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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住这段历史②
日本军国主义与侵华战争
林治波
在近代历史上，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其军国主义的起源、发展与侵华战争紧密相关。
武士道的历史传统与近代军国主义的形成
日本是一个由本州、九州、四国、北海道４个大岛和３０００多个小岛组成的岛国，面积３７．７万平方公里。
历史上，日本曾经历了很长的战国时期，大名领国群雄割据，混战不已，并逐渐形成了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
１１９２年，日本建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此后，武士对日本的统治长达８００年之久。其“武家习气”、“弓矢之道”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相融合，形成了忠君、节义、廉耻、武勇、坚忍等一整套封建伦理规范，统称“武士道”。在武士统治的几百年里，武士道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支柱而加以宣扬。武士阶级的统治地位与武士道的广泛传播，为日本的文化传统打上了鲜明的尚武烙印。
１８６８年开始的明治维新虽然结束了武士阶级的统治地位和武士等级的存在，但武士道的精神却被新的统治阶级承袭下来，用以向国民尤其是军人和学生进行灌输。所以，明治维新以后，武士道精神仍保持对日本社会的指导性地位。这对于后来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明治维新推翻了封建武士的统治，把日本带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在倒幕和维新运动中，资产阶级与封建武士改革派结盟，下级武士在政治上掌握了主导权，因而在日本的资本主义改革中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从这个角度看，日本的资本主义改革没有缔造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建立了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天皇制政体，决不是偶然的现象。
由于对海外资源与市场的迫切需求，加之尚武传统的影响，明治政府从一开始就以军事立国为根本国是，对内谋求“富国强兵”，对外则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争取在东亚的霸主地位。为此，明治政府大力扩充军备，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１８８０年，陆军参谋长山县有朋在上奏天皇的奏折中提出，“兵之多寡”重于“国之贫富”，扩充军备才是“燃眉之急”。这就把“富国强兵”变成了“强兵富国”，确立了把强兵和对外扩张作为国家首要政策的军国主义路线。
在军队统帅体制方面，明治政府最初实行内阁陆军大臣的武官制，１８７８年又进行重大调整，将陆军省参谋局改组为参谋本部，独立掌管作战、用兵大权，从而形成了军令权与军政权分离的军事二元制。更为重要的是，参谋本部直隶天皇，而不是内阁，从一开始就处于相对独立的特权地位。这标志着日本近代军国主义体制开始确立。１８８９年颁布的《明治宪法》又规定，天皇总揽军队统帅权，赋予参谋本部长官以“帷幄上奏权”，即有关军令事宜可直接上奏天皇，内阁无权过问。这就是所谓的“统帅权独立”。１８９３年，日本海军也建立了相当于陆军参谋本部的军令部。同年颁布的《战时大本营条例》规定，大本营成员均由陆海军现役军官担任，将文官排除在大本营之外，这就使统帅权独立大大强化。１９００年，山县有朋内阁又规定，陆海军大臣也必须由现役将官担任。这一规定造成的后果是，军部可以通过不推荐陆海军大臣入阁或辞职而不提名继任人的办法来左右内阁的存废。在此情况下，内阁在国家大政方针上，必须服从军部，否则只有垮台。
日本军部在国家政权中特权地位的确立，不仅保证了日本军事力量的迅速膨胀，也使日本的近代国家体制完成了军国主义化。军部擅权、军部高于内阁，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在政治体制上最大的特点。
在精神教育方面，军国主义者不遗余力地向军队和民众灌输“天皇”、“武国”思想和封建的武士道。１８７８年颁布的《军人训诫》将忠实、勇敢、服从作为军人的主要品德标准。１８８２年，明治天皇亲自向陆海军卿颁授《军人敕谕》，强调从神武天皇以来的日本军队，“世世由天皇统率”，“朕为汝等军人之大元帅，故朕赖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朕为首脑”。《敕谕》还为军人规定了以尽忠节、正礼仪、尚武勇、重信义、行俭朴为主旨的道德标准。这显然是封建武士道精神的翻版。军国主义者还用棍棒、皮鞭、剑道、柔道等训练方法培养士兵的野蛮性格。甚至将武士道精神渗透到青少年的教育之中，千方百计培养青少年的残酷心态。
按照通常的解释，军国主义是指为了对他国进行侵略而竭力扩军备战，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的黩武思想、政策和制度。通过种种措施的推行，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日本已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全面完成了军国主义化。
矛头指向中国的大陆政策
日本军国主义将对外扩张作为基本国策，而它对外扩张的主要目标便是隔海相望的中国大陆。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由来已久。早在１６世纪，统一日本的武将丰臣秀吉就曾露骨地说：“誓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灭亡中国，……迁都于中国，天皇居北京”。为此，他两次发动侵朝征明战争，企图以朝鲜为跳板，征服中国大陆。两次战争虽均遭败绩，但日本的侵华野心并未收敛。德川幕府中期至明治初期，侵华思潮再度活跃起来。思想家佐藤信渊在《混同秘策》中说：“在世界万国之中，皇国易为攻取之地，莫过于支那国之满洲”，再“以支那为枢轴统一世界”。明治政府刚一建立，就在１８６８年３月１４日以天皇名义发表的《宸翰》中公然宣称：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１８７４年５月，日本悍然出兵中国台湾，腐败的清政府无力保卫台湾，只得以赔偿５０万两白银换取日本的退兵。日本首次尝到了侵略扩张的甜头，于是又起兵强占琉球，清政府以“俄事方殷，暂难兼顾”为由，听任日本对琉球的吞并。１８９０年３月，首相山县有朋又提出了“主权线”与“利益线”的扩张理论。他说：“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捍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一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的有利地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邻近区域是也。”这里的所谓“邻近区域”，所指即为朝鲜和中国。山县有朋的这一理论典型地体现了日本的对外扩张的总方针，标志着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
４年后，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正式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扩张。战争的结果，日本打败了腐败软弱的清政府，订立《马关条约》，攫取２．３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霸占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并将朝鲜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跻身于世界列强的行列，日本的侵略野心也因此而急剧膨胀。军国主义分子趁机鼓吹要将“蛰居的日本”变为“世界的日本”、“扩张的日本”，又一次掀起战争的喧嚣。从此以后，日本军国主义成为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对华侵略频繁不断。
１９００年，日本出兵２．２万人参加八国联军，残酷镇压义和团运动，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攫取３４７９万两白银的赔款，并获得从山海关到北京铁路沿线１２个要地的驻兵权。
１９０４至１９０５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同沙俄展开战争，结果从沙俄手中夺取了在中国辽东半岛和东北南部的特权。之后，又将东北北部和内蒙古东部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由此，日本便把东蒙与南满联结起来，统称“满蒙”，视若禁脔。
１９１４年８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以对德宣战为名，趁机出兵山东，攻占青岛，并控制胶济铁路线，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地位。
翌年１月，日本又利用袁世凯急于称帝的心理，向中国提出了极其刻毒的“二十一条”，企图将中国完全变为日本的附庸国。这意味着日本的侵华政策已由参与列强侵华进入了谋求独霸中国的新阶段。
但由于中国人民的反日爱国情绪日趋高涨，英美等国也联手反对日本独霸远东，日本军阀深感凭借“二十一条”独霸中国难以实现，于是改变侵略手法，转而着重向中国东北地区扩张。
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７日至７月７日，田中义一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议的主题便是讨论制定独吞“满蒙”的政策和计划。会后，田中义一整理了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于同年７月２５日上奏天皇。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奏折赤裸裸地宣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从而道出了先夺“满蒙”，后取全中国，进而征服亚洲、称霸世界的狂妄野心和侵略步骤。这无疑是日本大陆政策最典型最露骨的表述。
《田中奏折》的设想很快付诸实施。１９２８年６月，日本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奉军统帅张作霖，企图趁乱占领东三省。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军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正式拉开了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帷幕。尔后迅速占领东三省，建立伪满洲国。１９３３年又开始染指关内，吞并热河；１９３５年制造华北事变，策动华北特殊化，企图将华北五省从中国分离出去。中华民族被逼到了灭亡的边缘。
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的确立与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的大陆政策从根本上决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必然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法西斯势力的崛起，又使传统的军国主义法西斯化，进一步加速了日本的战争步伐。
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萌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早在１９１６年，日本民间法西斯鼻祖北一辉和另一名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就提出，要用“天皇归一”来统一国民思想，用“国家改造”来建立天皇制独裁政权，使日本尽快强大起来，以取代欧美列强，成为亚洲霸主，进而“执世界之牛耳”。
一战结束后，日本面临着种种矛盾。在国际上，美英等国为阻止日本独霸远东，利用华盛顿条约限制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并强迫日军退出山东。俄国无产阶级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五四”运动的爆发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的革命运动步入一个朝气蓬勃的新时期。这一切，都成为日本独霸远东的巨大障碍。在日本国内，以１９１８年的“米骚动”为开端，日本进入了危机四伏的时期。１９２０至１９２１年，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１９２３年，发生关东大地震；１９２７年，又遭金融危机的打击。日本统治者竭力将危机转嫁给劳动人民，因而激化了同劳动人民的矛盾，工人罢工、农民抗租斗争此起彼伏。在此形势下，日本统治者决心以恐怖政治来维护其统治，用对外战争来缓和国内矛盾。日本法西斯就是在这一特殊背景下应运而生并畸形繁衍和蔓延的。
１９１９年，北一辉、大川周明拼凑了日本第一个法西斯组织——“犹存社”。随后，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组织纷纷破土而出。其中，以平沼骐一郎为会长的“国本社”拥有会员２０余万人。
２０年代初，法西斯思想开始在日本军队中蔓延。１９２３年，法西斯军官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东条英机等纠集一批佐级幕僚军官，成立了日军第一个法西斯组织“二叶会”。尔后，“木曜会”、“天剑党”、“王师会”、“一夕会”、“爱国社”等军人法西斯组织相继出笼。１９３０年９月，日军参谋本部少壮派军官桥本欣五郎等成立了日军最大的法西斯组织——“樱会”。军人法西斯队伍迅猛壮大。
在日本的法西斯化进程中，军人法西斯发挥了重大作用。由北一辉、大川周明提出的法西斯思想经军内法西斯加以补充，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法西斯思想体系，即：通过“天皇归一”的忠君思想，树立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国体意识”；依靠军队进行“国家改造”，废除政党政治，打击保守派统治人物，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通过实行国家总动员建立总体战体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夺取远东霸权，完成“昭和维新”。
为实现上述目标，法西斯军人加紧策划侵华事件。与此同时，在日本国内先后制造了１９３０年的暗杀滨口首相事件和１９３１年的三月政变、十月政变，法西斯气焰极为嚣张。三月、十月两次政变虽以失败告终，却给政党政治以沉重打击。同年１２月成立的犬养毅内阁不得不起用陆军大将荒木贞夫为陆相，以迎合法西斯势力。
十月政变以后，围绕建立法西斯独裁的途径问题，日军法西斯阵营分裂为“皇道派”和“统制派”两翼。前者以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挂帅，主张以流血政变夺取政权；后者以杉山元、永田铁山、东条英机等为首，主张以合法手段实现军部独裁，反对流血政变。
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５日，皇道派军官公然枪杀首相犬养毅。统制派在老财阀支持下，迫使荒木辞职，而统制派的灵魂人物永田铁山则就任陆军省军务局长，着手实行压制皇道派的“肃军”措施。１９３５年８月，皇道派军官相泽中佐持刀闯入永田铁山办公室将其砍死，两派斗争进一步激化。１９３６年１月，统制派下令将皇道派军人的大本营第１师团调往中国东北。皇道派军人被激怒，遂于２月２６日发动大规模流血政变，杀死内大臣、藏相、陆军教育总监等人，首相冈田启介侥幸逃脱。统制派利用手中权力平息了这场叛乱。这一事件成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重大转折点。皇道派的叛乱虽遭镇压，但他们的政治目标却由统制派实现了。统制派借叛乱要挟政府说：“政治的主导权如不让给军部，就会发生第二、第三个二·二六事件！”由统制派扶持的广田弘毅内阁对军部唯命是从，军政大权完全落入军部之手。至此，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正式确立。
日本法西斯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新的法西斯主义与旧的军国主义相融合，便形成了更为好战和更富于冒险性的法西斯军国主义。
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确立后，日本的战争步伐大大加快，全面侵华战争随之进入了具体准备阶段。
首先，修改《国防方针》，制定《国策大纲》，加紧扩军备战。《国策大纲》规定，日本的“根本国策在于国防与外交相配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这实际上是一个吞并东半球的大规模扩张方针。为适应这一扩张方针的需要，１９３６年６月修改后的《国防方针》提出了昭和新军制计划，规定日本武装力量应扩充到陆军５０个师团，空军１４２个中队，海军主力舰１２艘、航母１２艘、其他舰艇１９４艘，海军航空兵６５队，力求使陆海军实力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与此相应，日本的军费开支急剧增加，直接军费由１９３１年的４．５５亿日元、占国家总支出的３０．９％，骤增至１０．７８亿、占总支出的４７．２％。同时，大力推进军事工业的发展。陆军省在《重要产业五年计划纲要》中提出，要力争在五年内制造飞机１万架、汽车１０万辆，生产钢材１０００万吨。
其次，制定《１９３７年度对华作战计划》，并决定增兵华北，强化对华战争准备。新的对华作战计划规定，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对华北要出动８个师团，必要时还可能在华北五省同时作战；在华中方面投入５个师团，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对华南，大致动用１个师团。该计划中规定动用的兵力数量较之１９３５、１９３６年度计划明显增加。“二·二六”事件后不久，广田内阁即决定增兵华北，强化已有的中国驻屯军。据日方记载，至１９３６年６月，中国驻屯军由原来的１７７１人增至５７７４人。而据上海《申报》馆１９３６年９月的调查，其兵力已达１．４万人。中国驻屯军的强化为日本在华北地区发动大规模战争作好了军事准备。
第三，在外交上，同德国法西斯达成反共协定，初步形成国际法西斯主义联盟。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２５日，日德双方在柏林缔结《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正式加入国际法西斯阵营，从而为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找到了盟友。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夜，日军中国驻屯军在北平西南挑起卢沟桥事变。以此为标志，筹划已久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终于爆发。
（本版图片除标明出处外，均为本报资料）
（附图片）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图为同年9月26日召开的上海市抗日救国市民大会会场。
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情况，全民一致要求抗日。冯玉祥1933年5月与共产党合作在察哈尔组织了民众抗日同盟军。图为察绥抗日同盟军开赴抗日前线。
日军疯狂枪杀的中国居民的尸体被投入南京秦淮河。（军事博物馆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