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社会观察
四代人，世纪之交的对话
本报记者卢小飞
老、中、青、少济济一堂，年长者已经７０多岁，最小的代表才９岁。从来没有哪一次会议像第３次全国少代会这样让你怦然心跳，思想的火花在几代人之间跃动着、磨擦着、碰撞着，老一代的思想沉重却不失深邃，新一代幼稚却异常机敏，构成了世纪之交的一次有趣的对话。
夏令营的话题并没有完
１９９４年初，草原夏令营的磨难教育话题被国人广为议论着，它引申出今日已被普遍接受的素质教育，并被确立为国家规范化的教育思想之一。少年远征队、北极村冬令营、登山夏令营……媒介不断传播着那些令人瞩目的新闻，中国大地上出现一批甘愿经受磨难的少年，并发展为１．３亿少先队员参与的雏鹰行动。记者看到山西朔州市小学生洪乐在住地填写的心愿卡：“让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我要更加努力学习，把每天的零花钱和压岁钱攒下来，捐给那些山里的孩子。”类似的心愿卡有许多，说明雏鹰行动是何等地深入人心。
资深的少先队工作者沈功玲告诉记者，在最早开展雏鹰行动的上海市，素质教育已经被量化为可资操作的“争章”活动。１２个系列的４８枚奖章里，小自家务劳动，大到技术选修科目乃至社会服务，几乎囊括了人的成长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她说：“高分低能的问题讲了多年，道理谁都明白，但为什么解决不了？关键是要用一种机制来代替考试指挥棒。”
按照团中央和全国少工委的思路，雏鹰行动最终要与国际接轨，形成一整套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的激励机制。不少人跟记者提起，连克林顿在竞选演说中都要强调自己获得过１６枚童子军奖章，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非常看重少年时代的素质锻炼。然而，这项工作落实起来依然困难重重。
一些中老年代表指出，新倡导一旦成为“群众运动”就容易流于形式。从４０年代起就从事少先队工作的段镇说，现在自上而下的活动多，但孩子主动自发的活动少。雏鹰行动是素质教育，但绝不能像搞运动似的，要细水长流，常抓不懈。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张先翱教授说，社会参与少儿教育的趋势非常好，但某些夏令营只面对极少数孩子，却向企业拉许多赞助，张张扬扬颇有广告媒体之嫌。他呼吁今后这类活动不要只面向少数人，而应让广大的少先队员都来参与。
不愿当风筝的孩子们
６月３日下午的“跨世纪小主人论坛”发言踊跃，一些孩子敏锐得让人吃惊。山东文登市实验小学的刘红芳第一个走上讲台，她说：“我们是雏鹰，但许多辅导员仍然把我们当做风筝，不舍得撒手。‘百见不如一做’，很多事大人看起来很困难，但我们自己动手却很容易就解决了。”上海市田诚中学的张慧星说：“我做过调查研究，发现很多地方的雏鹰活动都是辅导员包办，雏鹰行动要自主、自动，不能成为算盘珠行动，拨一个动一下。”
当陕西省的严正同学提出要“解放我们的头脑和双手”时，会场形成一个高潮，无数小手高举，发不上言的孩子急得跺脚。有的提出“应该解放我们的时间”，有的提出“实行愉快教学法”，有的提出“少先队活动应该自治”。
面对孩子的问题，全国少工委副主任孙寿山平静地说，雏鹰羽翼未丰，不能高飞，有辅导员的帮助，风筝不仅可以上天，还能飞得很高。这有什么不好？小代表里也有赞成的，山西太原市的李莎参加过少年远征队，她说：“做跨世纪的小主人，不应该离开老师和家长自行其是。”
小主人不该是小大人
如前所述，小孩子们常常从自己的视角提出一些让大人咋舌的问题。河南漯河市１１岁的赵婷提出要“走出手拉手的误区”，她说，在给贫困地区的孩子捐款中，很多同学互相攀比，捐款多的看不起捐款少的，捐款少的觉得没有面子。很多小代表参与了这个讨论，指出有的同学捐出自己的衣物，是指望家长再给买新的。结论为“手拉手不是单纯的捐款活动，是心灵的沟通”，是“通过小窗口，了解中国国情这个大世界”。
面对侃侃而谈的孩子，大人们感到不大自在。固然是后生可畏，然而，在小孩子成熟得让人难以置信的同时，社会上无数的少男少女却依然以大男孩大女孩自居。小孩子肩起了沉重的责任，而许多成年人却毫无责任感，这种错位折射出社会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
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部长李启民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少先队员，从当大队辅导员至今已经干了４０年少儿工作。他认为，现在许多孩子太过于成人化了，比较起来，５０年代的孩子比他们生活得愉快。为什么时代前进了，人民生活比过去富裕了，而当代的孩子却活得沉重了呢？少儿教育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用成人的一套强加于孩子显然是不合适的。还是应该提倡解放孩子的思想、双手和时间，使之充分自主地为自己的成长发挥作用。家庭、社会和成人们应该为他们创造一个自主生存的环境。２１世纪是高科技的时代，它需要的是道德、文化、身体和心理素质诸方面全面发展的接班人。
关于少先队队歌的问答
笔者已离队３０年了，此番重温少先队队歌时，禁不住热泪沾襟。这首歌原是电影《英雄小八路》的插曲，那时的孩子们普遍喜爱它。唱起它，便自然联想到影片中福建前线的小英雄；唱着它，我们度过了少年时代。以后，它出现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后来又成为少先队队歌。这首歌的历史背景本来是很好的革命传统教材，但今天多数孩子却都不知道它的来历。在少代会上，我问了许多孩子，他们都摇摇头。后来，我委托“知心姐姐”在会场上向２６０多名少先队代表提问，只有湖北宜昌市的胡嘉岷、云南大理州的朱明强和上海市的李俊举手表示知道。李俊遗憾地告诉我，她很想看这部片子，但却看不到。至于在这首歌之前，还有郭沫若做词的另一首具有历史意义的队歌，全场少先队员几乎都不知道。这本是一件小事，但记取历史不从小处入手，说教又有何用呢？
为孩子改造成年人的世界
本报去年曾围绕此问题发表过一组文章，与会不少代表对记者说，这是一个大胆而又尖锐的命题。
７４岁的吴芸红是与会的长者，做了一辈子少先队工作。当年从事地下少先队工作时的艰苦，带给她的是一种愉悦的回忆。吴老是４０年代新少年报上的“咪咪姐姐”，算是“知心姐姐”的“鼻祖”，曾经在白色恐怖时期收到过数百封小读者的来信，她每信必复。她说，少先队工作有很多好的传统，如少先队的组织作用和辅导员细致的引导式教育，在“考试万能”和“金钱至上”等思潮对校园的浸染下，如何发扬这些优良传统，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事。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陆士桢说，孩子接受信息的程度与成年人有直接关系，在新形势下，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和基本路线确定的目标去培养跨世纪的一代新人，首先要改造成人世界中一切不利于下一代成长的环境。传统的教育思想遇到的挑战，商品文化带来的拜金主义、急功近利、短期行为，以及中国家族文化的影响，使得中国的民族教育思想正处在十字路口，面临着选择和重建。当此关头，教育应该与家庭、社会形成一股合力，而教育内部形成合力更是当务之急。
少代会的话题仍在继续，全民族都在关心并努力寻找着有中国特色的少年成长之路。（附图片）
上图：向国旗敬礼。左图：参加第三次全国少代会的少数民族小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张志刚摄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善把“灾害”变“机遇”
——辽宁盘山县委书记徐敬富一席话
本报记者段心强
徐敬富，４７岁，大专文化。１９８１年起先后任大洼县法院院长、常务副县长，１９９１年调任盘山县县长，现任县委书记。
去年，我们县遇到建国以来最大的自然灾害，但财政收入仍达到６３００万元，比历史上最高的１９９３年增长４０％多；全县人均收入达１９１４元，比历史上最高的１９９３年还增长５００元。
为什么大灾之年取得这么好的效益？一句话：责任感使我们把特大自然灾害当成大机遇。去年夏天，丰收在望，谁知突然普降暴雨，位于下游的盘山县１３条河流闹灾，３５万亩土地被淹，大片玉米被拦腰折断，农田、通讯、水利设施遭受严重破坏。坐等上级救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都不行。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应为人民多谋福利，于是就从灾害中寻找机遇：多年来我们进行种植结构调整，可旧的种植习惯处处设障，磕磕碰碰进展很慢。现在庄稼被刮断了，冲走了，无牵无挂，是推广蔬菜大棚和养蟹的好机会。果然不错，几年没办到的事去年一下子办到了。全县蔬菜大棚猛增到６万亩，稻田养蟹达到１０万亩。比如蔬菜大棚在棠树乡一直推不开，去年秋后一下子搞到１００万平方米，人均收入１０００元。
灾难来临，干部到第一线带领群众抗灾排难，是培养艰苦奋斗精神、改善干群关系的好机会。我们紧急动员，组织全县村以上干部全部出动，到抗洪第一线，到救灾现场，和人民一起战胜自然灾害。为了保护甜水乡几个村庄和２．５万亩稻田、１．５万亩盐田、５０００亩蟹田，我们１００多名干部日日夜夜守着围堤，７天７夜没有合眼，水漫大堤都没撤退，最后保住了价值１．３亿元的财产。人心都是肉长的，老百姓见干部拚死拚活地干，流着泪说：“老八路又回来了。”正因为这样，去年受这么大灾，至今没有一个逃荒的，没有一个上访的，大家安居乐业。（附图片）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
马玉林求才
张冀
初见马玉林，不明白这个年轻的企业家为何看上去却更像个书生。然而，他在商海已经遨游了１０年，而且取得了巨大成功：１０年前的２０００元原始资金，如今已增值到上亿元；荣登大连宝路集团董事长宝座，并被评为大连市杰出青年企业家、大连市优秀青年、大连市劳动模范、辽宁省青年突击手标兵、辽宁省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在奋斗和成功的实践中，马玉林悟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道理：天下凡事业有成者均唯人才是举。马玉林的“特殊名片”上有一行字特别引人注目：“最需要的是：人才、人才、人才”。他说，先进设备只为生产一流产品提供必要的客观条件，企业要发展，关键要有一流的人才和一流的管理。当他得知一位从国外学习彩色印刷技术的专家刚刚回国时，便多次登门拜访，使这位专家欣然前往效力。几年来，宝路集团聚集了一批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的优秀人员。集团先后买过９套标准较高的商品房，全都分给了科技和管理骨干，而董事长马玉林至今还住在采光不佳又不通煤气的一间半房子里。
宝路集团大量引进人才，使企业管理水平上了台阶。他们学习和借鉴国内外现代企业管理经验，对每位员工的责、权、利的指标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制定了行为标准化、施政网络化、议事民主化、生产现代化、管理科学化的“五化”综合程序，为集团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马玉林在求贤才的同时，还自筹资金办学培育人才。他认为，教育是关系到祖国未来的事业，也是当前社会各界关心支持的事业，自己应为国家和社会尽点力。１９９３年，宝路集团投资２５０万元，创办了“大连宝路私立中学”，建筑面积达８７００平方米。马玉林明确提出，宝路中学不办所谓的“贵族学校”，要以社会效益为主。为此，他提出要创造一流的办学条件，组建一流的师资队伍，探索一流的管理模式，要求一流的教育质量。学校的收费标准比上海、沈阳等地同样的学校低一半。集团聘请大连市教育界的老领导为高级顾问，聘请市内重点中学老校长出任校长，决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加特长”的优秀人才。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人生舞台
精于同“对手”合作的人
——记荣事达集团公司总经理陈荣珍
本报记者王启明刘杰
陈荣珍的“精”，是令中外客商大为折服的，尽管有时不免让人为之光火，但他说：“没办法，我是共产党员，必须让事业不断发展，怎样有利于企业我就得怎样干。”
１９８６年，陈荣珍从合肥锅炉厂调至处在困境中的原合肥洗衣机总厂。老陈默不作声地观察了解，然后决定“引进改造”、“借船出海”。他从日本引进一套模具和关键设备技术，又与上海洗衣机总厂合作，借“水仙”牌子去闯市场。
陈荣珍有自个儿的算盘：借牌经营只是个促销手段，关键是能腾出更多精力锤炼自己的队伍，夯实质量基础。到１９９２年末，合肥洗衣机总厂的六项主要经济指标综合排名居全国同行业之首，其中利税总额、单台利润率、资金周转天数三个单项列第一。
之后，陈荣珍又使出两招：一是在引进设备中，对注塑模的质量问题大胆提出改进意见，外商极为赞赏，既维护了企业的合法利益，又拓宽了双方合作的领域。二是经过消化吸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使企业上档次。规模扩大了，陈荣珍又果断地提出：“摘下借来的牌子，挂上自家的‘荣事达’。”
一年下来，“荣事达”在全国的知名度迅速上升，被中国消费者协会评为推荐商品，产值利税继续保持洗衣机行业领先地位。
陈荣珍和其他决策者对已取得的成绩并不满足，他们盯上了国际水准，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高科技产品。去年，他不但促成了以香港詹培忠总公司购买股权为形式的荣事达（集团）有限公司，而且又与日本三洋电机株式会社合作，成立了中日合资合肥三洋洗衣机有限公司。
作为荣事达的合作伙伴，日本三洋老板坦诚地说：“我到中国考察了不少企业，对优惠条件听到了不少，但谈到Ｆ／Ｓ（市场可行性分析）的只有陈先生，真是难能可贵啊！”经过９个月的紧张筹备，中日合资公司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投产，所生产的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人工智能模糊控制全自动洗衣机，一问世就备受青睐。
荣事达与三洋的第二次握手，其间也有个小小的波折：在谁任总经理的问题上打住了车，最后陈荣珍爽快让步：“我们的目的在于学习更多的外国先进管理经验，总经理由日方担任更好。”过后他说：“合资企业在中国的大地上，是拴在我这个桩上的牛，必将为我出更多的力。”日方代表说：“这个人的确精明，但也实在，他的目标远大，是理想的合作伙伴。”
在荣事达集团公司总经理的接待室里，有个很显眼的模型盘，陈荣珍常常很得意地向客人介绍他的杰作：在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购进的１１２亩土地上，已盖起了一幢幢气派的厂房，一批批高新技术产品正源源不断地从这里销往海内外。当然，络绎不绝的客人也会不断地询问：那座高１８层、总面积１．２万平方米的科研大楼何时才能矗立在开发区呢？他总是认真地回答：“我得加快发展才行，一幢大楼就得上亿元，盖了大楼就不能上别的项目，共产党的原则，先治坡再治窝嘛！”（附图片）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
心中有父老乡亲
赵兴林吕文
在汕头特区西北部的鮀浦镇，洪生凯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洪生凯是汕头市升平区第三医院院长、外科副主任医师。到这里做手术的，常常指名道姓要洪生凯亲自主刀，甚至外地病人也常常不顾路途遥远，专程来找洪生凯看病。
生在鮀浦、长在鮀浦的洪生凯，曾目睹乡亲们由于缺医少药被病魔折磨的惨状。１９６５年，他从部队退伍回乡，分配到镇卫生院当医生。他立志要用自己在部队学到的医学本领为乡亲们解除病痛，在农村医疗战线上一干就是３０年。
洪生凯常说：“一个医生，要为病人解除痛苦，需要精湛的医术。”多年来，洪生凯孜孜不倦地在医学殿堂里钻研、探索。他积极参加各种进修和函授学习，不断丰富和充实自己。他除施行肝、胆、脾、胃、肠手术外，还大胆地向胸外科、骨外科手术进军，成为一专多能的医生。他撰写的多篇学术论文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其中《一万例输卵管结扎手术的临床体会》等６篇获优秀论文奖。
当医生期间，洪生凯走遍全镇１６个村庄，给乡亲们送医送药。当院长后，他依然对病人一视同仁。他的座右铭是：“仁术济世，人命至重；不分贵贱，普施同人。”
洪生凯心里装着父老乡亲。１９８４年，医院开展了“三免、三先、一照顾”服务活动。对特困户患者免收诊金、免收治疗费、免收住院费；对危重急病人先诊病、先付药、先治疗；对困难者凭村证明给予住院半费照顾。这项活动坚持十年来，每年医院为此要减收近两万元。
在洪生凯的操持下，原来被称为“医疗转运站”的这个乡级卫生院，而今已经拥有１０８张病床、１１９名医务人员，设备先进、服务优良，成为闻名的省级文明医院。医院发展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年上一个新台阶。可洪生凯心里依然想的是治病先治院，廉洁行医。他提出在医院开展“做乡亲们的贴心人”活动。为了不让“红包”玷污圣洁的白衣天使，医院专设“退红包小组”，对无法拒收的红包，采取医院先登记收下，安定病人情绪，病愈出院再如数退回的办法。
廉洁行医，洪生凯身体力行，并成为全院医务人员的自觉行动。此举深得人心，受到乡亲们的一致称赞。洪生凯多次被评为全国、省、市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知识分子，连续８年受到各种表彰和奖励。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新风物志
白墙青瓦耀山川
刘金龙
今年“三月街”，在大理喜洲镇，我们走家串户，领略了白族民居古朴典雅的风韵。
位于苍山五台峰下的喜洲镇只有６万人口，历史上这里工商业比较发达，曾有“小上海”之称。富而建家，于是这里留下了许多具有白族传统建筑风格的居宅，如“三方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等。
走进一个个白家院落，仿佛走进了一个个文化艺术的殿堂。不用说古色古香、五彩缤纷的装饰，单是满庭满壁的绘画和书法作品，就会让你目不暇接。山水、草木、人物、鸟兽、虫鱼等，大大小小，或方或圆，形态各异，形象逼真，有上百幅之多。房屋的客厅里面则悬挂着中堂、字画和楹联，散发着书香。
白家客厅门面通常用三合六扇格子门组成。格子门分为上下两节，下节雕以各种动物图案，造型朴实，概括洗炼；上节采用多层镂空的手法，底层为几何形的连续花纹，线条柔美，栩栩如生。工匠们还在青石板上雕刻虎皮花、芝麻花，在墙上装饰地带刻上皮条纹、寿字纹等，图案精美，做工精细，表现了高超的雕刻技巧。总的说来，白居结构属地道的东方建筑，讲究中轴线，经天纬地，南北方正，坐西向东。富于装饰性的门楼和高大的照壁为白族民居的重要特色。照壁全由石头垒砌，表面用石灰抹得平整洁白，上书“清白传家”、“紫气东来”、“秀甲天南”等，十分醒目。
白族民居是本厚厚的书，书法艺术只是其中的一卷。它还包容着许多其它内涵。
在宾川，在洱源，在大理，白族人都把建房当作人生的一件大事，建房时飘梁竖柱十分热闹，全村人几乎都要聚集在一起，堪称不是节日的节日。“一根大梁飘飘起，全家欢乐全家喜。”
白族是个渔耕的民族，在旧社会，只有少数上层人物和富商，能盖一进三院、四院，每院三四幢二层小楼的居宅，其他人谈何容易。普通人家想建房，则像燕子筑巢一样，今年买木头，明年备石料，上代人建主房，下代人建厢房，这样一代一代延续下去。
在喜洲镇合作商店主任李志远家，他告诉我们，这所庭院已历时１３代，现在和他住在一起的都是他的宗亲。他说，许多人都出去工作了，他的儿女也出去了，但他宁愿住在祖宅，守护着这座浸透了祖先汗水的宅院。
行家们从白族民居这本厚书中发掘出深厚的内涵。大理州文联副主席施立卓说，白族民居主房一般高于厢房，家主人一般住在主房。这说明过去白族人尊卑有别，主次分明，注重家庭伦理和大家庭。大理州民族文化研究室副主任施珍华说，白族民居以窗小防风，又以照壁反光，补采光不足，并且用风火墙将相邻房屋隔开，防风防火，反映了白族注重实用的传统。州文化局的负责同志则从文化学、美学的角度研讨白族民居，认为白族民居充分展现了白族重视文化教育、以白为美的传统。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历史的变迁，白族民居的保护和利用也遇到很多问题。原有的建筑物年久失修，倒塌和损坏的较多。
从１９８５年起，大理市政府开始对白族民居进行了开发和利用，发展旅游业。大理市旅游局在文物部门的指导下，投资９０多万元，将董家院改造为田庄宾馆，接待游客。喜洲镇等单位投资１０多万元，对严家院进行维修开发，陆续开办了三道茶、洞经音乐会、白族婚礼等旅游项目。从１９９２年至今，已接待２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５万多游客。（附图片）
白族民居门楼王子荣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