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从焦裕禄和孔繁森
的遗物说起
邓国良
１９６４年５月１４日，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不幸逝世。人们在他病榻的枕下，发现了两件遗物——一本《毛泽东选集》和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２９日，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在去新疆塔城边贸考察中不幸殉职，他留给人们的两件遗物是：八元六角人民币和发展阿里经济的１２条建议。
相距３０年，整整一代共产党人成长的历史。不同的两件遗物，既打上了不同时代的历史烙印，又反映出一个相同的本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的宗旨。
３０年前，焦裕禄每逢遇到困难，都自觉地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中去寻找立场观点和方法，呕心沥血总结出了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即改变兰考旧貌的新思路。他为此执著地奋斗、追求，临死前还说：“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３０年后的孔繁森是改革开放时代的领导干部，他在因公殉职前，念念不忘的是如何加快阿里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步伐。至于那仅有的八元六角钱，无需解释，只要想一想他为抚养的两个藏族孤儿去卖血的经历，说什么也是多余的了。
从焦裕禄和孔繁森这两个不同时代的优秀共产党员的两件遗物上，确切地说，从他们两个人身上，我们看到了共产党人伟大的人格力量。他们用行动和生命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真正的共产党人做“官”，一定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公仆，而绝不谋取私利，中饱私囊。
毋庸讳言，共产党里也有“五子登科”的“蛀虫”。但是，中国共产党开诚布公地真灭“蛀虫”的举措，加上一大批活着的焦裕禄和孔繁森的榜样力量，历史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必能永葆不衰的生命活力，祖国和人民的事业会更加辉煌。
第4版(副刊)
专栏：巾帼风采散文征文
中原女神探
张芳云
坐在我面前的这位身着警服，看似柔弱的刘玉琴，却能在险象环生的警坛上纵横驰骋，在扑朔迷离的刑侦战场屡建奇功。２３年来，刘玉琴正是以她那细腻的情感、超人的胆识、卓绝的才智，诠释着中国当代女警官丰富的人生，成为威震神州的警坛女杰。
中原“自古巾帼出英雄”。刘玉琴，这位在泥土中滚打过又经过特警训练的新一代女刑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１９７２年夏季的一天，郑州公安局接到报案说黄河滩南岸发现一具无名女尸。案情就是命令，刘玉琴在刑警队长的带领下和几名干警一起立即赶赴现场。
当时１９岁的刘玉琴第一次看见死人。双腿不由得直打哆嗦。正在这时，队长一声令下：“玉琴，快去河滩把尸体扒上来。”刘玉琴看看队长和几位干警信任的目光注视着她，她牙一咬，心一横，在没有手套和防毒面具的条件下，她捋起裤子，下水走到尸体旁边，面对高度腐败的尸体，呛得她几乎要窒息。刘玉琴屏住呼吸，用颤抖的双手拨开尸体上成团成团的蛆虫。谁知拨掉一层还有一层，刚拨开的又往上爬，不一会，刘玉琴的手上脚上爬满腻腻的蛆虫，令人恶心，加上腐肉的奇臭，几乎要把刘玉琴熏倒。只见她把尸体从泥沙里拖出，慢慢移到河岸。她，第一次“冲锋”就获得了“成果”。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７日下午，刑警队接到报案，郑州市石化路基南坡发现一具无名男尸。刘玉琴立即带领侦查员奔赴现场。死者头东脚西卧着，右耳下部有三处钝器伤，现场周围没有任何搏斗痕迹。经过两天两夜的摸底排查，弄清死者是郑州市某厂工人朱留根，其妻赵某系郊区一小学教师。就在其妻到场认尸后尸体突然失踪。一时间，案情更加复杂了。
面对这么复杂的案情，刘玉琴心急如焚。通过长达一周的调查分析，经过“去伪存真”的判断，刘玉琴大胆提出“勾奸夫害本夫”的推理，并迅速将７名罪犯一网打尽。
当然，一桩疑案的推断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源于事实的存在和破案者的“直觉”和“灵感”，是智慧的结晶，是深厚的工作积累的升华。
刘玉琴办的案子，真是三天三夜说不完，也听不厌。光是近几年就参与破获各种刑事案件１８００多起，重大刑事案件５００余起。人们称她为中原第一女神探，被公安部命名为二级英模。
有人说，女人是水做的。但从刘玉琴身上，却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女人也有钢铁般的意志。
为工作性质所决定，刘玉琴整天在外奔波。接到报案，她马上出发，像一阵风，谁也阻拦不住。其实，她也有很多委屈和无奈，她也有满腔柔情，她暗暗流出的泪不比别的女人少。
现在，刘玉琴已为人妻人母。有一个和美、温馨的令她从心底感到幸福的家。还有一个伟岸英俊支持她事业的丈夫。套用一个俗语：成功女人刘玉琴身边，并肩站着一个理解关爱她的丈夫。
刘玉琴动情地说：“结婚１６年，我欠丈夫很多很多，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妻子，而作为一个母亲，我欠孩子的更多。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难受。”
为了不影响工作，刘玉琴让丈夫从老家把他二弟接过来照看孩子。可她小叔子是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哪会照看孩子呀。
记得孩子刚会走时，刘玉琴要突审一个犯人。事不宜迟，孩子一时又无人带，她就索性将孩子锁在屋里，谁知孩子渴急了，自己便去拿水瓶，由于力不从心，满满一瓶开水从女儿脸上浇下来。刘玉琴回到家里一看女儿烫成这个样子，急忙把孩子送往医院。在医院里，当医生解开孩子的衣服一看，胸前已经脱了一层皮，刘玉琴几乎昏过去。她又心疼女儿又恨自己，心如刀割一般痛。如今女儿甜甜已长到１５岁，她常常对镜子望着脖子上巴掌大的疤痕伤心落泪。每看到这些，刘玉琴总含着泪抚摸着女儿的头说：“乖女儿，都是妈妈不好，没照顾好你。等妈有空了就带你去做整容手术，把妈妈腿上的皮取下来给你补上，那时你脖子就好看了。”
一个人走向成功也许并不难，难的是在成功的光环之中能保持清醒，在走出光环时依然故我。
刘玉琴成功了。１９９４年３月，她被命名为全国“三八红旗手”，成为建国以来公安战线唯一获此殊荣的女性，同时被公安部授予二级英模荣誉称号。作为“巾帼建功代表团”成员之一，她光荣地登上了首都的演讲台。国务院总理李鹏听完刘玉琴生动的报告后，上前紧紧握住她的手激动地说：“真不简单！刑警是男同志的工作，是战斗在第一线的工作。你是女同志，又当队长。祝贺祝贺。社会治安全靠你们啦！”
刘玉琴说：“如果命运允许我选择１００次，那么我就１００次地选择刑警这个职业。”
（作者单位：《当代民声》杂志社）
第4版(副刊)
专栏：
悠悠陕北故土情
苏世胜
悔愧地说，在村里的同龄人中，我是第一个离开故土的。那是６０年代末，村里的小学只设四年级班，考上五年级就得到镇子里上。镇子离村有３０多里路，我是和邻村的几个同学背着铺盖卷一起去的。
镇上的学校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阔气。几排旧瓦房，左右排列着，左边是教室，右边是宿舍。没有顶棚的教室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横卧的大梁，竖搁的灌椽，悬着的泥巴。宿舍和教室的构筑一样，只是多了一张６米长的大炕。临冬越春，无论烧多大的火，房中清冷阴森。睡炕头的同学被烫烂毛毡被褥，睡炕尾的一夜都感受不到暖意。每年开学的前几天就有同学提前送铺盖，抢占炕头。灶上每天只供两餐，早晚间隔时间长。从小就习惯了一天填三次肚皮的我，早上吃罢等不到晚上，晚上又盼第二天早上，嫩弱的身子常被饥饿折磨着。那时我才十三四岁，常有一种失去母爱、想念家宅的孤愁，甚至幻想着，若我的家也住在镇上，上学不离家门该有多好。
那时心里涌动的情思并不是出于对故土的眷恋，而是幼稚的心灵需要得到一种爱抚。打那以后我就成了离开故土的旅人，浪迹世途的心经过几度拚搏，才在城市的缝隙里找到了生活的土壤。
当我的左手向城市招唤，右手向故土挥别时，当我的双脚从乡间的小路走出，每敲击一下城市的马路时，当我的遍纳鞋踏平了农家的窑院，又搓皱了宾馆的红地毯时，我的脉管里搏动的是劳动者的血液。大漠的孤烟，高山上的耕牛，那是生命的景象，人类无法灭绝的根。
尽管城市生活多情温柔，但我是故土的一位使者，每当疲惫困惑时，我还是喜欢回到故土，这是我进行精神疗养的一幢别墅。在这里我可以尽情地追寻童年的梦，亲热重病缠身、终日耕耘着土地的父母。
十年前的那盏油灯照着十年后的父母和我。父母用长满老茧的手，还像我小时候一样摸着我的脸颊说，城里的水土不养人，这孩子又瘦了许多。听着父母用心汁发出的笨言拙语，我的泪水敲打着用芦苇编织的炕席。经历了半生的沧桑，在城市的风风雨雨中，我又重温了母爱父情的温暖。
十年里我始终没有能忘怀故土。父母乡亲们经过一生的拚搏，送走了苦难的岁月，但山路依旧，儿时的伙伴大都离家出走，寻找丘比特的爱神之箭去了。
这些天村子里落了一场北国罕见的大雪，除了窑沿是乌黑的，整个山野一片银白洁静。装着故乡的思情，怀着往昔的岁月，我携着十岁的儿子去山梁上踏雪，儿子揪着我的衣角，惊叹苍茫的山野，闪光的积雪。沿山梁而上，那无数的雪堆下面就是我家的祖坟。我静默在那里，儿子又在问我，这又是谁的坟墓？这回我告诉他，这就是你的祖先；就是你爷爷的爷爷的老老爷爷。儿子走上坟顶，面对着我。儿时的那轮冬阳，还挂在西天的薄暮下，清辉洒在坟顶的西侧，折射着我和儿子的脸颊。我突有一种中年老暮、人生如逝的感觉。幸而，眼前的老树上还有几根枝干和青条在寒风中坚挺着，像在期盼着一个更好的来春。哦，穷山瘠土尚且不甘凄枯，刚交“不惑”之年的我又岂能有此迟暮之情？再看那雪，便充满了振奋之色，洁白中反显得那么生动。
第4版(副刊)
专栏：
（剪纸）申沛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