比如恩克鲁玛主张的“加纳式的社会主义”，尼雷尔提出的坦桑尼亚“乌贾马社会主义”，在非洲新兴独立国家很有影响。这些新兴独立国家原来想通过社会主义措施来建立平等、公正的新社会，但结果不仅没有达到目标，而且给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困难。邓小平同志很重视非洲新兴独立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１９８０年４月２１日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他就指出：“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同年５月５日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又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由此不难发现，一些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也是促使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缘由。
邓小平的思路
邓小平同志是怎样思考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的呢？
１９８７年４月２６日，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过去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搞了好多年，导致的结果不好。经济建设也在逐步发展，也搞了一些东西，比如原子弹、氢弹搞成功了，洲际导弹也搞成功了，但总的来说，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的生活还是贫困。‘文化大革命’当中，‘四人帮’更荒谬地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还有道理，难道能够讲什么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吗？结果中国停滞了。这才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
相似的话早在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２３日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也说过：“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解决好。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同志这些论述，出发点是相同的，基本观点是相同的，论述的逻辑也是相同的。邓小平同志在思考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时，有着一以贯之的思路：
——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很长时间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还是贫困，现实迫使我们考虑这个问题。
——考虑的第一条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因为发生一些问题就动摇社会主义信念，否定四项基本原则。
——问题是怎么坚持社会主义，怎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就是必须选择好的政策，建立好的体制。
——什么叫好的政策和体制？就是能使生产力大大发展，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的政策和体制。
于是问题就深化了：为什么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还要有一个选择好的政策和建立好的体制的问题？为什么好的政策必须是使社会主义生产力能得到较快发展的政策，好的体制必须是能促进社会生产力较快发展的体制？在１９９２年初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使我们豁然开朗。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有着一个十分明确的基本思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也就是说，对于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一点，我们从来没有动摇过。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实质就是要求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需要进一步搞清楚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
“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和概括
不少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一概念是邓小平同志首次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概念。那么，他是怎样解决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呢？
在《邓小平文选》中，谈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共有四处：
１９８０年５月５日，他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
１９８５年８月２１日，他说：“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４日，他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１９９２年初，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这四处论及“社会主义的本质”，前两处的贡献是提出了这一新概念；第三处首次论及到“共同富裕”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触及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第四处是总结性的理论概括，首次全面、深刻、精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
这样排列和分析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是有益的，说明邓小平同志早在１９８０年就已经提出这一问题，说明邓小平同志是经过长达十多年的思考才逐步解决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但是，仅仅这样排列和分析是不够的，它还不能说明邓小平同志是怎样形成这一新的概念，怎样解决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因此，有必要对此作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首先，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是以“四人帮”鼓吹的“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这一谬论为反面教材提出来的。
邓小平同志１９７９年７月２９日指出：“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四人帮’提出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１９８０年４月１２日，他尖锐地指出：“宁肯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其本质就是说，社会主义就是穷的。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发展速度应该高于资本主义。所以，林彪、‘四人帮’完全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则。”正是经过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他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的著名论断。
其次，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是根据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优越性提出来的。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问题的重新思考，最初就是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开始的。１９７８年９月１６日他就已经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并且尖锐地问道：“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入手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完全正确的方法。因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由一定的生产关系和建立于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构成，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人们选择某种社会制度的根据不是这种制度的特征，而是它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具有的优越性，这也是毫无疑义的。那么，这种“优越性”是什么呢？它实际上就是某种社会制度内在本质的外部显现。
最后，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是根据社会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处的特定地位及其根本任务提出来的。１９８６年９月２日在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时，他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人们不难发现，这个论断同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具有明显的一致性。而且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到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正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的过程。
科学涵义和深刻意义
对于邓小平同志概括的社会主义本质，随着改革的推进，认识的深化，人们越来越体会到这是一个内涵深刻、判断正确、表述精辟的科学概括。
这个科学概括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完整性。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个单要素构成的简单事物，而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和发展的长过程。对于这种具有特殊的系统性和过程性的复杂事物的本质，如何进行概括，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理论创造工作。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每句话都是用逗号（，），中间既没有用句号（。）隔断，也没有用分号（；）连接，也就是说，它是完整的一段话。提出这个语言表达上的问题，是想提请我们注意：这一科学概括，既包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问题，又包括了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问题，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纠正了过去忽视生产力发展的错误观念，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尤其是初级阶段特别需要注重生产力发展的迫切要求，明确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还要通过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它强调“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以及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提出了我们发展生产力与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根本不同。
二是科学性。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如果离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只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就难以同右的观点划清界限。邓小平同志不仅强调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而且同时强调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是为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样，仅仅强调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无法同过去那种离开生产力实际状况“割资本主义尾巴”、“穷过渡”的“左”的观点划清界限。邓小平同志在强调“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之前，先讲“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是偶然的，它揭示了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社会改造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因此，这种表述的完整性，正是理论的科学性。
三是指导性。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首先，它告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其次，它告诉我们不要把计划经济等非本质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来固守。邓小平同志在论述社会主义本质时，前面说了这样一段话：“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再次，它为我们坚持公有制又完善和发展公有制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前提；另一方面，完善和发展公有制就是为了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在改革中，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只能按照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实际要求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实际进程来确定。可以这样说，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时代的要求，廓清了不合乎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模糊观念，深化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它对于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推进改革，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9版(理论)
专栏：
企业管理的三个层次
宗寒
我国有一批办得相当好的企业（约占全部企业的３０％左右）。他们的经验有三条，即有一个好班子，有一个（或几个）好产品，有一个好机制。我看还有一条，就是注重内部管理，有一套严密科学、行之有效的企业管理方法和管理制度。不会管理，以上三条都不起作用；三个好，必然通过管理体现出来。但毋庸置疑，确有相当多的企业，管理是很不理想、甚至是很差的。这些企业消耗无定额，成本无核算，纪律松弛，人心涣散，缺乏基本的规章制度。有一些企业在计划体制下，管理还算顺利，但一搞市场经济就感到不适应；宏观条件一变化，就无所适从，手忙脚乱。据最近的一个统计资料，全国亏损企业中，大约有７０％是由管理不善造成的。这表明，加强企业管理是多么迫切，多么重要。
那么，怎么加强企业管理呢？从当前情况看，我认为，应着重抓好三个层次：
抓基础管理
有些企业缺乏最基本的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或者过去有，现在已经过时，成为有名无实的东西；有的企业虽有一些制度，但不健全，不配套，不适用。
现代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企业不论规模大小，都是多种生产要素有机结合的、能动的有机整体，没有一定的基础性的规章制度和运行规范进行指导和制约，就不可能科学、合理和高效地运转。有规矩，才能成方圆。规矩现代化、科学化，企业才能现代化、科学化。
企业基础管理最基本的制度，包括定额制度、标准制度、财务制度、作业制度、设备管理制度、材料管理制度、质量管理制度、交接班和考勤制度、应知应会制度、安全卫生制度以及班组和车间管理制度等，都是办好企业不可缺少的。
基本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科学、适用、符合实际。这些基本制度应是实践经验的总结，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和生产经营的最重要经验。它规定：必须做什么，怎么做，什么时候做，在什么情况下应怎么做，在什么时间达到什么目标，以及什么不能做，做错了怎么办等。总之，规定一些最基本的规律性的东西，必须遵守，而不能违背。
这些基本制度和行为规范应是先进的、可以而且是必须实行的。它既是对各种行为的制约，又能够振奋人们的精神，激励和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广大职工奋发有为地工作。
抓投入产出和成本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点
企业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及时拿出市场需要的产品。产品产量要不断增长，产品质量要不断提高，品种技术要不断更新。有产品才有企业，产品发展企业才能发展。所以，企业要围绕着产品抓管理。管理是为高产优质服务的，为改善结构和更新换代服务的。企业管理要按照发展生产的要求，抓产前设计、市场研究、新产品试制，抓信息，抓原材料采购，抓直接生产过程的管理、组织和协调，抓流通和销售过程的管理、组织和协调。
要抓好生产管理，企业的决策层、管理层就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抓当前，看长远，最好能注意研究几年以至十几年以后的事，即规划发展远景；要放眼全国，研究世界，经常作横向和纵向比较，避免眼光短浅，急功近利。企业管理最重要的是决策管理。决策对，企业就有希望；一个大的决策错了，任何细微的局部的管理都是无法补救的。定下来的事，要根据新的情况不断调整、修正，使决策适应新的情况。决定作出后，就要细致、科学地围绕产品组织好生产的每一个环节，把好产量关、质量关、检验关。这是生产管理的大头，是经常性的工作。
另是投入和消耗的管理。生产必须投入，但同样的投入可以取得完全不同的成果。增加产出，降低投入，决定于生产技术水平和对于物化劳动和活劳动运用及消耗过程的管理水平。投入第一关是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它花钱多，费时多，搞好搞不好对生产都会有长期影响，这些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大约１／５是无效的，１／３是效果不甚好的，造成严重损失，是成本上升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下大力气管理好。生产能力形成以后就要管好它，用好它。严格开支，杜绝浪费，把每滴水、每度电、每寸钢铁用到最必需的地方，能用九分的不用十分，把一切可以节约的人力物力节约下来，用到最必需的地方去，成本才能下降，效益才能提高。这就要有一套原材料使用制度和劳动力运用调配制度，需要加强核算监督，用一整套办法调动以较少的投入取得较大成果的积极性。
成本高，效益低，是我国工业生产长期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我国近年来产品成本每年以６—７％的速度上升。我国同类工业产品消耗的原材料比工业发达国家约高３０—５０％，能耗高１倍。成本降不下来，效益是不能提高的。所以，强调成本否决，以成本为中心加强管理十分重要。
抓落实，严格管理
有了制度，不去认真执行，等于没有制度。有些厂发生大事故，是缺乏严格管理造成的；有些厂成本高，效益低，管理不严，也是重要原因。
严格是现代生产本身的要求。大生产来不得半点马虎。一个火花，可以造成一场火灾；一个螺丝钉脱落，可能造成一个值几千万、上亿元设备的毁灭。据美国《新科学家》周刊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１日报道，美国的一颗气象卫星，由于使用的一枚３０毫米的螺钉比标称长度超过几毫米，引起短路，使太阳能板不能发挥作用，在空中只运行了１２天就完全报废。这枚螺钉价值不到１０美分，却使价值７０００万美元的卫星完全报废。这说明严格管理是多么重要啊！
严格管理才能有高质量、高速度、高效益。严格，反映着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但严格不会抑制人们的创造性、积极性和民主管理。相反，它是积极性、创造性和加强民主管理的条件。
社会主义企业的严格管理，是自觉地进行的，人们只要知道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就能够自觉地遵守制度，把行为规范变成自觉行动。
严格管理，是对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表现。企业的领导者要克服怕得罪人的思想，无畏无私，严格管理就一定能搞好。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党风廉政建设》简介
李焕政
由安启元主编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党风廉政建设》一书（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给人从宏阔的视野正确认识党所面临的新情况，以及全面了解党在这一伟大历史变革中所进行的自我完善的努力提供了有益的读物。
本书站在全局的高度，统观社会的整体运行，比较客观地提出问题和论证问题。比如，关于市场经济对党风廉政建设的影响。作者既充分指出了市场活动的消极因素对党风廉政建设的负面影响，又充分肯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的有利条件。指出，所谓的“腐败难免论”、“代价论”、“反腐败会冲击改革开放论”，都殊途同归地反映了一种认识上的片面性，即把反对腐败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立起来。作者通过分析认为，反对腐败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内在的统一性。这不仅表现在反腐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建立过程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表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抑制腐败现象创造了物质的和精神的诸方面的条件。再比如，作者不仅通过大量的材料和有说服力的阐述，分析了腐败现象在新形势下的表现形式及特点，而且还从历史的、社会的、法律制度的以及思想工作被淡化等诸多方面，揭示了党内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
本书作者在认真分析和研究党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同时，以服务实践的求是态度，对全党近几年来所开展的反腐败的三项主要工作，以及相关的实践和经验作了系统化、理论化的总结，具体地回答了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如何搞好党风廉政建设，解决好反腐倡廉的问题。
除此之外，本书还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几个方面，对邓小平同志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论述。作者着意指出，邓小平同志在指明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和方向的同时，也形成了极为丰富的党风廉政建设思想。这些已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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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畅征、王杏芳等编著的《国际政治学》一书，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第一本由我国学者撰写的国际政治学专著。
创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学体系，一直是我国国际政治学研究与教学的核心课题，也是我国更好地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现实需要。该书在汲取和鉴别国内外相关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立以国际社会、国际政治实体、影响国际政治诸因素、国际政治战略、国际和平与国际战争、国际合作与国际竞争、国际政治秩序等作为国际政治学的主要研究问题。在论述时，注意理论与实践、宏观与微观、政治与经济、历史与现状相结合，注重概括总结新中国外交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引用大量有价值的资料进行说明，文笔流畅、可读性强，是国际政治教学中重要的教材依据，对涉外部门、国际问题研究人员及对国际政治感兴趣的广大读者都具有参考价值。（木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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