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文化时空)
专栏：文化巡礼
金色盾牌耀银屏
——公安题材影视创作座谈会侧记
岸柳
公安战线，是影视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公安题材，是影视创作独领风骚、经久不衰的课题；
透过银屏，金色盾牌正闪烁出越来越耀眼的光芒。
为进一步繁荣公安题材影视创作，全国各地的热心于公安题材影视创作并卓有成就的编剧、导演和从事影视理论研究的专家３０多人应公安部有关部门之邀，最近欢聚春城昆明，举行公安题材影视创作座谈会。
回顾过去，公安题材影视创作成功的发展轨迹清晰地展现在文艺家们面前。大家谈起《铁道卫士》、《寂静的山林》、《羊城暗哨》、《虎穴追踪》、《徐秋影案件》、《冰山上的来客》、《云雾山中》、《山间铃响马帮来》、《今天我休息》等影片的时候，至今仍然兴致勃勃。他们认为，这些成功之作以其鲜明的主题，独特的风格，生动地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公安战线的丰富多彩的战斗生活，塑造出一大批公安英雄人物形象，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篇章。
历史进入新时期以来，公安题材影视创作，特别是电视剧创作，成就更是令人瞩目。电视连续剧《便衣警察》开新时期公安题材影视文化之先河，主题歌《少年壮志不言愁》至今仍被广泛传唱。以后相继产生的《梁子》、《有这样一个民警》、《龙年警官》、《乡村警察》、《刑警队长》、《针眼警官》、《特区警察》、《九·一八大案纪实》、《警魂》等一批公安题材电视剧、电影和《中华之门》、《中国巡警》等一些大型系列专题片，都在观众中引起较大反响，受到广泛好评。
随之而来的是广大观众希望人民警察形象更新颖、更丰厚，内心世界更富有，并且更富于独特的时代风采。应该承认，能够使观众倾心喜爱、堪称脍炙人口、产生轰动效应的公安题材影视作品并不多。不少剧作，审美价值不高，形象不丰满，人物刻画失之于表层，从思想内容到艺术表现都缺乏探索创新精神。
面对现实，文艺家们倍感任重而道远。于是树立精品意识、抓精品创作问题成为大家议论的中心。从优秀公安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实践中，人们发现，他们之所以获得成功，虽然得益于题材本身的独特性，但更应该归功于创作人员对警察生活的真切体验和感受。据介绍，《便衣警察》在创作过程中，全体演职员下到刑警队体验生活达半年之久。通过直接的接触和交往，他们对公安工作和人民警察的生活有了深切体验。那种以超常速度消耗着青春和生命并随时可能为之献身的职业，那种充满艰辛和危险的执勤生涯，那种必须承受来自社会抱怨和家庭委屈的双重心理压力，那种为维护法律和正义用血泪谱写的一曲曲壮歌，无不给创作人员以深重感触和心灵震撼。艺术需要激情，激情来源于生活。很多创作人员正是在获得了这样的激情后，才创作出了优秀的作品。像林汝为、陈胜利、巴特尔、黄建中、彦小追、王薇等这样的导演，像侣海岩、石零、魏人、张宏森等这样的编剧，无不有这样的深切体会。有人说，现在文艺界培养了不少艺术贵族，很多演员根本不深入生活，他们吃不了那份苦。忠于艺术的艺术家必须有生活，要用生命去体验生活。“出精品没有捷径可走，创作人员第一位的工作就是深入生活，要做潜水员，不做游泳员浮在表面”，这是与会者的共识。有的影视评论研究家还特别强调提高影视工作者自身素质问题。创作者没有较高的思想修养和艺术修养，创作精品将是一句空话。
公安战线，无疑是一座富矿，它正待有志于公安题材创作的文艺家们去深入开掘。公安部宣传局副局长武和平对此形象地说，公安题材的影视创作现状犹如一把扇子，还没有全部打开，形成张满船帆的全景式的壮观。于是，与会者多方面献计献策，提出公安题材影视创作要更加自觉突破“行业片”的窠臼，不断拓宽思路，从题材、样式到风格，都应拓展开来。仅就题材而言，隐蔽战线斗争反映甚少，内部矛盾斗争还不太敢触及，国际刑事案件还没有涉足，高智能犯罪也应该反映……我们要从狭窄的天地里走出来，放眼更广阔的世界。
人们高兴地看到，经过多年的努力，公安战线已培养和团结了一大批热心于公安题材影视创作的专门人才。一些有成就的艺术家、理论家已被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聘为客座顾问、编剧、导演、制片。公安系统的大门正向一切有志于公安题材影视创作的专门人才敞开！
第7版(文化时空)
专栏：金台文谈
爱，还得商量
周行
几场春雨过了，该开花的坛红出了花，能长草的地绿起了草，连电视也热热闹闹地烘托着春天的盛景。打开电视机，不管白天、黑夜，多半会有一首爱情ＭＴＶ扑面而来——“被爱与爱会不会一起来”，“我用一生的爱去寻找那一个家”……听着这些绵绵不断的哀婉小调，机前的老者、壮汉、青年、学童，怎地不会萌生如坠爱河之感？看来，爱，还是得商量商量。
爱，被认为是文艺的永恒主题。那是因为文艺是人的情感的一种表达、寄托方式，正所谓“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不然，从“关关雎鸠”到《红楼梦》，泱泱艺苑何以会挺起枝繁叶茂的爱情之树呢！
历史上确曾有过爱情被打入冷宫的遭遇。远的不消说，年逾不惑的人大抵还记得几件令人齿冷的文苑怪异。《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吴琼花的爱情线索被剥离得莫名其妙；《达吉和她的父亲》挂上了“小资产阶级情调”的“黑牌”；连《北国江南》中以情劝善的情节也因“温情主义”而被横加挞伐……这种“反爱主义”自然是爱的一重悲哀。
待到爱情堂而皇之地重登文艺殿堂，一些高雅素洁的爱情佳作应运而生之后，爱凑热闹的人们却熙熙攘攘地挤上爱情独木桥，弄出一个几乎“无戏不爱、无片不爱”的局面。农村的爱、城市的爱、青年的爱、老年的爱、中国人内部的爱，都嫌不够了，便有了几部把爱挪到洋行里，挪到洋人、华人之间的爱情悲喜剧，就连新兴的ＭＴＶ也把爱情弄成了大潮。这种“爱情大轰炸”则是爱的另一重悲哀，因为不给饭吃会饿死人，硬让多吃也会撑死人。
文艺当然应是真情的流露，“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不过人的情是丰富多彩的，喜怒哀思悲恐惊都是人情，爱只占七分之一。西人所说“愤怒出诗人”，也指出了爱不是创作的唯一动因和唯一内容。
即以爱而论，便也有同志之爱、朋友之爱、亲情之爱等等，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星儿”、“腕儿”非要一屁股坐在爱情秋千上，单调地摇来荡去而乐此不疲。
还是回过头来听听爱情ＭＴＶ吧。虽然不少歌曲没有惹人爱的旋律，但大多数歌词倒也还能看明白。爱情是什么？“梦在夕阳下”，“在这场惊险的战役里，谁也没赢”。爱情为什么？“我和你感受着爱与被爱”，“相信付出的爱会让我醉一回”。爱情结果怎么样？“找不到一丝丝怜惜”，“回首清江尽是泪”，“我只有伫立在风中想你”。愁苦、哀伤的词曲在气声和嗲声的渲染中，让原本并不愁苦、哀伤的观众听到了悲悲凄凄的爱、昏昏沉沉的爱、空空荡荡的爱，而欢快的、幸福的爱却成了缩在灶脚下的“童养媳”。这是爱的又一重悲哀。
不错，哀愁、伤感也是爱情中常见的情感，文艺天地里也应有它的位置。然而就是咏叹这种情感，也该传达出一种促人向上的情绪。孔夫子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虽然有些夸大文艺的社会功能，但是文艺确实有“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所谓文化，以文化之之谓也。这种化，是一种高尚的化，是一种能够提升人的情趣和素质的化。这种化也要看对象，分场合。试想，军营中能够弥漫“每一颗心都是爱的存在”，中学生能够允许“爱就爱到底”吗？
唱歌，不乏情感宣泄的成分，但它更是一种文化陶冶。一个人坐在家里唱唱卡拉ＯＫ，偶尔自我宣泄一下或许无碍大局，但是传播媒介争相推出爱情歌手，播放苦调的爱情歌曲，渐至弄潮成风，那结果便很悬了。倘若青少年朋友轻信了一些夸大其词的无病呻吟，在生活中佝偻脊梁塌了腰，倘若良知未泯的观众被劈头盖脑的爱潮弄倒了胃口，爱情再度成为“被遗忘的角落”，那便是爱的最后悲哀了。
第7版(文化时空)
专栏：神州采风
文艺界劳模谈艺德
本报记者李战吉
“五一”前夕，出席全国劳模大会的近２０位文艺界劳模欢聚在故宫漱芳斋，与文化部的领导刘忠德、高占祥、徐文伯、陈昌本、张华林等同志围坐在一起，倾诉参加劳模大会的感受和体会。座谈会上，欢声笑语，春风暖人。
记者趁机采访了几位劳模，请他们谈谈对艺德的看法。
在人民中间享有盛誉的戏曲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虽已白发苍苍，但精神矍铄。她铿锵有力地说——
演员心里要想着观众
“演员就是要为观众演戏。我小时候给农民演戏，演完后他们自动地送东西给我们吃。为什么？就是因为真心为他们演戏了。那时候，父亲告诉我，你每次演戏都要当成第一次演戏。后来，我体会到只有每次都像第一次登台那样，心里想着观众，认真地面对观众，才能永远得到观众的欢迎。观众是艺术的土壤，也是演员的裁判，如果观众不喜欢，你这演员就不行了。不管是演了多少戏，成了多大名，都不能心里光想自己，光想钱。”
对于名和利，著名京剧演员宋长荣也有同感，他慢声细语地说——
演员不能把钱放在第一位
“演员都想当个名演员，但是真名是演出来的，不是捧起来的，吹出来的。演员也是人，也得靠钱生活，可是不能认钱不认人，连艺德都丢了。演员名气大了，就算是‘星’吧，多拿点钱可以，但是不能漫天要价，更不能为了个人利益，动不动就罢演。你少拿了点儿钱就罢演，观众花了钱看不上演出又该怎么说呢？戏台上讲究救场如救火，别人的场都得救，自己的场怎么说撂就撂了呢！艺人有涯艺无价。演员不能把艺术当成自己的摇钱树，还是应该用艺术为社会创造点精神财富。想想吧，哪一个演员离得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宣传呢？”
深受观众喜爱的影视戏三栖演员李雪健一向说的比做的少，这次他还是结合自己的成长言简意赅地说——
演员台下也不能让观众失望
“我纯粹是沾了演英雄模范人物的光。就像我在一次领奖的时候说的那样，苦和累都让一个叫焦裕禄的好人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叫李雪健的傻小子得了。演员也是个职业，我们干这行就得干出个意思来。我们在台上演英雄，在台下也不能给他们抹黑，得向他们学点什么。演员是个公众人物，大伙都看着你呢。咱不能台上装英雄，台下当狗熊，让观众失望。就为了这，也得讲艺德，讲人格，也得把这‘小夹板’紧紧地套起来。”（附图片）
平凡的人神圣的职业 丁峰
第7版(文化时空)
专栏：
编者的话
从今天起，《文化时空》与读者见面了。它集社会性、新闻性、文化性于一身。下设的主要栏目有：
《文化巡礼》——反映某一地区、某一方面文化建设情况的通讯等；
《焦点观察》——社会所关注的文化现象的访谈和述评；
《金台文谈》——针对当前某一文化现象有感而发的短小、犀利的言论；《大地之子》、《人物剪影》——热情投身文化建设的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在文化园地上辛勤耕耘的文化工作者的特写、素描；
《神州采风》——社会性、群众性文化建设的动态，尤其是具有典型性的文化新事物的报道；
《书林一叶》——有关文化建设的新图书的精短介绍；
《文化之旅》——记述游历中所见所闻的文化性随笔；
《他山之石》——外国和港澳台地区的有借鉴意义的文化管理举措及文化发展动态的评介；
《文化信箱》——广大读者对文化建设某一情况、事件、问题的意见、要求和建议；
《天地掠影》——有关文化建设、特别是群众性文化建设的图片新闻；
《艺海泛舟》——当代具有一定艺术水平和审美价值的摄影、美术、书法、工艺美术等作品赏析。
《文化时空》每两周一期，将以交替出现的这些栏目传递文化建设信息，纪录时代文化足迹，倾听广大读者心声，共建精神文明绿地。我们不仅期望读者成为知音，对《文化时空》的生存和发展不吝赐教，也期待着读者朋友在劳作之余，为我们提供稿件和采访线索，同时欢迎为本版设计刊头和带栏目名的题花。来信请寄“人民日报文艺部《文化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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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物介绍
“永远当个‘民演员’”
——记上海京剧院演员孙爱珍
鲁丁
采访中国作协主席团上海会议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来宾馆会友的一位演员。寒暄之后，照例收到了一张名片。上边写着：“您的朋友孙爱珍（上海京剧院）”。平淡质朴的名片，一下子缩短了初识双方的距离。既然是朋友，索性就无拘无束地扯开了闲篇儿。
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孙爱珍的京剧生涯上。她说，她的外号叫“孙大胆”，她只身“闯江湖”，１３年走了２４个省、市、自治区，演出京剧５００多场，观众达６０多万人次。说真的，在京剧不景气的今天，这不能不算个奇迹。可是她却没有夸耀的神情，圆润的脸上透着一团恬淡，只有身上的一件红色风衣，烘托出少女般的纯真和热情，尽管她已是有３３年艺龄的“老”演员了。
我决定应邀到她府上走一走。一天晚上，忙完了其他活动，我走进人民路旁的一幢１５层高楼，敲开了顶层的一间房门。露出屋门的是那张衬着黝黑浓发的笑呵呵的脸。
“我这些年没白过，十几年演了两辈子的戏。”孙爱珍快人快语，刚落座，她的感慨便伴着一杯清茶送到了我的面前。
原来，上海京剧院有六七十位旦角演员，大家同时挤在一个舞台上。“一窝旦，要吃饭”，然而像孙爱珍这样的８０年代的“京剧新秀”，每年也只能演八九场戏。照此算来，一辈子还演不到２００场戏。于是，孙爱珍毅然走出大城市，在广阔天地里寻找大舞台。
１９８３年４月，孙爱珍与剧院签订了个人承包合同，只身离开上海，与安徽省蚌埠市京剧团合作，赴淮北矿区和怀远农村演出。这种轻装简从、机动灵活的演出形式一炮打响。渴望看戏的观众看到了大城市的角儿，渴望演出的演员赢得了数以万计的热心观众。孙爱珍大大地过了一把戏瘾，３０多天中，连续演了２３场戏，等于在上海演了３年。
从此，她便一发而不可收，成年累月地穿梭于大江南北，与当地的京剧院团合作，把戏送到了工厂、农村。所到之处，无一例外地都掀起了一股京剧热。昆明的同行说她“震动了春城”，烟台的观众说她有“感人的改革精神”，就连延边的朝鲜族同胞也称赞“尤恩各云早司米达（京剧好）”，新疆的维族兄弟也称赞“孙爱珍，亚克西”。
看着孙爱珍递过来的一大堆资料和照片，我脑海中的孙爱珍形象渐渐地丰满了。她不是浪迹天涯的“游侠”，而是送艺术、送温暖、送美德的使者。
在蚌埠市，第一天演出全本《玉堂春》，观众爆满。由于没有降温设备，舞台上热气蒸人，她连换了３套水衣都湿透了。演完《会审》，她便晕倒在后台。病愈后，为了报答热情的观众，她连演了３场《玉堂春》。
她每到一地，除了从事营业演出之外，都要搞一些慰问演出。在牡丹江市演出的一个月中，她带领协演的牡丹江京剧团的演员，深入到９个工厂、街道义演８场。在挤满工人的车间里，她跪在水泥地上，一丝不苟地唱《三堂会审》，赢来了工人的阵阵掌声。她听说还有两位炊事员没听到戏，就赶到伙房去演唱，感动得炊事员连连夸赞：“你真是俺们的好演员！”
现在不是流行做广告吗？我想，孙爱珍以她与观众心贴心的行动为京剧，也为自己做了一个引人共鸣的活广告。孙爱珍引起了社会的瞩目，众多素昧平生的普通百姓成了她的戏迷，不少名噪当代的戏曲前辈成了她的老师。
在长期的闯荡中，她成了“梅、程、尚、荀，集于一身”的“全能”型演员，连报纸上对她的称谓也在“京剧演员”前面加上了“著名”二字。
近年来，剧院改革，实行聘任制，她又以自己的实力应聘为文化交流岗，长年带领一个小组下基层演出。频繁的演出不但增加了个人收入，还为剧院创了收。仅去年她就按约上交给剧院４５００元。
孙爱珍可谓功成名就了，可是她却情真意切地对我说：“一个演员不能把眼光盯在名和钱上，掌声是用钱买不来的。我不追求当‘名演员’，而要永远当个‘民演员’。”
孙爱珍两室一小厅的屋里几乎没有什么打眼的陈设，可是却有两件非同凡响的“珍宝”。她告诉我，在牡丹江演出时，服装厂的工人非要送给她一套高档出口服装不可，她婉言谢绝了，工人们就送给她一本写有“赠给人民演员”字样的笔记本。在南昌演出时，一位正在学工艺瓷画的农村青年写来一封信，说他想看戏而眼下又手头拮据。孙爱珍立即送去了票。小伙子看上了戏，备受感动，学成手艺之后，马上烧了个画有孙爱珍头像的工艺瓷盘送给了她。
说到笔记本和瓷画像这两件宝贝，她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迸出了幸福的光芒，什么北国严寒、南方酷暑，睡在剧场跳蚤咬、走在路上暴雨浇……十几年长途跋涉的艰难困苦似乎都被一古脑地抛到了九霄云外。
或许是动情的回忆使这间拥挤的小屋骤然升温，孙爱珍轻轻地打开了窗户，一阵和煦的春风扑面而来。窗外，雄伟的南浦大桥挑起万盏灯火，映着苍茫的星空。“‘孙大胆’，你就大胆地朝前走吧，好人会一路平安的。”我在心里默默地为她祝祷，手里紧紧攥着那张印着“您的朋友”的质朴的名片。
（附图片）
上海京剧院演员孙爱珍
第7版(文化时空)
专栏：文化简讯
深受观众欢迎的《归去来兮》
近日在北京音乐厅推出的《归去来兮——旅美音乐家音乐会》引起很大反响，业内人士称其为今年以来水准最高的音乐盛事之一。
应美国林达中美文化交流中心邀请回国演出的男高音歌唱家莫华伦、女高音歌唱家汪燕燕、大提琴家王晓军和钢琴家赵放均为旅美多年、活跃于欧美乐坛的佼佼者。被西方誉为华人美声第一响的莫华伦曾有７年国际著名德国歌剧院首席男高音的履历，汪燕燕也在欧美各类声乐比赛中获过奖，于多部歌剧中饰演主要角色，王晓军则享有“小马友友”之称，赵放拥有美国“艺术大师演奏文凭”。这次故乡行，他们献上了拿手戏——演唱演奏技巧高难的世界经典乐曲和唱段，如歌剧《弄臣》的“善变的女人”、《蝴蝶夫人》的“当晴朗的一天”以及《波希米亚人》中的“波希米亚人”等等。他们以其出色的表演和美妙的歌声为首都观众带来极大的艺术享受。（凌紫）
第7版(文化时空)
专栏：文化简讯
北京电视台新栏目《都市阳光》播出
北京电视台新开辟的《都市阳光》栏目已于五月八日在二十一频道开播。这是继受到观众青睐的《北京您早》播出三年之后，北京电视台新闻部推出的又一个杂志性栏目。主办者说，该栏目力求及时反映生活中的问题，传播知识，拓展生活空间，成为观众的朋友与帮手。由《多彩空间》、《电视礼品卡》、《瞬间沉醉》、《走向文明》、《棋牌室》、《快动脑筋》六个板块节目组成的这个午间新栏目，以其趣味性、知识性、参与性吸引着观众。（景平）
第7版(文化时空)
专栏：他山之石
洋专家的忠告
康式昭
美国专家向中国文化界同行说，金钱不是唯一的动力；美国采取一系列方式扶植非盈利文化艺术；瑞典的文化政策中明文规定“反对文化艺术商品化”。面对不断深化的文化体制改革，我们该从中借鉴些什么？
还是在１９８８年５月，上海召开了一次国际艺术管理研讨会。会上，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歌剧及音乐剧发展计划总监爱德华·康恩在“临别赠言”中说：“我要向诸位提出一个善意的忠告：随着中国的市场力量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越来越向世界上那些同市场经济打交道的国家敞开大门，希望你们千万不能朝着‘金钱是唯一的动力’的方向走得太远。”这是针对“中国正在进行改革，包括艺术领域的改革”说的。美国专家、三藩市美国学院剧团文学主任阿瑟·巴洛特也说：“的确有很多人认为，赚钱就是目标，可我却认为这决不应该成为我们的目标！金钱只是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一种手段。”他认为，必须首先弄明白：“现在我们究竟为了什么在演出？我们要为观众们演出些什么？我们将给年轻的下一代带去什么样的信息？”
两位艺术管理专家说这番话的时候，我国正试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者说，正值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期。其时也，文艺体制改革已经提上日程，许多地方正做改革实验，积极寻找路子；而艺术管理的思想理论也处于既十分活跃又存在某些混乱的局面之中。比如，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有些人、包括有些文化行政部门的人，就提出了“全面推行文化艺术商品化”的主张，并把它作为文艺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作为与商品经济相适应、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理论根据，也就正好跌进“赚钱就是目标”的窠臼。近两年，“推向市场，实行断奶”的言和事，也还时有所闻。
这当然是一种误解。两位美国专家的话已经从一个方面做了回答。美国把他们的文化艺术区别为非盈利型和盈利型两大类，对前者采取政府拨款、税收减免、引导社会赞助等方式加以扶植，决不简单推向市场，实施“全面商品化”，任其自生自灭，兹不赘述。我想着重介绍西方国家中明确把反对文化艺术商品化作为基本文化政策的实例。
瑞典在６０年代，曾经就国家的文化政策开展过一场大争论。作为论争的成果，是１９７４年议会通过的关于国家文化政策的决议。决议规定了国家文化政策的八项原则：“表达自由；权力下放；增加活力和加强接触；反对文化艺术商品化；帮助经济条件差的各种人（儿童、青年和移民等）；艺术创新；保护文化遗产以及加强国际间的交流。”瑞典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编印的《瑞典简介》对此作了介绍，瑞典驻中国大使馆１９８６年出版了中文版。
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一员的瑞典，商品化的程度无疑是很高的。为什么要把“反对文化艺术商品化”作为国家文化政策的目标之一呢？１９９１年１０月，笔者赴瑞典考察文化政策、文化法规时，曾当面询问过瑞典政府文化部长——国家文化事务委员会主席罗夫达尔先生。回答是：文化艺术要完全实行商品化，行不通。比如一本书很有价值，但需要量少，就必须由政府补贴，不能完全由市场管。特别像我们只有８００万人口的小国，光靠市场不行。只靠市场调节，我们的歌剧院、交响乐团也都完了。他举了一个数字：瑞典每年出版５０００种新书，其中的８００种可以享受政府资助。办法是由出版商列具书目提出申请，一个专门委员会审批。
据笔者了解，对文化艺术实行区别对待，分散决策，分类指导，扶植公益文化、高雅文化和民族优秀文化，几乎是西方国家在文化管理上的共同对策。虽然多数国家没有在文字上标明“反对文化艺术商品化”的字样，但从未实行不分青红皂白把文化通通推向市场、搞全面商品化那一套。这些，是否可以给我们以启迪、以借鉴呢？
愿我们认真想想洋专家几年前的忠告，把眼光放得更宽些，更远些。
第7版(文化时空)
专栏：天地摄影
军营“咔嚓一族”
全国年龄最小的国际金奖获得者、全国年龄最小的一等功臣、7岁半的唐彬彬表演杂技《钻桶》，队列中冲出一群手持“傻瓜”相机的战士，争先恐后抢拍精彩镜头。 喻英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