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报告·文件·回忆录)
专栏：
烈士的鲜血是无价的
——忆烈士张云飞同志
张则孙
张云飞同志牺牲已经５４年了。１９４０—１９４２年正是敌后抗战最艰苦最残酷的年代，牺牲的干部何止万千。常常是敌人“扫荡”开始，人们轻装出发，依依惜别；反“扫荡”结束，村子里断壁残垣，硝烟犹存，有的干部却再也见不到了。张云飞就是那再也见不到的一个。
我是在１９３５年进上海麦伦中学读书时，认识张云飞同志的。
上海麦伦中学是一个进步的教会学校，在“一二·九”救亡运动中是一个比较活跃的有群众基础的学校。我刚到学校时，往往在下课后看见一个瘦瘦的年轻人，被民众夜校（由麦伦校长沈体兰先生创立、进步师生操持的义务性质的工人夜校。下称民校）的男女工人簇拥着，谈这谈那。我好奇，有一次走了过去，听见他用比较重的无锡口音，讲到要坚持以说服教育为主，单靠记过、开除来对付旷课的学生，是不行的，甚至越处分他越不来，还办什么民校！人们散了，我们就攀谈起来。他叫张云飞，在麦伦高中毕业后，留在民校工作。１９３６年他任民校教务长。
早在１９３２年民校创办时，他就参加了招生。麦伦中学附近有许多工厂，大都是女工。她们在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束缚下，从小失学，进了工厂，老板更禁止她们参加社会活动。招生工作困难重重。他迎着困难，同几个同学一起到棚户区挨门挨户访问动员，到工厂和老板说理，招来了几十名学生。但是，对于他，最大的收获是初步认识了工人，懂得了社会。后来，他对我说：“我一进那些阴暗矮小的草棚，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一家人挤在一个小鸽笼里，真像《工人歌》说的：‘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机器吃我们的肉，煤烟熏黑我们的脸，火酒烧焦了心窝……’。”
“一二·九”运动前，我也到了民校教书。我觉得民校的一切都非常新鲜活跃，朝气蓬勃。我教的是拉丁化新文字，是对汉字改革的新的尝试，我得先学后教。我还教社会常识，边教边学，懂了许多过去不懂的道理。初级班识字课本不是过去“人、手、足、刀、尺……”那一套，而是从当时地下秘密油印的课本“人、工人、农民……”开始。民校有学生自治会，常举办时事和女工问题讲座，同学们提出许多问题，兴趣很高，气氛热烈。各班还组织歌咏队，唱的都是与他们切身相关的歌：《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新女性》……晚上，学生早早就到校了，这里那里都是一片救亡歌声，真是一首好歌一堂课。
学生学业不断有进步，生活开心，对学校也越来越亲。他们叫民校是“大众的乐园，我们的第二家庭”。
从民校毕业的同学，把开展工人教育也当成他们自己的事业。他们组织了校友会，在附近几个小学创办了五个民校的分校。他们自己一面做工，一面教书。到抗战开始，民校和分校一共培养了１０００多个有一定文化程度和政治觉悟的工人积极分子。张云飞和他的学生肩并肩地参加了上海的救亡运动；有的参加了共青团和共产党，不少人加入新四军走上了抗战前线。
张云飞从早到晚全身心地投入民校工作中，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像我这样的学生，有时看场电影，夜里饿了还去学校附近的小摊上吃点消夜。但是张云飞却几乎从没有过。在他心中，第一是民校，第二是民校，第三还是民校。
在上海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他刻苦学习进步书籍，深入工人群众，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怀着极大的愤慨，对工人阶级怀着坚定的信心。他在《我们的民校》的工作报告中明确写道：“工人是社会上最受压迫、最富反抗的力量。他们有一腔热血，随时准备牺牲。只要有正确的领导，他们是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坚。”他有了这样的认识，干得更欢了。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他言行一致，矢志不渝，随时准备牺牲，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１９３７年３—４月的一天，张云飞悄悄来对我说：他找到一些朋友，这些朋友介绍他先到北平，再去山西或者延安。我为他庆幸。不久，他来了信，说进了太原国民师范军政训练班——一个在党的领导下，由薄一波等同志主持的革命干部训练班。但以后就没有消息了。
１９４０年７月，我从一二九师调到太岳区青年救国总会工作。过了两三个月，听屯留县的干部说，有一个区委书记在屯留，也是上海来的，叫张晓霖，原名张云飞。没有想到：世界竟这么小，我从上海辗转到了延安，又来到晋东南，绕了几乎半个中国，现在竟然和这位“失踪”已久的老同学同在敌后这个穷乡僻壤的山沟沟里工作！
这时，正是百团大战以后。１１月，日军７０００余人分兵十路对太岳区大规模报复“扫荡”，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我随太岳区党委机关日夜在敌人“扫荡”的缝隙中转移。所经之处，村村冒烟，一片焦土。在沁源县韩洪村，日军一次就用汽油活活烧死了１２８人，烟云凝聚，久久不散。这次空前未有的大浩劫，使这个仅有１００多万人口的根据地，竟有十余万群众流落在冰天雪地，无家可归。
１９４１年初，为了筹备太岳区第二次青年代表大会，我去了屯留。在吾元镇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找到了张晓霖。多么意外的一次会面！一推门，他正在和人谈话。一别四年，他的无锡乡音未改，知识分子气味仍在。他怔了一会，才惊喜地叫着我的名字，跑过来和我紧紧握手。
原来，他在太原军政训练班里入了党。抗战爆发后，他调到晋东南，在长子县委担任宣传部长，在发动群众参战参军，开展合理负担、减租减息运动，建立工、农、青、妇群众团体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１９３９年，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联合日军向山西新军决死队大举进攻，在晋西南、晋东南摧毁抗日政权，捕杀抗日干部。长子县形势紧急，周围有日军、国民党四十军、阎锡山十九军。县委的同志根据上级指示，以八路军工作团的名义，勇敢机智地从夹缝里转移到了屯留县。那时屯留县还有些从附近转来的干部，集中的人比较多，张晓霖就调到区里，担任了区委书记。
他还告诉我一个好消息：１９４０年８月，他结婚了，爱人是长子县妇救会干部，名叫郭月琴。他们在艰苦斗争中产生了感情。后来，两个人同意，组织上批准，几个熟悉的同志热热闹闹地为他们举办了婚礼。山沟沟里没有鱼，连肉味也没闻上，吃了顿杂和面，喜事就办了。我说：“你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城市和农村相结合。千里姻缘一线牵。可惜今天没见到大嫂子。”晓霖笑着说：“更可惜不是在延安。延安可以过‘星期六’。这里连星期六都记不住啊。不过，你走以前，她会回来的。”
回沁源以前，我又去看张晓霖，见到了郭月琴，一个朴实活泼的沁源姑娘。我祝他们白头偕老。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临别时，他俩送我到村口。他再三叮咛：“敌人‘扫荡’兵力集中在根据地腹心，边沿区、敌占区反而是个空隙。再遇到‘扫荡’时，就来我们这里吧！”我们还约定：打败日本鬼子以后，一起回上海。在初春刺骨的寒风里，我不断回头张望。他每挥一次手，似乎都在重复着他的叮咛和约定。
但是愿望终究只是愿望，屯留一别竟成了永诀。
１９４１年１０月初，日伪军三万余人向太岳北部发动了“铁壁合围”大“扫荡”。我跟着太岳区首脑机关，由沁源县阎寨村转移到大林区，被日军７０００余人压缩包围，“梳篦”搜剿，几乎身临绝境。我们这些非战斗人员分散隐蔽在树木参天、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里，以野菜山果充饥，和敌人反复周旋。
１０月１８日，日军被迫撤退。我们回到了阎寨村，听到有些同志牺牲的消息。一片不祥的阴云笼罩在心头，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打听张晓霖，终于从屯留传来了他牺牲的噩耗。
简直晴天一声霹雳。我不能相信。半年前，我们久别重逢，谈笑风生，他还那么乐观，认为他那边沿区是敌人“扫荡”的一个空隙。一月前他又捎信来说要到区党委来。谁知这一次“扫荡”就把我们永远地分开了。
原来，日军在集中兵力围困大林区的同时，在边沿区也不断增加据点，蚕食清剿。张晓霖带着一包文件，想去边沿区几个村子，再转到敌占区开展反“蚕食”斗争。刚走近上村南沟，山凹前面一小队日本兵正向他这条路上拐过来。秃秃童山，树木不多，很难隐蔽。而最要紧的是他手里的文件包。正好，不远处荆棘丛生，还有小坑小洞。他立即把文件包埋在小洞里，上面盖了些树枝树叶，又向前走了几步。后来上村南沟的群众和干部在这条小路上发现了他的尸体。他蜷伏在路边，刺刀从心口捅穿了他的身子，血水染红了他身下的土地。脸上又青又肿，伤痕累累，眼睛没有紧闭，嘴巴半张着，似乎要喊叫什么。
在不远处，人们挖出了那个文件包。群众说，敌人从他的南方口音，读书人的手，就认定他是八路了。他是经过和敌人扭打挣扎后牺牲的。文件包保存下来了，附近群众一个没受害。张晓霖是为了保护党的机密，保护群众而牺牲的。死得英勇，死得壮烈。
我总想到屯留去，在他墓前吊唁这位老友，也想去探望他的妻子郭月琴。在太岳区只有我一个人是他少年时的同学。但是，由于敌人频繁的“扫荡”，我没有机会。１９４３年我调离岳北。没有再去屯留，是我终生的遗憾。
张云飞（张晓霖）同志２４年短暂的一生，从上海一个工人夜校的教务长，到抗日根据地的一个县委宣传部长和区委书记，他始终安于平凡的工作岗位，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的能力有大小，职位有高低。但所有烈士的鲜血都是无价的，因为他们明知永远也看不到自己的鲜血浇灌出来的胜利之花。
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的今天，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忘记那些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无私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先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珍惜今日的幸福，更有成效地创造美好的明天。
第6版(报告·文件·回忆录)
专栏：
永爱中华长怀桑梓
——纪念著名爱国侨领庄希泉
彭一万
今年春天，我多次拜访了全国侨联主席庄炎林同志，请他介绍其父庄希泉先生一生爱国爱乡的事迹。今年５月１４日，是庄希泉先生逝世七周年，特整理此文，以资纪念。
庄希泉１８８８年９月９日生于厦门。九岁时，进入私塾读书，后就读厦门东亚书院，又到前清举人周墨史创办的私人学馆念了几年书。这时候，列强侵华烈火已烧到北京城，中国人民在屈辱中奋起，“革命”二字像一盏明灯在人们心中点燃。庄希泉对眼前的“四书”“五经”已不感兴趣，因为从中找不到救国救民的道理。
庄希泉的启蒙老师陈观波，是一位学贯中西、思想开明的人物，时常给庄希泉讲述孙中山在海外的革命活动故事，还介绍章太炎、邹容等革命者的著作给他阅读。因此，爱国主义思想在他心中激荡。
１８岁时，经商的父亲庄有理希望庄希泉继承祖业，便派他到上海自己开办的“庄春成商行”任经理。当时上海的“泉漳会馆”是福建反清志士聚会的场所，庄希泉在那里结识了一位被孙中山誉为“功在民国”的前清举人沈缦云，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开始投身于革命的浪潮中。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暴发，武昌起义之后，上海光复，上海革命党人成立了军政府，陈其美任都督，沈缦云被任命为都督府财政总长。当时国库空匮，军无粮饷。为渡难关，军政府派出财政总长沈缦云率领“南洋募饷队”一行七人拟于１１月间赴南洋。临行前，沈缦云奉调赴南京，队长由另人代理。抵新加坡后，代理队长因渎职被撤，募饷队遂由庄希泉负责。
在新加坡，庄希泉第一次会见了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在陈嘉庚及广大南洋华侨帮助下，募集数十万两银元军饷的任务顺利完成。庄希泉又赴马来亚的槟榔屿，在那里由陈新政等人介绍加入同盟会。
１９１２年，孙中山先生被迫辞去大总统职务后，决心以实业救国。他命沈缦云筹办中华实业银行，一千万股份有一半要到南洋华侨中招募。这时，庄希泉已经回到厦门老家。
沈缦云带领随员数人，来到厦门，请庄希泉再度下南洋。离厦前，庄希泉邀请沈缦云等游览南普陀寺，亲为导游，并在山上留下摩崖石刻一处：
云气欲成龙，
霞吐长虹，
夕阳红下最高峰。
我自摩崖书奇句，
不要纱笼。
高唱大江东，
海阔天空，
古今凭吊几英雄。
明日扁舟春水涨，
万里长风。
沈君缦云有南洋之行，信宿鹭门，庄君希泉导游南普陀山，余填此词，以志鸿雪。时民国纪元五月七日也。同游者为粤东冯君旨明，浙东王君为新，沪江徐君景祥，鹭江庄君有才、叶君克昌、林君双珠。
无锡王蕴章纯农识
晋安苏淞书
如今，我们朗读这首《浪淘沙》词时，仍可感受到当年革命者风云际会、指点江山、豪情满怀、丹心耿耿的气概。
沈缦云、庄希泉一行抵南洋，原定募集的五百万股份，在三个月内便超额完成。中华实业银行在华侨的支持下，很快开业，孙中山任名誉董事长，沈缦云任总行行长，南洋总分行设在新加坡怒米之律街，由吉隆坡矿业家陆秋杰任经理，庄希泉任协理。
１９１４年，庄希泉因劳累致疾，返回厦门治疗。此时，孙中山先生第二次讨伐袁世凯失败，蒙难海外，沈缦云先生亦遭通缉，避居大连老家，中华实业银行业已关闭。庄希泉亦感到无法在国内立足，又要处理南洋总分行的善后工作，不得已，他于１９１５年，怀着几分惆怅三下南洋，决心在那里开辟一片新天地。为了实现孙中山先生实业救国的伟大理想，他与陈楚楠等人在新加坡合股创办了中华国货公司，抵制洋货，推销国货。
在推行实业救国的同时，庄希泉又致力于教育救国。１９１６年，他与余佩皋女士（出身于姑苏城内书香门第，父亲余夔卿是前清举人，她毕业于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曾任广西桂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１９１５年任南洋北婆罗州中华中学校长）创办了新加坡南洋女子师范学校（今南洋女子中学前身），庄希泉任学校董事长，余佩皋任校长，着重培养华侨学校师资，这对发展华侨教育是有力的推动。余佩皋具有反帝反封建思想，打破女校不能有男教师的陋习，聘请男教师到校任教，张国基（曾任第三届全国侨联主席）就是应聘的第一位男教师。该校办得出色，在南洋影响巨大。
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的火炬在天安门广场燃起，南洋女子师范学校遥相呼应，首先带头上街游行示威，这使学校名声鹊起。
对此，英国殖民当局慌了手脚，经过一番策划，于１９２０年５月，推出了一个２４款的《海峡教育条例草案》，对华侨学校施加种种限制，企图泯灭中华文化教育。这一行径，激起了当时英属星马地区数百万华侨、３００多所侨校师生的义愤。庄希泉、余佩皋联合陈寿民、张国基等华侨教育界人士，成立了“华侨学务维持处”，发动了一场震动马来半岛的“争人格、反苛例”的斗争，在抗议书上签名者达２０多万人。庄希泉被推举为三位华侨请愿代表之一，到新加坡华民政务司抗议、申辩；余佩皋则被选为回国请愿代表，在厦门、上海、北京等地演讲宣传，要求政府提出国际交涉。
英殖民当局对庄希泉怀恨在心，７月２４日夜间，突然下令拘留庄希泉，将他关进亚朗敏监狱，进行秘密审讯，妄图镇压这场斗争。按照英国法律规定，拘留不得超过两个星期，可是，庄希泉却被关押三个月之久。他决心“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对前来探视的余佩皋说：“他们公然违反法律，我要控告这个政府，要告倒星马总督。”
庄希泉倾尽钱财，聘请律师，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官司一直打到英国伦敦。最后，伦敦法庭终审裁决：总督拘留逾期违法，庄希泉予以释放。
这场斗争的胜利震动了整个南洋侨界，大长海外侨胞志气，大灭殖民当局威风。当地华侨举行盛大集会，欢迎这位“伟丈夫”出狱。庄希泉的磊落光明，铮铮铁骨，扬名于马来半岛。
但是，殖民当局对这个“危险分子”恼羞成怒，采取前门放、后门抓的手法，就在庄希泉被释并与余佩皋于１１月７日结婚的第二天，再次拘捕庄希泉，并在１０天之后，不容申辩就宣判“永远驱逐出境”。
１９２１年１月１２日，庄希泉被三名侦探强行押上轮船。他在船上写了一首词，表达了赤子的一片爱国情怀：
闷坐监狱，厌闻那呜呜汽笛。问你是为甚事情，只因惜别，惜别呀本来无谓，但今日却难尽说。唉我的泪珠儿滚滚，簌簌簌。且住么，人要逐。回去呀，终难恝。我十年相亲的侨胞呀，望你勿从此灰心，望你勿从此便辍，待故国山河重改造，从头说。
到上海后，庄希泉与１９２０年１２月先期回国求援的余佩皋会合，继续进行爱国救国事业。他同余佩皋与倪天斋先生合作编著《南洋英属教育之危机》一书，于１９２１年４月１５日，由上海南洋教育社出版发行，揭露英殖民主义者在教育方面的罪恶行径。
１９２２年，庄希泉夫妇在厦门虎头山北麓创办“厦南女子中学”，取意厦门南洋女子中学，以纪念反对英帝国主义摧残星马地区华侨教育的斗争。庄希泉为学校董事长，余佩皋为校长。庄希泉夫妇倾尽心力，抱着为中华民族争光为海外侨胞争气的赤诚之心工作，果然，厦南女子中学办得生气勃勃。余佩皋于１９２２年３月１８日写道：“厦南之校舍，傍山临海，饶有风景，校园操场皆备，宿舍浴室，注意清洁……”
在国共合作期间，庄希泉和余佩皋于１９２５年初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均任国民党福建省临时党部执行委员，拥护包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原则在内的三民主义。
这一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很快波及全国。作为五口通商之一的厦门，迅速掀起反日高潮。厦南女中的师生们，带头上街游行，抵制日货；他们慷慨陈词，为受难同胞募捐，爱国革命气氛弥漫鹭岛。庄希泉还联合各界，发起组织“外交后援会”，领导厦门市民罢工、罢课，抵制日货。日本人、国民党右派对此极为恼恨，寻找理由，加紧迫害庄希泉，无理将他拘禁。
７月４日，日本驻厦门领事署，以庄希泉父亲曾在台湾经商，有台湾居留证，他即是日本侨民（当时台湾处于日本统治下）为由，将他押送台湾审理。消息传开，厦门８０多个团体出面交涉。
上船离港那天，码头上聚集了数千名前来送别的群众，庄希泉站在甲板上，向人们大声疾呼：“我是中国人！”
在庄希泉被捕以后，余佩皋继续坚持斗争，反动分子即将魔爪伸向余女士。一天她开完会回家，突遭枪击，子弹穿透衣袖，幸而未伤及身体。此后，一伙反动军警手执刺刀长枪包围了虎头山麓厦南女中内的住所，扬言抓共产党人，企图抓拿余佩皋。在亲朋的护送下，她从后山逃走，才免遭此难。她在明枪暗箭之下毫不畏惧，人们称她为“奇女子”、“女界之丈夫”。
庄希泉在台北监狱受尽折磨，他以诗明志，记录狱中生活：
监狱凄凉岁暮终，轻衫一袭斗寒风。
家中早有寒衣寄，铁槛长关叩不通。
穿上红衫作楚囚，每将盐菜当珍馐。
烂芋糙米盘中饭，辘辘饥肠无所求。
国步艰难肩上身，羞称大任降斯人。
久陷囹圄寻常事，热爱三民面目真。
不怕人间有险途，倔强到底犹依吾。
何时亲友能相见，共醉花雕酒数壶。
…………
他被关了９个多月，在狱中，日本当局一再威逼利诱，声称只要他承认自己是日本统治的台湾籍人，并公开声明退出中国国民党，便可获释。这些要求遭到庄希泉的严词拒绝。在多方的营救和舆论的压力下，日本当局不得不于１９２６年４月将其释放。但日本人规定他只能留在台湾和日本，就是不能回中国大陆。他想了一个金蝉脱壳的办法，先到日本东京待了一段，再搭乘途经上海去台北的轮船，当船经停上海码头时，他丢下行李，趁人不注意，离开码头，潜回市区。回上海后，他申请办理中国公民证，并在《新闻报》上发表声明：“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后来，为了更明确表达他热爱中国，是一个中国人的心意，特地取名“庄一中”，并刻一方图章，以表心志。
３０年代初，庄希泉与菲律宾爱国华侨王雨亭在马尼拉合办《前驱日报》，宣传反蒋抗日。该报旗帜鲜明，影响遍及南洋各地。蒋帮政权极为恼火，然而，鞭长莫及，除不时指使歹徒对报馆骚扰捣乱外，只能望洋兴叹。
１９３４年夏，庄希泉回厦门省亲，突遭国民党宪兵逮捕，声言解送福州处决。庄希泉的父亲及亲友四处奔走，设法营救。那时，日本人恨庄希泉不愿当其顺民，便提出要将他引渡到日本审理。庄希泉说：“我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侨民，我坚决反对引渡！”但卖国的国民党生怕得罪日本人，反过来强迫说：“你不让引渡不行。”庄希泉终于被强行引渡到鼓浪屿日本领事馆的拘留所。
在日本拘留所内，庄希泉目睹日本人的残酷凶狠，实在按捺不住怒火，跟看守争吵起来。日本看守所长对他拳打脚踢，他学过拳术，还手反抗，即将所长掀倒在地。气急败坏的所长叫人将他上了脚镣手铐进行毒打，打得头破血流，但他始终不屈服。关了一个多月，才被释放。
１９３４年９月１２日，庄希泉先生的夫人余佩皋积劳成疾，在苏州病逝，病因无法查明。余佩皋本着科学精神，临终前嘱庄希泉等将其遗体贡献给医院解剖研究，希望在厦门双十中学求学的儿子庄炎林继承母志，献身革命。人们称颂她“爱国爱群，至死不衰”。
抗战开始前后，庄希泉奔走于菲律宾、香港、上海等地，号召海内外人士同仇敌忾，反对日本侵略者。在香港，他主持福建救亡同志会，救济难民，创办建光学校、立华女中，和台湾革命同盟出版《战时日本》杂志。直至香港即将沦陷，中共南方局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安排在港的知名进步人士撤回内地，庄希泉才迁往广西桂林。
这时，他的儿子庄炎林，为中共广西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广西省委交通员。地下党急需经费，庄希泉父子千里跋涉，前往香港，把留在香港的全部动产经湛江运回内地拍卖，所得钱款全部交给党组织作经费，自己则一日三餐仅以稀饭咸菜充饥。
抗战胜利后，庄希泉往新加坡创办经营侨汇的“捷通行”，并经营中国、苏联进步影片和进出口贸易，积极支持当地的民族解放运动。１９４７年，他在香港经冯谷芳、王雨亭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为邀请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派人到香港找庄希泉，请他亲自去新加坡面会陈嘉庚，转达中共中央的邀请。在新加坡，两位爱国侨领，乡情加友情，谈得非常契合。陈嘉庚先生欣然接受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邀请。
陈嘉庚回国后，庄希泉暂留新加坡。新中国一成立，庄希泉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消息传开，华侨反应热烈，举行欢送大会。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５日，庄希泉告别南洋，取道香港归国。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５日，他代表南洋华侨到中南海，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献旗，旗上绣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字样。
从此，他在新中国的怀抱里，为开创侨务工作的新局面竭尽人民公仆之义务。其间，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侨联主席、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会长、华侨大学董事长等职。
１９８２年９月间，庄希泉列席中共十二大。他对党在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一系列拨乱反正措施十分拥护。
他一生漂泊，到晚年，政治上应有归宿。于是，１２月１８日，他郑重写了入党申请书，向党倾诉了心声。１２月２８日，国务院侨办、全国侨联党组织讨论通过，并报党中央。１２月２９日，中央组织部通知，中共中央同意接受庄希泉同志为中共正式党员。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３０日，举行庄希泉入党宣誓仪式，廖承志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中央决定。廖公说：祝庄老活到一百多岁，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为党、为人民做出更多贡献。
９５岁高龄入党，这在中共史上是第一人。
１９８３年，庄希泉为《福建画报》写了《永爱中华长怀桑梓》一文，文中写道：“‘长怀桑梓情何限？永爱中华志不渝！’我生于厦门，长于福建，青年离家，乡音未改，思乡之念与日俱增。……武夷雄奇秀丽，闽江山光水色，厦门天风海涛，泉州寺塔古趣，漳州水仙花香……怎不令人心驰神往？……国运蒸蒸，中兴在望。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为了国家‘四化’建设宏图的实现，我还要尽自己最后的一份心力，愿与海内外同胞、八闽子弟相勖勉，齐奋进。”
１９８８年５月１４日，庄希泉于北京逝世，走完了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
他一生追求光明，不断进步，由一个旧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变成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