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
浩劫与辉煌
——二战及中国抗日战争文学概评
黄国柱
世界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辉煌胜利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５０年来，正义的人们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这场世界大战——也是人类空前浩劫的反省与思考。在胜利纪念日到来的时刻，这种思考和反省将变得更加集中、真挚和深沉。
毫无疑问，关于二战特别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文学作品早已“汗牛充栋”。近几年来，因为纪念活动的契机，有关史料和历史研究成果大量出版，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背景，更促使了作品竞相涌现。这一点，和前苏联几次卫国战争文学的繁荣很相似。另一方面，目前的创作成就也是建国以来革命战争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文革”前１７年的抗战题材文学创作，着眼于我们党所领导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在表现日寇凶残的同时，更突出的是表现抗日军民的英勇气概、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以及斗争智慧和乐观、必胜的信念。如《烈火金钢》、《苦菜花》、《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以及电影作品《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枪声》、《小兵张嘎》等等，产生过极为广泛和巨大的影响，陶冶了整整一代中国青少年。“文革”之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革命史传文学出现了多彩多姿的崭新景观。首先，是对日本侵略者惨绝人寰的屠杀暴行的揭露，如《南京大屠杀》，对国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引起强烈的震撼。同时，对抗日战争中其他一些重大事件也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艺术描写，如报告文学《中国大空战》、《大国之魂》、《中日，缅甸大角逐》、《丙子“双十二”——西安事变》，长篇小说《皖南事变》及电影《血战台儿庄》等等，使人们更完整地了解到中国抗日战争的全貌和客观的历史进程。再者，着眼于战争对民族文化精神和生命情感的影响，产生了《黑太阳》、《季节桥》、《冬天与夏天的区别》、《军歌》等中短篇小说。
渐次而来的文学嬗变，引发了中国抗日战争文学出版与创作的繁荣，最终汇成了汪洋恣肆的文学潮流。《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凡５０卷，３０００余万字，收录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６００多位作家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堪称“二战文学”的中国之最。此外，多卷本的《大后方文学书系》、《解放区文学书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演义》、《二战全景纪实》、《二次大战风云录》等等也都颇具规模。报告文学充分发挥了“轻骑兵”的突击作用，对中国抗战进行了多侧面、多角度的艺术表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除了对以往多见的题材进行了新发掘，还对诸如“粤琼抗战”、“抗日时期国共关系”、“卢沟桥事变”、“东北抗联”、“牺盟会”、“武汉会战”、“八年抗日外交风云”、“华侨抗日”、“湖南会战”、“国际志愿者”、“审判侵华战犯”等等专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文学再现。
在这个领域，小说创作取得了更为引人瞩目的成就。全景的“编年体”式的长篇巨制出现了。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是李尔重八卷本的《新战争与和平》，周而复六卷本的《长城万里图》和王火的《战争和人》三部曲系列长篇。这三部皇皇巨制的作者都是年逾古稀的老同志，他们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备受侵略掠夺的屈辱历史有着比寻常人更多的切肤之痛。对战争又有着深切的亲身体验。这使他们的作品具备了较大的自然优势。他们在著作的前言后记以及自白性的文章言论中，都表明过一种记载历史、警示后人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中国的读者历来习惯于把小说作为“信史”或“百科全书”来阅读，这些小说则顺理成章地成为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了解抗日战争历史、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形象教材。这些作品，与一大批出自中青年作家之手的抗战小说（主要是中、短篇）交相辉映，无论是对战争本质思考还是对战争历史神韵的艺术把握，都达到了空前的深度。
对于从事战争历史小说创作的作家来说，首先必须作出的，是对历史发展主流、战争本质的正确的价值判断。战争历史浩瀚无边、暗云密布，一旦逝去便永远也无法完全复制。每一个试图穷究它的终极底蕴的智者都会体验到一种永恒的“坦泰卢斯式的痛苦”——可望不可即。然而正是在这里，恰恰给文学创作留下了无限的创造的空间。《新战争与和平》抒写了从“九·一八”事变后到“八·一五”日本投降１５年间神州大地上苦难深重而又是如火如荼的历史场景，几乎写到了抗战期间所有（包括日本发生的）重大事件。作为贯穿小说的主要人物刘本生由一个普通的关外流浪青年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我军的高级指挥员；而另一个贯穿人物，日本特务川岛芳子则被送上了断头台。历史的巨澜和普通人物命运的双重关心，综合而成了作者既是战争的亲历者，又是战争本质思考者的同一性。进而表明，作者对这场战争的信念和观点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认识和个人感知相统一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无论怎样表现历史画面的波澜壮阔，历史事件的错综复杂，人物命运的坎坷曲折，都始终牢牢把握住了战争进程的真正动因和本质所在：一方面，日本军国主义是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和日本人民带来空前灾难的罪魁祸首；正义的力量战胜邪恶的势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理所当然是领导全国人民抗击侵略并取得最终胜利的中坚力量。历史一再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再一方面，战争的最终胜利，固然是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团结战斗的结果，但中国人民同样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鲜明的立场和“理念”是从作品的情节、人物、场面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作者并没有拘泥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大量的细枝末节，而是立足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宏观进程，站在共产主义事业的历史命运和前途的高度，看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际反共势力的消长变化，“以史为镜”地对战争与和平的重大课题进行感悟和认识，使爱国主义的题旨和内蕴在具体形象的叙事描绘中显得鲜明而集中，也使“意识到的历史内容”、“较大的思想深度”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马恩选集》第４卷第３４３页）得到了比较好的融合。作品由此产生了一种风云之气，浩然之气。
作为叙事性文学的集大成的长篇小说，必须包蕴深厚的民族文化的内涵。对于抗日战争这一个巨大的历史进程而言，固然是不同国家、民族间物质力量的格杀搏斗，在某种意义上更是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抗衡和较量。“落后就要挨打”。在冷峻的现实实力消长对比的背后，实质上更是精神文化的某种必然。因此，长篇小说固然要表现抗战过程中全国人民大义凛然、同仇敌忾，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爱国主义英勇气概，挖掘中华民族文化性格中“韧”的力量。同时，也必须批判性地揭露民族文化中某种滞重和丑恶的成份（诸如“汉奸现象”）。这样才有可能使作品避免“历史大事”流水帐式的肤浅和苍白，进而具备较大的思想冲击力。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在这方面很具代表性。作为作品的主旋律，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武装抗日占据了主导性的突出的地位，描绘了各敌后根据地的煌煌战绩。在表现部分国民党将领（如冯玉祥、张学良、张自忠等等）坚决抗日的同时，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国民党高层。从庐山会议，淞沪抗战，到武汉陷落，汪精卫出逃，直到抗战胜利，国民党高层几乎始终笼罩着“主和”、“悲观”、“动摇”的阴影。国民党腐败的政治恰恰是滋生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大汉奸的温床。《逆流与暗流》这一部中，细致入微地描绘了汪精卫一步一步走向卖国求荣的罪恶泥潭的过程，又恰到好处地勾画了蒋介石在高喊抗日口号的同时积极与日“和谈”的两面派丑恶嘴脸。在他们“五十步笑百步”、“狗咬狗”的表面纷争之上，有一条“反共”的共同行为准则，而这一点正是他们和日寇有“共同语言”的大前提。汪精卫在筹建伪中央政府的过程中，另外两个伪政权的头目王克敏、梁鸿志以及周佛海等追随者们为“官位”而争得不可开交；蒋介石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数次同室操戈，掀起反共高潮；汤恩伯驻河南，人民“水、旱、蝗、汤”四害并行，与日寇烧杀等同视之……如此等等，确实让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油然而生出“切齿之恨”来。这里，既有认贼作父、奴颜婢膝、贪生怕死的卑劣根性，又有“攘外必先安内”、“宁予外寇、不予家奴”的昏聩自私，更有“挂羊头卖狗肉”、欺骗民众的虚伪权术……这样的腐败政权焉能不败？这样的民族败类和糟粕焉能不尽弃之消灭之？
与此同时，作者还以其独特的笔触勾画了日本侵略者一方的大量人物，对这个民族的深层文化之谜也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我们洞开了另一扇神秘而新鲜的窗口。我们由此得知日本侵略中国以及发动自杀性的太平洋战争的许多荒谬理论，比如“亚洲安定”论，“大东亚共荣圈”论，以及“反对白人的殖民统治”论等等。天皇及其麾下众多的战争狂人东条英机们把日本民族推上了与世界人民为敌的绝境。而千百万无知的日本士兵正是在种种“虚构的大义”的欺骗驱使下，走上了“神风”“玉碎”的自杀毁灭之途。武士道们在战场上越“英勇”，越“视死如归”，对这个陷入战争泥潭的民族来说，越是一个大的悲剧。他们妄图用武力征服亚洲、与希特勒共同瓜分世界的美梦最终破灭，从而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一个自不量力的笑柄。
从一般意义上说，文学是人学。就战争文学而言，“战争中的人”或是“人在战争中”不仅具有文学的意义，而且更具有哲学的意味。因为，残酷而惨烈的战争环境使人性、人的内心世界和灵魂有可能得到淋漓尽致的披露。其目的，当然不仅限于披露本身，而是为了更有力地净化和警醒后人，深刻地反省战争的本质及生命的崇高意义。王火的《战争和人》系列长篇小说，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文学的信念：“我想写的是战争和人，写战争与和平，写美与丑、善与恶、生与死、爱与恨、肯定与否定、是与非的选择，当时的人物、生活、氛围……人物性格深层结构中的不安、动荡、痛苦、搏斗。”小说按照战争的时间顺序，以战前的南京、广州、香港，敌占区的上海“孤岛”、苏州寒山寺、伪都南京，战火烽烟的中原大地、陪都重庆……为特定的背景，状写了国民党上层官吏、法律专家童霜威曲折的人生经历。他并非前线浴血奋战的抗日英雄，也非国民党阵营中的顽固的反共成员；他无法摆脱与国民党千丝万缕的基本联系，却对坚决抗日的共产党抱有良好的印象；他不得不和汉奸们周旋应酬，却坚定不移地拒绝加入汪精卫的汉奸政府享受高官厚禄。作为这样一个特定的、富于正义感的中国人，已经殊为难得。在他的周围，聚集着敌伪特务等魑魅魍魉（如李士群、江怀南），思想境界低下的小市民（如夫人方丽清），唯利是图、毫无是非观念的商人（如方立荪），左右逢源、多种面具的国民党政客（如谢元嵩等重庆的官僚们），也有帮助他逃离上海的共产党员（柳忠华），以及晚一辈的童家霆、欧阳素心……可以说，王火为读者描绘了战争时期普通人的众生相，他们各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乃至生死之恋，同时，他们也因为各自不同的人生价值观付出相应的代价，导致不同的归宿。小说突出了主人公在动荡不宁的战争纷乱中面临“选择”时的精神痛苦和意义。在战争的飓风中，他们往往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砂砾，但每颗粒砂砾又有其自身不同的分量：或轻如灰尘，那就是卖国、背叛、怯懦、伪善……或重似千钧，那就是爱国、正义、良知、气节……
上述作品，对历史人物塑造也很有特色。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聂荣臻、叶剑英、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张学良、张自忠，日本天皇、近卫文麿、东条英机、冈村宁次、坂垣征四郎以及罗斯福、斯大林等等，在作品中都有比较细致的描写。对于某些以前作品中较少出现的“神秘人物”如土肥原、川岛芳子，参与汪日、蒋日秘密谈判的代表等等，展示他们或阴暗或自私的内心世界，进而揭示历史大事件中偶然性机遇的必然性作用，较为深刻。
应该指出的是，近年来的二战及抗日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风格。比如，同样是多卷本的、全景式的长篇巨制，李尔重的作品显然与《战争与和平》有着某种内在师承关系，以虚构的人物作为贯穿小说的重要线索，同时浓墨重彩地描写真实的历史人物，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纵横捭阖、多方呼应，以勾画巨大历史进程的宏伟画卷；而周而复的小说则更近于《三国演义》的风范，主要讲兴亡大事中的各方面历史人物的活动，或运筹帷幄，或决胜千里；阳谋与阴谋同在，格杀与搏斗并进，诠释历史事件的内在动因和外在形态；王火的小说则以主人公的家庭遭遇为情节中心，感伤故国沦陷，咏怀人生逆旅；细腻写情，丝丝入扣，重在展示战争对人的命运的影响及灵魂的塑造。三者都深深地浸润了作者对半个世纪之前那场战争的思考，其间又处处流露出各自人生体验乃至地域文化风俗的独特性，既豁人耳目，又启人心智。黎汝清的《漠野烟尘》立足于二战辽阔的世界背景，抚今追昔，在昨天和今天之间架设一座桥梁，意在提醒世人必须高度警惕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死灰复燃，也很有特色。刘白羽的《心灵的历程》和王慧敏的《战地黄花》，或诗意纵横或细致绵密，都从各自生活经历出发，展示了当年抗日根据地文艺战士丰富多彩的生活侧面，作为抗战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侧面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值得一提的是，相当一批中青年作家在其抗战小说中显露出思想艺术上锐意创新的锋芒。阿成的《鬼子给你戴上一顶纸帽子》，尤凤伟的《生命通道》、《五月乡战》，周梅森的《国殇》、《军歌》、《大捷》等等，都表现了对战争独到的理解和认知。与其说他们关注的是战争大格局的胜败结果，不如说他们更关切战争中人的命运跌宕和灵魂的拷问，在风格上显得客观、冷静和从容。在阿成笔下，通篇以东北伪满史料为据，款款述来，没有一句“愤怒谴责”，但鬼子和“汉奸”们的卑鄙和丑恶跃然纸上，令人发指。《生命通道》对侵华日本军人内心进行某种探索性的刻画和描摹，很见功力。作品中流露出战争淹没良知的无奈，心灵的误解无法沟通解释、事实的真相永远无法澄清的迷惘等等，颇有新意。《国殇》和《大捷》力图艺术地揭示国民党军队中各类型人物真实而又复杂的精神状态及种种矛盾与混乱的伦理价值取向，在爱国与投降的严峻抉择中，夹杂着“保存实力”的私利计算，最终走向名为“为国捐躯”而实为自相残杀的结局，相当厚重和深刻。
这些中青年作家对抗战中的英雄主义以及战争对今天的漫长影响也进行了颇有特色的发掘。《五月乡战》生动地状写了特定历史环境里官、兵、民、匪以及日本侵略者复杂的矛盾纠葛，其主人公选择了“与敌同归于尽”的光荣归宿，和《军歌》的那种压抑和悲壮的毁灭相得益彰，谱写了“为有牺牲多壮志”的英雄之歌。张廷竹近年发表的“笕桥系列”小说等，除了继续沉湎于父辈昔日的形状事迹之外，又有了抗战锻炼造就普通人，使懦夫变成英雄的新题旨，也都具有一定的新意。
总之，在进行一番只能是匆匆而粗略的回顾和总结之后，我们对今天的二战及中国抗日战争的文学是充满信心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定会有更多的作家对这个“永远也写不完”、还有极大创新余地的领域投注关切的目光和创造的激情。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学纵横谈
时代的呼唤
——对报告文学创作现状的问寻
李炳银
正处于变革过程中的现实社会生活，实在是报告文学这种文学体裁发挥自身特长优势的大好时机。可是，从近些年来的报告文学创作状态来看，尽管涌现出了一批引人注目的优秀作家作品，但仍然让人感到，报告文学创作在这样历史性的机遇面前，似乎仍不适应。报告文学创作在本来可能造就辉煌的时间段内却没有写下辉煌。报告文学创作的这种无为状态，正在使他失去读者，失去社会与文学的优势。这绝不是人们期待于报告文学的状态。
报告文学创作的弱化，自然是与此前曾有过的雄强、繁盛状况比较而言。同时，这种弱化现象也是整个文学创作陷于被动局面的一种表现。是有其可以理解的社会原因的。不必讳言，社会的转变过程，确实如同一只无形却有力的巨手，它搅动了现实社会人生的原有平静，打乱了原有的秩序和平衡，把一种强烈的动感和不确定性生活提引到人们面前。在这样的新生活环境面前，人们为了社会和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有所瞻前顾后，适应现实，在许多方面作出调整和选择。尤其是迅速荡起的商品化潮流，更加现实，更加有力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观念和行为方式，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看轻了精神的建造，放松了长远的追求。在这样的社会激流面前，文学也无一例外地受到冲击和干扰，显出某些失态与躲避的样子来。但是，文学从来都不是完全被动的，不是无所作为地成为社会潮流的鼓手或奴仆。文学对于社会生活的反弹往往在建设与批判两方面极大地有利于社会，结果使文学与社会双双得益。然而，今天的文学对于社会生活的反弹力实在是太少，太小了。在诸多文学形式中，报告文学本应成为文学反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先锋，但其作为也令人难以满足。
报告文学对社会影响力的减弱，最主要的是缺少强劲有力之作；少有视点高阔，见解深邃的大手笔。在这些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中，很少有着眼全局，俯瞰生活的作品了。更多的是那些各自在自己所选的题材内不断活动的作品。因为这种人自为战，互不策应的现象长久延续，致使报告文学创作中缺少热点，没有重心，形不成阵脚，自然也就没有了阵势。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大家都恪守具体的题材，满足于对某个具体题材进行客观的报告，而少有人对社会生活进行跨行业，超越现象的综合考察报告，所以，报告文学的拘泥、轻飘、琐碎现象日见增多。转型期的社会生活，更迫切需要的是那些透过纷纭的世象，越过单一的具体人或事，从整体格局上对社会生活进行感受、评判认识的报告文学。所以，报告文学在面对现实的时候，极需要对那些明显缺少内涵的具体单一题材对象有所摆脱。因为，题材是报告文学走向社会的通道，无法沟通大千世界，不能与社会矛盾，社会热点，公众情绪等牵连与沟通的单纯性题材，是难以营造出足以影响社会生活的厚重作品的。不管作者在这样的题材上如何下力开掘，如何主观地努力向题材之外辐射，扩张，都难完全摆脱题材的限制。从这个角度上看，报告文学在其根本性上，不完全是对事实的准确报告，而是以对事实的报告为基础实现其对社会生活表达某种感受与评判的目的。只满足于对事实的报告，而无理性观照，并未能完全回答报告文学的课题。渗透、参与到现实生活的矛盾斗争中，对社会生活作深层次的感受认识，时常是报告文学表现个性，影响社会公众，改变社会知觉的重要方式。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是否在自己的创作中从事实走向理性，有形而上的表现，这时常是决定他创作成功与否的地方。今天，我们许多报告文学作家、作品之所以引不起公众注意，产生不了影响，根本的问题就在于，缺乏升华，结果被异常复杂纷纭的现象淹没了。
排除掉那些显然是功利性的所谓“报告文学”作品之后，我们还是可以读到一些认真之作的。在面对自己所报告的对象时，这些作品的作者表现了十分严肃认真的态度，投入了充分的感情。但是，即使有这样一些作品存在，也依然使人感到，报告文学创作在对现实生活的责任感、急迫感方面显得不足，表现得较为细弱。诚然，生活的复杂多变性使作家在认识判断生活时变得十分困难起来；参与或试图影响生活也常常引起无谓的烦恼，很难要求我们的报告文学作家有什么特别的作为。可是，作为一种“时代报告”的文学形式，作为曾是搏击于生活激流中好手的报告文学，长时间地使自己疏离现实生活的激流漩涡，多在一些细流中跳来荡去，日见变得琐细、冷清起来，终究不是它的性格使然，也不是明智的抉择。报告文学对现实生活中的独立参与精神，是报告文学在社会生活中葆有个性和影响力的重要方面，也是充分表现报告文学作家社会使命感，责任意识的重要方面。报告文学创作若是失去了这种对生活的独立参与精神，或是不加分析地依附时尚；或是被动地伴随着世态起伏；或是泥滞于生活的某些细小枝节绕来绕去，那就将失去他的性格和作用，使自己变得可有可无，无足轻重了。在社会生活急需介入的时候驻足不前，在社会生活矛盾复杂的冲突中，需要表示独立见解的时候闭嘴不言，而把大量精力放置于一些没有多少意义的絮叨报告，甚至去为逐名追利者帮腔，这一切，不能不说是社会责任精神沉降的表现。积极参与现实，勇于面对急迫的社会问题发言，这是目前扭转报告文学被动局面，真正使其发挥作用，作无愧于时代报告的最好途径。真正对社会生活负有神圣责任感，有作为的报告文学作家，他决不应只去计较一己之得失，满足于对生活作应景式的报告，而真正会像李大钊先生曾倡导的那样：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投身于社会进步的大序列。
愈来愈多地陷入具象世界之后，难免使报告文学在理性精神方面有所减弱。这种现象出现之后，报告文学作品汇入流俗者多，作机械直观报告者多，而曾有过的那种凌厉的诫世之风，那种对生活作能动描述的风格却渐渐失去了。说真的，读者在见闻感受过太多的世相之后，已不再需要报告文学喋喋不休地述说更多的皮相之事，而渴望在纷纭的矛盾生活面前，在困惑的时候能给他个“说法”。因之，理性精神的加强，对于现实的报告文学就显得特别重要。报告文学离不开真实，但它更看重对真实的解剖与生发。报告文学应是跳荡于社会生活真实海洋中的智慧灯火，它使人们在直接的感受理解中产生洞明，有一种理性的提升。可以说，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理性是报告文学的灵魂。我们呼唤报告文学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独立参与，但我们同样呼唤报告文学理性精神的自觉和腾跃。
求之甚殷，责之却多。作为一个报告文学的热心读者，极希望以上这些话不致影响了朋友们的兴致。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
在参照中反思启蒙主题
——读《中日启蒙文学论》
王兆胜
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资助的９部《日本研究博士丛书》现已由东方出版社推出６部，何德功的《中日启蒙文学论》是其中之一。
视角和重心的移换是何著的一个重要成果。中国现代文学具有丰富的内涵，这也带来其复杂的模糊不明的一面，但研究者们抓住了贯穿其中的“启蒙”主题，使得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出现新的景观。总体而言，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启蒙主题，研究者多把视点集束于西方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如达尔文、伏尔泰、卢梭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而何著则把视点中心移换到日本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在何著看来，中国近现代启蒙先驱黄遵宪、梁启超、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都长时间生活在日本，他们往往不是直接受到西方启蒙文化的影响，而是通过日本这个“中介”得以实现的。这就带来了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的独特个性。
何著中有较多真知卓识。如对明末清初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的考察，作者将之与处于相近时期的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相比照，从多角度解释为何后者获取成功而前者却归入失败，这里的原因分析全面而深入，令人信服。比如梁启超、鲁迅等人受日本政治小说、私小说的影响也给人颇多启示。还有鲁迅的《狂人日记》并非无源之水，它深受身处日本的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发表的小说《虞初今话·人肉楼》的影响，作者既看到二者的承传性，又肯定鲁迅的超越与创造，显示出作者强烈的历史感和思想力度。
层层渗透的写作体式是何著的另一特长。比较研究往往给人某些限定，从而影响作者的自由。而何著却突破这种局限，从文化思想到文学作品，从思潮到作家，从晚期到现代启蒙，从日本到中国启蒙文学，作者都能融会贯通，层层递进，从容自如地叙述论证，让读者慢慢地体味弥漫其中的丰厚内蕴和深长韵味。
何著当然不是完美无缺，有的章节论证匆忙。比如，中国近现代启蒙者通过日本这个“中介”进行启蒙与直接接受西方启蒙文化，二者的共性与差异在哪里，后果如何？作者未能深入探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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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毛泽东诗词研究讨论会
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５３周年，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于５月１４日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毛泽东诗词研究的讨论会，与会者从毛泽东诗词的哲学精神、人格力量、当代意识；结合毛泽东诗词研究现状、新诗发展与创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精神和当代文艺创作的现状等进行了研讨。研究会召开在京常委理事扩大会。（叶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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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心灵的历程》研讨会在京举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传记文学学会日前联合举行刘白羽的《心灵的历程》研讨会。这是一部长篇纪实文学，长达９０万字，作者回首７０年来的坎坷人生，追忆了自己如何经受了战争的锤炼、精神的冲激、苦难的滋养，从一个旧式大家庭子弟、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小知识分子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和作家。与会者认为，书中所描述的作者心灵的历程、生活的历程与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展现出一幅中华民族创造历史的宏伟画卷，书中记录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详尽过程，生动地描绘了中国革命战士的精神风貌，因而这部书也反映出了一个民族的大悲哀与大欢乐，具有厚重的内涵和史料价值。这部作品内蕴丰富，气势恢宏，文笔优美，通篇洋溢着激情与诗意。（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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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长篇小说《战地黄花》研讨会
王慧敏的长篇小说《战地黄花》研讨会近日在北京举行。与会者认为，作品描述了革命战争年代先锋剧社成长壮大的风雨历程。通过这部小说，读者不仅能从一个侧面感受到时代的风云变幻，更能从中感受到战火纷飞年代党的文艺工作者昂扬向上的革命精神。（钟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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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青岛市作协首届小说奖”揭晓
由青岛市作家协会与青岛市东方爆破开发公司联合举办的青岛市作协首届“‘东方杯’小说奖”于近日揭晓。
近年文坛上，青岛作家群渐显实力，特别是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渐入佳境，为了检阅创作力量，奖掖先进，推动文学发展，决定进行１９９２—１９９４年度中、短篇小说评奖。共评出１４篇作品获奖。许志强的《北斗不朝北》等７篇获一等奖。评出一等奖７件、二等奖７件。
（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