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改革热点纵横谈
怎样认识和治理当前的通货膨胀
赵海宽
关于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有几个问题还需要讨论。
如何估计当前的通货膨胀
1979年以来，我国已先后出现四次通货膨胀。同前三次（1980年第一次，1985年第二次，1988年到1989年第三次）相比，当前这次通货膨胀相对比较严重：
1．物价上涨的幅度较大。全国零售物价年上涨率，1980年为6％，1985年为8．8％，1988年、1989年分别为18．5％和17．8％，而去年则为21．7％。去年的物价上涨率是1951年以来最高的，较上述前三次通货膨胀中最高的物价年上涨率18．5％，还高出3．2个百分点。
2．持续的时间较长。1980年和1985年的两次通货膨胀持续时间均比较短，1988年到1989年的那次稍长，但从1988年下半年物价涨幅加大，到1989年下半年物价明显回落，也只一年多点时间。而当前的通货膨胀，从1993年3月物价涨幅加大为两位数起，到现在已过去两年时间，物价涨幅尚无明显的回落。
据此，对当前这次通货膨胀，绝不能麻痹大意。如果说，1980年和1985年的低度通货膨胀，国家尚采取了许多措施进行治理，那么治理当前这次物价涨幅较大的通货膨胀，更应采取有力措施，准备付出一定代价。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是不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
关于产生当前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经济界多数人认为，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快，部分农副产品一度供应紧张和人民银行外汇占款增加较多等。另一部分人认为，当前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算太大，不是产生通货膨胀的原因，治理通货膨胀不但不应该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而且还应增大投资，以增加市场商品供应，平抑坚持后一种观点的主要理由是，近年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如果扣除货币贬值因素，实际投资的增幅是不大的。以199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例，投资额15900多亿元，比上年增长27．8％，扣除零售物价上涨率21．7％，实际增长率只有6％多一点，远低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11．8％的增长率。这种观点表面上看很有说服力，实际上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不能颠倒通货膨胀的因果关系。前面已经说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和消费基金增长过快，是产生通货膨胀的主要直接原因。既然固定资产投资能够扣除货币贬值因素，测量是否过多，则消费基金也可以如此。这就造成这样一种假象，似乎不是因为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增长过快，才引起通货膨胀；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所以增长过快，反而是因为出现了通货膨胀。这显然是不符合我国近几年来的实际情况的。如果接受这种观点，在当前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为了冲销货币贬值的影响，不但不应减少，反而应该进一步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数额。这样通货膨胀自然将更严重，货币贬值的程度更大，从而又需要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更多增加。循环下去，通货膨胀是难以治理的。
其次，如果不考虑国际收支状况，全国的积累资金（主要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规模，是以国民收入为最大限度的，它们的实际价值，不可能超过国民收入。但现在已进入货币经济时期，国民收入分配，即积累资金和消费基金的安排，都基本上通过货币来进行。这就可能出现国民收入超分配，即用货币进行的分配额，大于国民收入实际价值的现象。然而，国民收入超分配不会增加国民收入的实际价值，必然要通过通货膨胀，单位货币价值贬低，把分配量再回归到国民收入价值之内。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所以发生贬值，正是因为它们的货币分配额超过了国民收入的实际价值。贬值幅度基本上是超分配额的具体反映。扣除物价上涨或货币贬值因素，衡量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是否过多，就是扣除超分配部分，考察剩余部分是否过多，那还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如果扣除货币贬值因素能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不大的话，那么用经济增长率加实际物价上涨率的增率来衡量货币发行量是否正常的公式也就能够成立了。然而，人们知道，这是一个掩盖通货膨胀并早已被我们抛弃了的公式。物价所以上升，是因为货币发行量超过了客观需要。以经济增长率加实际物价上涨率的增率为标准，就是用按客观需要发行的货币加超过客观需要多发行货币的合计额为标准，衡量实际发行货币是否正常。很显然采用这种办法就是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也不会表现为货币发行过多。
当然实际情况要复杂些，产生通货膨胀的各个原因力度不同，货币投放对物价的影响有一个时滞过程。目前的物价上涨，可能是由上期甚至更早多投放货币所引起，而现在投放的货币对币值的影响，又可能稍后才表现出来。然而不管怎样，从我国当前实际情况来说，衡量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增长是否过快，是不应该扣除货币贬值因素的。
再次，全国零售物价上涨率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不是对应的经济范畴。因此，退一步说，假如衡量固定资产投资是否过大，能够扣除物价因素，那也不能按零售物价上涨率扣除。这是因为，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用于购买基建物资和其它生产资料，按现行物价统计办法，这些物资价格未包括在零售物价指数之内。而当前基建物资和其它生产资料的价格相对比较平稳。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去年逐月下降，全年平均下降3．8％。如果按零售物价指数扣除，就高估了固定资产投资的贬值程度。
此外，衡量固定资产投资是否过大，还要从当年具体情况出发。我国从1993年一季度起，通货膨胀已明显表现出来，且逐步激化。1994年是国家治理通货膨胀的重要一年，固定资产投资原计划13000亿元，实际却达到15900多亿元，它显然过大，成了通货膨胀激化的因素之一。不考虑当前需要紧缩银根，缓解通货膨胀这种情况，只一般地考察增长率，是难于作出准确判断的。
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通货膨胀能否避免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即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通货膨胀能不能避免？这首先要看怎样理解通货膨胀这个概念。
有一种观点认为，凡出现物价总水平上涨，币值下跌，不管幅度多大，均为通货膨胀现象。例如物价水平上升0．5％，就认为通货膨胀率是0．5％。按照这种观点，流通纸币的国家，不仅是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我国，就是没有经济体制转轨问题的国家，通货膨胀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绝大部分流通纸币的国家，均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物价水平上涨的现象。我国在产品经济时期，物价由国家统一管理，人民币为世界上少有的最稳定货币，年物价平均上涨率尚超过1％。近些年来，西方主要国家的年物价平均上涨率也都在1％以上。这样通货膨胀就成为纸币流通的一般状态，研究通货膨胀能否避免，也就成了一种无意义的活动。
然而，我国经济界多数人是按照另一种观点理解通货膨胀的。这就是，只要把物价水平的上涨率控制在居民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就算币值基本稳定，不存在通货膨胀。而所谓居民可以承受的物价水平上涨率，根据国内外的经验，应该为1—3％，最高不超过4％。在这个上涨率下，居民一般就认为，物价不成为一个问题，不会对自己的生活带来明显的冲击。
按照这种币值基本稳定就算没有通货膨胀的观念，我们认为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通货膨胀是有可能避免的。我国经济体制从1979年开始转轨，至今已16个年头，除存在通货膨胀时期外，其余年份的物价上涨率，都在4％之内，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原来的宏观调控手段，有的已经失效，有的作用减弱，而新的调控手段尚未全部建立，已建立的由于条件不完全具备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出现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加大，但绝不是必然会出现通货膨胀。在这个时期，我们的决心和措施具有巨大意义，根据以往经验，如果坚决实行稳定货币的政策，采取果断措施，用强有力的外部调控填补起经济内部自我约束的不足，通货膨胀是可以避免的，出现了也是能够治理的。当然，如果认定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只能在物价持续上涨情况下发展经济和实现改革，从而不采取有力措施去治理，那通货膨胀就真的不可避免。我们一定要坚持前一种观点，坚定信心，尽快制止当前的通货膨胀，把物价涨幅先在今年力争压到15％左右，然后再用一二年时间压到4％之内，并力求避免今后再发生新的通货膨胀。
怎样治理当前的通货膨胀
坚决把经济发展速度控制在合理的程度之内。任何国家都想加快经济发展，然而能够支持经济发展的物质力量是有限的，发展速度必然要限定在可能的范围之内。我国出现当前这次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是经济发展过热，连续几年保持经济超高速发展。以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为例，1992年为13．6％，1993年为13．4％，1994年虽略有降低仍为11．8％，与大家公认的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最高增长率9％相比，3年累计超过近12个百分点。因此要真正治理当前的通货膨胀，就应在今后一二年内把经济发展速度压到低于9％的范围之内，忍痛将以往几年超过的速度抵消一部分。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定为8—9％。从治理通货膨胀的要求看，这已是比较高的速度，应坚决执行，不能再超过。
增加短缺商品的供应。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又可以具体化为社会总供给同总需求的不平衡。即相对于社会总供给来说，总需求过大；或相对于社会总需求来说，总供给不足。因此，对那些市场迫切需要、生产周期短、投资少、见效大的产品，适当增大投资，以增加市场商品供应，是治理通货膨胀的有效办法之一，在这方面我国有过成功的经验。例如，在治理1980年的通货膨胀时，我国银行利用中短期设备贷款，积极支持增加生产短缺的轻工产品，发挥了很大作用。今年国家又决定加强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增加粮棉和蔬菜等农副产品的市场供应，也必然对治理当前通货膨胀发挥应有作用。同时，去年外汇库存增加较多，可考虑使用一部分，进口我国最迫切需要的商品，用于发展生产，增大市场商品供应。
继续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增长。增加投资，增多市场商品供应，固然是治理通货膨胀的办法之一，但根据我国多年来的经验，只能限用于上述少数商品，不宜作为主要的治理通货膨胀手段。因为一般来说，从货币资金投下去到产品出来，运到市场上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的很长。在此期间，投下去的货币形成购买力，扩大了总需求，而产品尚未出来，总供给没有增加，扩大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差额。如投资额多，且主要投向生产周期较长的产品，就不但不能治理，反而要加剧通货膨胀。因此，我国治理当前通货膨胀的主要措施，应该是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控制消费基金的增加。要把投资总额坚决控制在治理通货膨胀允许的范围之内。大力改善投资结构，在确定的投资总额内，该增加的投资要增加，该减少的投资坚决减少。消费基金增长也应严格控制，制止乱发奖金和津贴等，坚决压缩集团性消费开支。
加强对商品市场和物价的管理。畅通流通渠道，扩大商品流转。反对随意涨价和哄抬物价。
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不说空话多办实事
尹克升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多办实事是贯彻这一宗旨的具体体现。要抓住机遇，促进发展，就要开拓进取，埋头苦干。这是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如果我们的干部仅仅热衷于开会、发文件、作指示，对千头万绪的工作和日益繁重的任务很少去具体组织实施，那么，我们的领导工作就会脱离群众，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目标就难以实现。如果我们的干部只会说空话，不去做实事，那么人民群众就不需要你，不拥护你。说空话、不干实事的坏作风如果不彻底根除，还会毁掉我们的干部队伍，毁掉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因此，不说空话、多办实事，是改进领导作风，做好各项工作的需要，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需要，它不仅关系到干部队伍的建设，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兴衰成败。
办实事，领导干部要具备四项基本条件。第一，要对人民群众有深厚的感情。要热爱群众，尊重群众，时刻想着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以为人民办实事为荣，以漠视群众利益为耻。老老实实做人民群众的公仆，关心群众疾苦，为群众排忧解难。只有对人民群众感情深，才能和人民群众心连心；只有情同手足，才能亲如一家。而我们有些同志，农牧民的手不愿握，农牧民家的炕不愿坐，农牧民家的水不愿喝，这能说对人民群众有感情吗？还有的人，官气十足，趾高气扬，喜欢在群众中摆架子。对这种人，毛泽东同志曾尖锐地批评道：“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帐。”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了，感情融洽了，才能真正体会到“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伟大意义并终身为之实践。第二，要有良好的精神状态。为人民办实事，不能偷懒，不能怕苦，要勤奋努力。我们有的同志，重担子不愿挑，艰苦的地方不敢去，棘手的事不愿办，惹人的事躲一边。他们说话、办事、想问题的立足点不是为了群众，而是为了自己。这样的精神状态，玷污了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这样的领导干部与那些长年累月在艰苦地区、艰苦岗位上工作的工人、农牧民、战士、基层干部比起来，应该感到羞愧。第三，要有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不论办什么事，都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不能马虎凑合，敷衍塞责，应付了事。干工作应扎扎实实，办事情应有条有理。过去我们学习大庆人的“三老”、“四严”、“四个一样”，就是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说老实话；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明的纪律，严细的作风；没人检查与有人检查一个样，领导不在场与领导在场一个样，坏天气与好天气干工作一个样，晚上和白天干工作一个样。我们今天干事情，同样应该有这样的精神。服务无止境，要敢于创新，不断对自己的工作提出新标准、新要求。第四，要有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要坚决摒弃那种拖拉、懈怠、“踢皮球”、漫不经心的衙门老爷式的机关作风。为基层办事，为群众办事，要小事当大事办，缓事当急事办。要当机立断，说办就办。向群众解答问题不能模棱两可，不能把本来可以当场拍板的事还要来一个“研究研究”。对那种压着不办、拖着不办、顶着不办等群众十分痛恨的官僚主义坏作风，对那种不给好处不办事的腐败行为，必须坚决反对。要增强效率意识，提高办事水平。
办实事，领导干部要抓好四个环节：一是出好点子；二是精心组织；三是调查研究；四是抓好落实。作为一个领导者，要深思熟虑，善谋大事。不仅要提出一项任务，还要提出一套完成任务切实可行的办法，有任务，有要求，有办法，有措施，这就是“点子”。有了点子之后，这件事谁去办，要精心组织。组织就是使用干部，调配力量，发挥办事人员的积极性。就是要明确一件事哪些人去办，什么时间完成，达到什么标准。事情办起来了，领导要下去调查研究，督促检查，了解办事过程中有什么困难，提出的任务是否符合实际，力量使用是否恰当，部署需不需要调整。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把事情办得更好。如果每一件事都着力抓好这几个环节，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工作就比较扎实了，干部队伍的风气就好了，人民群众就高兴了。
办实事的问题说到底是个党性问题，是世界观问题。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邓小平同志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的讲话中提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共产党员仍然要讲理想、讲大局、讲奉献，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党的领导同志最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最鲜明的实践活动，就是一切着眼人民，处处为着人民，全心全意为全体人民谋利益。在战争年代，我们的党员和干部，与老百姓摸爬滚打在一起，不分彼此，水乳交融，关系十分密切。而现在我们一些同志，很少到群众中去，对群众的疾苦不了解，对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不清楚，与群众感情上格格不入。他们把党的根本宗旨丢掉了，把党的优良传统丢掉了。有的人，口头上也讲为人民谋利益，而实际上却是为金钱、为名利、为地位。他们以权谋私，见利忘义，变成了陷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泥坑的可怜虫。这种人连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因此，必须向全体党员明确提出不断改造世界观的任务，真正形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认认真真办实事的良好风气。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都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学习和实践结合起来，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结合起来。只有牢固确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才能够自觉地为人民服务，真正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不求名利，无私奉献。
不说空话，多办实事，要强化监督，建立激励机制。对埋头苦干、无私奉献的好党员、好干部、好同志，要大力表扬，提拔重用；对那种干的不如看的，埋头苦干的不如投机钻营、背地捣乱的歪风邪气，必须坚决扭转。愿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出现成千上万个实干家。如果每个领导干部每年都认认真真地、扎扎实实地为人民群众办几件实事，我们就真正地和人民群众站到一起了，人民就会拥护我们，我们的事业就会更加兴旺发达。
第9版(理论)
专栏：
农村宣传思想工作的有益探索
——山西省运城地区实施农村“达小康导引工程”的调查与思考
崔光祖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农村宣传思想工作怎么搞？怎样引导农民进市场，达小康？山西运城地区实施农村“达小康导引工程”给人以启发。
运城地区是传统的农业区，那里的“达小康导引工程”实施时间虽然不长，但已在实践中初步显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适应市场需求，着眼素质提高，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
运城地区在实施农村“达小康导引工程”过程中，首先，针对人们思想比较僵化，素质不适应，严重制约经济快速发展的问题，突出抓了理论导引、科技导引和信息服务。
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武器，引导农村干部群众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该地区实施导引工程的最关键的一步棋。针对保守、僵化、小富即安等思想，他们组织干部群众学习理论、到外地参观、进行讨论，使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
紧紧围绕主导产业发展的需要，帮助农民学习科技，提高素质，是引导农民进市场的重要一环。他们采取“请进来教，走出去学，大范围讲，各级领导送”的办法，真正把科学技术送进千家万户，送到农民手中。同时，引入竞争机制，围绕主导产业的需要，层层开展劳动技能大赛。万荣的赛牛大会，夏县的建筑技能大赛，临猗、芮城的果王大赛等，都有效地吸引了农民的参与，促进了其素质的提高。
建立信息反馈系统，为农民致富提供准确的市场信息，是导引农民进市场的金桥。他们乡乡建立了信息宣传站，村村配备了信息宣传员。他们在北京、深圳、广州、海南等大中城市开设办事处、信息联络站等，定期收集通报国际国内市场信息，初步形成了一个迅速、准确、及时的信息收集反馈系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万荣县王显、贾村、高村等四个优质苹果基地，依靠市场信息，推销青苹4000万公斤，增加收入近亿元。
（二）围绕主导产业，提供全程导引，体现了深刻的实践性。
“达小康导引工程”的生命力，就在于和人民群众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实践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狠抓了主导产业的确定和围绕主导产业进行导引。他们帮助地、县、乡、村四级调整发展战略，明确自己的主导产业，逐步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点。在确定主导产业的基础上，全区13个县、市都根据主导产业发展需要实施全程导引。芮城县紧紧围绕苹果经济战略，狠抓了政策、舆论、科技、组织市场、深加工等方面的导引工作。由于该县围绕主导产业导引得法，极大地调动了全县农民栽种苹果树的积极性。
（三）满足农民需要，狠抓典型示范，体现了广泛的群众性。
运城地区“达小康导引工程”之所以充满了活力，关键是动员、吸引了农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内容根据群众的需要定，办法从群众的实践中找。导引工程实施之初，他们就针对群众在生产生活中对理论、政策、科技、文化、舆论、法制的需求，确定了六大导引内容。导引工程全面推开之后，他们又及时总结了临猗、芮城围绕主导产业搞导引的新经验，使“达小康导引工程”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
典型引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该地区稷山县路村乡佛峪口村地处吕梁山深处，交通不便，村民们祖祖辈辈只能守着资源受穷。四位农民自筹资金，决心修筑一条全长28公里的三级沙石公路。他们携家带口，昼夜奋战，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省、地主要领导发现这个典型之后，在人、财、物等方面全力给以支持，现公路已全线竣工。他们艰苦创业的先进事迹，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在这个重大典型的带动下，现在该地区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说服力的好典型，使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学有方向，赶有目标，极大地增强了“达小康导引工程”的感召力。
注意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通过办实事、办好事，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实际利益。据不完全统计，全区共为农民群众办实事、好事近万件，解决了农民群众的吃水难，行路难，就医难等问题。
（四）建立运行机制，夯实基层基础，体现了科学的系统性。一是内容全面。“达小康导引工程”究竟导什么？他们根据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主导产业的发展和农民达小康的需要，明确了六大导引内容：舆论导引、理论导引、政策导引、科技导引、法制导引、文化导引。这六大导引全方位加强了农村两个文明建设，较好地改变了过去农村宣传思想工作单线突进的问题。
二是党政合力。地、县、乡、村四级普遍成立了“达小康导引工程”领导小组，并层层制定实施方案，做到有目标、有责任、有考核、有奖惩。为了把各有关职能部门动员起来，他们把任务分解到各有关部门，较好地改变了宣传思想工作唱独角戏、跳单人舞的局面。
三是基层基础扎实。针对过去农村宣传思想工作中存在的领导不力、队伍不齐、阵地不全、渠道不畅的问题，他们对已经不发挥作用的阵地、队伍进行调整，并根据新形势的要求重新设置一些机构，较好地解决了过去农村宣传思想工作中存在的纵向不到底，横向不到边，文件只在上边转，就是和群众见不了面的问题。
四是管理科学合理。为了督促各级干部抓好“达小康导引工程”，他们实行层层领导包点责任制，对于面上的工作，按照软指标硬化，硬指标量化的原则，实行量化考核。
“达小康导引工程”给人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但最大的启示是：只有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宣传思想工作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才能在发展经济、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宣传思想工作只有坚持群众观点，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满足群众生产生活的迫切需要，才能吸引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把他们的智慧和力量集中起来，才能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只有坚持继承和创新的有机结合，与改革同步，与时代同行，宣传思想工作才能具有无穷的活力。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孙中山与宋庆龄研究的新拓展
——读《孙中山宋庆龄社会主义思想论》
江帆
最近，红旗出版社出版了《孙中山宋庆龄社会主义思想论》一书，这是史学工作者宋士堂积多年的心血推出的新著。
孙中山一生“革命凡四十年”，宋庆龄革命近70年，他们两人前后结合起来长达一个世纪，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包括旧、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完整过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比较完整系统的过程。同时，他们二位对旧中国和新中国又都富于代表性。因此，把他们结合起来研究，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自然历史过程，揭示其发展规律，是一个很好的角度和重要途径。围绕孙中山、宋庆龄的社会主义思想脉络和实践进行研究，特别是把他们二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革命伟大的政治家、思想理论家。他既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又是中国最早接触到世界上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思潮的先行者。19世纪末，他就对欧美的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反复考察。孙夫人五六十年代在纪念、回忆和研究孙中山时，曾再三阐明过这个问题。这是理论界和学术界关于孙中山研究几十年来很新颖和宝贵的观点，对此，该书作者很重视，该书从历史实际出发，开篇就以“中国最早接触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为题，作了详细论述。20世纪初期，青少年时代的宋庆龄走向世界，她赴美留学后，同样接触到世界两大思潮（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并受到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获得胜利的鼓舞和影响，从而逐渐树立起革命的世界观和理想，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该书认为，宋庆龄与孙中山在革命征途上产生了双向影响，孙中山晚年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所以能发生质的飞跃，与宋庆龄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关于孙、宋理想的嬗变，该书也有自己的新颖独见。孙、宋早期的理想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大家公认的，而孙、宋在孙中山晚期的理想是什么，则见仁见智，其说不一。该书认为在1924年初即国民党一大前后，他们的理想已变为“人民共和国”，这个人民共和国是由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它是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这无疑是他们二人政治理想的一大进步。
在短短几年间，孙中山不仅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抛弃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建立起反帝反封建的坚强信念，由资产阶级共和国代之以人民共和国，初步提出了工人阶级对于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甚至提出共产主义是他的最高理想，但因不幸逝世使其思想变化在还没有基本完成的情况下溘然中止。
在孙逝世后，宋庆龄忠实于孙中山的遗志和未竟事业，在与共产党和工农大众的共同奋斗中，于30年代中期就基本上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开始了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的转化；她在40年代末，参加了新中国的创立，迎接社会主义事业的来临；直至生命临终时刻，她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宋庆龄在孙中山逝世后，用自己的思想发展和光辉实践，有力地证明了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方向和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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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科书讯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我国的新发展》出版
卢冀宁教授主编的新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新发展》，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分绪篇、上篇和下篇，计十六章三十五万字。绪篇分别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两次大发展，深刻阐明了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理论渊源、实践基础、科学涵义和历史地位。上篇和下篇比较系统和深入地逐一研究了邓小平论著中的主要哲学观点，论述了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及其对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意义。（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