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知耻近乎勇
江建国
人们大概都还记得，去年１０月韩国汉城发生了轰动世界的塌桥惨案，３２个无辜平民丧生。汉城市长因此被免职，７名涉案官员因玩忽职守而被绳之以法。金泳三总统亲自发表电视讲话，向全国人民道歉说，自己没有尽到责任，表示一定要彻底查清所有公共设施的事故隐患。按说这件事到此也就可以告一段落了，然而新任汉城市长在今年１月决定，动用直升机把圣水大桥倒塌的那一段从水中捞出来，就用它在汉江畔建一座纪念碑，把罹难者的名字刻在上面。他说，建立这个纪念碑不仅是为了悼念亡灵，也是为了警示当局今后杜绝建造不合标准的建筑。
这个消息给人以启发。世界上纪念碑数不胜数，纪念开国元勋者有之，纪念仁人志士者有之，纪念文化泰斗者有之，纪念丰功伟业者有之……总而言之，是纪念一个民族的荣耀和辉煌，以此激发人们的民族自豪感，鼓舞人民去创造新的业绩。然而韩国汉城将要出现的这座纪念碑，要人们记住的却是它的耻辱。这样的纪念碑恐怕在世界上不多见。
如果说汉城的这座纪念碑还只是涉及一项工程的耻辱，那么德国最近要建立的一座纪念碑涉及的则是它的一件奇耻大辱——德国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德国政府计划拨款１６００万马克（约合人民币９６００万元）在柏林市中心勃兰登堡门附近约２万平方米的黄金地段修这座纪念碑，目前已从５２８个设计方案中选定两个以作最后抉择。其中一个准备把大屠杀牺牲者的名字全部刻上，另一个打算刻上当时遍布欧洲的纳粹集中营的名字。
这样的纪念碑带给人们的当然不可能是自豪感。试想一下，来来往往的行人天天看到自己民族和国家的耻辱，而且还要子子孙孙地传下去，心头绝不会有轻松愉快之感。毫无疑问，决定建立这样的纪念碑是需要拿出些勇气的。这个勇气实际上体现了吸取教训、正视历史的态度和决心，值得人们钦佩。
对待耻辱当然也有另一种观念。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动者之一的日本，曾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战后走上和平建设之路的日本，理应视战前奉行侵略扩张政策的日本为耻。村山首相最近在访问中国期间表示，对此要“深刻反省”，“决心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反映了日本的良知。但遗憾的是这还远未成为日本政界的共识，至今仍有某些政客不时为侵略战争翻案。他们对日本军国主义当年的罪行千方百计地加以掩盖、粉饰。而他们拒不认错的理由，据说是认了错就等于把“残忍民族的标签永远贴在日本身上”了。应该把什么样的标签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不是日本这个民族）身上，人人心里都有一本帐。你越是怕贴，别人对你的意图、对你的未来越是不放心，越要推动你去贴；你若是勇敢些，给那段历史认真地贴上一个合适的“标签”，承认这是日本的耻辱，吸取教训，那才表明你同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彻底划清了界限，就能赢得曾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谅解和信任，就能同这些国家的人民建立起真正的友好合作关系。
《礼记·中庸》说，知耻近乎勇。勇于知耻，方能走上自新之路；勇于知耻，方能避免重蹈覆辙；勇于知耻，方能塑造光明之未来。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德国投降消息禁发内幕
黄晴
１９４５年５月７日，德国向盟军投降，但这一喜讯却被盟军禁发３６小时。美联社资深战地记者艾德华·肯尼迪无视禁令，发出消息，在世界各地引起自发的庆祝活动。肯尼迪本人因这一“世纪独家新闻”而受到惩罚，被剥夺了战地记者资格，失去了在美联社的工作。
作为美联社巴黎分社社长，３９岁的肯尼迪应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之邀前往法国兰斯报道５月７日的德国投降仪式。他是１７个受邀盟国记者之一。不过，这些记者在登上从巴黎起飞的Ｃ－４７军用飞机前，并不知道此行的目地。在飞机上，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公关主管阿伦准将向大家公布了此行的目的，随后开始了所谓的“机上宣誓”，所有记者都表示同意在最高司令部发布消息前不向外透露这次会议的情况。
据肯尼迪说，他当时觉得阿伦的要求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所有的注册记者都已经做过不逃避军事新闻检查的书面保证。
在兰斯，１７名记者被带往举行受降式的一座红砖建筑。整个事情进行得很慢，中间还出现了一场新闻风波，即一些未受邀请的记者闻讯而来，愤怒地要求采访受降式。后来，他们被宪兵驱走，还受到逮捕的威胁。
受降仪式在当地时间５月７日凌晨２时４１分开始。几小时后，记者专机回到巴黎。在这段时间内，肯尼迪已写好了稿子，并得到了军事新闻检查官的认可。然而，此后不久肯尼迪和其他记者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出于某种政治考虑，消息在５月８日下午３时（巴黎时间）前不得发出。
据说新闻禁令是从华盛顿发出的，主要目的是给苏联一个机会，在柏林也举行一个受降式，尽管苏联已在５月７日的受降式上签了字。
当天下午２时之后，即在德国投降文件签署近１２小时之后，德国外长在电台宣布了投降的消息，英国ＢＢＣ电台等均做了报道。肯尼迪认为最高司令部一定批准了消息的发布，因为这一消息是从盟军控制的弗伦斯堡发出的，当时希特勒之后的德国政府在盟军控制下仍在那里活动。
肯尼迪试图找到阿伦准将，但没有成功。随后，他又找到美军首席新闻检查官，询问根据弗伦斯堡的消息，他是否可以发消息了。据肯尼迪说，当时新闻检查官的回答是：“你看着办吧。”显然，他认为肯尼迪不可能通过严格控制的军事通讯系统发出消息。
但肯尼迪却有自己的办法，他拨通“巴黎军线”，找到了一个伦敦方面的关系人，在电话中断前，简述了他的消息内容。
美联社纽约总社于５月８日上午９时３０分收到伦敦电稿，编辑们决定发通稿。
据肯尼迪回忆，在通稿发出后不久，阿伦准将极为愤怒，指责肯尼迪危及安全与和平。他的同事对此举也极为愤怒，有５４人联名上书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要求制裁肯尼迪和美联社这种“新闻史上最可耻和不道德的欺骗行为”。阿伦宣布，原３６小时禁令继续维持。这样，官方的欧洲胜利日便被定为５月８日，而不是德国投降的５月７日。
肯尼迪随后失去了战地记者资格，并被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下令送回美国。美联社，这家美国最大的通讯社曾欢呼他的消息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抢发消息”，但后来，该社总裁发表声明表示对此“深为遗憾”。
肯尼迪在美联社又呆了１４个月，不知自己应该辞职还是会被解雇。一天，肯尼迪的银行帐号上莫名其妙地多出了４９８６．８美元，随后他收到一封公函，说这笔钱和他的辞职有关。肯尼迪对此没有答复，也没动用那笔钱。
１９４６年，肯尼迪在加州一家发行量为１．８万份的小报找到一个执行编辑的工作。３年后，他又到《蒙特里半岛先驱报》当了个副主编。这位曾指导过欧战报道，并报道过西班牙内战、德国进占苏台德地区、北非战役、盟军在西西里和意大利登陆的优秀记者，在一举成名后便默默无闻了。他于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９日死于车祸，是年５８岁。
艾森豪威尔在其回忆录《远征欧陆》中谈及此事，把有关肯尼迪的争议说成是一种“瞎折腾”，“从结果上看，这事除了对其新闻同业有所损伤外，并没有造成实际的损害”。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苏美会师德国小考
刘华新徐步青
许多史书均记载，二次大战结束前夕，苏联红军和美国军队会师是在德国易北河畔的托尔高，但是最近有历史专家著文，两军首度相遇是在离托尔高南边不远的施特雷拉镇。
据托尔高镇的历史专家卡尔—海因茨·朗格著文回顾，这一历史事件的关键人物是美国人威廉·罗伯逊，当时他是美国第６９步兵师第２７３团的一名年轻少尉。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５日早晨，他率领一支巡逻队乘吉普车从姆尔德河畔的伍尔岑出发，任务是在美苏两军之间３０至４０公里的通道中侦察是否有难民和德军残部。根据艾森豪威尔和苏联人达成的协议，美军暂时在伍尔岑扎营，而苏军也在离此地不远的易北河畔安营扎寨，以避免双方会师时可能产生不必要的冲突。
罗伯逊一行沿途遇见一些英军战俘，并从他们口中得知，在托尔高还关押着美军俘虏，苏军也已打到易北河对岸。于是，罗伯逊决定前往托尔高。他们找到两个尚未逃离该镇的居民作向导，来到易北河边的一座宫殿，登上宫殿塔楼，拿出一面用床单自制的美国国旗，向对岸的苏军挥舞。驻扎在对岸的苏军第５８近卫师某机枪连少尉西尔瓦什科误以为是德军挑衅，当即命令部下开火，幸未击中目标。罗伯逊只好返回，找到被关押在托尔高的苏军战俘蒂托夫少尉，让他用俄语向对岸喊话，双方才消除误会。蒂托夫、罗伯逊和其他美国士兵遂爬过头一天晚上已被炸得破烂不堪的易北河大桥，与苏军官兵握手拥抱，交换纪念品，畅饮伏特加，欢庆胜利。这时大约是４月２５日下午４时。
但是在此之前３个半小时，美军同一个团的另一支以少尉科茨布为首的巡逻队在离托尔高以南３０公里的施特雷拉已与苏军相遇。科茨布同样是出于好奇心、未征得上司同意擅自闯入易北河方向的。在施特雷拉遇见苏军后，科茨布猛然发现自己的通讯设备丢在了沿途一个叫屈伦的小镇，于是急忙赶回屈伦，向团部报告：“已完成任务，正安排双方指挥官会晤，现处方位８７１７……”据朗格考证，这一报告发出时间是下午３时半。
不幸的是，科茨布巧遇苏军后，所报告的方位并不准确，美军派出侦察机寻找未果，继而再派一支由少校克雷格率领、有一名军史专家参加的巡逻队，终于与科茨布和苏军人员相逢。克雷格同样与苏军官兵纵情欢呼“历史性时刻”，直至次日方归。
此时，２７３团正对科茨布的行动十分光火，因为上级对两军会师的时间早有安排，而科茨布和罗伯逊一样，独闯友军军营，违抗军令不算，万一干扰了两军首脑的会师安排，团长亚当斯可担待不起。亚当斯硬着头皮向６９步兵师师长莱因哈特汇报，莱因哈特也忧心忡忡，立即禀报军团长许布纳，许布纳也不敢独自决断，遂报告第一军军长霍奇斯。当这一消息终于传到第１２集团军司令布雷德利那里时，没想到布雷德利并没有发火，而是接受了既成事实。亚当斯团长总算心中一块石头落地。
但是２５日当天科茨布没有返回团部，只有罗伯逊的巡逻队带着４名苏军官兵回来报到。这４名苏联人是：少校拉连诺夫、上尉尼达、少尉西尔瓦什科和军士安德烈耶夫。亚当斯团长与这４人谈话后，宣布托尔高是会师地点，莱因哈特师长随即下令，准备２６日更高级别的两军指挥官会晤。
于是，托尔高在史书中占据了重要的一页，而事后补照的那张罗伯逊少尉与西尔瓦什科少尉拥抱的照片也立即通过报纸传遍了全世界。晚一天返回团部的科茨布、克雷格和其他巡逻队队员则只好望图兴叹。
（附图片）
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原址院中的雕塑“人类的奋斗”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国际书窗
惊世预言警世忠言
——读凡尔纳遗著《２０世纪的巴黎》
郑园园
“科幻小说之父”儒勒·凡尔纳的遗著《２０世纪的巴黎》（以下称《２０世纪》），去秋在巴黎出版，这是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２０世纪》的书稿是在失踪１００多年后于１９８９年被发现的。该书写于１８６３年，是年，凡尔纳３５岁。经过十几年的试笔之作，凡尔纳进入了创作的丰收期，年初，他发表了成名作《奇异旅行》系列科幻小说的第一部《气球上的五个星期》。据分析，《２０世纪》一书是在《气球》一书出版后写成的。同他的其他小说相比，本书的特点是，以“未来”为切入点，将时间定在１９６０年，人物、场景均是２０世纪的。
凡尔纳对未来总是充满激情，在这部小说中，他勾勒出一个现代化的、令人目眩神迷的巴黎。作家设想，在１９６０年的巴黎，高楼华厦耸峙，高架桥横跨市区，文传机、电子计算机、私人轿车、高速火车已经成为生活的现实，交易所的业务实现了全球化，文化生活也电气化了，２００架钢琴连成一片，通过电流，在一位指挥家的手下奏响乐章……
凡尔纳写道：“如果我们的祖先看到这被千万盏灯照亮、像太阳一样明亮的林荫大道，像宫殿一样堂皇的商店，像平原一样坦荡的广场，看见这可容纳两万人的大饭店，他们该何等惊喜啊！”凡尔纳对２０世纪巴黎的描写是建立在他所处年代的科技进步基础之上的，他对当时的电报、内燃机、现代造纸工艺等最新科技发明以及公路、铁路技术的完善，都作过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推论与幻想。
作家对２０世纪的巴黎虽然不乏赞誉之笔，但是贯穿全书的却是一种伤感情调。他是带着调侃，带着惆怅描述未来的。小说的主人公米歇尔·杜夫雷努瓦是个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人，他获得了拉丁诗创作大奖，但可笑的是，评委会的成员全是银行家、警察局长，没有一个教授、学者。读者随着米歇尔的足迹走遍巴黎，看到了１９６０年的巴黎——一幅让人欢喜让人忧愁的图景。作家笔下的巴黎，传统文化的地位一落千丈，图书馆馆员不知雨果为何许人，书店里只售科技书籍，就连诗歌也是诸如“脱二氧化碳颂”一类的科技诗。卢浮宫的油画上布满灰尘，高雅的歌剧消失了，“国家剧本仓库”向剧院提供猥亵的滑稽剧，电子合成音乐发出刺耳的噪音。传统文化被摈弃，被遗忘，被嘲弄，这是凡尔纳通过主人公所表现的最大的忧伤。
笼罩于全书的伤感气氛还源于作家对贫困的描写。凡尔纳预测到，在２０世纪，贫困仍然是困扰人类的社会问题。他设想，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寒流袭击巴黎，饥寒交迫的米歇尔预感到死神临近，沿着塞纳河走向拉雪兹神父公墓，在塞纳河的地下陈尸所里，他看到了一具具僵直、发绿的尸体……凡尔纳所描写的边缘人，正是如今深深地困扰着巴黎乃至整个欧洲的无家可归者。１９９３年１１月，一场早来的寒流一夜间使法国十来个无家可归者陈尸街头。因此，读到这段描写，笔者十分钦佩一个科幻作家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准确预见。
凡尔纳还写道，巴黎的西郊是富人区，东郊和北郊是穷人区，今天巴黎郊区的布局正是如此！法国文学评论界认为，《２０世纪》的风格接近狄更斯的《艰难时世》。狄更斯的小说侧重揭露了工业社会无处不在的功利主义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野蛮，本书侧重于揭露工业社会造成对文化的摈弃，对弱者的摈弃，这是理解此书的关键。
当年，凡尔纳曾将书稿交给出版商赫泽尔，但被退回。１９０５年３月２４日，凡尔纳猝然病逝。他去世后不久，独生子米歇尔向新闻界公布了一份凡尔纳遗著目录表，《２０世纪》一书也列于其中。但是，其后１００多年间，没有人见到过这部书的手稿。人们不禁产生疑问，凡尔纳究竟写没写过这本书？１９８６年，一个新发现使怀疑冰释：在赫泽尔的一批手稿里，有一封致凡尔纳的信函的草稿，信中所述正是他拒绝出版此书的理由，这就证明，凡尔纳确实写过此书。１９８９年，凡尔纳的曾孙决定卖掉土伦的老屋，在清理旧家具时，他偶然发现库房里有一个破旧的保险柜，在扔掉柜子前他砸开了锁：一本泛黄的笔记本横卧于柜底，它就是人们寻找已久的手稿。
鉴定证明，手稿确系凡尔纳的笔迹。凡尔纳家族专门召开了家庭会议，决定出版此书，手稿则存放在巴黎的公证人处。
这样一部极富预见性的作品，为什么被拒绝出版呢？赫泽尔在给凡尔纳的信中陈述了两条主要理由，一是文句不流畅，有许多生僻词；二是“读者对你的预测不感兴趣”。赫泽尔是法国１９世纪著名的出版家，是他出版了巴尔扎克、乔治·桑等大作家的作品，也是他发现并扶持了凡尔纳。笔者阅读了《２０世纪》一书后感到，如果赫泽尔的第一条意见是有道理的话，那么对于他的第二条理由，我们这些生活在２０世纪下半叶的人就不敢苟同了。当我们用２０世纪的现实与凡尔纳的预言对照时，不能不被年轻的作家那特殊的直觉所震撼，不能不由衷地赞叹：这部小说是惊世的预言，警世的忠言。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异国风情
阿根廷——
节日趣话
管彦忠
在阿根廷的各种节日中，有许多与社会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节日。
一些节日以农作物的名字命名，每年在这一作物的主要产区举行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包括良种评比、技术交流、选举女王、举办花车游行和各种文体活动等。这些活动对推广作物良种和种植新技术以及促进有关作物的生产和加工，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每年３月初葡萄飘香的季节，安第斯山麓的门多萨市举办全国葡萄节。这里是阿根廷葡萄和葡萄酒的故乡，其产量占全国的６０％以上。节日的各项庆祝活动持续一个月之久。全省１８个区选出的葡萄女王参加国家葡萄女王的竞选，当选者任期一年，其间她们要领取省厅局长级的工资，还要代表省和国家参加国内外有关的礼仪活动。各个地区多姿多彩的花车游行突出当地的特产和风光，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观众，总统也应邀出席观看。节日期间，葡萄种植园主和酿酒业的企业家们聚会，商讨有关发展本行业的重大事宜。这一节日每年吸引大批国内外游客。
布宜诺斯艾利斯是阿根廷小麦的重要产区。每年初在收获小麦的日子里这里都要庆祝小麦节，时间长达一个多月，迄今已有３０多年的历史。节日期间组织小麦良种的评比，先由各地区评选出参赛的良种。毫无疑问，评比中获胜的小麦良种在市场上身价倍增，这有利于良种的推广。此外，各地区还有种子节、玉米节、大豆节、高粱节、苹果节等。在庆祝活动中都要选出代表该作物的女王，举办多种形式的技术交流活动和展览。
阿根廷人爱喝马黛茶。茶壶是将一个小葫芦掏空后做成的，吸管是银制的。在壶里放满茶叶后，用开水浸泡。喝时将吸管扁平有过滤嘴的一端插进壶里，然后吸吮。这种茶略带苦味，但有提神止渴的功能。全国马黛茶节每年１２月份在东北部密西昂内斯省的阿波斯托莱斯举行。这个省盛产马黛茶，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还出口到日本和中东地区。庆祝活动由省长主持，选出的马黛茶女王可以免费到首都和海滨旅游城市马德普拉塔等地游览，还可以得到许多礼品。
每年９月下旬是阿根廷春暖花开的日子。其时，在离首都６０公里处被称为花城的埃斯科瓦市举办全国花节，在１．５万平方米的花瓣形大厅里，展出来自各地的鲜花和盆栽植物。展厅布置得很精巧，争奇斗艳的各色花卉或植于绿草地上及花盆里，或吊在空中，辅以小桥流水和风车小屋，真是美不胜收。展厅所在的公园里还有农牧业机械展览和儿童乐园，一组铜钟奏出美妙的电子音乐，湖中小船穿梭往来，欢声笑语不停，一派节日气氛。选出的花女王站在饰满鲜花的花车上在市区游行时，人们前呼后拥，都想一睹花女王的风韵。节日期间，还举办种花技术讲座，园艺学校的学生在花市热情为参观者服务。许多人在参观之后，还买上几盆自己喜爱的花草。赛波花是阿根廷的国花，为木本花，花瓣呈长条形如豆角状，颜色深红，叶子像中国的桂花叶。传说赛波花是古代印第安酋长的女儿阿娜依的化身。
工业部门的节日纪念活动，目的在于让人们了解该行业的发展历史及现状，从而关心和支持它。如１２月１３日的石油日，是为了纪念１９０７年首次在南部里瓦达维亚准将城找到石油的日子。其他还有铁路日、钢铁日、贸易日、保险日、啤酒节、奶牛节、巧克力节等，节日期间有关机构召开纪念会或举办展览。
还有一些节日，虽然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但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让人们多送礼，以推动商品的销售，如每年６月第三个星期日的父亲节，１０月第三个星期日的母亲节，４月３日的未婚妻节，８月４日的儿童节，９月２３日的微笑节，６月７日的记者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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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分硬币成难题
邹德浩
说来也许没人相信，２９４０万加拿大人，共收藏了１００多亿枚一分的加拿大硬币。加拿大皇家造币局正为如何使它们重新回到流通领域而大伤脑筋。
受造币局委托，加拿大市场与研究顾问公司去年花了６０天时间，走访了１０４６名各阶层人士，甚至深入到居民家中，清点放在柜橱内的小储钱罐。结果发现，４１％的受访者认为，有没有一分的硬币无所谓，还有１０％的人想把这些一分的硬币丢到垃圾桶里，以免碍事。
据统计，８１％的家庭有积存各种硬币的习惯，有６１％的人专门收集一分硬币，还有１１％的人收集的一分硬币数量超过了５０００枚。
笔者在写此文时，也把桌上存放零钱的小塑料盒打开，一数吓了一跳，这些年代不一、新旧程度也不同的加拿大一分硬币竟然有１１８枚。
加拿大家家有许多一分硬币的原因，不能全归于人人都有收藏方面的爱好。在商店购物时不难发现，几乎所有商品标价的末位数都是９，而找回来的一分硬币面值太小，携带累赘，人们不是随手一扔，就是把它储蓄起来。
为解决这一许多国家都存在的难题，调查报告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办法：干脆取消；提供自动数币器；大量供应可循环使用的硬币圆筒；用一分硬币换大额纸币者有奖等等。但人们认为，这些方法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难题。一个简易的塑料自动数币器售价为１９．９９加元，不少人认为，与其买一个数币器，还不如存上１９９９枚硬币看着舒服。
皇家造币局每年都不得不铸造７亿个新币，以保证各商店的收银机有足够一分硬币找零。据核算，一枚一分硬币所需的金属、加工、运输、人工等费用约值１．５分。不断的需求迫使加拿大造币局不断扩大生产。
目前，囤积在千家万户的１００多亿枚一分硬币，需要造币局花１４年时间才能生产出来。可见，如果能回收这些硬币，将会给造币局减轻不小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