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6月14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要闻)
专栏:

  《陈云文选》第一卷第三卷增补文章介绍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1984年和1986年相继出版的《陈云文选》(1926—1949年卷、1949—1956年卷和1956—1985年卷),经陈云同志生前同意,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进行增补和修订,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版,改称《陈云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
《陈云文选》第二版增补33篇文章。其中,第一卷增补6篇(不包括第一版编在1956—1985年卷末、现按时间顺序移入本卷的4篇)。第二卷没有增补。第三卷增补27篇。现将第一卷和第三卷增补文章的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第一卷增补文章介绍
《游击队如何去组织群众运动》是1935年6月作者参加长征到达四川省天全县,并受命即将赴上海从事恢复和开展党的秘密工作时写的,原载《前进报》。文章根据中央关于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着重说明能否广泛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是游击战争胜败的关键。在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上,首先要细心地了解当地群众最迫切的要求,使党提出的口号成为群众自己的口号;同时,要正确运用广大的统一战线,组织一切可以团结对敌的群众,但必须保证党的领导权。
《随军西行见闻录》是1935年秋作者在莫斯科写的宣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文章。当时,为了便于在国民党统治区流传,假托为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所写,署名“廉臣”。文章最早于1936年3月在巴黎《全民月刊》上连载,同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随后,在国内多次印刷发行。此次收入文选时,除订正个别文字和标点符号外,都保持原貌,并作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的附录。
《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讲话》发表于1942年11月。当时延安整风运动已经展开。作者在讲话中指出,要做到党的领导一元化,必须首先反对闹独立性的倾向,同时地方党委工作要照顾全局,只有照顾好全局,党的一元化领导才能稳固。讲话还阐述了老干部要带头学文化学科学,党内要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坚决反对自由主义等重要问题。
《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是1947年2月在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作者根据自己的经历和体会,提出并论述了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作者认为,过去我们之所以犯错误,主要是思想方法不对头。就是说,主观对客观事物在认识上有偏差。为了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较好地做到实事求是,作者总结了三条方法:一、交换,二、比较,三、反复。所谓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尤其要多倾听反面的意见,以求了解事物的全面情况。所谓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以便更好地判断事物的性质。交换、比较都是认识的过程,反复则既是认识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在决定了对策之后,要找反对意见攻一攻,使认识更正确。而最要紧的,是在实践过程中反复认识,坚持正确的,修正错误的。作者指出,要做到这三条,就应该论事不论脸。愈怕丢脸,一定会丢脸。不怕丢脸,反倒可能不丢脸。作者认为,大家如果都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方法就容易一致,对问题的看法就容易一致,事情就好办了。党内只应当有这种态度,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态度。
《关于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说明》是1949年6月在周恩来同志召集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在北平的党政机关负责同志会议上的报告。当时,随着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财经工作,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作者在报告中指出,现在我们正在强调集中统一,但集中统一有两个条件:一是有需要;二是有可能,两者缺一不可。
《纪念严朴同志》是1949年6月为纪念严朴同志病逝而写的一篇传略。作者通过叙述严朴同志战斗的一生,号召广大党员和干部要学习他的艰苦朴素、只知工作、不讲地位、一切服从组织的革命精神。
第三卷增补文章介绍
《为什么要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赎买政策》是1956年11月在全国公私合营企业工会基层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当时作者在中央分工负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马克思和列宁都曾设想过用和平赎买的方式使资本家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作者在讲话中列举理由,说明和平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采取赎买政策,对国家和人民、对工人阶级本身都是很有利的。
《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是1973年6月在听取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汇报时的谈话。时值“文化大革命”,作者受周恩来同志委托,研究对外贸易方面的一些问题。作者指出,同资本主义打交道大势已定,要很好地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作者针对当时在利用外资问题上“左”的倾向,指出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银行要理直气壮地担当起利用外资的任务。
《进口工作中利用商品交易所的问题》是1973年10月为对外贸易部起草的向国务院的请示报告。报告在总结香港华润公司所属五丰行利用商品交易所完成购买砂糖现货任务的经验后指出,国际市场上的商品交易所有两重性,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报告还指出,我们这次利用交易所,不是为了做投机买卖,今后也不能做。这次利用交易所是一种迂回的保护性措施,是为了使我们不吃亏或少吃亏。
《利用国内丰富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是1973年10月听取对外贸易部负责同志汇报时谈话的一部分。谈话首先指出,认为进口棉花加工成棉布出口是依靠外国,不是坚持自力更生,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有丰富的劳动力,进口棉花加工成棉布出口,同进口化肥、增产粮食、出口大米的道理是一样的。这是大的加工出口,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归根到底是为了加快国家的工业建设。
《工艺品出口问题》是1973年12月听取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负责同志汇报时的谈话。谈话指出,工艺品是必保的出口商品,理由是货源充足,而在这些货源中,有相当多是农民副业生产和街道居民生产的产品,所以有关人民生活。外贸部在组织货源时,要照顾穷地区。要采取灵活的贸易方式,千方百计打开市场。同时,要保证和提高质量。
《对港澳贸易问题》是1974年8月在听取对外贸易部负责同志汇报时写的谈话提纲。提纲指出,港澳是我们目前现汇收入占第一位的地区。对港澳的贸易出口,有利条件是,在食品和其他传统出口品方面,我们可以占领主要市场。不利条件是,港澳是自由港,竞争剧烈,我们已占领的市场有可能被挤掉。对此种不利条件,许多同志还未认识。作者认为,为保证对港澳出口市场的已有地位,建设和扩大生产基地是必要的。同时商品价格必须有竞争性,目的是为了多得外汇。
《同心协力建设好宝钢》是1979年6月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这是专门讨论宝钢继续建设问题的会议。宝钢是一个特大项目,事关全局。会前作者曾专程到上海作了调查。作者在讲话中,首先回顾了对宝钢如何建设的问题有过三次反复的考虑,然后结合大家讨论的意见做结论说,宝钢建设要干到底。要买设备,同时也要买技术,买专利。要抓好提前练兵。对宝钢要有严格的要求,甚至要有点苛求。因为宝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第一个大项目,应该做出榜样来。
《出人、出书、走正路》是1981年4月同上海市评弹团负责同志的谈话。谈话中指出,出人、出书、走正路,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这是第一位的,钱的问题是第二位的。要以正派的评弹艺术,打掉艺术上的那些歪风邪气。
《改善中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是1982年7月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同志的一封信。信中说,改善中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应该看成是基本建设的一个“项目”,而且是基本的基本建设。应该向人民讲清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一样,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工资收入上高一些,这是合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长远利益的。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
《培训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党政领导干部》是1983年2月写给王震、蒋南翔同志的一封信。信中指出,培训适应四化建设需要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党政领导骨干,是党校的迫切任务。
《现代化建设和接班人培养问题》是1983年6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话中指出,这几年人民群众的生活比过去有了较大的改善,今后也还需要进一步改善。但是,人民生活改善的幅度,不能大于生产增长的幅度。还是那句话: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建设,国家才有希望。作者认为,建设要有重点。财力物力只有那么多,不分轻重缓急,大家一齐上,你挤我,我挤你,势必因小失大,处处被动。作者还强调指出,我们搞革命、搞建设,热热闹闹,切莫忘了要后继有人。一定要把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建设好。像我们党这样做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没有过。
《从国家民族的大局出发实现祖国统一》是1983年12月的一次谈话节录。谈话指出,关于实现祖国统一问题,过去叶剑英同志提出的九条,最近邓小平同志同杨力宇教授的谈话,都已经说清楚了。这些意见,既是从国家、民族的大局出发的,也是为蒋经国先生所代表的国民党的利益着想的。谈话还指出,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不现实的。国民党在大陆推行三民主义几十年,结果并不理想。我们搞社会主义,只搞了三十多年,不仅解决了十亿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而且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当然,这些年台湾的人均收入比大陆高,但那里没有十亿人口,也没有八亿农民。所以,国家统一以后,大陆还是要搞社会主义,台湾的现行制度也可以继续搞下去,我们不反对。
《中苏两国完全应该友好相处》是1984年12月会见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时谈话的摘要。谈话指出,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苏联政府和人民给予我们的援助,中国政府和人民都没有忘记,也是不会忘记的。中苏两国完全应该也完全可以友好相处。中苏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钞票发行权和外汇储备问题》是1985年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讲话首先表示赞成货币发行量必须适度这个提法。同时指出,现在钞票发行失控。一年发多少钞票,要有人把关,而且必须由总理或者主持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把关。关于外汇储备问题,作者认为,从长远来看,现在我们的外汇不是多了,而是紧了。各单位赚了外汇,应该说对国家是一种贡献,必须存在中国银行。未经特许,不要私自把外汇存入外国银行。
《调查研究和党内民主生活制度问题》是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讲话提请中央书记处要注意工作方法。作者建议,书记处讨论决定重大问题时,事先要调查研究,要准备好方案,而且要准备两个方案,不要只准备一个方案。作者强调,党内要有民主生活制度。民主集中制要坚持。经常开会讨论,经常交换意见,就不至于出大问题。作者还指出,提拔干部要注意五湖四海。五湖四海,再加上一个德才兼备,这是我们提拔干部的大方针。现在有同志常说,要开拓型干部。开拓型也要,但首先要强调有德,有党性。德才兼备,才干固然要有,但德还是第一。
《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是1987年7月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谈话指出,我们国家,在目前第一位的领导人是小平同志,但他今年的岁数,照中国老的算法,已经84岁了。过不了多少年,党和国家的全部领导重担都要落在你们一代身上。作者认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个人的体会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上的书面讲话》发表于1987年10月。讲话指出,端正党风的关键是提高党员素质,尤其是提高高中级党员领导干部素质。作者还说,去年10月,小平同志、先念同志和我共同商定,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
《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大国策》是1988年8月写给李鹏、姚依林等同志的一封信。信中说,治理污染、保护环境这件事,一是要经常宣传,大声疾呼,引起人们重视;二是要花点钱,增加投资比例;三是要反复督促检查,并层层落实责任。
《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是1988年10月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谈话强调,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因此,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谈话还指出,我们需要改革,但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套。
《要反对动乱》是由两篇文稿组成的。第一篇是1989年5月在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要点。第二篇是1990年5月写给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各同志一封信的节录。作者认为,1989年的这场风波,是建国以来没有发生过的非常复杂的政治事件,也是我们党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场特殊的政治斗争。对犯有错误的同志的审查,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对于那些触犯法律的,应当依法惩办。中国是十一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动乱不得。
《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是1989年9月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的一部分。谈话指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看来并没有过时。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是1990年1月同浙江省党政军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谈话首先回顾了作者在延安整风中总结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个论点的经过,然后逐句作了解释。作者说,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作者认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九个字是唯物论,“交换、比较、反复”这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作者还指出,搞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另一种是每个高中级领导干部都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通过他们可以经常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这两种调查研究都有必要,缺一不可。但在某种意义上讲,后一种调查研究更重要些。因此,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在各行各业广交知心朋友。
《要高度重视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问题》是1990年4月写给江泽民同志的一封信。信中提出,利用宗教,同我们争夺群众尤其是青年,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一个惯用伎俩,也是某些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丢失政权的一个惨痛教训。现在中央应该切切实实地抓一抓这件大事,务必使它不能成为新的不安定的因素。
《从战略高度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是1990年6月对张光斗、陈志恺同志合著的《我国水资源问题及其解决途径》一文写的批语。批语指出,应该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并列入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加以实施,以逐步扭转目前水资源危机的严重状况。
《工作要抓实》是1990年6月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谈话指出,自从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制定了不少好的方针政策。现在的关键是要抓落实。同时要拿出一定时间“踱方步”,考虑战略性的问题。
《悼念李先念同志》是1992年7月为悼念李先念同志逝世而写的文章,原载《人民日报》。文章回顾了李先念同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随后写道: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要维护和加强党中央的权威》是1994年2月同上海市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谈话指出,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然,目前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要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首先要维护和加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作者指出,中央决定从今年起实行分税制,使中央逐步集中必要的财力。上海和全国其他各地都表示赞成,说明大家是顾全大局的,我很高兴。作者认为,从全国来看,当前经济工作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建设规模一定要与国力相适应,而且要留有余地。同时,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经济效益上来。谈话最后强调,现在的中央领导班子是坚强的、有能力的,工作是做得不错的。全国上下都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是大有希望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大有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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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所希望工程教师培训基地建成
本报讯记者王娜梅报道: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拨专款兴建的全国第一所希望工程教师培训基地6月12日在浙江省嵊泗县建成并举行了揭牌仪式。
希望工程实施以来,已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百余万、援建希望小学749所。建立教师培训基地,旨在尽快提高希望小学教师素质。教师培训基地将邀请有关专家为希望小学的教师作专题报告、进行教学观摩与交流,组织他们参观考察。首期培训班今年9月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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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两区县实现公共场所用字规范化
本报北京6月13日讯北京市治理整顿公共场所不规范用字工作成效显著,目前全市公共场所用字规范率已达98%以上,其中西城区、昌平县实现了全区县公共场所用字规范化。昨天,北京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在西城区召开“北京市公共场所用字规范化现场会”,要求各区县、各委、办、局“条块结合,齐抓共管”,争取在年底前实现全市公共场所用字规范化。(张其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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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教育史研究成果丰硕
本报讯由辽宁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齐红深副研究员主持的国家教育科学“八五”重点项目《东北教育史研究》日前通过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织的专家鉴定。
该课题共完成《东北地方教育史》、《东北民族教育史》、《日本侵略东北教育史》、《东北师范教育史》、《东北高等教育史》、《东北职业教育史》、《东北教育家评传》、《东北教育学苏史》和《儒释道与东北教育》、《满族教育史》等10部专著,正由辽宁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专家们认为,该项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教育史和东北史的空白,而且开创了区域教育史和民族教育史研究的先河,代表着中国教育史研究深入发展的一个方向。(子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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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96个国家和地区的17万听众踊跃参与
中国三峡工程知识竞赛评选揭晓
本报北京6月13日讯记者蒋建科报道:有7位外国公民今天以圆满的答卷分别捧走了“南威杯中国三峡工程知识竞赛”特等奖的奖杯。他们是:日本的大井直行,意大利的达托拉,罗马尼亚的伏依库,巴基斯坦的纳赛尔,印度的山蒂尔凡鲁,越南的范氏明庄和美国的比尔。
我国三峡工程的建设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关注。从去年6月开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湖北省文化交流协会、武汉市南威科技发展公司等联合举办了“南威杯中国三峡工程知识竞赛”,由国际台通过43种语言向全世界播出了介绍三峡工程的系列报道,并从中抽出10个问题请各国听众竞答。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共收到96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赛答卷17.5万余份。许多听众在答卷后面附信称赞三峡工程,预祝工程进展顺利,早日完成。最后,经过认真评选,评出的7名特等奖作者应邀来京领奖,之后,还将组织他们赴湖北实地参观、考察长江三峡。
这次活动得到了国务院总理、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李鹏同志的热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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