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社会观察
舞蹈，离我们远么？
本报记者余继军卢小飞
刚刚结束的第三届全国舞蹈比赛在圈内引起些微波澜。议论由评奖言及质量，进而生发出对舞蹈艺术整体水准的忧思。对此，公众似乎无动于衷，他们关注的热点是第４３届世乒赛、甲Ａ足球联赛和四国女排邀请赛。好在，媒介尚未冷落舞蹈。此间，中央电视台两度播出舞蹈专题片《舞之灵》，该片的寻根意识和它对原初舞蹈的客观记录，又引发出人们的深层思考。
我们远离着舞蹈，还是舞蹈远离着我们？
手头有这样一份触目惊心的资料：截止到１９９４年底，全国文化部门２６９１个剧团，有３７３个剧团全年没有演出，比１９９３年增加了３４个，其中有１４８个剧团从１９９１年到１９９４年已连续４年没有演出，常年没有收入的剧团竟达２０５个！
人心涣散、人才流失成了文艺演出团体较为普遍的现象，而舞蹈团体尤甚。即便是经营状况尚属良好的中央芭蕾舞团，近些年来也走失了１６０多名演员，遑论其他？许多舞蹈团体已实际上变为专职的伴舞队，成了歌厅、晚会和各种开幕式的装饰品。
舞蹈，似乎从来没有过今天这种尴尬局面，作为一种反作用力，它或许会敦促有志者卧薪尝胆。
作为《舞之灵》的制片人和艺术指导，舞蹈家姚珠珠女士谈到拍摄初衷时说，我是科班出身，跳了４０多年，高难的舞蹈动作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可我却越跳越盲目，越跳越觉得舞台不那么令人着迷、冲动了。舞蹈的灵魂在哪儿？我渴望探索新的东西。于是，我深入到遍地都是舞蹈的少数民族地区，去触摸舞蹈的神韵。
词作家乔羽在民航班机上看到电视里播放的《舞之灵》后，非常兴奋，他说：“这是真正的舞蹈，这是生猛海鲜的舞蹈。多年来我在观看舞蹈表演时总有一种感觉，我们的许多舞蹈家囿于技巧的樊篱，似乎无暇或无力去表现作品的意蕴，也顾不上去展示自己的情怀，忘记了包括舞蹈在内的一切真正的艺术都是来自波涛汹涌的心灵长河中的东西，使人只见规范、程序、组合。《舞之灵》与眼前一些看惯的东西大异其趣，我以为这是最值得珍贵的。”
青年经济学家邹蓝有另外的理解，他说：“我对舞蹈素无研究，平常也不大看电视，那天偶然打开电视，正播《舞之灵》，我一口气把它看完。舞蹈家的这步棋很高明，到艺术的源头去，生命之树就会长青，它比那些矫揉造作的东西好看。艺术一旦有了功利性，就程式化了，这也是它不景气的原因。”
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贴近舞蹈
对舞蹈不景气的提法，许多人不以为然。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资华筠女士以为：“所谓舞蹈不景气，是针对专业舞团演出的票房收入而言的，却没有看到乡镇、村寨的花会、社火闹得挺红火，都市里的交谊舞、秧歌潮、老年健美、少儿美育以至歌舞厅、游乐场的舞蹈都以空前的态势相当景气地发展着。”
显然，资女士所用的是一个大舞蹈的概念，她也承认专业舞团演出的不景气。然而，从大舞蹈的概念出发，得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红火蓬勃的群众舞蹈景况，意味着人民需要舞蹈。
的确，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热衷舞蹈。清晨，公园里总有成群结对的人们在跳着交谊舞；傍晚，路边总有一些老人在一丝不苟地扭着东北大秧歌；而已然飘逝数年的迪斯科又重新回到都市的夜晚；逢年过节，哪儿没有热热闹闹的庙会、花会？
北京舞蹈学院院长吕艺生谈起这些不免感慨万千。他没有想到学院办起的业余舞蹈班会人满为患，他也没有料到每到周日在通往校园的马路上会挤满前来习舞的男女老幼。“他们的目的也许是健身、也许是减肥，但起码他们都可能成为舞蹈的忠实观众。”
中央芭蕾舞团的一位负责人说起观众的热情，禁不住笑了。常有观众打来电话问：“今天有演出吗？”得到否定回答后，便接着追问：“明天呢？后天呢？怎么总没有呢？”芭蕾舞团近期在北京上演了五场《睡美人》，场场爆满，而该团的《天鹅湖》、《红色娘子军》总是座无虚席。
诚然，并非所有舞团都像芭蕾舞团那样幸运，芭蕾舞团也并非所有剧目都受欢迎。我们无法回避娱乐性舞蹈对剧场舞蹈的冲击，但正如流行音乐在对严肃音乐冲击的同时，也为严肃音乐培养了知音晓乐的听众一样，娱乐性舞蹈也将为剧场舞蹈培养识舞解韵的观众。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舞蹈学院唐满成教授才满怀豪情地说：“给我一个舞台，坚持下去，观众必然如堵。”
舞蹈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贴近我们
舞蹈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是高不可攀的，而从事舞蹈事业的人也多守着“曲高和寡”的信条。高处已不胜寒冷，面对现实，明智的舞蹈界人士并不是单方面指责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艺术品位大大降低，而是冷静地审视舞蹈自身。
事实证明，真正高品位的舞蹈演出是会拥有观众的。“试想，在当代对文化生活多样化选择的情况下，如果在舞台上展现的不是无可替代、不可或缺的艺术精品，又怎能有强大的竞争力？”资华筠女士说。
北京舞蹈学院年轻编导孙龙奎说他１９８０年看到的国家级专业舞团表演比现在看到的要强得多，他认为“时代前进了，可舞蹈的艺术水准却倒退了。”
过去，我们过分夸大了舞蹈的政治功能，舞蹈与观众始终处于教育与被教育的位置上。与此同时，我们又不恰当地忽视了舞蹈的审美功能，千篇一律、没有艺术个性的东西比比皆是，舞蹈因缺少创造性而不能吸引观众。
面对观众多层次的审美需求，舞界人士另有一层担忧，他们说，贴近观众的关键在于培养和引导，我们有着太不完备的审美教育体系，幼儿园尚有舞蹈课，大中小学则根本没有。你怎么可能让一个毫无舞蹈审美准备的人兴致勃勃地来看舞蹈呢？
培养观众非一日之功，而迎合和媚俗却可以立竿见影。所幸执著于艺术的人在代代繁衍，北京舞蹈学院的４０个教室总是满满的；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员们总是按时到排练厅练功，没有人去“走穴”或“炒更”。芭蕾舞团的一位负责人说：“我们再去走穴、炒更，愧对芭蕾舞团前面的‘中央’二字。”
谁来架起沟通的桥梁
一边在为看不到高品位的演出而发愁，只能在娱乐性舞蹈中大略体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愉悦；另一边依然为找不到观众而一筹莫展，只好怀揣“多演多赔、少演少赔、不演不赔”的心态得过且过。
那么，谁来架构一座桥梁？国家已明确把艺术生产列为产业，既是产业就必须面对市场。多年来，艺术一直羞于与钱并提。“其实，我们一直在与钱打交道，演出卖票就是明证，只是以前价格不反映价值而已。”潘志涛教授说。“艺术成为商品并不一定艺术性就差。”刚刚访美归来的吕院长深有感触。他说，百老汇是纯商业化的歌舞，可是它的艺术严谨丝毫不亚于我们的国家级剧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艺术市场的缓慢发育中，已有敏感的企业界人士捷足先登了。广东中山玻璃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山怡华集团公司出资支持姚珠珠创办了国内第一家舞蹈艺术发展基金，该基金的第一笔去处，就是用以奖励北京舞蹈学院附中的后起之秀。北京舞蹈学院和中央芭蕾舞团近期先后上演的《鱼美人》、《睡美人》，就是在企业的资助或策划下成功上演的，尽管票价高至２００元，最低也需６０元，购票者仍然络绎不绝。
当然，以票房收入来维持专业团体的正常运转是不现实的。中央芭蕾舞团每演一场《睡美人》纯收入为３万元，可是该团排练此剧已投资３００万元。要想做到收支平衡，就得让原班人马连续演出１００场。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中央芭蕾团的一位负责人认为，大型专业舞团的资金来源应该有三个方面：一是票房收入，二是国家拨款，三是外部赞助。国家拨款多少每年都有，票房收入随着经纪人的介入正呈上升趋势，唯有外部赞助是个未知数。中央芭蕾舞团之所以能一下子投入３００万元排演经典剧目，是因为它接受了外部赞助。或许，舞蹈由于经济的介入会变得身不由己，但这并不成为它拒绝商品化的理由，这只能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市场建设才刚刚起步，还需要不断完善……
其实，我们在这里探讨的绝不仅仅是某一类艺术的生存状态。当“文化商品化”的潮流席卷而来的时候，舞蹈的兄弟姐妹——音乐、文学、戏剧、影视等活得也不轻松。我们无意撰文指路，因为艺术自有其发展规律，它本身所具有的特质决定了它的高尚追求。我们提醒人们注意的，当是增强另一意义上的环境意识，一旦脚下的土壤板结、沙化，再有活力的生命之树也会枯萎。高品位艺术的勃兴有赖于社会的文明教化和大众的美学素养不断提高；反过来，勃兴的高品位艺术也会推进社会文明的进程。（附图片）
下图：姚珠珠和蒋奇的双人舞“草原夜曲”，在第一届全国舞蹈比赛中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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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选准最佳“坐标”
——衡水地委书记白润璋一席谈
于绍良杨淑强
５０岁的白润璋１９６８年毕业于河北工学院，当过矿工、技术员、厂长、县委书记、市委书记、行署专员，１９９３年底调任河北省衡水地委书记后，提出依托京津开放兴区。他说——
要把一个地区的经济搞上去，关键在于选准本地经济发展的最佳坐标。换句话说，就是要“找准自己的位置”。这个位置找准了，工作中就可减少盲目性，有的放矢，因地制宜地走自己发展的路子。
衡水地理位置优越。京九铁路穿越而过，与石德铁路在这里形成十字交叉，为京南第一大站。新上马的衡水电厂、衡水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等一批国家和省重点项目，使这里成为经济学家公认的“黄金十字交叉”处。但优越的区位优势和有利条件，只能是发展经济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还要进一步加大开放的力度。
要实行大开放，就要目光四射。既要敢于走出国门，招商引资，也要善于借助国内力量，发展壮大自己。对衡水这样经济不够发达的地方来说，对内开放更实际些。衡水地处京津南大门，相距两地都只有２５０公里左右。京津的发展离不开全国尤其是周围地区的合作支持，衡水的经济建设也需要借助京津特殊的经济优势，这种经济上的互补性，构成了衡水与京津经济合作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去年初我们在谋划富民强区的工作思路时，在全区实施了“依托京津、利用京津、服务京津、发展衡水”的对内开放战略。
开放的经济需要开放的思路，更需要扎扎实实的工作。我们在实施环京津战略中，通过大规模的招商引资、经济洽谈、广交京津的朋友，挤入了“京津大经济圈”。同时，拓宽与京津联合协作的领域，扩大联合层次和规模，依托京津“借船出海”，打向国外。我们在全区进行不怕“肥水流入外人田”的教育，拿出本地好的企业与区外企业合资改造。去年以来，全区已同京津建立了３５０家联合企业，其中三资企业５３家。
我认为，不管对外开放，还是对内开放，都应该是双向的。既要敞开大门，迎接八方来客，又要迈出大门，到外边经风雨，见世面。我们把服务京津作为实施环京津战略的重要内容，通过兴办服务实体，联办经销机构，劳务输出等，支持和配合京津的经济发展。目前，仅衡水在北京和天津的劳务工就有５万多人，涉足建筑、纺织、服务等１０多个行业。
实践证明，依托京津，开放兴区大有可为。去年我们地区共从京津引进资金１２．１亿元。在引进项目和人才方面，也迈出了大步。目前在全区组建的６００多个科研生产联合体中，有一半的合作对象来自京津的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地委、行署根据本区与京津相互利益的结合点，正努力把衡水建成联接我国南方地区的交通纽带，建成农副产品的种养加工生产基地，建成京津产品扩散加工基地，建成为京津提供劳务服务的基地。（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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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亚珠庄园的创造
耿军
海口市西去７０公里的澄迈县永良湖畔，有座独具魅力的亚珠庄园，它以创办者、桥头镇青年农民潘亚珠的名字命名，吸引周围农民以２６００亩土地入股，已成为海南省目前最大的农业旅游休闲所在。
谈起创办农业休闲观光庄园的初衷，潘亚珠说，这是他“长期积累”后的“偶发灵感”。他在近１０年的农工商公司的工作中了解到，现代都市人对于田园生活有一种向往。恰巧，在他承包永良湖畔１００多亩果树苗圃时，因水库修筑堤岸排水，湖中显露出一座被淹没的石岛。由此，他萌生出建水榭式别墅的想法，并提出将旅游与农业嫁接、探索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的方案，得到县政府的大力支持。
已具规模的亚珠庄园，现由莲花水榭、情调木屋、果菜园林、养殖场和民兵训练基地组成。庄园的６００亩湖面，是水库的延伸部分，２９栋由栈桥连接的水榭式别墅，宛如水上盛开的莲花。习习清风掠过湖面、穿百叶窗而入室，令人神爽意惬。湖中放养着近百万尾鱼，住客可免费垂钓。
湖畔林间散落着３０栋欧式小木屋，屋后的坡地上是果园，有１０００亩荔枝、龙眼、杨桃园，６００亩香蕉林和４００亩台湾红芒果，其间还套种着西瓜、冬瓜、青椒等瓜菜。它们构成了庄园经济的重要框架，也是庄园的主要景观。庄园的大部分收入来自种植业，仅反季节蔬菜一项年收入即达上百万元。客人可以与庄园的农工一起采摘果菜，你只要付２０元人民币，即可随意摘食。
潘亚珠感叹：“我搞了近十年贸易，没想到农业却比贸易更赚钱，以这里的自然条件，十年之内的农业投入产出比，可高达一比五。”
果园南侧有一片宽阔的草场，一些身着迷彩服的青年正在训练种马。潘亚珠介绍，庄园的１７３位职工亦农亦武，其中３８人是退伍军人，在此基础上他们组建了民兵连，潘自任民兵连指导员，桥头镇的１６公里海岸线便由庄园民兵连负责巡查。每天清晨８时之后，他们又回各自的岗位各司其职。
乘船去庄园北部的半岛，可见一排排青砖饲舍掩映在桉树林中。除养有猪、鹅外，还有１万只美国七彩山鸡、２０００只巴西种兔和５０００多只蛋鸡、肉鸭。既可观之，亦可食之。一只美国七彩山鸡在海口市场上标价８０元，其成本仅１５元。难怪亚珠庄园的餐桌上肉菜鲜美丰盛而价格便宜。
潘亚珠的妻子杨梅是１９８０年“十万人才登海南”中的一员。这位原贵阳卷烟厂的检验员，如今协助潘亚珠管理旅游。她说：“亚珠是位有胆有识的农民，他走出探索现代农业开发的这一步，令我佩服。”
亚珠庄园将农业的综合开发与旅游观光“嫁接”的做法，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定期前来休假的日本、台湾朋友，还向亚珠夫妇介绍优良农作物品种，并自备刀剪指导和帮助他们修剪果树。
夜幕降临，庄园如诗如画。草坪间的鹅卵石曲径指向湖畔，缀满繁星的夜空变得广阔而豁朗，水上别墅灯光摇曳，欧式木屋透出缕缕温情，风中流动着香蕉叶的清香和湿润的泥土气息，从都市携来的疲劳与浮躁顿时化作一缕清风。（附图片）
左图：游客可到菜园中尽兴劳作。
罗小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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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物志
黄河东去泥成砚
本报记者郅振璞
我的故乡在黄河岸边儿。小时候，我喜欢听涛声，看河漩儿，踩岸边儿那平平坦坦、软软颤颤的河泥儿，直到溅得全身都是泥点儿……
以后读了书，方知黄河中部的河泥竟是我国四大名砚之一澄泥砚的原材料！此砚唐宋时曾列为贡品，宋代李之彦《砚谱》云：“虢州澄泥，唐人品砚以为第一。”
清明前后，我约朋友沿着陇海线寻访澄泥砚的踪影。
我们一口气跑到虢州澄泥砚的故乡三门峡市。最爱舞文弄墨的市长余文华微笑着抱歉：“愧对古人呀，我们还没挖掘、用好虢地河泥哩。”余市长特热心，听说产地在洛阳西侧的新安县，即派车送我们东行。
新安县澄泥砚厂，寄居在城关镇上河村一处闲院里，筛泥的、设计的、刀刻的、煅烧的，各色人等近２０人。
澄泥砚的工艺挖掘者是４６岁的县科协主席李中献，尽管他夹着个大哥大，仍纯朴得像个乡干部。他讲起话来不拐弯儿：“《文房四宝古今谈》上早有记载，澄泥砚的唐代制所在虢州。虢州澄泥遍豫西，上乘者须采自黄河。这里河段泥质好，特点是含有矿物质。”
经过半年的琢磨，１９９１年４月李中献在距黄河不远的仓头乡横山村卷自村民小组开始生产澄泥砚。同龄的伙伴儿李会子搞煅烧，退休的乡村教师张景云抓设计，一群小字辈儿学工艺。他们从５公里外的黄河拉回河泥，反复浸泡过滤，不断添加调质元素及药物，投资了四五万元，烧了一年出成品了。李中献一伙儿十一二个人脏得像“土老帽儿”，心里却乐开了花。
“这样烧成的澄泥砚硬度怎样？”同行的一位朋友担心地问道。
老李拿起一个半成品敲了敲，“砚料里成品泥占９０％，其它调质元素及药物占１０％，刀刻起来比石质还硬！”
“黄河泥咋会变成那么多颜色呢？”
“河泥经多种名贵中草药熏蒸、煅烧就会窑变出朱砂红、鳝鱼黄、绿豆青、檀香紫等赏心悦目的色彩。砚台不施彩釉，一窑之中除出现不同颜色外，还会呈现各种美妙纹理。纹理窑变，古今未闻，为我厂‘虢州牌’澄泥砚所独有。”听他这一讲：我们兴致更高，一拥而进县澄泥砚厂那尚且简陋的雕刻作坊。整整一个上午，我们仔细地看了过滤河泥、泥胚雕刻等工序。
厂里还在县城十字街设立了澄泥砚展销厅，５０多个类型的数千件砚台使我们眼花缭乱：那蠕动的“龟蛇”形神兼备，反刍的“老牛”望月，“太白醉酒”飘飘欲仙，“双龙戏珠”栩栩如生，还有那惟妙惟肖的“十二生肖”，笑态可掬的“天国卧佛”，国色天香的“牡丹仙子”。更有砚中极品、重６公斤的“枯竹”砚造型之妙，做工之精，令人拍案叫绝！
最后，李中献告诉我们，澄泥砚发掘问世至今，外观泽如美玉，并有贮墨不耗、积墨不腐、冬不冻、夏不枯、写字作画虫不蛀的特殊效果，因此作为“河洛一绝”列为洛阳名优产品赴日本展出，目前正走红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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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神州一绝
狮踞龙盘出敖东
本报记者张玉来
巨石上俯卧着一头雄狮，一条蛟龙盘伏于狮身之侧背。这集于一石的龙与狮并非出自人类之手，而是天工玉成。
西出吉林敦化市２０公里，翰章乡小石河村外有一片低洼地，浅水塘旁杂陈着一片暗灰色的火山岩石，龙狮石便在其中。
若不是身置荒山野外，谁都会把它视为一件技艺高超的雕塑。巨石约一人高，长约３米。龙狮占据上半部，下半部犹如底座。雄狮如同真狮一般大小，席石而卧。狮头偏向东北，狮身滚圆，狮尾低垂。细看狮头，五官俱全。狮眼圆睁，狮嘴微张，狮头鬃毛散落，威风凛凛。
再看那蛟龙，与人们心目中的龙相别无二致。高昂的龙头位于狮头左侧，龙身盘卷在狮身之上，龙鳞依稀可见。龙眼突出，龙口大开，两颗龙牙上下相连。令人称奇的是，龙口竟衔有一颗球形如拳头大小的“龙珠”，可随意转动，只是龙牙阻隔，拿不出来。
龙狮一体，且造型如此逼真，不能不令人感叹大自然造化的神奇。
据当地人说，石龙狮的发现，有一个曲折生动的故事。４年前，农民张俊东和弟弟一起在山林中采松子，意外发现一颗野山参。兄弟俩喜不自禁，小心翼翼地开始挖掘。挖到最后，发现人参根部生长在石头的夹缝之中，两个人不小心将参根挖坏，因而卖不上好价钱。张俊东又将人参埋在石下。他在水塘旁盖了一间草房，在塘里养了一些鱼。他住在草房里，名为养鱼，实际上是护参。不料，野山参竟在去年春天不翼而飞。心灰意冷的张俊东眼看着那块熟悉的巨石发呆。不经意间，他惊叫了一声：“这不是狮子和龙吗？”于是，这位原来看护野山参的农民又开始看护这石龙狮。
敦化市史称敖东，是一座历史名城。石龙狮的发现，在当地引起了轰动，人们纷纷前去参观，古城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景点。（附图片）
右图：奇石正面像一头俯卧的雄师。右上图：雄师侧面是口含珠石的蛟龙。
张玉来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