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探索与商榷
对信息高速公路要全面理解
乌家培
内容提要：对信息高速公路必须有全面的理解，信息高速公路的宣传应力求科学。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不单纯是技术问题，也有一系列政策和组织问题需要解决。它与信息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紧密相连。
对信息高速公路的误解是产生某些认识分歧的原因之一
信息高速公路是信息基础设施（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以下简称ＩＩ）的一种形象比喻。它使人对ＩＩ易于理解，也可能产生误解。最常见的误解就是把ＩＩ只归结为信息传输通道，而忽视它所包含的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这个重要内容。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有信息通道问题，有信息设备问题，还有信息资源和信息应用问题，后一个问题包括信息系统的建立和互连、信息标准和法规、信息用户上网的需求和培训等等。
信息高速公路的宣传应力求科学，以推动我国信息高速公路的有效建设。国内有的观点认为，除科研教育的信息需求外，在社会经济对电子信息需求不旺的情况下，只要努力提高通信（主要是电话）的普及率就足够了，不必侈谈什么高速、宽带的信息传输。这是对信息高速公路的误解。
基础设施先行，是经济建设必须遵循的规律。我国在工业化中基础设施的“瓶颈”一直制约着经济发展。在信息化中，应当避免这种现象的重现。因此，及早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实属必要。但是，对信息高速公路必须有全面的理解。
信息高速公路的要害是信息。高速度、大容量、多媒体、多功能、交互式的一体化信息传输网络，固然很重要，能使信息交流的时空差距缩小到最低限度。但是，信息传输网络必须同信息资源网络相匹配，正如电网必须同它输送的电流相适应一样。信息传输手段和信息处理设备要为信息内容服务，使其更好地交流和增殖。这是信息资源的现实状况和未来需求决定传输网络的规模、结构与发展方向，而不是相反。信息传输网络的建设应以需求为导向、相关条件为依据。信息需求具有自我诱发新需求的特点。因此，传输网络的建设适当超前是必要的。我国的现实是传输网络严重滞后，已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信息资源网的建设更为落后，尚未摆脱封闭、割裂、分散的局面，社会化和共享程度很低。这不仅会动摇人们对建设信息传输网的信心，担心“有路无车”的问题，也会影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以及各项社会活动的效率。所以，对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宣传不应“降温”，而应加温。
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不单纯是技术问题
１９９３年６、７月间，美国报刊曾展开关于信息高速公路的大讨论，讨论中提出了许多问题，例如信息高速公路归谁所有、由谁来指导、交给谁使用、谁能从中获益等等。显然，这些问题都不是技术问题，却很重要，如解决不好就难以促进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在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实施过程中，美国政府还提出如何排除信息高速公路上的各种障碍，如何确保信息安全、促进信息畅通，如何利用信息使管理工作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等等问题。这里，有一系列政策问题和组织问题。在信息高速公路的宣传中，应尽可能多地报道它将会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例如它在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科研教育和医疗保健工作改变面貌、完善政府管理和加强企业竞争力等方面的具体作用。这就需要进行有科学根据的预评估。同时，对信息高速公路存在的实际问题，也应实事求是地有所反映。例如，美国有些学者已开始抱怨信息高速公路不能帮助用户“过滤”和“消化”信息，认为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会受到人们使用信息的时间和精力的限制。
美国政府继１９９３年９月提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ＮＩＩ）计划之后，又于１９９４年９月提出全球信息基础设施（ＧＩＩ）倡议，其目标是不让边界使信息停流，其措施是把国际合作提上日程。从ＮＩＩ到ＧＩＩ，涉及的问题更多，不仅技术问题更复杂了，而且政治问题、外交问题、文化问题、经济竞争与国际联盟问题、国际保密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等等，都向我们涌来了，想回避也不大可能。对此，人们应加以思考和探索，尽早研究对策。
信息制度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紧迫需要
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是与信息制度的改革紧密相联的。每个社会客观上都有自己特定的信息制度。这种制度包括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战略和决策、信息资源的管理、信息流向的设定、信息商品的经营、为人民群众提供信息等各种方针政策、法规制度、组织机构。信息制度主要表现为信息工作是企业的经营机制。它们是随着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与经济发展阶段的推进而不断变化的。我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信息制度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美国为了赢得全球经济竞争的胜利，正在彻底修改半个多世纪以前形成的信息制度，其新的政策目标是要使任何电信公司都能向任何顾客提供任何信息服务。
市场经济是由信息引导的经济。各项经济活动一方面产生和发出信息，另一方面接收和使用信息，受信息的引导。信息可解决经济行为的趋向问题。信息导向作用的大小与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信息制度的合理与否和完善程度。新的信息制度的建设，与法律制度的建设一样，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我国由于信息制度不健全，信息流通不畅，信息效率不高。改革开放１６年来，政府部门和企业内部的信息机构林立，各类信息服务企业发展也很快。但是，对信息事业和信息行业的管理跟不上，尤其是缺乏国家的统一领导和宏观管理。去年以来，随着国民经济信息化任务的提出，上述情况开始有所改变。建设新的信息制度，应坚持决策、管理、经营三者相互分离的原则。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过程应成为建设新的信息制度的过程。否则，信息高速公路即使建成了，也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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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中国文化变迁的缩影——
中国留学生与传统文化
李喜所
近百年来，在中西文化交汇的大潮中，异军突起的留学生群体，不仅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和世界文化步入中国的重要媒体，而且在“母体”文化和“客体”文化的重新选择中，塑造了新的文化品格。他们恰是在走向世界和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中真诚地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也是在如饥似渴地移植西方文化的艰苦岁月中，科学地改造传统，再现了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留学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寻根与重塑的复杂过程。这个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近百年中国文化变迁的缩影。
在寻根中发现中国文化的价值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清廷的衰败，中国经济落后，政治腐败，中国人已很难产生中国文化的优越感了。负笈海外的中国留学生，身处异国他乡，目睹发达的西方经济繁荣和社会文化，一种民族自卑感时时涌上心头。从数千年文明古国走向世界的中国留学生失去了文化的支撑点，变得那么脆弱，更难得到应有的尊敬。他们离开中国这块土地后，其切腹之痛是“洋人”对他们的不平等，自然对中国人文景观增一层亲切感。在留学生的书信、小品、杂文、小说等文字中，处处可见对祖国文化的歌颂和祝愿祖国早日强大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期盼。郁达夫在小说《沉沦》结尾时的呼喊最具代表性。其云：“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么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们不能再隐忍下去了！”实际上，尽管在国内时，不少人对现状多么不满，但一旦远离了这块土地，反而更感到她的可爱。因为，文化的根割不断，离之越远，倒越能体会其价值。留学生正是从世界的角度着眼，从爱国的炽热情怀出发，重新审视中国文化。他们在异质文化的包围中，诚然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然而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体选择新文化，只能是遗传的变异。留学生对世界文化了解越深，反而越会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越想去寻求本土文化的“根”。从爱国到寻根，激发了留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
翻开中国留美生的博士论文（主要是人文科学），８０％以上是论述中国问题。讨论这些社会文化题目，中国留美生占有优势，美国学者又有极大的兴趣，取得博士学位容易得多。而且加深了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有助于改变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国人的偏见，还引发了中国留学生的自豪感。很多留学生是在传播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赢得了外国友人的尊重。五四时期在巴黎的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在巴黎郊外和凡尔赛宫前表演中国京剧、湖南花鼓戏、拳击和展示中国的刺绣时，观者如云。留美学生举办的中国文化节，也深受美国友人欢迎，梁实秋、冰心等人的京剧表演，更受到了观众的喝彩。章太炎１９０６年到日本后，曾开办过一个国学讲习所，听者不仅有鲁迅等一大批中国留学生，而且有不少日本学者。赵元任将中国的许多民歌、民谣介绍到西方后，大大扩展了其社会影响。胡适的世界有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向西方评介中国古典名著和用新的方法诠释中国文化。细阅他的留美日记，中国的许多古典名著都在其研读之列，如《诗经》、《左传》、《说文》、《陶渊明集》、《杜诗》、《荀子》等，多至数百种。胡适深知，一个只懂得西洋文化而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或对中国古典知之甚少的人，是不可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重大影响的，更无法成为世界名人。留日时的鲁迅，心系祖国，写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名句，在着手探讨西方社会文化的同时，醉心“国粹”，在中西并重的文化道路上扎扎实实地向前搏击，为后来的迈向文化伟人奠定了基础。严复也是一样，如果他不具有中国文化深厚的底蕴，就不可能译出那么高深的西方古典名著，为２０世纪初的一代青年提供一份优厚的精神食粮。从一定意义上讲，只有精通中国文化的人，才可避开“食洋不化”，也只有具有世界文化修养的人，才不会“食古不化”。“地球村”的出现，呼吁世界的一体化，要求各民族文化在世界的视角内相互规范地发展，在具有世界意义的前提下，充分展示其民族性。近代有远见的中国留学生，努力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个别的还注重深一层的文化交流，如将中国的古典《大学》、《论语》、《中庸》、《孟子》、《易经》等译成外文，帮助欧美、日本等国建立汉学系或中国研究所，在大学里讲授中国文化，举办中国社会和文化讲习班。１９２０年留法的勤工俭学生和法国学者联手，在巴黎大学开设了中国文化讲习班，讲授中国文学、哲学、美学、艺术、音乐、文化史等，还将李白、杜甫的诗译为法文，有的还为诗谱曲，广为传唱。这些举动，激发了国外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兴趣，也对祖国文化的发展有推进作用，还使中国留学生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体验到了自我的价值。
在融合中西文明中发展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的价值是通过现代人的选择而体现的，也是在后人的选择中才获得再生。封存在传统宝库中的旧文化，本身无法显示优劣高低。选择者如果优，自然使优秀文化再现；选择者如果劣，顺理成章地使传统的劣质文化重新害人。当代人的素质高低决定着传统的优秀的民族文化再现的水平。近代百年，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仍显示出一定的活力，得力于中国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尤其是具有近代意义的新型知识群体的崛起和发展。留学生是中国知识群体中最活跃的新生带，他们具有现代知识，了解世界潮流，他们在选择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就较一般人高出一筹。这就是打破了封闭的从本土出发去反观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统格局，将中国文化放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加以比较研究，在融合中西文化的努力中，创造出了既现代又传统的中国新文化。
近代中国的文化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突变。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就是在中国留学生中产生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近百年受人尊敬的学人，文学家如鲁迅、翻译家如严复、教育家如蔡元培、史学家如陈寅恪、哲学家如冯友兰、社会学家如费孝通等，皆留洋出身，中西兼通，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铺路架桥之功。这些人中国旧学根底深厚，西洋文化有较多的研究，在再现传统文化时有否定，有借鉴，有移植，有延续，中外古今相互撞击，自然使中国文化富有了新意。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各种新学科相继崛起，一批新的大学逐步建立，那些有新学造诣又有国学基础的留学生为此作出了很多贡献。中国新文学的创立，留学生中涌现的郭沫若、郁达夫、瞿秋白、徐志摩、冰心、梁实秋、许地山等作家群起了奠基的作用。他们的作品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处处可以寻到中国的文化传统。即使是翻译文学，如不注入中国传统，也难在中国生根。中国传统文化一旦融入了西方的新文化就焕发了生机；同样，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一旦合理地注入了中国传统，就如虎添翼，为中国民众喜闻乐见。近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也是这样。五四时期，随着一批史学工作者的留学欧美，西方的史学研究方法被介绍到了中国。２０年代，梁启超先后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将其在海外１０多年的研究心得传授给国人，使史学这门中国最古老的学科得到了新生。稍后，郭沫若等人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引入中国，中国史学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传统的史学在近百年演进的历史，就是一部突破传统又在传统中延续和新生的历史。这中间，那些喝过“洋墨水”的傅斯年、陈寅恪、郭沫若等功不可没。中国传统的哲学，也是在一些留学生的推动下，将西方的一些新方法注入其中，才得以新生并具有了中国特色。五四时期，胡适将留美时吸收的杜威等人的哲学研究方法引入中国，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听者如云，大开茅塞。后来，罗素在中国讲学，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人又不断运用留学时学到的新方法发表论著，使中国的哲学研究突破了旧格局，步入了新阶段。至于后来突起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留苏生起了一定的作用。总之，中国留学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运用的是引进和融合的新方法，是带着中国传统走向世界，又带着异质新文化回到中国，在交融中突破传统，发展传统，较好地使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接轨，和当代生活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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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镇海之役胜利１１０周年研讨会述要
由国防大学训练部、军事科学院科研部、人民日报理论部、中共宁波市镇海区委、镇海区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纪念中法战争镇海之役胜利１１０周年暨镇海口近代海防历史问题学术研讨会》于日前在镇海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史学工作者５０余人就镇海战役诸问题开展了认真的讨论。
一、关于中法镇海之役及其历史地位
１．镇海之役的性质。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这是一次陆海联防的反抗法国侵略的保卫战。在具体评价上，一种意见认为是一次战役，理由是双方都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作战方针；都投入了相当的兵力；法远东舰队正副司令也先后长驻镇海口；法舰组织了多次进攻，先后变换５种战术，最后被迫在口外进行封锁；时间长达１０３天，有明显的作战阶段：进攻——相持——停战——撤离。另一种意见主要是根据法国档案，认为此役只是一艘法舰因执行侦察任务与清军发生冲突，以及一些零星战斗。介于前两种意见之间的则认为镇海之役是一场防御作战。
２．镇海之役的战果。与会学者认为，镇海保卫战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胜利。一种意见认为，战果重大，创敌舰两艘，沉两舢舨和毙伤敌官兵不少（其中包括孤拔受伤），打破了敌人登陆和北上骚扰京津的图谋，这是鸦片战争以来所没有的，对法国茹费理内阁垮台有一定影响。另一种意见认为，评价镇海之役的战果，主要应从敌我双方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战略或战斗目标来衡量，镇海守军没有歼敌，却建立奇功。
３．镇海之役的特点、历史地位及其影响。（一）在中国近代海防史上只有镇海战役是唯一一次以省、地区为范围的，上下一致，军民合力，有计划有步骤地周密布防，有较好通讯联络和后勤保障，坚持到底并获全胜的战役。（二）有比较完整的水陆防御体系和科学的兵力配置。海上、陆上布防及兵力配置三个体系构成了镇海战役比较完备、有效的防御体系。（三）镇海战役是中国近代自卫战争史上，坚持积极防御的少数战例之一。（四）在军事斗争同时，进行外交斗争并获得胜利。这在中国近代外交史和自卫战斗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五）镇海战役还是一曲任贤选能团结战斗的凯歌。在镇海地区布防的军队有湘淮两派系，分属２个统领管辖。湘淮之间尽管不无尖锐矛盾，由于刘秉璋的正确部署，薛福成妥善调理，欧阳利见的顾全大局，使不同派系的几支部队之间的矛盾并未扩大，基本上做到积极备战，共同战斗，坚持到底并取得胜利。（六）镇海战役打破了西方列强“船坚炮利”不可战胜的神话，成为中国近代海防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为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七）海陆联防是中国海防思想发展的重大成果，并对以后海防思想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八）对宁波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镇海保卫战胜利的原因
胜利原因认同多，分歧少。总的认为它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调动了广大军民爱国热情，法国是入侵者，发起不义之战，失道寡助，陷入孤立。这是我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具体地说，主要有以下几点：
——有正确的作战方针。但对什么是正确的作战方针，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是欧阳利见的“避水战，诱其陆来”，关门打狗，坚守严待，作持久之计的作战方针；徙炮是正确的。第二种意见认为是刘秉璋、薛福成等坚持炮台、堵口、陆营三者相辅并行，实行重点防御，阻歼敌人的防御方针，处于支配、主导地位；“徙炮”是错误的。
——果断的组织指挥。刘秉璋权集于一身，统一指挥，这是战争的需要，是正确、有效的；建立营务处，承上联下，协调诸军，则成为实施统一指挥、团结对敌、共同作战的关键。
——将领的优秀品质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将领不畏强敌，有敢打必胜的信心，在备战和战斗，以及涉外斗争中有高度的原则性、创造性、主动性，创新和求实精神；顾全大局，奋不顾身，团结对敌的爱国精神和善于吸取经验，申纪律，明赏罚，利用矛盾，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完善的通讯与后勤保障。添建有线电报线路，完善通讯联络，保障军粮民食，解决饷需是胜利的基本保障。
——军民团结，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精神。组织民团，奖励民众同心杀敌，成为抗击外敌入侵的一支重要力量；互助互济，共济危难，是坚持斗争，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
（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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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建构联合发展的战略理论
——读《中国大西南在崛起》
唐永亮
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广西、西藏两自治区，重庆和成都两市，习惯上称为西南五省区七方。这一区域是我国人口最多、自然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素为我国的战略后方。但是，相对全国发达地区来说，这一区域的经济发展是落后的。一九九二年，中央提出要按照不同的区域特点，以较大范围来考虑地区经济布局及以省、区、市之间的联合发展，形成全国、区域、省区三个层次有机联系的规划体系。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近几年来，建构大西南联合发展理论，成了国内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探讨的一个热点，引人关注。大家认为，从目前国际经济形势看，国际经济贸易集团化、区域化明显增强，亚太地区也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形成东北亚、中亚、伊斯兰、东南亚等多种经济合作圈。在这种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下，中国大西南作为区域规划经济区的设想已经成熟。
最近，广西教育出版社推出西南五省区七方联合编写的《中国大西南在崛起》一书，汇集了国内研究成果，阐述了大西南联合发展的战略理论构想：建立开放型的区域经济体系，以联合促开放，以开放促开发，达到大西南经济快速、协调发展的目标。它回答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回应世界区域经济合作对大西南经济发展提出的挑战。为此，该书详尽地分别介绍西南五省区七方关于联合共建、发展经济的各项重大举措，提出联合走向东南亚乃至世界市场的思路——共建大通道。书中指出，大西南出海、出境通道闭塞，成为走向世界大市场的瓶颈问题，任何一个省区都难以建设大型的出海出境通道。因此，西南五省区七方要加快实施共建大通道的措施，加强西南区域合作，奋力走向国际大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