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特写

  追花采蜜养蜂人
王永华贺广华
4月江南,“乱花渐欲迷人眼”。我们来到湖南“养蜂之乡”衡阳县,所到之处,春花遍野,蜂蝶纷飞,养蜂人家追花采蜜,忙碌极了。
   清里村是蜂的世界
英陂乡清里村是衡阳县的传统养蜂重点村,全村百余户人家,有38户养蜂在40箱以上。在村头,我们碰上养蜂大户颜家铁,他戴着面罩、手套,正忙乎着取出一块块的巢础,用蜂刷把蜜蜂刷进蜂箱,再用摇蜜机将蜂糖摇进缸里。老颜见我们走近,打着手势示意站远一点,以防蜂蜇,然后放慢手脚与我们唠叨起来。他说:“采蜜蛮辛苦的哟,从早到晚冒(莫)得休息,有时连饭也吃不成嘞。”
话虽这么说,老颜的一双手却没停过。“我养了60箱蜂,遇上好天气,一天最多能采上百公斤蜜。”
蜂王浆是蜜糖的精华,采集更为不易。我们见老颜躬着腰,用一支细毛笔一点点地从蜂巢的小孔中粘出来,格外细心。他介绍说,眼下蜂王浆一公斤市场价280元,几乎是蜜糖的30倍,不过,一天也难取一公斤。
清里村有1500多口蜂箱,简直就是蜂的世界。时值柑橘花开,成群的蜂儿不停地在空中盘旋翩飞,跳着圆圈舞、“迪斯科”或八字舞,煞是有趣。村里人告诉我们,跳舞是蜜蜂的语言,所传信息大抵是花丛的距离、方向、蜜量等等。
蜂农说起蜂来都是一往情深。据介绍,蜂的生命极其短促,最辛勤的工蜂其生命旅程只6个月,短的仅约45天。难怪人们要为其鸣不平——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忙?
了解了蜂的身世,我们对养蜂人也就更多了一份敬意。品尝那尚温热的新鲜蜂蜜,感觉似乎渗入了养蜂人的滴滴汗水。
   转场是件辛苦事
衡阳县养蜂业始于本世纪30年代。从前,养蜂主要靠野生花粉,因当地花粉资源有限,季节不匀,蜂农大都要浪迹天涯。
养蜂大户颜克强家3代养蜂,他说:“我爷爷养蜂的故事说来伤心,就不提了;我父亲60年代为养蜂也吃过不少苦头呀!北上东北,西至云贵,南下两广,到头来还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我这一辈赶上了好时代,有了好政策,东颠西跑的日子少多了。”
但是,养蜂人一年四季总有那么一些日子要外出奔波。在乡村公路上,我们也时而见到开着大卡车驮着蜂箱转场的蜂农。
4月22日,我们与正要出发转场的颜家国聊了起来。他介绍说,转场有大小之分,小转场一般在20公里以内,大转场则是出县或出省。
转场是一件辛苦事。“我今天凌晨5点就起床了,与家里人一块忙了3小时才装好箱、隔好板。出家在外,风里雨里,饱一顿饿一顿是常事,这几个钱不好赚!”
据他透露,由于本乡养蜂人家多,花源不足,一些大户便要转场到邻乡或邻县去,但出省的几乎没有了。近年来本县花粉资源越来越丰富,基本可满足养蜂业所需。“我这回也不打算跑远了,就上邻乡转悠转悠。”
当然,外出总有担惊受怕的时候。比如说胡蜂侵袭,就挺讨厌的;突起盗蜂,也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再就是预防蜜蜂生病,如常见的腐臭病、白垩病、螨病等,如不及时防治,会有大群死亡危险。
    季季有花,月月酿蜜
无花不成蜜。对于养蜂人来说,谁不祈愿四季春常在、花常开?!
据县畜牧水产局汪正兆介绍,80年代以来,为恢复和促进养蜂业的发展,县里大力培植花源,先后发展了60万亩油菜,50万亩黄荆条,10万亩柑橘,5万亩湘莲等,花源面积总计达320万亩。
如今,全县面积在2万亩以上的花粉植物有近20种。春季有油菜花、草籽花、柑橘花、紫云英、刺槐花;夏季有枣花、乌桕花、荷花、黄荆条、稻花;秋季有菊花、山桂花、荞麦花、草木樨;冬季有油茶花、各类菜花等;真正是季季有花,月月酿蜜。
当然,并非所有的花粉都可供蜜蜂采集。有的花粉含有毒素,蜜蜂一采就死。比如油茶花,含有较高的生物碱,蜜蜂采后烂肚,因此该蜜源一直被国际养蜂界视为禁区。
衡阳县油茶资源丰富,达60万亩,多少年来,蜂农对这一宝贵的“蜜库”垂涎欲滴,但也只好望花兴叹。
从1983年起,县里组织科研人员进行攻关,经过10年不断探索,终于研制出一种解毒剂,在油茶授粉期,让蜜蜂服用,取得成功,这一成果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由于有了油茶花源,基本结束了冬季蜜蜂靠人工喂糖饲养的历史。既增加了产蜜量,也降低了养蜂成本。”汪正兆说起这事颇为自豪。
花粉成蜜,蜜蜂助籽。自然界中,80%的异花授粉植物需要借助于昆虫授粉,才能产生丰硕的果实。野生昆虫虽说不少,但人类难以控制和利用,而人工繁养的蜜蜂是最理想的授粉昆虫,对虫媒花作物的结籽、坐果大有好处。
据该县农业专家介绍,以油菜为例,有关实验资料表明:有蜜蜂授粉比隔离蜜蜂授粉花期明显缩短,可提前一个星期成熟,结荚多,籽粒饱满,病害少,平均增产在12%以上。
    “飞”出来的大产业
养蜂业一不与农作物争地,二不与畜牧业争粮,三不耗能,投入产出比通常为1∶9,成本低廉,被誉为“空中农业”。
80年代中期,县里成立了蜂业服务站,从蜂具、蜂药、信息、技术、资金、收购、加工、销售等环节实行一条龙服务,使小小蜜蜂“飞”出了一项大产业,成为当地农民的一条致富好路子。
据介绍,目前全县养蜂户已发展到3860户,其中年养蜂纯收入7000元以上的专业大户721户。蜂群由70年代的3000余箱发展到近4万箱,年产蜜量逾60万公斤,蜂王浆15吨,蜂业总收入在1000万元以上,占全县农民副业收入的1/3。
栏拢乡栏市村周光日,养蜂已20余年,今年养蜂80箱(见题图)。他说:“我现在就干这个,一年搞它一两万不成问题。不瞒你们说,这些年养蜂赚出了一栋小楼,还给儿子买了一辆夏利车。”
城里人眼看蜂农一个个都发了,也纷纷下乡养起蜂来。原县玻璃厂万和平4年前停薪留职去了西渡乡正大村,如今已养蜂130箱,年收入超过3万元。原县广播局退休干部罗宏国,一家7口生活困难,1991年试着养蜂30箱,当年便赚了6000多元;现在不仅解决了生计问题,还有大笔存款呢!
(附图片)
蜂农颜家国手持一块巢础告诉我们,巢础上的蜜蜂有半斤之多,约四千只。
雁鸣摄
拦拢乡蜂农周光日在取蜜。 永华摄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稳定农业的要处是给农民实惠
——访辽宁省盘锦市委书记王向民
本报记者段心强
王向民,55岁,毕业于山西矿业学院。从1964年开始,历任本溪矿务局技术员、工程师、矿长、矿党委书记,后任本溪市委宣传部长、秘书长、市委副书记,1988年调往盘锦市任市委书记。他总结实践经验时,深有体会地说:
我深深感到,稳定农业,最重要的是要让生产粮食和蔬菜的农民,有越来越多的收入和实惠。
平心而论,农民生产粮食和蔬菜很苦,也很难。出大力、流大汗且不去说,要命的是摊派多,负担重;为改变这种状况,我们给每户发一本《农民负担手册》,每交一次钱都在上边登记,并让收费人签字,这下杜绝了乱收费现象。
引导农民多种经营,是稳住粮食和蔬菜生产的重要一环。这几年我们搞了农业“五色工程”:绿色工程是指粮食生产,重点是多施农家肥,用养蟹和生物治虫,生产绿色食品;蓝色工程是指水产生产,重点是搞“水上盘锦”建设,1994年水产品已达到6.5万吨;白色工程是指塑料大棚和地膜覆盖,现已有塑料大棚8万亩,冬菜产量多达37万吨;黄色工程是指以黄牛为主的畜禽生产,现已有黄牛3.1万头,比1989年翻一番多;红色工程是指以红富士苹果为主的果树生产,新栽果树90万株。由于搞了“五色工程”,并不断推进产业化进程,1994年农业虽遭受水、风、虫多种自然灾害,人均收入仍达到1976元,比上年增加600多元,为种粮种菜提供大量资金。
我们还对农业进行资金投入,科技投入,仅地方财政一年就投入5000多万元,现已普遍推广良种、新的种植方法和植保方法,有效地增加了产量,降低了成本,使农民的收入不断提高。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用愚公精神创业兴业
——河南省济源市委书记高文焕一席谈
本报记者张志凯
高文焕,安徽省萧县人,大学学历。先后担任过焦作铝厂党委书记,焦作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察局长,现任焦作市委常委、济源市委书记。
5年前,我来到愚公的家乡——河南省济源市任市委书记。步入90年代,济源市由农业型向城市化发展,如何赢得快速高效?我从济源历史和现状的综合分析中找到了结论:愚公精神是济源振兴的动力。
济源市地处太行、王屋山区,大山带来的有封闭的自然条件,也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已探明的30多种矿藏是济源走向富裕的资本,加上50年代起步的“五小工业”,管理和技术上都具一定优势,能不能在现有的基础上上规模、上档次,尽快和市场经济接轨?
这里的关键是要解放思想,要胸有大志,勇创大业。胸有大志,就是要树立把济源建成内陆特区的大目标,用这个大目标把人们的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在经济发展的更高层次上树立起新的开放、竞争和效益观念。勇创大业,就要敢于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把廉价竞争优势变成实力竞争优势,营造能抵御风浪的规模经济的大船,想长远,创大业。这才是愚公精神的真正内涵。
这几年,我们正是以愚公精神去艰苦奋斗、稳步前进的。1993年,济源市的财政收入第一次突破亿元,在河南省县市的名次中跃升至第8位。1994年的财政收入又突破两个亿,由第8位跃升到第2位!
这几年的实践使我深刻认识到,济源的经济要想有大的发展,除了其他方面的因素之外,必须始终坚持艰苦奋斗的愚公精神。(附图片)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人生舞台

  刘洋和他的梦
本报记者郭伟成
“未来不是梦。因为梦可以带来希望。只要努力,梦可以变成现实。”
刘洋说这话时,表情很平淡,仿佛在回忆遥远的故事。不久前,在上海举办的国际时装设计研讨会上,刘洋的设计引起轰动。
刘洋来自南国广东,曾以“前卫派”形象享誉时装界,被认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青年时装设计家之一”。用他的话说,他出生在一个“土得掉渣”的地方——河南三门峡附近的一个小地方。在他的记忆里,故乡是连绵不断的山岗和在崇山峻岭中咆哮东去的黄河。自小,他和小伙伴们就被起伏的山岗阻隔在远离都市的山坳里。那时,刘洋最大的乐趣就是在黄河边上,观看喷着长长白气呼啸而过的火车。轰鸣的车轮声,曾唤醒了多少山里孩子的梦想。只是,这种梦与时装设计实在相距得太遥远了。
不知什么时候,刘洋迷上了画画。到他中学毕业时,中国也有了《时装》杂志。刘洋这才知道,除了他们山里人穿的这些衣服外,还有另外的天地。于是,这个出生在黄河边的少年萌发了一个梦想:做一名时装设计师。为了这个梦,刘洋考入广州美术学院服装设计专业。1987年,刘洋获得“中国艺术院校品学兼优学生奖”。同年,以优异的成绩分配到外贸公司从事服装设计。每天工作后,刘洋都把自己关在小屋里,勤奋地画画,拥着画纸和衣料进入梦乡。
1989年,在首届中国青年时装设计大赛中,刘洋占尽风流,一举夺得一等奖、二等奖和2个三等奖。1990年,刘洋举办了他的第一次时装发布会,他的创作激情有如泉涌。“野之趣”、“海之灵”、“天空、大地、海洋”,他把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梦推向舞台,奉献给爱美的人们。接着,刘洋又在1992年的香港国际时装大赛和北京国际时装大赛上获得大奖。他的作品被送往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及东南亚国家参展。他的想象力给他以灵感;他的不落窠臼的艺术个性不断给时装界以惊喜。在北京’94第二届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上,在这16个国家与地区参加的国际服装展示的海洋里,他推出令时装界耳目一新的“刘洋——中国男人的世界”。他以19个系列的280多套男装,在世界时装舞台上第一次挥洒出一场以中国男性为主体的时装发布会。他以最直观最美丽的语言,为中国男人赋诗作画。刘洋把传统认为女装的色彩、面料与装饰手法大胆地运用到男装上,又遵循倒三角和直线的设计原则,以保持男性的硬朗之气;在这种古典派和浪漫派的交融里,张扬着男子的阳刚个性。
刘洋做了很多梦。他说:“将东方的娟秀与西方的浪漫相结合是我创作的精神”。他的时装设计既有融入前卫意识的先锋派作品,又有将艺术性与实用性完美结合的佳作。看上去典雅、浪漫、华贵的作品,其实多是用十几元一米的廉价衣料设计制作的。纵论世界时装文化,他认为中国要走自己的路,不必去追求成为“东方的巴黎”。
为了使时装设计师成为时装的主角,从幕后走到幕前来。刘洋打算自编、自演一部表现服装文化的电影,并为之写下了主题歌“梦是一条漫长的旅途”。
这就是“刘洋和他的梦”,一个从古老的黄河边带来的美丽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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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者见闻录

  “神针”赵步长
本报记者孟西安
七寸银针和他1.85米高的个头相比,反差实在太大了。然而,就是这小小的银针,却在身材魁梧的赵步长大夫手中显示出祖国医学的神威:先后有5000多名国内外中风偏瘫患者,在他捻动的银针下离开病榻,扔掉了拐杖。
一个细雨濛濛的星期天。在西安脑血管病专科门诊室,等候着40多位中风瘫痪初诊或复诊病人。
“赵大夫,你救救俺妈吧!”一位30多岁的农村小伙子,背着一位神志不清嘴歪眼斜的老大娘,急匆匆地走进门诊室。
赵步长和夫人伍海勤大夫,连忙把病人迎进诊室。经检查,病人因患脑血栓引起中风偏瘫。
“别急,帮忙把你母亲的衣扣解解。”赵步长大夫亲切地对这位农村小伙说:“今天扎扎针,试试看!”
伍大夫把白色药帽给患者戴上,然后,在患者的曲池、合谷、足三里等穴位扎上针。赵大夫轻轻地捻动银针:“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
“我叫蒋——树——英,58岁了。”病人缓缓地睁开眼,轻轻地应答。患者的儿子惊喜万分:“哟,能说话了!”
从扎针、运针到拔针,共约20分钟。
“蒋树英,胳膊往上抬抬,能抬多高抬多高!”
只见病人慢慢抬起双臂,用力向头部抬起,双手摸到头顶。
“好,现在抬抬腿。”
只见患者先把右腿慢慢地抬起,然后又缓缓地抬起左腿,接着双腿又弯曲过来。
蒋树英在儿子和大夫的搀扶下,终于坐立下床。
“神针”美誉不胫而走,许多身患中风的异邦患者,不远千里来找赵大夫求治。
新加坡64岁的黄宪章,患高血压后两次脑血栓,只有在家人保护搀扶下,才能拄拐杖或坐轮椅行走,当他得知“神针”赵大夫医术高明,就辗转赶到咸阳。经过一个月的治疗和休养,黄先生扔掉拐杖。回新加坡前,黄先生特意把轮椅和拐杖留下作为纪念。他还特意送给赵先生一块长匾,上面镌刻着四个大字“仁心仁术”,然后一身轻松地踏上归途……
前年4月,赵步长参加“中国医学卫生科技成果展览会”随团到印度尼西亚,当患者得知中国“神针”赵步长来到的消息后,纷纷前来求治。他先后给200多名印尼患者进行了诊治,其中有50名病人痊愈,150名病人减轻了症状。一位瘫痪11年的财团经理,治愈后激动地送来一面锦旗:“神针治瘫,妙手回春”。
1993年11月10日是赵步长难忘的日子。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42届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上,赵步长等人研制的“药气针”疗法和“脑心通”胶囊,一举荣获该届博览会金奖。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天涯海角的农民旅游业
本报记者段存章鹿舫
时隔十余载重访三亚,天涯海角涛声依旧,面貌巨变。
这里高楼林立,路桥纵横,水电充足,通讯发达。昔日蛮荒之地的三亚人过上了国际滨海旅游城市的生活。
   治穷,从茅草屋到别墅式楼房
位于天涯海角、鹿回头等旅游景点和场所附近的村镇率先富起来了,最醒目的标志是成排成片的别墅式楼房代替了昔日的茅草小屋。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旁边的羊栏镇已有2000多户农民住上别墅式楼房。旅游业带动了运输业、服务业、商业、种植业、养殖业的大发展。过去这里号召农民种菜,国家给贷款也不愿种,近几年蔬菜销路广了,农民争着种,一下发展到1.8万多亩。种一亩蔬菜,两个月就收入1.5万元。桶井成了闻名全省的“汽车专业村”,全村780户农民拥有大小汽车780部,交通运输业收入占总收入的88%。农民蒲瑞雄跑运输、搞种植、做生意,全年收入近百万元。
旅游城的农民看到了“兴旅游、旺百业”的前景。他们说,“城里盖起大酒店,乡村富了一大片”。三亚目前已拥有涉外宾馆28家,床位5000张。1994年国内外游客达110万人次,旅游营业收入达3.8亿元,比上年增长43%。到1995年底,全市旅游涉外宾馆床位将发展到1万张。
   治懒,从熬时间到忙赚钱
黎族自古有“女子下田,男坐茶楼”的习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黎族的男子也坐不住了。林旺镇的黎族农民派人去请崖城镇的汉族农民来帮助指导种瓜菜,几年时间,林旺镇的户户黎家学会种瓜菜了,他们的剩余劳力纷纷走出村寨,到崖城镇的汉族农家承包土地种瓜菜,或打工赚钱。这样既勤带了懒,富帮了穷,又加强了民族团结。荔枝沟镇南丁村黎族青年、个体协会副会长高德珍,1982年以800元注册资金开始经商,逐渐滚动。到现在有50多万元资金。自己富了别人穷,他心里不舒服。于是,他与村委会的领导一起走家串户,向村民宣传党和政府发展旅游业的政策,他慷慨解囊,先后资助7000元扶持村民经商,学习汽车驾驶和种植西瓜技术。
记者在三亚还目睹了“玩猴嬉鹿富农家”的场景。游人参观陵水县的猴岛,农家女争相出售喂猴的香蕉、花生,苗族姑娘忙着推销旅游工艺品。游人参观嬉鹿园,门口出售喂鹿饲料,每包地瓜片2元。三亚四季如春,农民常年种植地瓜、花生,开始赚旅游人“玩猴嬉鹿的钱”,也是一条就业致富路。
   治脏,从老渔民到新市民
治脏重在环卫基础设施建设。近两年,三亚市政府拨款700万元用于建公厕,购置洒水车、吸粪车、垃圾装运密封车、多功能车,还增加一大批垃圾桶和果皮箱,初步缓解了全市垃圾收集、清运、填埋的被动局面。特别是在城镇乡村建起一批标准化的公共厕所。记者在游客拥挤的乡间渡口旁,看到一座崭新的公厕,粉白墙上写着标语,“新村是我家,卫生靠大家”。游客入厕有专人收费,厕所内打扫、清洗得毫无臭味,这也是旅游业带来的文明。
三亚农民祖祖辈辈以打鱼为生,“一条破黑船,生儿育女不出舱”,如今生活追求美的新市民,开始懂得保护环境的重要。在三亚河岸的滩涂上,很少看到堆放的垃圾,居民们开始栽树、养花、种菜。记者看到一个小小的告示牌上写着:“我搞绿化,你倒垃圾,不知清洁工之苦,你破坏环境,我依法治你!”
   治愚,从“文化沙漠”到文明绿洲
旅游业不仅为农民发展经济插上了翅膀,而且也使文化、教育等领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鹿回头村黎家妇女罗明英“少生快富”传为佳话。这个村几年前人均收入不到180元,90%人家住草房,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5个孩子。罗明英家日子艰难,她与丈夫商量到医院上了节育环。有人讥笑:“黎族有3个生育指标,你生1个就节育,不怕坏了咱黎族人子孙满堂的规矩。”她说:“我是少生娃,多挣钱。”她筹集资金购置机船从事捕捞业,两年还清借款,盈利5万元。接着又贷款办起珍珠养殖场和珍珠工艺品销售商店。养殖场一年养150万颗珍珠,每月纯收入3万多元。罗家富了不忘国家,不忘乡亲,捐款3500元支援河南省巩县救灾。在罗明英带动下,鹿回头村1991年以来实现无计划外多胎生育。全村人均收入达1300元,50%农民年收入万元以上。
三亚市新华书店被誉为“洒满阳光的窗口”。星期天,我们去看“窗口”的风采。店门口矗立着一块广告牌:“爱国主义教材新书目录”。店内顾客拥挤,想不到特区书店业务还这么火爆。我们与保港镇临高村47岁的农民郑应东交谈,他家离市内50公里,抽闲时爱来书店。他自费订《参考消息》、《海南日报》,定期跑到邮局看《三亚晨报》。
生机勃勃的旅游业给三亚农民带来了新的希望!(附图片)
依旧的天涯海角 本报记者陈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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