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张炳杰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５０周年，也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５０多年前，希特勒为建立“欧洲新秩序”点燃了欧洲战火；日本军国主义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在亚太地区进行侵略战争。德、意、日法西斯集团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各国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人们仍记忆犹新。历史不会重演，但当我们看到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时，不能不同时看到，时至今日，以极右分子面貌出现的法西斯幽灵，还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游荡。诚然，这些新法西斯分子并没有形成“政治气候”，但他们的活动极为猖獗，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我们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５０周年，客观地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把一个更加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世界带入２１世纪，仍是世界各国人民要为之奋斗的历史任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简略回顾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结束。但是，英国和法国处理这一胜利果实所采取的解决方式，即强加于德国的《凡尔赛条约》的苛刻条款，如要德国支付高额赔款、割让东部领土以及军备受到限制，等等，都是德国所难以忍受的。随之而来的矛盾是，英、法要维护战争胜利果实，最大限度地削弱德国；德国不甘心战败，要恢复其大国地位。双方斗争的焦点集中反映在《凡尔赛条约》上：英、法“决心维护欧洲问题现存的条约解决方式”，而德国则把撕毁“现存的条约”，恢复东部失地视为“既定政策”。英、法与德国的这一矛盾和斗争，导致两次世界大战间欧洲局势的小稳定大动荡。１９３６年３月，希特勒重占莱茵非军事化区，完全撕毁《凡尔赛条约》后，欧洲局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出现了如下三个问题：一是战后形成的“凡尔赛体系”瓦解，英、法已丧失影响和控制欧洲局势的能力；二是欧洲各种力量重新组合，意大利转而接近德国，并形成德、意、日“轴心”，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德国方面发展；三是希特勒把夺取“生存空间”付诸于行动。这三个问题相互作用的结果，就是希特勒为“收复”但泽而点燃了欧洲战火。
一些西方史学家认为，希特勒本想同波兰谈判解决但泽问题，只是在波兰拒绝谈判后才被卷入战争。这样的看法似乎太简单天真了，问题的关键是，希特勒不是着眼于政治解决，而是决定使用武力，而且并不以对波兰的局部战争为满足。如果说希特勒是一个善于等待时机的老手，那么，他是在制约战争机制的“凡尔赛体系”瓦解后，才凭借其有利的战略地位，开始使用军事手段，建立“欧洲新秩序”的。为此，希特勒在占领波兰、德国军队略为休整后，便北上进攻和占领丹麦、挪威，接着入侵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灭亡法国。希特勒进攻英伦三岛虽然失败，但到１９４１年春，纳粹德国很快占领了包括法国在内的１４个欧洲国家。如果说，法国拿破仑一世的失败始于莫斯科，其终结点在“滑铁卢战役”，那么，希特勒的战败也是始于莫斯科，其终结点则是“斯大林格勒战役”。进攻苏联，是希特勒政治决策上的错误，它促使了世界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形成，使自己处于东西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进攻苏联，也是希特勒军事战略上的失误，德国最精锐的第六集团军（共２０个师３０多万人）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被歼灭，意味着德国在东线的“脊梁骨”被苏联红军打断。德国军队由此转入战略防御。希特勒的这些错误和失误，从根本上导致了战争的失败和第三帝国的灭亡。
历时８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各国和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据有关史料统计，卷入这场战争的国家和地区达６０多个，人口在２０亿人以上。交战双方动员兵力约为１．１亿多人，直接军费开支约为１．１万亿多美元，经济损失超过４万亿美元。军民死亡约为５５００万人。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
战后国际形势最大的变化，就是战时几个主要大国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重新组合。德、意、日的战败，英、法的削弱，为美国和苏联战后的崛起提供了机会。作为战后世界的两个主要大国，美国取代了英、法战前的地位，它要控制西欧，进而称霸世界，苏联则要维护欧战胜利果实，捍卫自身的利益和安全。由于美苏战略的不同，战时盟国关系的基础也就消失；盟国与法西斯集团之间的矛盾，转化为战后美苏在欧洲以德国问题为重点的争夺，并形成以美苏为首的、以北约组织和华约组织为基础的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格局，奠定了战后美苏“两极”世界格局的基础。
在战后美苏“两极”世界格局的国际关系中，随着以美苏为主导的各国力量的运筹和对抗，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产生如下影响：（一）美苏之间“战略核均势”的形成。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从“实力地位”出发，把争夺核优势作为争夺欧洲、进而争夺世界霸权的力量基础。为此，美苏之间既进行核军备竞赛，又就限制核武器问题进行谈判。从６０年代末以来的２０多年里，美苏的核武器越谈数量越多，技术越先进，双方都拥有数十次摧毁对方的“核恐怖力量”。但美苏的核军备竞赛，消耗了双方的巨额资金、资源，削弱了各自的经济实力。核武器本是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最后军事手段，而双方的“战略核均势”反而成为制约它们发动世界大战的机制。（二）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作用的上升。西欧几个主要国家战后面临的问题是恢复和发展经济。西欧各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引进美国资金、技术和设备，取得了５０—６０年代经济的高速发展，形成以法德联盟为核心的西欧经济力量中心；从而形成美国、日本和西欧三大世界经济力量中心的格局。（三）世界各国人民渴望和平、反对战争对各国政治决策的影响。渴望和平，反对战争是战后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西德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对西德战后可能东山再起的疑惧心理，不能不影响西欧各国的政治决策。１９４８年３月，英、法、荷、比、卢五国建立“布鲁塞尔条约组织”，目的在于防止德国将来的可能侵略。１９５４年８月，法国国民议会否决了法、德、意、荷、比、卢六国签署的《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使美国试图通过该条约重新武装西德的计划破产。因此，西德历届政府不敢为德国的二战罪责开脱，表示“深刻的反思”，以示西德的诚意。西欧各国和人民反对西德可能再次成为战争策源地，从根本上推动西欧各国走向和平与发展道路。（四）殖民体系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帝国主义国家在二战中被削弱，为战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提供了有利条件。从战后到６０年代的十几年里，先后有数十个亚、非、拉国家取得民族独立，形成第三世界，又称为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为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五）美苏控制世界能力的下降。美苏长期的核军备竞赛，以及在地区对抗上所花费的巨额军费，成为双方越来越难于承受的沉重负担，经济日趋困难，使美苏控制各自盟国的能力下降。
苏联解体后，作为国际关系主要形态的美苏军事对峙，随着华约组织的解散而不复存在。现在，唯一有能力打世界大战的只有美国，但它已力不从心。在当今世界，地区性冲突和局部战争尽管仍在发生，世界各种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但新的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已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
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签订协定，建立军事同盟关系，划分世界势力范围，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等地区发动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最先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亚洲战场。在美国、英国的主要力量投入欧洲对德、意法西斯作战时期，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抗击日本侵略者，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不仅坚持抗战，而且直接支援了美、英在亚太地区的对日作战。在历时８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承担了抗击日本陆军的主要力量，使日本侵略军的伤亡人数达百万人以上，为最终消灭德、意、日法西斯，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人民既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巨大贡献，也付出巨大牺牲。人们都知道，日本法西斯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得寸进尺，蓄意制造事端，终于以“卢沟桥事件”为借口，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企图变中国为日本独占殖民地。在中华民族处于危急的紧要关头，中国人民没有畏缩，而是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共同抗日”的号召下，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建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统一战线，进行全民族抗战，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力。８年来，日本军部先后投入中国战场的兵力多达数百万人。这些法西斯暴徒穷凶极恶，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实行“三光政策”，特别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其残暴罪行，罄竹难书。英勇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敌后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前仆后继地抗击日本侵略者，谱写了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日本法西斯为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殖民帝国而发动侵略战争，这是历史事实。但直到今天，日本仍有一些文人、政客蓄意歪曲事实，把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美化为“自卫战争”。有些人还吹吹打打，组织什么游行示威，企图煽动民心，为自己壮胆。但这只能满足一些极右分子的历史偏见，改变不了历史事实。正如日本一些有识之士所指出的：“应首先记住是日本的侵略挑起了这场战争”，日本是侵略者而不是受害者。不久前，日本村山政府内部为将由国会通过的“反省、道歉和不战”决议案争吵不休。人们不禁要问，那些反对日本“不再战”决议的政客，是不是准备再次发动战争，让中国人民以及亚太各国和地区的人民过去遭受的惨绝人寰的悲剧重演？据了解，截至１９９１年，日本国内有８４０多个右翼团体，成员总数１．２万多人。这些极右分子仍在梦想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妄图走军国主义的法西斯老路。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动向。
维护世界和平，加速我国经济发展
维护我国独立与主权，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这是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为此，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与合作关系。我们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世界各国在国际关系以及相互关系中，如果都能遵循这项原则，特别是都能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那么，世界各国之间的矛盾、争端就会少一些，也较易化解，也就有可能在增强信任、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与经济合作关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这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如前所述，冷战后的世界，地区性冲突和局部战争仍在不断发生，但军事手段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已明显减小，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愈益突出，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关注和平与发展。这在亚太地区尤为明显。近２０多年来，亚太各国和地区为谋求和平与发展，调整了相互关系，它们通过对话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区域内的地区冲突在逐渐减少，整个亚太地区局势较为稳定，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目前，亚太各国和地区正在不断加强区域内的相互经济合作与贸易关系，共同推动亚太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也不会称霸，这完全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和平诚意。作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十分重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长期稳定地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包括日本在内的和平友好关系，这对于促进亚太地区的稳定、创造有利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周边和平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５０周年时，综观当今世界，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就要求我们切实抓住机遇，加速我国经济发展，增强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唯有如此，中华民族才有可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第9版(理论)
专栏：小资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发动的世界性侵略战争，后发展为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的世界经济危机震撼了资本主义世界，德、意、日集团为转嫁国内矛盾，先后在世界各地发动侵略战争：１９３１年日本对中国不宣而战，侵占中国东北；１９３６年意大利侵占埃塞俄比亚后，又伙同德国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１９３７年日本大举进犯中国华北和华中；接着德国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１９３８—１９３９）；意大利吞并阿尔巴尼亚（１９３９）。而英、法统治集团则采取绥靖政策，纵容法西斯侵略，力图将侵略矛头引向苏联。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德军进攻波兰，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加剧。９月３日，英、法对德宣战，世界大战全面爆发。１９４０年４月，德军以闪电攻势占领丹麦和挪威；５月，侵占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进而攻入法国本土，英军仓皇从敦刻尔克撤退。６月法国投降。１９４１年３月，德军进驻保加利亚，４月占领南斯拉夫和希腊。意大利则乘机夺取英、法在地中海和北非的殖民地。同年６月２２日，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突然进攻苏联。意大利、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也同时对苏开战。英、美遂同苏联结成联盟，开始了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当地时间），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迅速占领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太平洋上许多岛屿。在中国战场上，日本侵略军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使英、美在太平洋战场争得了时机。在欧洲，１９４１年冬德军在莫斯科近郊溃败；１９４２年１１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反攻，１９４３年２月，苏军全歼被围德军，扭转了战局。美、英军队则于１９４２年１１月在北非登陆，次年５月将德、意军队逐出北非，并于７月在西西里岛登陆。１９４３年９月３日意大利投降。１９４４年６月，英、美军队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同年下半年，苏军追击德军，配合东南欧各国的解放斗争。１９４５年初，苏军和英、美军队分路攻入德国本土。５月２日苏军攻克柏林。５月８日德国无条件投降，英、美军队集中力量在太平洋上进攻日军。８月６日和９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苏联也于８月８日对日宣战。中国人民对日军展开全面反攻，日主力关东军迅即被歼。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投降，９月２日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卷入战争的计有６１个国家和地区（约占全球人口的８０％），伤亡达５５００万人左右。法西斯国家的崩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各国人民力量的壮大，为战后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9版(理论)
专栏：改革热点纵横谈
对我国现阶段农业保护的构想
赵冬缓龚春刚
农业保护，从国内讲，是指政府在处理农业和其它产业关系时，对农业采取的支持与保护措施；从国际讲，是指通过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保障本国农业免受国际市场的冲击。农业保护具有农业产业保护和农业国际贸易保护的双重性质。
世界各国和地区保护农业的普遍性
由于农业的基础性和弱质性，世界各国和地区都将农业视作一个特殊产业实施多种支持和保护政策。发达国家通过农业国际贸易保护，国内价格支持与补贴，财政金融政策对农业投入的诱导与支持，农业立法，农业市场建设，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体系建设，扶持农民组织等措施已形成一套完善的农业保护政策系统。保证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保护农业生产和经营稳定，始终是发达国家农业政策的基本目标。发达国家把歧视农业的严重性和保护农业的必要性，看作既是重要的经济问题，又是重要的社会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农业的保护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逐步提高的，韩国和台湾省在７０年代末对农业还是负保护，进入７０年代以后逐渐加大了保护的力度，到８０年代韩国的农业名义保护率已达到１１７％，台湾农业名义保护率达５０％，通过缩小以农补工的程度和采取灵活的农业支持措施来稳定农业的发展。
我国保护农业的迫切性和适度性
迫切性。我国刚刚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又在向市场经济过渡，农业可能出现低速增长乃至停滞的趋势；同时由于农业比较优势的下降，各经济主体对农业投资缺乏兴趣，加上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工业偏斜的发展战略，从农业中取得过多，对农业支持太少，农业作为工业化的母体，如果萎缩，农产品供给短缺，农民收入下降，将导致工业化的停滞，使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受阻。农业的兴衰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民族自立的基础，对农业宏观调控的中心，必须是加强对农业和农民利益的保护。
我国现阶段农业创造的国民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工业的发展不能再以农业的积累为前提，由于农业创造的国民收入与回流到农业的比例相当悬殊，这种不合理的分配现象已经影响了农业的持续稳定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农业与国民经济的伸缩性具有正相关关系，因此，我国应实施工农业协调发展战略，调控向工业的过分偏斜，通过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在不增加总支出的前提下，正确处理工业积累和农业投入的矛盾，或通过放开工业的筹资机制，放开资本市场等措施增大对农业的支持，从而保证农业的稳定发展。
适度性。由于我国财政实力的限制，尚不具备全面保护农业的条件，工业化需要投入更多的生产要素，工业化受阻将延缓经济发展的进程。因此，对农业的保护应该采取循序渐进的策略，选择合适的时机和保护角度，实施适度的保护策略。对农业的保护，以保证农民收入的稳定和农产品供求平衡为目标，通过国家采取措施保证农业生产和消费者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通过保护和支持，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
当前我国保护农业的措施
我国实施农业保护政策，应考虑保护的程度及阶段推进、农产品的保护结构、农业保护的方式、国际保护与国内保护的协调、农业保护政策实施系统的建立等因素，拟采取经济措施、法律措施和一定行政干预措施相结合的策略。
经济措施：⒈价格保护政策。通过建立农产品保护价格制度、农产品的储备吞吐调节制度来保证农产品的价格，使农民有利可图，按产品品种建立中央和地方两级农产品风险基金。
⒉补贴。国家通过财政渠道对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和农产品购销价格的差额进行补贴，对农村金融组织投入农业资金的利差给予补贴等。
⒊税收。对投入农业的资金实行减免税政策，对农用生产资料生产企业给予税收优惠，通过合理的关税保护国内农产品免受国际市场冲击。
⒋投资与信贷。国家财政负责农业基本建设等大型建设项目的投入，或由农业政策性银行发行由中央政府担保的农业建设债券，由金融组织向农业发放优惠的农业贷款。
法律措施：通过制定有关农业的法律和法规，保证稳定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目标，从不同领域对农业的扶持和农民的利益作具体规定，且与经济手段相结合。
政府干预与其它措施：借助一定的行政干预手段来保障农业保护政策的实施，通过农业教育、科研、推广的配合与衔接，发育市场及引导农民组织建设等手段建立农业保护的配套系统。
第9版(理论)
专栏：改革热点纵横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辩护三题
赵修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辩护问题，是指从伦理观、价值观上辩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合理性、可行性和正当性。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我们具体地研究和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辩护的种种问题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尺度。
市场竞争和市场秩序在伦理上的合理性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上引进市场机制，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而市场机制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经济人在市场上的竞争。因此如何评价竞争，这就成为伦理价值观上的一个突出问题。
长期生活在自然经济或计划经济下的人们，对于市场竞争导致经济效率的提高，比较容易承认，但是往往适应不了市场竞争带来的风险，缺少在竞争中自主、自立的勇气，更难以信服它在道德上的正当性。甚至不加分析地把各种竞争都看作不道德、不正当的行为，把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视为精神滑坡的根源而加以拒斥。
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来看，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在伦理上的合理性，主要在于它能比较有效地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经济效益，调动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经济的活力，从而达到“发展生产，消灭贫穷”的目标。同时，它有利于人们摆脱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和几千年自然经济所形成的依附观念，促进自主、自立意识的形成，这不但有利于调动经济活动的积极性，而且如果加以正确的引导，还有利于促进“四有”新人的培养。
当然，“市场竞争”也有一个限度，它以不损害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实现为前提，与市场秩序相统一。市场竞争与市场秩序的统一，本来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演变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成果。我们要达到“发展生产，消灭贫穷”的价值目标，有必要借鉴这一成果。况且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还包括经济公正和精神价值的目标，更需要讲究秩序和规则。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把竞争原则泛化，把市场规则、市场秩序同市场竞争对立起来的观念还相当流行，有些人甚至以超越规则、违反秩序为荣。这正是市场行为失范、不正当竞争泛滥的一个观念上的原因。进一步从伦理上辩明市场秩序和市场规则的正当性，必将有助于落实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规范市场行为的任务。
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在伦理上的正当性问题
这一问题同上述问题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市场秩序的建立和维系，对违反市场规则的不正当行为的处置等，都只能经由政府通过法律、法规等宏观调控的手段来解决，可见国家宏观调控是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所必需。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把国家宏观调控同市场机制对立起来的观念还相当流行，要么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受限制的市场），要么是全盘中央计划经济，这种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还禁锢着一些人的头脑。这种观念的来源，一是计划体制的旧观念，一是“自调节市场”的乌托邦幻想。
自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来，西方经济学中一直存在着一个自由放任主义的传统。其要旨是，市场依靠竞争，依靠“看不见的手”的自发的运行，便可以形成市场秩序，甚至可以自动地达到均衡，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和社会福利的增长，实现高效率。国家的作用应仅限于充当一个“守夜人”的角色，看护和维系法律，在经济上则不应干预，或者是越少干预越好。与此相应，在伦理上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对个人自由的束缚，因而是不正当的。３０年代凯恩斯主义兴起，国家的宏观调控得到承认，并在许多国家付诸实施。凯恩斯之后的自由放任主义尽管仍坚持其信条，要求政府尽量少干预市场，但也无法否定政府干预的存在及其作用。事实上，国家的宏观控制已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普遍特征。当代的制度主义学派在批判自由放任主义时进一步指出，即使在亚当·斯密时代，“自调节市场”也只是思想家头脑中的幻想，事实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一直存在，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他们的观点值得我们借鉴。
我们必须辩明，“自调节市场”的幻想，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正常运行是有害的。如果削弱国家的宏观调控，不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的价值目标不能实现，而且维持在世界市场上的国家利益以实现爱国主义的价值目标也会落空。到头来发展经济、消灭贫穷的功利目标也无法实现。从伦理上进一步辩明国家宏观调控的正当性，形成强大的舆论，不仅会促进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而且将会形成维系社会凝聚力的道德纽带。
市场交往形式与非市场交往形式的关系问题
在市场经济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式，深深打上了市场的烙印，以等价交换为特征。这种交往形式本来仅限于物质生活领域，而且即使在物质生活和经济关系中，也不是唯一的交往形式。在婚姻、家庭、精神生活领域，还有许多不能通行等价交换原则的非市场交往形式。这后一种形式在人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是极其有价值的，凝结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市场关系具有一种扩张的趋势，甚至大有吞噬一切之势。不但使家庭、婚姻、两性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而且造成文化的商品化、精神价值的失落和道德的沦丧。恩格斯之所以把资本主义的商业社会称为“庸俗的”，就是鉴于市场关系对非市场关系的严重侵蚀，造成了精神的衰退和自远古以来就存在的“对共同福利的关心”逐渐沦丧。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必须划清市场交往形式和非市场交往形式的界限，并且防止市场关系的无限扩张。
邓小平同志早在１９８３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在批评文艺界某些人用庸俗低级的形式去捞钱的行为时就指出：“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有些混迹于艺术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简直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遗憾的是，这种倾向至今未能完全制止，甚至侵蚀到其他精神生产领域，包括像教育这样的领域。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但是没有从观念上分清市场形式与非市场形式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有些人把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文化教育事业管理体制的改革，筹措经费渠道的扩展，同文化教育的全盘商品化混为一谈，以为可以把市场交往形式中通行的等价交换原则不加分析地推行到整个精神生产中去，听任以在市场上能否取得交换价值为准则来决定一切精神产品的命运。
政治生活的领域到底能否引入市场交往形式？这也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辩明的问题。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不正之风、腐败等等，究其认识根源，就是误以为市场交往形式可以到处使用。正是有鉴于此，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指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绝不允许将商品交换原则引入党内政治生活和国家机关的政务活动，搞权钱交易”。
至于家庭、婚姻、两性关系等等非市场交往形式，为什么不能通行商品交换的原则，也有许多问题有待澄清。
需要花力气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在经济生活领域中，市场交往形式有没有它的限度，是不是都可以通行市场交往形式的原则？经济学界已经有人提出，要区分营利性单位与非营利性单位的问题。在企业管理的领域，也提出了企业内部能否按市场交往形式来建立人际关系，企业要在市场上生存发展，企业内部是不是需要用非市场的团体精神来增强凝聚力等问题。
凡此种种，可以表明，市场交往形式与非市场交往形式的关系问题极其重要。它一方面涉及到社会主义的精神价值目标能否实现，另一方面又涉及到社会主义的公正原则能否落实，国家宏观调控能否得到千百万人自愿的支持，因此需要我们花大力气进行研究。当然，这一问题在实际生活中极其复杂，具体操作上极其困难。但唯其重要和困难，我们理当以邓小平同志所阐明的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为指针，通过刻苦的研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努力去划清二者的界限，找出处理二者关系的正确方法，以便使精神文明建设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