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4月29日人民日报 第9版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社会观察

  规模空前的第8届首都图书交易会以4.6亿元的订货带给出版界人士意外的惊喜。正在举办的北京’95直销书市以及各地相继举办的专业书市、特价书市、图书订货会,不仅显示出“扫黄打非”后图书市场的繁荣,而且还为广大读者送去一个个——
春天的书讯
本报记者赖仁琼
从“隔山买牛”到“看样订货”
始于1986年的图书交易会延续至今已有8载。这一年一度的新书大检阅、大征订、大展卖成了全国出版界与新华书店的盛会。你出什么书,我订什么货,出版与发行的沟通对当年的图书销售和出书结构、资源配置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应当说,这种订货会是对我国旧的图书发行体制的一种改革和创新。一位出版界人士将过去书店凭订单订货形象地比喻为“隔山买牛”,而把产销见面的交易会称作“看样订货”。几年间,参加订货会的出版社从最初的40多家到今年的300家,订货金额从当年的数百万元到今年的4.6亿元,的确令人鼓舞。
产销见面的图书订货会尽管是一种改革的尝试,但它毕竟突破了几十年形成的统购统销局面,减少了流通环节,提高了发行速度和效率,在一定范围内降低了流通成本,因而受到出版、发行部门和广大读者的欢迎。
第8届首都图书交易会上参订的图书达4万多种。许多省市的出版社和新华书店联合组团进京,70多人的上海团一次订货900万元,广州虽然只来了30多人,但仅广州市店一家就一次订货1600万元。而经济和文化都尚不发达的山东临沂,地区书店一次订货也达800万元。琳琅满目、品种繁多的图书交易会上人如潮、书如潮。许多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在展台“当班”,及时了解、搜集信息。书店订货人员则在五六个大展厅中往返穿梭,挑选洽谈。要在短短四五天会期选购订货,使他们感叹:“书太多了,连书名都看不过来,想抓重点,但书多得让人难以抓住重点。”
许多出版社在交易会上亮出了自己的“名牌”和“精品”,大量高品位、高质量的丛书、套书、系列书吸引着买书人的目光。到交易会闭幕时,不少出版社订数突破千万元,其中,名列榜首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为2840万元。位居第二的华夏出版社1834万元,该社总编辑王智钧十分欣喜:“订数这么高,真没想到!”
据交易会组委会成员王磊分析,尽管有书价上涨等因素,本届交易会4.6亿元订货金额仍比去年的2.1亿元翻了一番。
从“来料加工”到“选题策划”
本届交易会为何如此成功?交易会组委会负责人、中国版协经营管理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黄国荣认为,一是“扫黄打非”后出版秩序得到清理整顿,二是出版社内部改革不断深化。他说,出版社治本的改革是选题和质量。要达此目的,必须狠练内功,即调整编辑功能,提高编辑素质。
编辑功能的调整在于变过去的守株待兔、等米下锅的“来料加工”为瞄准市场需要、积极策划参与。一些出版社已在这方面大胆探索。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10卷23部)“中国历代大战纪实丛书”(20卷)就是出版社策划出来的。他们策划选题后,专门约请我国军事科学、党史研究专家给作者讲课,然后再组织作家采访、写作。我国最大的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则专门成立了策划编辑部,近两年已策划出版了几个影响很大的系列套书。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世界散文随笔文库》、《杨绛作品集》、《台湾散文名家名品丛编》,都凝聚着编辑策划、设计的心血和汗水!
成立仅9年的华夏出版社在提高编辑素质、深化内部改革方面取得的成绩令人刮目相看。此次交易会上的1834万元订货金额令全体同仁扬眉吐气。老总王智钧说,1992年第五届交易会上,我们只订了30多万元,赴会的人回来时都垂头丧气。仅仅两年,华夏如何打的翻身仗呢?
原来,“华夏”近几年招聘了一批高学历、高职称、高水平的人来出版社工作,他们中有博士后、博士和硕士。出版社以“传播人道主义,弘扬华夏文化”为宗旨,以残疾人为主要服务对象。针对他们中多数人文化水平不高、购买力低的特点,策划、出版了大量适销对路的图书。除残疾人康复、特殊教育、社会保障等专业书籍外,还精选了百部中国历代名著佳作,编辑除对疑难字、词以及方言、典故一一注音、释文外,还配以若干插图。装帧精美而在同类出版物中价格最低的《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出版后极受欢迎,仅前10部就印了11万套,今年在交易会上一次就订出1万套。
“华夏”的编辑职工中,残疾人占10%。他们自强不息、勤奋工作的精神也感染、激励着身边的健全人。正因为这样,他们对残疾人作者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华夏”人表示,残疾作者的书,我们赔钱也出。出他们的书并不是对他们的恩赐和怜悯,我们在编辑出版中,灵魂可以得到净化,境界可以得到升华。现在,不少残疾作者成了“华夏”的朋友,“华夏”也因此有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和知音。
名著永远有生命力
几年前,在此起彼伏的下海热、出国热、炒股热中,浮躁的国民心态和青少年远离名著的现象曾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深深忧虑和不安。近年全国各地相继开业的图书城、图书中心和图书市场向高质量、高品位发展的趋势又令出版、发行界人士转忧为喜。我国文学书籍的权威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今春订货2840万元,就是一个有力的明证。
“人的精神需要不能停留在平庸阶段”,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李文兵说:“在活跃的图书市场,一本书可能各领风骚数十天,但真正站得住的还是那些厚重的东西。”他认为,中外文学名著是经历了历史洗涤、凝聚着人类智慧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人类文明的突出标志,所以,名著永远有生命力。
2800多万元的订货使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仁空前繁忙。谈及该社的编辑、出版、发行,李文兵说,除新书和新编丛书、套书外,不少常备书也有大量征订,有的书甚至没上征订单,也有书店点名要订。为此,印刷厂、发行部不得不加班赶印、发货。计划出200种、目前已出60种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订数也不少。李文兵分析,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文化修养的提高,文学作品特别是中外名著的读者群正在不断扩大。一些原来看流行小说的读者,现在也转而读名著。不少名著图书装帧印制十分精美,具有保存价值,个人购买者越来越多。
我国的中外名著出版几十年来从未中断。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份资料显示,该社几十年间出版、印刷超过百万册的中外文学书籍有20多种。《红楼梦》、《三国演义》、《基督山伯爵》、《茶花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复活》、《家》、《春》、《秋》、《围城》、《保卫延安》等印数都在一二百万册,有的一版再版,印数高达400万册。
全国500家出版社中,出版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名著的出版社占60%以上。译林出版社精装、平装、普及三个版本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国际文化出版社的《全注全译史记》、《四库全书精华》,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岳麓书社的《古典名著普及文库》,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苦菜花》、《敌后武工队》以及方便少年儿童阅读的各种名著连环画都受到读者青睐。
人们常说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的一生。让我们从一部部充满人类精神文化财富的书籍中汲取更多营养,以丰富人生,创造未来!(附图片)
题图照片:第8局图书交易会展厅。
左图:’95北京直销书市一角。
摄影:王磊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三清”的学问
——访安徽淮北市市长陈德胜
卢小飞刘金龙
陈德胜,52岁,1967年毕业于合肥师院政教系,曾在固镇县公安局、财办、政府办任过职,1980年后任县委常委兼区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淮北市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等职。谈及“公仆之见”,他对“三清”的内涵独有一番体验。他说——
早在基层工作的时候,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三清”的原则,这“三清”是——清醒的头脑、清晰的思路和清廉的作风。
清醒的头脑,就是要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关键的时候不糊涂、不动摇。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既要大胆开拓进取,又要把握住大的方向和原则。要经常总结经验,反省自己。为使自己时刻保持清醒,除了必要的理论学习、知识积累,还得经常体察民情,从群众中吸取丰富的政治营养。我下基层,一般不事先打招呼,一竿子插到底。打了招呼,“前呼后拥”,那样你就很难了解到实情。作为人民公仆,应该把自己融于平民之中,“父母官”应视人民为父母,才能不错位、不倒位,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
清晰的思路,源于对情况的了解和分析,是做好工作的基础和前提。淮北市1960年建市,是个煤城,经过30多年的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都有了一定的基础。根据市情,我们提出了淮北市发展的战略思想,就是“发挥自身优势,实施强优带动,立足科教兴市,重在富国富民。”在此基础上又确立了发展的战略目标,即“打好三个基础(农业基础、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发展六大产业(煤、电、纺织、建材、机电、化工),实现‘双一’目标(国内生产总值达100亿元,财政收入达10亿元),力争五年翻番。”只要措施得力、工作扎实,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嘛!当然这个思路要靠实践检验,也要靠清醒的头脑来不断修正。
说到清廉,这是为官之本。现在常讲勤政廉政,不勤政也谈不上廉政。人民群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为官者不能不考虑群众的心理、群众的情绪。我觉得,现在廉政比勤政更难,勤政主要靠自己,廉政既要靠自己又要靠大家,要创造一定的环境和气候。
还有一种清廉往往被人忽视,那就是襟怀坦荡、敢讲真话。向上级汇报工作,要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要报喜又要报忧,不能尽是“莺歌燕舞”,回避问题和矛盾。向下面了解情况,不能只听好的、看好的,要坚持实事求是。有一次,我给前来视察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讲了当时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矛盾,引起这位领导同志的重视,也促进了这类问题的解决。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特写

  傅企武和彭泽鲫鱼
余继军卢大喜
初到九江,即探得傅企武和“彭泽鲫鱼”的话题。人与鱼并提,其中定有蹊跷。乘老式吉普沿湖颠簸十几分钟至九江市水产科学研究所,见到了大名鼎鼎却单薄瘦小的傅企武所长。故事是从鱼开始的。
农民的意外发现
江西省彭泽县马垱镇丁家湖是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地方。传说《水浒传》中的阮氏兄弟便是在这里“打渔杀家”的。
1958年,正逢“大跃进”,当地农民欲挖塘造田,抽干了丁家湖的水,却意外地发现了一条大鲫鱼。通常人们见到的鲫鱼只有几两重,而这条鱼竟有6.5公斤,于是这条鲫鱼被制成标本,送往北京农展馆展出,命名为“彭泽鲫鱼”。
傅企武是在1970年分配到彭泽县水产场工作的。几年间,傅企武迎来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来自北京、南昌、九江的水产科学工作者,他们是冲“彭泽鲫鱼”而来的,却都空手而归。一旁的傅企武暗暗地滋生了一个念头:研究并开发“彭泽鲫鱼”。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30岁的傅企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江西大学生物系。四年后,他不假思索地返回九江,甚至要回到彭泽去。九江水产科研所的老所长和他谈了一个下午,留下了他。
彭泽鲫鱼成为推广良种
“我是生逢其时。”傅企武感慨道。其时,全国科技大会的盛况还萦绕在人们的脑海中,“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的诗句更是家喻户晓,举国涌动“科技潮”。1983年1月,当傅企武得知江西省科委将“彭泽鲫鱼”列为重要科研计划时,兴奋得夜不成寐;而另一条消息又让他忧心忡忡:马垱的农民正在填埋丁家湖建市场。“彭泽鲫鱼”濒临灭绝!他坐不住了,不顾严冬岁尾,带上三个伙伴奔赴彭泽水产场。
就在这个寒冬腊月里,人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彭泽县城到马垱的30里土路上,一辆破旧的手扶拖拉机上总颠簸着四个知识分子;丁家湖晚归的渔船上,总有四个浑身溅满污泥的城里人在船舱里翻找;彭泽县水产场的解剖室里,总有四个手冻得如面包一样的青年在深夜忙碌……直到腊月二十八,他们才从1500多尾重半斤以上的鲫鱼中挑出了700多尾“彭泽鲫鱼”,写出了《彭泽鲫鱼资源初步调查报告》。
当时,傅企武的家还安在彭泽水产场。家与解剖实验室近在咫尺,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傅企武竟然没有进过家门,而他的儿子正在发高烧、出水痘。“实在是没有时间啊。”回想起来,傅企武不无内疚。
傅企武将选出的700多尾鱼放到临近的太泊湖和芳湖养育。不料,天不作美,6月的长江说变就变,一场特大洪水席卷而来,太泊湖、芳湖受到威助。一旦二湖被淹,“彭泽鲫鱼”也将随之东去。刚从培育基地返回九江水科所的傅企武不顾往返奔波的劳累,也不管太泊湖是血吸虫病的重灾区,带头跳入湖中,将鱼苗一一抓起,转移到安全地带。鱼没事了,人却瘫在了地上。
为了防止“彭泽鲫鱼”遭人捕捞,傅企武在水塘边搭了一个木棚,却不睡在棚里,而是住在棚顶上,以便夜间警觉些。这样傅企武就成了蚊虫光顾的对象。早上起来,四肢、头部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红点。开始还知道痒,后来居然麻木了,只是红点依旧。
鲫鱼的繁殖期在清明前后,此时江南还是料峭春寒,为了观测到卵子从受精到胚胎发育的全过程,傅企武连续几昼夜地守在显微镜旁,困了就用冷水洗脸提神,脸颊被冷水刺激起了红斑,他终于记下了胚胎发育全过程。
经过七年六代的艰辛选育提纯,傅企武终于选育出了性状稳定的“彭泽鲫鱼”。这种鲫鱼头小体大,可食性强,且一年即可长成半斤以上,而一般鲫鱼一年只可长到3两。1989年,该鱼种通过农业部鉴定,被列为“八五”期间全国重点推广良种。
傅企武依然淡泊名利
培养出良种,并非万事大吉。“老百姓是要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果才肯来仿效的。”傅企武说。1992年至1993年他主持实施《彭泽鲫鱼规模开发》星火计划,在九江市推广养殖面积13万亩。一年下来,产值3400余万元,接受技术指导的老百姓共获利2000余万元。此信息很快为国内养殖界知晓,新疆、青海、云南、广西的采购者纷至沓来。辽宁的养殖大户为了抢时间,干脆租用了九江军用机场的飞机,一口气买走了500多万尾鱼苗。据统计,目前在全国20多个省市共有100余万亩养殖“彭泽鲫鱼”的水面,平均一亩可增加产值400元,全国累计增加产值4亿元。
傅企武笑了。谁能想到,几年前,他为了推广“彭泽鲫鱼”,曾无偿提供鱼苗近千万尾。
记者曾以为傅企武该“发”了,可一进他的所长办公室,发现自己判断错了:1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除了一张油漆斑驳的办公桌、一把旧藤椅和两个一屁股可以坐到底的旧沙发外,就剩下满墙的鱼形图了。
面对金钱,傅企武是淡然的,否则他完全可以凭借他的优势承包上百亩水面,一年少说也有几十万元的进项,而现在他一个月仅拿500多元的工资。有人为水产科研成果不能像工业科研成果一样申请专利而替他抱屈,他却说:“作为一个水产科研工作者,最大的成功与喜悦莫过于为社会创造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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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会新闻

  电脑画像:按图索骥擒案犯
杜若原陈骥
去年10月17日晚,一名歹徒尾随受害人李某至武汉市江岸区劳动新村,突然上前抢劫李某携带的密码箱。在遭到李的强烈反抗后,歹徒连开数枪将李打伤,仓皇逃走……
这起恶性案件,由于现场物证少,侦破难度很大。市公安局刑侦处负责人猛然想到,青年干警王琦从清华大学学习电脑画像刚刚归来,何不让他试试身手?第二天上午,王琦匆匆安装好设备,便赶赴医院听李某描述罪犯的面貌特征。王琦四易其稿,终于组合出一幅被害人、目击者均认可的罪犯模拟像。
当这幅照片随200多份协查通报下发后不久,硚口区公安局便收到反馈,照片头像很像一名叫蔡德泉的汽车司机,硚口分局迅即将蔡抓获,从蔡某住处搜出手枪一支、子弹25发。经审查,蔡对持枪抢劫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3月28日,记者来到王琦的工作室,他正为组合一起案件的罪犯头像而忙碌。我们看到,王琦取出厚厚的人像资料,让受害当事人挑出与罪犯脸型相似的人像,再根据当事人的回忆,依次“安”上相似的头发、眼睫毛、眼睛、鼻子、嘴巴等,然后反复修饰,直至当事人认可为止。
王琦告诉我们,电脑画像一要细心启发、询问当事人,二要抓住案犯的五官特征。画像至少要有50%与案犯相似,才能翻拍印发,否则就不翻印,以免误导刑侦工作。
据刑侦处技术四科魏春芳科长介绍,这套“公安计算机人像组合系统”是公安部门运用计算机技术的一个尝试,与过去在胶片上涂抹罪犯图像相比,操作方便,形象逼真,可称是刑侦的“秘密武器”。
去年4月份以来,武汉市洪山区、武昌县相继发生数起强奸案。王琦分别访问了3名被害者、2名目击者后,组合出5张犯罪分子模拟画像,刑侦处确定以一张特征集中的画像为主,以另两幅图像为辅的方案,提供给办案单位。武昌县?澥镇派出所长胡新华一看照片,拍案而起:“他叫林学艺,因盗窃自行车被处理过。”公安干警出其不意地破获了这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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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者见闻录

  省长出国谈出国
本报记者胡锡进
记者在贝尔格莱德遇到了一个“上紧了发条”的代表团,即黑龙江省省长田凤山率领的省政府代表团。他们在贝市7天,各种会谈活动近20场,田省长本人参加14场,而田凤山和许多团员是第一次来南斯拉夫,但日程中没有安排任何观光活动,只在离境前,乘车匆匆浏览了一下市容。下一站是波兰,他们已经到了华沙,却又不住宿,连夜赶赴与黑龙江结为友好省的省会。这情景令记者感触颇深。
记者问田凤山省长为何安排这么紧,以至于每天忙到深夜?
田凤山说:“活动确实紧了些,出一次国不容易,除了花钱,家里还有那么多工作等着,不专注会谈,多了解情况,拿不出出访的成绩,是极大的浪费,对不起父老乡亲。在国外,与人见个面,握个手是没用的,要认真谈。两天来我们与70多名大企业经理及科技界人士会谈,收获大。到这里的第二天晚上,已经到10点半了,还有些企业的经理想和我们谈,我说干嘛不谈呢。结果搞到深夜。我并不反对在国外抽空看看城市,转转商店,看看人家是怎么管理城市的。但我认为,首先要讲实际,重实效。”
记者听说他们多是两人合住一个房间,便问他这是否让人觉得中国人寒酸。
田省长说他不这样认为。他说:“与人谈问题谈得透,搞什么项目一清二楚,有希望的合作项目你能抓住,能促成,人家就看重你,尊重你,愿意同你合作。相反,如果你谈起问题糊里糊涂,即使一人住个大套间,出门坐最豪华的汽车,也不会被人尊重。出国在外,该花的钱得花,但能节俭的就要尽量节俭,在国外也不能忘了艰苦奋斗。给外国人留下中国人办事花钱都精明的印象,没什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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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生舞台

  金石为之而开
张延华尹训海
鲁西南,嘉祥县城南部,百余座山峰巍然屹立。全国闻名的武氏墓群石刻就坐落在这崇山峻岭之中。
从这些文物里走出一个学者,他就是山东省政协委员,嘉祥县文物管理局副研究员朱锡禄。
说起来,朱锡禄走进武氏祠和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文豪郭沫若。
一九五七年春,郭沫若到武氏祠考察,身为县文化馆工作人员的朱锡禄专程陪同,郭老临行时赞道:武氏祠是研究社会生活的百科书,它所反映的历史内容及其雕刻艺术,均超过同时期埃及的石刻和希腊的屏画。此话深深触动了朱锡禄,使他掂量出武氏祠的巨大历史价值。
十年动乱,全国众多文物被毁,武氏祠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朱锡禄深感后果严重,他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尽全力保护这些文物。
他借了一辆马车,拉着一家老小五口及锅碗瓢勺,搬进了城郊的武氏祠。在他和乡亲们的竭力保护下,武氏祠的文物在十年浩劫中完好无损。
武氏祠保住了,朱锡禄却失去了很多很多。他的前两个妻子都因为老朱舍不得宝贵的石头离开了他。他的第三个妻子和他在武氏祠一守就是二十五年。
从六十年代开始,当地人在开山打石和劳务耕作时,陆续发现汉画像石。有心的朱锡禄又开始收集散见于民间的汉画像石。风风雨雨二十八载,朱锡禄收集汉画像石一百六十二块,北京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的“制车图”,山东省博物馆序幕厅正中央的“孔子见老子图”都是朱锡禄从民间收集的。
只有初中文化的朱锡禄,自学了大学历史系的主要课程,着重于先秦、两汉的史学研究。他白天忙于接待、解说工作,晚上阅读资料,整理文稿,有时一干就是一夜。二十多年来,他在煤油灯下写了四十多万字的读书笔记,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论文二十四篇,出版了《武氏祠汉画像石》、《武氏祠墓群石刻》两部专著,正在编写的《武氏祠的历史故事》已接近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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