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神圣光辉的一页
——《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总序
刘白羽
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５０周年之际，重庆出版社出版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
《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共５２卷，包括了全世界６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作品，是一套充满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大搏斗的书。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无数次战争。但最残酷、最暴虐的，莫过于德、意、日发动的这一场完全泯灭人性、狂逞兽性的血腥大屠杀。
想一想，由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到４０年代，是多么悲壮而又雄伟的大时代呀！
从亚洲到欧洲，从美洲到非洲都卷入浓烟烈火、血肉纷飞之中。黄河、湄公河啊！伏尔加河、莱茵河啊！都给鲜血染红了。人的生命像粉尘一样飞扬，人的骨头像野草一样枯槁。无数个日日夜夜，多少母亲血泪哀哀，多少儿女战死沙场。那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可怕、最黑暗的日子，阴森恐怖，毛发悚然，法西斯的铁蹄踏碎河山，法西斯的魔掌捣毁天地，黑烟滚滚，血海滔滔。尽管中国敌后战场上杀声震天，苏联战线上炮声轰鸣，可是，“?”字旗和太阳旗还在飘扬。不过，正是在这黑漆漆的瘟疫一般的日子里，全世界人民愤然崛起，展开了一场明智与愚昧的大较量，希望与死亡的大决战，亿万人民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书写出一部最庄严、最崇高的历史。它以真理的声音申告：人类必将按着科学的法则前进，历史必然按着马克思的预言发展。不论多么曲折，多么坎坷，宇宙上闪烁出一行鲜红的大字：社会主义的光明已经出现。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承担了伟大历史的使命，成为拯救人类于水火的决定的力量，正是他们唤醒了广大的人群，结成反法西斯的联合战线，进行了波澜壮阔、无比悲壮、无比神圣的斗争，宁死不屈，奋战到底。这就注定我们的世界像江河咆哮，大海奔腾。人类的文明，必定前进而不可逆转，这就是真理。
试想没有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进行那样史无前例的血战、苦战，怎能赢得胜利。在朱可夫元帅指挥下的红军战士，在每一寸废墟上反复厮杀，在每一段断壁残垣上往返争夺，俘虏了曾经毁灭整个欧洲、凶横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元帅保卢斯以及几十名将军。正是在伏尔加河一隅之地，扭转了整个人类命运的车轮。俄罗斯严酷的冰风冻雪，使希特勒重复了拿破仑的老路，找寻到了他们的滑铁卢的末日。
这是人类明灯闪亮的时刻。
这是人类欢呼雀跃的时刻。
啊！在斯大林格勒决定性胜利督促与鼓舞之下，终于开辟了第二战场。
中国作家向全世界作家发出了致敬信：
“全世界反抗法西斯主义的作家们！
全世界为民主自由彻底胜利而战的作家们！
在今天，伟大的民主阵营用雷霆万钧的力量向法西斯的元凶希特勒德国开始了最后致命打击的元月元日，我们全中国为民族的彻底的解放、为民主的彻底胜利而奋斗的作家们，在激烈热狂的情绪里面，向你们表示兄弟的关怀，向你们致送战友的敬礼！我们还希望能够通过你们向一切反法西斯的人们，特别是在西线海岸开始了人类史上空前的伟大登陆的战士们，在东线几千里的战场上将重新开始人类史上空前的伟大追击战的战士们，在欧洲全土掀起了和我们中国东西辉映的人类史上空前的伟大的游击战的战士们，表示兄弟的关怀，致送战友的敬礼！……”
这是中国作家的声音，这是从血战方殷、彤云密布的中国大地上发出的声音。
是的，中国的大地在震撼，中国的天空在呼啸，在从黄河到长江广大地面上，中国伟大的游击战争，惊天地、泣鬼神。从１９３１年算起，中国是受法西斯侵略最早，抗战时间最长的国家，生灵涂炭，灾难深重，曾经达到濒临灭亡的地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发动了广泛的人民战争，把凶狂残暴的日本强盗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直到日本法西斯在这土地上灭亡。中国作家的正义的声音，正是奋战中的亿万游击战士的声音。
当１９４５年春天来临的时候，一个决定性的消息从欧洲传来，苏联军队攻入柏林。
……苏军正由东北面向柏林的通衢菩提树下街前进。１００多年以来没有被外国军队攻打过的柏林，于今，正像德方军事评论家华尔史勒惨兮兮地说：这是一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在柏林听到大炮的雷鸣。炸弹从西方落下，大炮从东方轰来，整个柏林城尘土与火光冲天而起，这就是这个被围攻着的法西斯巢穴的写照。苏军已完全包围柏林，柏林攻下，即在旦夕，该城三分之一到一半，已为苏军占领，苏联旗帜已飘扬在德国国会废墟之上。
法西斯受到了他们应该受到的惩罚。
法西斯获得了他们应该获得的结局。
这是正义的胜利。
这是光明的胜利。
这是神圣圣殿中圣火的胜利。
美国人向广岛投下原子弹，那蘑菇形的黑云矗立天空，粉碎了日本法西斯最后挣扎的幻想。
苏联百万雄师挥戈东下，如同暴风骤雨，迅雷疾电，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粉碎了日本法西斯的主力关东军。
那是多么难眠的夜晚，又是多么难耐的黎明，从黎明与黑暗的转战中，人们终于看到了红色曙光的照临。
人，大写的人啊！你披着灰尘、染着血渍、含着微笑又挺然站立起来了。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这是永恒不灭的真理。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世界各国成千上万的作家，燃起正义的热情，挺身投入前线，把反法西斯这场伟大斗争的生与死、悲壮与理想、仇恨与痛苦，深刻而又激情地倾注入文学，于是反法西斯文学应运而生，蓬勃而起，在人们的灵魂上像火凤凰一样地翱翔，成为苦战的人们的精神支柱。正是沸腾的、英雄的战争生活，创造出沸腾的、英雄的文学。反法西斯的死者与生者的鲜血燃烧、升华，产生了多少鸿篇巨制。读者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中可以看到人类文学史上最光辉、最璀璨、最神圣的一页。反法西斯文学，正是作家的生命与反法西斯战争生活的融合，回答了作家的职责与文学价值这一严肃的问题。就以我所认识的几位外国作家来说，如果不参加苏联卫国战争，西蒙诺夫能写出《日日夜夜》、波列沃依能写出《真正的人》吗？如果不参加法国的抵抗运动，维尔高尔能写出《海的沉默》吗？如果不经历日本的侵略战争，野间宏能写出《脸上的红月亮》吗？如果不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沃克能写出《战争风云》吗？
文学，这就是正义的文学、不死的文学的生命。它不仅描写了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而且在斗争中深刻剖析了道德情操的崇高与卑劣，心灵的美丽与丑恶，因而它是人生的永恒的导向，像燧石一样随时可以敲出闪亮的火花。
在那一场反法西斯战争中，我们是参与者，是幸存者。但随着年月的流逝，幸存者也所剩不多了。６年前，当我和乌克兰参加卫国战争的作家拥抱时，我说过：“我们在亚洲战斗，你们在欧洲战斗，但是我们是在从黄河延伸到第聂伯河同一条战壕里作战的。”可是不久以后和我拥抱过的波·阿夫托玛诺夫就溘然长逝了。当我向８０岁迈进时，我日比一日觉得双肩上承担的责任更重更重了。不错，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过去半个世纪，那时留在地面上的战争痕迹已经消失了，但是在人们的心灵里鲜血却在永远呼唤。我想还会有失去亲生儿女的母亲活在人间，在她灵魂中犁出的血的犁沟能够平复吗？我掀着《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每一卷，我的心都无法平静。的确，收拾未寒的尸骨，是最令人悲伤的事情。把当年的历史，连同硝烟弹火，战死杀伤，留给下一代、再下一代，永远留传下去，把反法西斯的精神传诸后世，使先烈的英灵化为强大动力。我认为我们出版这一文学书系，就是我们应尽的神圣的使命。因为这都不是用墨写的书，而是用血、用泪、用生命写的书。当地面上的血渍，给风吹雨淋而无有时，这些书卷却将鲜血永远渗透人的灵魂，使人类的生涯多一分血色，有一股生机。这书无论流落在哪一个角落里，也许让一个在生活羁旅中无所寄托的人，能从中得到一分力量。那也就是对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生者和死者很好的回答了。
在我们筹划出版这一书系的集会上，一位老人说了一段话：“反法西斯战争过去了，但是世界并不太平，各地的热点现在也并没有解决，斗争仍然是长期的。对我们的青年人来说，要爱国、爱祖国。祖国为什么可爱？这就要使我们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要了解中国的情况，了解中国的近代史。我们的科学技术发展了，但比起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来说，还比较落后。落后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在科学技术方面是领先的，我们的四大发明可以说明这一点。但是，中途长期的黑暗的封建统治，特别是１５０年前的今天，英国用炮舰政策打进了我们中国。从此以后，在这１００多年间，中国由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各个帝国主义都打过我们。经过２０多年的战争，中国人民取得了胜利。现在我们站起来了。现在我们的经济发展是稳定的，社会发展是稳定的。但是，敌对势力仍在搞破坏。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教育我们的人民，教育我们的后代，教育我们的青年，不管世界风云变化如何，我们都要走自己的道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让我们记住这位老红军战士、老反法西斯战士的话吧！它正说明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深刻意义。
的确，世界并不平静。有硝烟的战争从未停息，没有硝烟的战争到处蔓延。请读一读从柏林来的这一则新闻报道：
“……为铭记６０年前希特勒上台的惨痛教训，德国柏林及全国数十座城市的居民，３０日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谴责新纳粹近年来日益猖獗的仇外排外暴行。
“在柏林，由一些知名艺术家倡导的这次活动，于３０日傍晚１７时３０分开始。１０万多名手持蜡烛的群众在东起亚历山大广场，西至凯旋门地段，组成了一条长达１０公里的‘光链’。
“在当年希特勒上台（１９３３年１月３０日）时举行火炬游行的勃兰登堡门前，示威群众用烛火组成了‘决不许历史重演！’的巨幅文字图案。
“１８时整，柏林中心区主要建筑物的灯光和群众手持的蜡烛熄灭５分钟，以对希特勒和新纳粹的暴行表示愤慨并对当年和现今的受害者表示悼念……”
柏林为什么这样慷慨激昂？
因为新的纳粹又活动猖獗。
正义的人们发出洪钟一样的声音：“决不许历史重演！”
让我们探测一下我们世界的情景，有些征候，不是很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那一幕又在上演吗？
让人们用蜡火组成的“决不许历史重演！”永远熠熠闪光，照明世界吧！人们——你身上有着伤痕的人，你心上有着创痕的人，特别是青年人，你们不要忘记你们的父辈、祖辈，曾经以何等忘我的精神进行了搏斗，他们有的死在战火烈焰之中，有的带着残肌断臂终于悄然逝去。你们不要忘记他们，是他们用血、泪、生命抚养了你们，创造了这灿烂辉煌的新时代。牢记住那一句话吧：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人们啊！望一望黎明前明亮的启明星吧！它标志黑夜消逝，预报白昼来临。让我们为彻底消灭人类的残杀，让我们为了人类享受和平，奋斗前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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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名著重译问题
王力军
世界文学名著重译热是近年来图书出版界一个十分突出的文化现象，从需求的方面讲，它客观地反映了当今广大读者文化需求的指向与新变。氤氲于名著之中的深蕴绵远的艺术情韵与魅力，人们对高品位精神需求的愈来愈旺盛，以及读者对一些大众文化消费热点的逆反而导致的文化需求的调整与转向，共同形成了世界文学名著广受青睐的文化需求局面，共同营造了一个深具潜力的世界文学名著的广阔市场，从而也构成了世界文学名著重译热产生的最基本的文化背景。作为一个文化热点，名著重译热是一个特定时期的产物，它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一些现象，而且还有许多思考。
名著重译中的两个视点
世界文学名著的翻译，是基于原著的一种有意义的再创作，它不仅需要译者过硬的外文功底，而且也需要译者具备深厚的文学素养；因而可以说文学名著的翻译工作是一件十分艰辛的事业。几十年来，经过翻译者和出版部门的共同努力，在我国文学译园出现了不少成绩斐然的翻译家和优秀的译本，前者如傅雷等，后者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等，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认同。但是，近年来，面对读者对世界文学名著需求的上升之势，不少出版部门一方面受出版利益的吸引，另一方面出于版权问题的考虑，便开始在名著重译上做文章，重译本由此大量出现。据粗略统计，小仲马的《茶花女》中译本（含缩译本）仅１９８０年以后就有近２０种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司汤达的《红与黑》、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名著的中译本（含缩译本）也均在１０种上下，而其中不少是近几年出现的重译本。面对如此情况，人们围绕名著重译大量出现有无必要的问题各抒己见。
几个月前，在杭州召开的全国第二次文学翻译学术研讨会上，许多翻译界的专家学者对名著重译问题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一部分人认为，世界文学名著重译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它对于我国的文学翻译事业来说是件好事，不同译本的出现是不同译者对原著再创作的结果，它标明我国翻译出版事业的繁荣，因而，盲目否定名著重译本是不妥当的；另一种意见则把眼光放在近年来出版的现实状况上，指出，近年来名著重译渐成热点，趋之若鹜者甚众，存在着很严重的病态现象，一些译本不仅粗制滥造，而且还有恶劣的抄袭行为，其后果不堪设想，因而对名著重译热应及时降温。如此看来，名著重译作为一种文化热点现象，其利弊优劣是现实存在的。其实，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十分重要。从理论上讲，名著重译产生的不同译文版本，对提高翻译水平无疑大有裨益；但这里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和出发点，即重译名著必须是在一个端正的学术态度的前提下，才能说重译具有必要和积极的意义，否则情况就会变得十分复杂，甚至有时会变得很糟。从实际情况而论，近年来我国出版界名著重译现象引起人们重视和关注的，却不是那些质量较好的新译本的出现，而是多由于经济利益驱动而产生的诸多劣质“新译本”的泛滥，其消极影响足以令人詈责；但这仍不足以完全否定重译自身存在的必要和价值。总起来说，名著重译有着一个值得肯定的理论方向，但其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若不及时加以克服，其应有的价值将失而不存。
名著重译中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
名著重译是正常的文化现象，但当它一旦凝成热点，在一个时期内骤然升温，且居高不下，这似乎就是一个不大正常的现象了。经验证明，好事一经成“风”发“热”，便很易走向反面。“古籍今译”热、“辞书编纂”热等，它们的状况不足以让人忧虑吗？而名著重译热也恰恰与其如出一辙，出现了不少问题，深究下去，这些问题的根本症结一言以蔽之，即商业利益的驱动。
问题之一：出版者单纯牟利的弃责态度。将名著重译既不看作一个文化问题，也不看作一个学术性问题，而是看作谋取经济利益的手段，一些出版者丢弃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在重译上大做文章，以至于到了十分离谱的程度。一位个体书商就曾透露，他“做”的书就是翻炒而成的。这不需要找翻译者去字斟句酌地逐句推敲，而只需将前面的几个译本放到一起，这本一句那本一句，稍作变动便完事大吉，“译”中文比译外文要省事得多。如此而言，这样的翻炒中文译本而炮制出的“新译本”又能有什么价值可言呢？然而，书商赚了钱走了，留下一堆文化垃圾，像核废料一样，危害了每一个靠近它的人。试想，作为出版者，何以达到这等地步？弃责求利，只能是唯一的回答。
问题之二：译者队伍的仓促组合与学力不支。翻译事业是一项艰辛的劳动，成就好的译作，一要有厚蕴的学力，二要有渊深的文学素养；尤其是要超过原有的译本而使新的译本获得应有的地位，可谓难乎其难。因此，世界文学名著翻译，并不是一般人可问津的。但在名著重译热中却出现了“兵团作战”式的译书方式。据某大学中文系的一位青年教师讲，他们就曾为出版社和书商“译”过书。为了获得最大的商业利润，出版者“火箭式”出书，他们催稿急，时间紧促，为了完成组稿任务，就必须找一些学生，每个人分译一部分，突击翻译，拼凑成章，草草交稿出书。译者队伍如此组合，加之那些莘莘“译子”们水平不高且参差不齐，其“新译本”的状况便可想而知了。名著翻译在此沦为手工作坊式的制作过程，这对名著之“名”不啻是一种亵渎。看来，在名著重译热中，译者队伍的仓促组合与学力不支已成为矛盾的一个尖锐的焦点。
问题之三：重复出版，造成浪费。正是大量重译本的质量出现的严重问题，在其经过图书市场拿到读者手中时，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是巨大的。这样的译本将对我们的读者和我们的下一代产生怎样的不良影响和后果呢？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编译者们和出版者们的文化良心的质问与思考。而从经济效益角度来讲，劣质译本的出笼，虽为某些不法书商和出版社赚了钱，但从国家整体出版利益来说，却造成了巨大的浪费，是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
这仅仅是名著重译热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面对这种状况，有识之士曾呼吁：“‘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但愿不要出现今人好‘玩’名著而名著灭。”
进一步加强名著重译的出版管理
名著重译热的兴起，委实令文化界人士兴奋了一番，而其中出现的问题却是人们始料未及的。从出版机制上讲，毛病出在管理上。其一，应认真清理图书市场上的劣质重译本。名著重译热中，产生了一些较好的重译本，但由于经济因素的渗透和不法书商的操纵，不少劣质重译本严重冲击着市场，因而，切实整顿市场，扬优抑劣，不仅可以及时削除劣质译本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而且还可以引导名著重译走上良性的发展轨道。其二，出版部门必须明确名著翻译出版的指导思想。世界文学名著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精粹与瑰宝，对它的译介是利国利民，提高全民文化素质的大事，在翻译出版过程中，无论是译者，还是出版者，都应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本着对原著作者的尊重和对广大读者负责的精神，把社会效益的追求放在第一位。这是一个自律的过程，也是一个自觉的过程，那种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无所顾及的出版行为必须受到出版管理部门的严格限制。其三，质量问题，是名著翻译出版的核心问题。名著重译热中所出现的不良倾向总体来说是质量不高，因而抓译本质量便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事情。对质量的重视必须落实到出版管理机构对出版者具体的制约机制上来，即实行出版社专业归口管理，只有专业的外文出版社和有专业外文编辑室的出版社，才能出版名著译作，唯其如此，才能彻底改变一些出版社没有专业编辑力量而盲目投入翻译出版热的不正常状况，以保证出版流程的清正。其四，统一协调，减少浪费。出版者盲目投入名著重译热潮中，造成非正规化、非学术化、非条理化的各自为政的混乱出版局面，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缺乏宏观的指向。因而，出版管理部门必须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协调，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出版而带来的物质的浪费和文化生产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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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圳传奇》的魅力
冯立三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作家有一个紧随时代前进的优良传统，那是由于他们面临的时代可以给人希望而造成的。拨乱反正时期，他们以振聋发聩的声音帮助人民或者说与人民一道矫正曾经误入歧途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步入改革年代之后，他们又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人民或者说与人民一道探索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社会组织方式。他们决不忽视文学的艺术性要求，但总是在追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的过程中去实现其艺术性要求。中国作家对文学的理解，最大的获益者是报告文学。强调文学是有意味的形式，会把报告文学引上消亡之路，而强调文学是有形式的意味，则将把报告文学引向生活的大海。
倪振良的《深圳传奇》诚如题目所示，是关于深圳这座传奇城市的报告。这种不以人或事件而以一地之变迁为描写对象的写法，既富创意，又多艰难。有关深圳１５年来的一切举足轻重或有代表性的人物，一切关乎深圳发展前途的举措和事件都要在作者的视野之内方能奏功。但城市毕竟也有它的生命的律动，有受孕育、诞生、成长的历史，有它的兴旺和挫折、光荣和屈辱，因而又完全可以依照其发展的轨迹组织情节，串联人物，构成文学对于一个城市的完整的观照。深圳在辟为经济特区以来的１５年间，从一个荒僻的边陲小镇快速发展为一座多功能、外向型的现代化大城市，吃尽了人间苦头，也占尽了人间春光。
《深圳传奇》对深圳发展历程的描写与对深圳改革经验的梳理同样重视并获得了同样的成功。它似乎是以梁湘、李灏、厉有为三届领导班子的接续构筑纵向的情节，以经验的归纳为横向的铺展，并自然地与情节交叉。故结构尽管庞大，眉目依然清晰。它所梳理的经验，已越过表层，触及深层次改革的诸多要点，如建立外汇市场、企业股份制改造、劳动用工制度、工资制度、住房制度、物价制度、社会保险制度、中层以下干部直接选举制度等。阐述这些问题需要不少学问。深圳的改革经验是丰富的、全面的、深刻的。从表面看，有不少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从本质看，则是利用资本主义的东西以发展社会主义。深圳不但没有抛弃社会主义旗帜，而且以改革促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得以具有远胜于过去的感召力。
《深圳传奇》以邓小平同志１９９２年深圳视察为开端，色彩明丽，随即描写５０年代中期中国错失良机的历史场面，倍加惋惜。这是很富深意的设计。开创历史新时期的伟人，也必是能够造就一代新的英雄豪杰的导师。作品或繁或简，刻画了众多自觉的创业者的形象，例如浩叹“世界是成功者的世界，历史却是冒险家的历史”的张恩佩，敢于当面给市长脸色看的董日升，以身殉职的利汉清、柯宏谋，打工妹出身的作家安子，举家南迁的影星祝希娟，等等，都有精彩的描写。
由于三届领导班子处于深圳建设的中心地位，对他们的政绩、政策、见解和才干给予更多的关注，合乎情理。对他们的描写，一般回避琐碎的生活细节，而着重于人物的社会角色以突出其政治才干、经济才干、文化才干，以及显示在这种才干中的性格特征。同时，又特别注意表现他们的群体意识、群体意志、群体性格。
把深圳描绘得一片光明，毫无弊端，不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令人鼓舞的是，无论什么困难，都不能阻挡深圳人民前进的步伐，是深圳党政领导与人民，在快速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正以法制的力量，民主的办量，教育的力量向一切妨碍生活前进的丑恶现象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伴随着深圳改革开放事业的新的进程，《深圳传奇》的续篇也一定会问世，我们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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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瀚的历史画卷
黄从兴
２０世纪是一个伟大发展的世纪，如奔腾浩荡的洪流，滚滚向前，在人类历史上树立了一座又一座的闪光丰碑。我们的前人所走的路，该是何等惊心动魄！特别是人类经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磨难，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回顾和研究这段历史，是很有必要的。为此，湖北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９４年组织武汉的部分学者，编写出《２０世纪要事概览》这样一部有关２０世纪的重要工具书，是值得可喜的。
《２０世纪要事概览》共分八大类。即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军事、科技、教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文艺、社会及其他等。编写此类读物，覆盖面广，信息量大，不同于其它历史小说作品和文学之类题材，它十分强调历史的真实性，不允许编著者加枝添叶，或移花接木，必须真实有据，有案可稽，有史可究。如本书中的《“七·七”事变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亦即卢沟桥事变；《“九一八”事变》亦称柳条湖事件，以及举世闻名的《平型关战役》和《台儿庄战役》等。另外，从本世纪世界首次经济危机和各国经济发展情况作了记载、论述。在社科文教艺术方面，从科学主义思潮形式到行为科学产生以及人类首次进入太空等，可见是一部集理论性、学术性和知识性为一体的大型工具书。它既不同于辞典，也不同于大事记，不求突出全面，只求突出要事。夹叙夹议，寓论于史，使其兼有学术性知识读物与工具书的双重价值，我以为这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把２０世纪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是在近几年才开始的，可以说还是刚刚起步阶段。国外已出版了两本专著：一为地区史，布莱克和赫尔姆赖克合著的《２０世纪欧洲史》；一为国别史，林克和卡顿合著的《１９００年以来的美国史》。还有一本工具书：阿兰·帕尔默编写的《２０世纪历史词典》。以上几本都是外国人撰写的，国内迄今尚没有这类专著问世。《２０世纪要事概览》的出版，却填补了这一空白，凡在２０世纪各个领域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该书均有收录，突出了一个“要”字，让人们一目了然。不仅如此，该书还就每一历史发生的背景和发展进程以及后果影响，也进行评述。逐年排列，选材准确，条理清楚，文字简练。各类都是从１９００年依序至１９９０年止，为读者提供了一幅较为完整的２０世纪历史行程的画卷，从而开拓人们观察国际问题的视野，这又是本书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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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血的忠诚》研讨会举行
国家体改委改革出版社近日在北京举行了《带血的忠诚——靳树增传》研讨会。
为了形象地再现我国１６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从各个方面表现改革开放的成就，该社出版了《百名著名企业家传记丛书》和《百家一流企业丛书》。《带血的忠诚》是其中之一。这部由王刚、龚应恬创作的作品描绘了靳树增创办亚视集团的奋斗经历。与会者对文学表现改革生活、高扬时代主旋律等问题进行了研讨。（白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