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技术评估在宏观投资决策上的重要作用
周继红
内容提要：技术评估为宏观决策提供选择方案，为实现科技、经济、社会和自然协调的发展提供科学根据，避免潜在的社会冲突和经济失调。我国要建立技术评估机制，来确定最佳的发展战略。
技术评估的崛起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技术成了人们发展生产、改造自然的强大武器。但是，盲目、放任地应用技术也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很多不良影响。比如，本世纪２０年代起，汽车代替马车，在西方发达国家广泛使用汽车，它给人带来了舒适、便利，却又面临着汽车工业发展带来的石油危机，以及废气污染，利用汽车犯罪等等诸多社会问题。面对这类复杂的技术应用所产生的问题，传统的决策管理方法无能为力。因此，一种称为“技术评估”的新型政策研究便应运而生。它产生于６０年代的美国，并很快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
技术评估是分析并预测某项技术的开发应用对社会及自然环境的各种影响，把较难认识到的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揭示出来，通过从经济、文化、教育、法律、伦理、安全和福利等不同角度，对这项技术的应用可能带来的利弊作综合评价，整体权衡，为决策机构提供全面的知识信息和科学的管理建议。
技术评估直接面向的是有关技术或重大工程项目方面的决策问题。技术评估对于投资项目的研究，不仅包括从费用——效益分析的角度作经济合理性论证，从技术预测的角度作技术先进性探讨，而且还要具体入微地进行以下各方面的社会性研究：（１）社会结构，包括社会基础结构和制度系统；（２）生活质量，包括个人的健康、福利状况和一般的社会及文化的丰富；（３）外在环境，包括人类的生存安全和优良的自然环境；（４）工作环境，包括就业、工作条件和教育机会；（５）其它，包括国防、风俗传统、伦理观念等。此外，由于经济投入往往落脚在众多的技术开发引进、工程建设上，技术决策必然要涉及到经济技术投资的决策问题，因此，技术评估与投资决策也有着重要的联系。
投资决策中技术评估的必要性
技术评估应用到宏观投资决策中，可以向决策者提供全方位的评估方案和发展预测分析，对于优化宏观投资决策有着相当突出的作用和意义。
第一，技术评估能够服务于宏观投资决策的综合目标。一般说来，投资决策总是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也就是说，投资回收率、盈利率越大越好。但是，宏观投资决策应当从全社会的公共利益出发来作投资判断，以总的社会效益作为衡量标准，而不能光以技术性能、经济效益为标准。由于社会效益牵涉到国民经济、社会安全、科技发展、教育水平、生态效应和社会福利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一个宏观投资决策就应该包括多重社会目标。在综合权衡那些社会目标的基础上，投资机构还需要对一定时期内的投资总规模、投资结构与布局、投资方向与速度等方面的事宜作出合理决策。一个宏观投资决策面临的问题如此错综复杂，如果单纯地从技术可行性、经济可行性分析的角度来研究决策项目，就很难作出合理、全面的决策，使宏观投资效益达到最佳状态。仅从一些政策、方针、法律条文出发，也难以定量地、稳定有效地调节理顺投资体系。
技术评估则可以运用经济学、社会学、未来学、心理学、生态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和知识，对评估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功效作出全面的定性、定量分析，为宏观投资决策者提供详尽的信息和选择方案，为实现科技、经济、社会和自然协调的发展提供科学根据。由此可见，技术评估与宏观投资决策的目标是一致的，能够完全服务于宏观投资的多重目标，满足其综合效益的要求。
第二，宏观投资决策要想用有限的资金实现最优的投资效果，就必须预先进行项目评价。宏观投资决策进行的项目评价，是一种宏观的国民经济评价。传统的项目评价往往只包括技术评价、财务评价和国民经济效益分析。在这种传统的评价过程中，投资决策机构常常只关注投入与产出的比率及投资回收速度等问题，使用较普遍的是诸如“利益——费用分析”之类的方法。这类方法的缺点是缺乏整体的考虑和社会效益的评价，特别是缺乏对社会及生态环境的长期、潜在影响的预测。因此，长期以来，在传统评价方法下作出的宏观投资决策，一方面使经济、技术得到了很大发展，另一方面又间接地给社会及生态环境带来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后果。
技术评估对宏观投资的项目深入地进行分析，预测其可能产生的各种效应及后果，总体把握项目的技术有效性、成本——效益状况、安全状况、社会效益、伦理和法律等方面的利害得失，提出投资决策的多个选择方案。在这样的技术评估基础上，决策机构就能够确定更合理的投资规模、发展速度和水平，优化管理方法和体系，把副作用限制在最小限度，从而获得宏观投资的最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传统的可行性研究如技术可行性分析、市场研究和预测、费用——效益分析、环境影响分析等方法，在研究、思考的广度上大大低于技术评估。宏观投资决策机构在技术评估的协助下，将使决策方案更加具有全局性，从而也为政策的持续稳定奠定了基础。
第三，一个国家对高新技术总的发展潮流进行技术评估，能够为宏观投资战略的决策提供参考信息和方案。在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现代信息工业社会，一种新技术的诞生和应用往往会打破原有技术的平衡，要求建立新的辅助技术及相关的生产行业、服务行业等，来维护该项新技术的正常运行。譬如健全的汽车工业必须有配套的钢铁工业、电子工业、石油工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管理体系、废气治理技术、汽车维修服务网络等来支持。可以说，高新技术产业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扩张的错综复杂的大网络。面对技术群与产业群、社会关系之间极强的连锁相关作用，一个国家在作出宏观投资决策之前，有必要进行技术评估这样综合性的研究，以便预测出新技术变革对基础科学研究、教育体制、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管理方式和社会关系等方面可能引起的变化，并确定如何适应这些变化，进而如何相应地调整投资布局、战略和投资导向。根据技术评估提供的各种选择方案，决策机构能权衡出最优宏观投资策略，这反过来又能够正确地引导技术发展、工业建设、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避免潜在的社会冲突和经济失调。
建立中国的技术评估机制
在我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深入人心的今天，既要大力开发、应用高新技术来推动经济繁荣发展，又应该对技术的应用作全面的评估和有效的管理，防止盲目或单方面推广、开发某项技术造成的无可挽回的社会不良后果。恩格斯早就指出人类的技术、生产行为可能危害自然和人类自身。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他警告人们：“如果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稍微学会估计我们生产行动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那么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动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就困难得多了。”技术评估正是人类预见技术应用的自然影响和社会影响的有力工具。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尤其要注意如何制定更有效的技术战略及其投资战略，充分利用有限的资金和资源，实现全社会健康稳步发展，避免重蹈西方国家环境破坏、社会道德败坏的覆辙。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建立自己的技术评估机制，通过技术评估来确定自己的最佳发展战略，促进我国后发优势的充分发挥。
建立我国的技术评估机制，一方面能够为保持宏观投资决策的配套性、整体性和持续性提供决策基础。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与国际市场接轨，对环境、社会、伦理等会导致不良后果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不会有销路，甚至会被索赔，对高新技术引进方面的投资决策应评估它对经济、社会和文化体系的全面影响，以免形成对外国技术、经济势力的过分依赖，以及由此演化成的政治依赖，进而丧失政治、经济独立性和社会稳定性。总之，技术评估是帮助我们抓住技术和经济发展机遇、实现飞跃前进的有力臂膀，建立起中国的技术评估机制将是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协调发展最关键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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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泡沫经济”的评价和借鉴
王建华
“泡沫经济”是近十年来西方经济界广为关注的经济现象。它指的是以土地和股票为代表的资产价格迅速膨胀，其增值速度大大快于国民经济基础指标的增长，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现象。由于这种价格的膨胀是虚拟的，仅仅表现为资产帐面价格的上升，故形象地称之为“泡沫经济”。
从８０年代初至９０年代初，欧美日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曾相继出现过程度不等的“泡沫经济”现象。其中，尤以日本的“泡沫经济”现象最为典型。它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泡沫经济”的出现与崩溃
日本经济的“泡沫”现象开始于１９８３年，到１９８９年达到了顶峰。当时，日本的国民总资产余额迅速增加，几倍于同期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特别是有形资产项下的土地和金融资产项下的股票余额增速最快，１９８９年两者的余额分别达到２１５３万亿日元和８９０万亿日元，相应地为“泡沫”发生前１９８２年的２．５部和７倍。
国民总资产规模的迅速扩大，给日本带来了巨额的资产溢价，即帐面增值。以资产溢价最高的１９８７年为例，当年高达４８９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当年名义ＧＮＰ的１．４倍。可以说，这样巨额的财富是得来全不费功夫的。
然而，“泡沫”毕竟是“泡沫”，终究有一天会要破灭的。为了防止经济的过热，日本中央银行于１９８９年５月开始上调官方贴现率，并于１９９０年４月开始对不动产融资实行总量控制。这两项措施先后引起日本土地价格的滑坡和股市的崩盘，“泡沫”终于崩溃了。１９９１年日本六大城市圈地价暴跌２５％，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４年商业用地价格继续以１０％的速度递减，目前日本的土地价格水平只是１９９０年３月地价峰值的７０％左右。日本的股票价格也由１９８９年底峰值的日经平均股价３８９１５日元，跌至１９９２年８月谷底的１４３０９日元，跌幅高达６３％以上，至今股市价格仍在２万点上下波动。
随着“泡沫”的崩溃，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２年日本在３年间共损失了６６０万亿日元的资产溢价，相当于１９９０年日本实质ＧＮＰ的１．６倍。
国民总资产在几年的时间内以国民经济总体这样的规模发生膨胀和收缩，必然给日本经济的方方面面带来严重的影响和后果。首先，对资源配置造成不利影响。“泡沫”膨胀时，资产价格上升，扩大了资产分配的不均，降低了劳动所得的相对价值，误导了各经济主体的长期投资行为。其结果经营资源过度向证券业和不动产业投机性倾斜，造成资源配置的效率低下。
其次，对资产负债比例的不良影响。资产价格的上升在使资产膨胀的同时也必然伴随负债的增加。“泡沫”一旦破灭，资产在瞬间贬值，可负债却不能一笔勾销。于是，造成各经济主体的财务状况恶化，尤其是金融部门的滞债问题严重。据估计，日本的银行呆帐总额高达３０至４０万亿日元，滞债率达１０％。
最后，引起经济的严重衰退。“泡沫”崩溃通过逆资产效应，即收入下降，消费萎缩，必然加深加剧经济的衰退。日本经济自１９９１年４月陷入战后第１１次经济危机以来，直至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经济连续衰退了３０个月。至今经济的复苏仍软弱无力，１９９４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估计仅有０．９％。这样长期严重的周期性和结构性并发的经济萧条，无疑是对当初“泡沫”膨胀时的过剩消费、过剩雇佣、过剩投资和过剩信用进行的总清算。
引发“泡沫经济”的分析
在经历了这样一场灾难性的“泡沫经济”之后，日本各界不禁纷纷反思，许多专家学者及企业经营者认为，“泡沫经济”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政府的政策失误造成的。首先是１９８６年以来执行的长期低利率超缓和的金融政策，导致市场约束松弛，为“泡沫”形成准备了温床；其次是土地政策滞后，无法有效地抑制土地交易的投机；第三是税收政策失误，对特定金钱信托采取分离计帐的特殊会计处理，其结果诱导企业积极从事以获取溢价为目的的短期资金运用，热衷于金钱的“游戏”；再次是金融自由化措施不当，引进股价指数期货交易，加剧了股价涨跌的幅度，对“泡沫”的生成和崩溃两方面的作用都很大。
上述各种意见，虽然都不无一定的道理，但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内因而不是外因。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过４０年经济的长足发展，其基本矛盾已由生产的过剩上升为资本的过剩，资本的大量过剩才是“泡沫经济”发生的根本原因。二次世界大战前，生产过剩的危机曾不断地敲响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丧钟。战后世界范围内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使世界无产者的地位和生活水平大为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使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结果，今天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却发生了质的变化。过去广大劳动者阶级处于绝对贫困之中，社会需求不足是相对于供给而言的。这时的生产过剩是暂时性的局部的；即可以通过扩大需求来加以调节。今天劳动者阶级是相对贫困，人们生存的基本条件已充分地得到了满足，社会需求相对于供给已是绝对的不足。此时的生产过剩是全局性的持久的；即需求已达一定极限，生产的规模不可能持续地扩大下去。于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都先后从高速增长转入了低速增长，甚至是零增长阶段。这样，资本增值的过程中断，生产的过剩上升为资本的过剩，大量的过剩资本失去了有利可图的出路。由于资本的本性就是要增值，于是土地和股票市场必然成为唯利是图的资本的唯一选择。因为土地是稀缺的不可再生性资源，供给弹性很小；股票虽是高风险却也高回报，具有很强的投机性。当大量的过剩资本进入土地和股票市场以后，供求决定价格的市场机制在这里助纣为虐，求大于供，价格被严重扭曲，出现了资产价格的膨胀，即“泡沫经济”。
８０年代后期日本的资本过剩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经常收支出现长期大幅度的盈余；长期资本收支一直大幅度赤字；日本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资金供给国和世界最大的债权国。
由于这样大量过剩的资本涌入有限的土地和股票市场，到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３８万平方公里的日本地价已相当于９８０万平方公里的美国地价的总和；同期东京证交所的市价总值已达４．２万亿美元，是美国股市的１．４倍。
资本大量过剩的现象绝不仅限于日本一国。如果我们看一下日均交易额达万亿美元的外汇市场，资本大量过剩的状况则更加一目了然。大量过剩的资本在这里找到了最佳的增值手段。这个市场可以一天２４小时地分秒不停地使资本投入到增值的过程中去。当大量的国际游资这匹脱缰的野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不断地掀起震荡世界货币体系的狂澜的今天，外汇汇率甚至各国利率的决定性力量再也不是各国的经贸实力和经济发展需要，而是投机性货币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一个更大的超级“泡沫”还在膨胀当中。随着近年来世界金融市场险象迭出，谁又能保证全球性“泡沫经济”崩溃的日子永远不会到来呢？
显然，“泡沫经济”的出现，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局限性。现代西方经济普遍持久的萧条和全球失业率上升所表现出的失业绝对化趋势，以及由此激化的世界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和保护主义势力抬头的局面，正是对世界性“泡沫经济”的总清算。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即不能再任由资本的“魔性”肆虐。资本的“魔性”是人类欲望恶性膨胀的结果。现在，人类欲望的膨胀，即资本的增值，却遇到了地球承受能力这一极限。因为人类欲望恶性膨胀的结果，导致大量的过剩生产，过剩消费，畸形的工业化，已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公害的横行、地球生态平衡的破坏。我们人类生存的根——地球的承受极限就是人类欲望膨胀的极限，也是资本增值的极限。如果危及地球的存亡就直接危及到我们人类本身。这是历史向资本主义提出的课题，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面临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期。
“泡沫经济”的崩溃值得我们引以为戒，它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金钱的游戏并不能创造出社会财富和就业机会，资本的增值、积累过程必须伴随社会生产的巨大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极大丰富。由于我国经济正处在高速增长阶段，资金不是过剩而是严重短缺，因而能够进入股市的资金必然十分有限。因此，我国的股市在近十年内不会有迅速的扩容，也不能期待股票市场能够向产业部门提供多少长期资金。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４年股市的长期熊市就是很好的例证。鉴于这种情况，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还需要依靠银行信用。金融的对外开放和自由化都要慎重，要严防资本主义“泡沫经济”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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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搞好国有企业的有益探索》评介
任江
贾天增主编的《搞好国有企业的有益探索》（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一书，点评了襄樊地区４６个例证（其中４２个企业），从中阐明与搞好国有企业有关的转换机制、产品战略、市场营销、技术进步、外向发展、人才效应、综合管理、外部环境等８个方面的５１条经验，进而对搞好国有企业问题加以探索与研究，给予人们以丰富的材料，明晰的理念。
这本书包含的经验和理论，不是先验的，而是唯实的；不是闲侃的，而是中肯的。作者从襄樊总结的搞好国有企业的经验，把产品开发放在战略地位，这就把问题从空中置于地上。国有企业是干什么的？首先是出产品的。不出好的产品，何谈搞好国有企业。该书归结的“领先开发立项产品，坚持开发优势产品，努力开发系列产品，留心开发缺口产品，乐于开发配套产品，着力开发名牌产品”的７个开发，大体上涵盖了这方面的主要内容。该书把企业效应归结为信誉效应、质量效应、服务效应、价格效应、信息效应、广告效应、政策效应７个方面，抓住这些效应，也就抓住了市场营销的基本之点。由此可见，这本书为搞好国有企业提供了明晰的思路，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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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哲学研究的新趋势
——全国第四次马克思主义应用哲学研讨会综述
刘志光
自１９８５年首届全国马克思主义应用哲学研讨会召开以来，应用哲学的研究已开始成为我国哲学理论研究中的热点之一。不久前在华南师范大学召开的全国第四次马克思主义应用哲学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５０多位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与发展等问题，展开了充分的研讨。
与会者认为，邓小平同志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典范。他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既立足于国情又面向世界、既正视现实又放眼未来、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观点和方法去思考和解决我国社会发展的条件、动力、方向、道路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包括应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观点，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应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的观点，解决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应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的观点，正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应用联系和发展统一的观点，开创了我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应用量变和质变统一的观点，提出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科学构想；应用物质和精神统一的观点，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的战略方针；应用重点论和两点论统一的观点，强调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应用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统一的观点，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应用前进性和曲折性统一的观点，指出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总趋势；等等。邓小平同志这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应用的最新最重要成果。
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哲学要将转轨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作为理论研究的着眼点；要认真概括和总结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新观念、新方法和新问题；要关注人们生活方式和行为目标上发生的变化，引导人们更好地认识社会和发展自身；要积极地吸取现代西方哲学中有价值内容来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会者在这样一种基本共识的前提下，进一步就哲学的应用和发展问题发表了看法。有的代表指出，应用哲学的前途就是反思我们的哲学。他们列举了近年来在我国“哲学贫困”的具体表现，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认为最根本的症结还在于哲学理论与社会需要两者之间的不适应，并指出“脱贫”的关键是靠哲学工作者自身的努力，必须面向和贴近社会，发现和概括社会现实的本质和规律，从而起到更新人们的观念、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更好地指导社会实践的作用。
还有的代表概括了我国哲学界近年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作用的两种主张：一种主张是研究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本身蕴含的各种哲学问题，如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组织结构、组织性质、基本功能，市场经济的活力、生命力、优势、劣势等等；另一种主张是把市场经济作为新的哲学研究工作的“场景”，在这个新的“场景”中更深入地研究一些“老问题”，更新颖地思考一些新问题。并同时主张更要重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要研究市场经济运作过程中人的企望及其产生、人的需要及其满足人的行为及其规律、人的价值及其实现等等。
随着应用哲学研究的深入，必然要提出应用哲学的方法论问题。研讨会在这方面也开展了广泛的探讨，认为近代哲学一开始就表现出对传统思辨哲学的不满，并表现出主张应用的倾向。这就使其在往后的发展中，在继续研究思辨哲学的同时，自身也发生了分化。这些分化成的哲学学科，在构造其特有的哲学内容的同时，也十分关注该领域的方法问题，近代以来，哲学对科学的方法功能，甚至成为哲学的主要功能了。针对目前哲学界的一些比较盛行的做法，有的代表指出：哲学的应用不是“侵入”或混同于其他具体的学科，也不应把应用哲学看成是一种可操作的原则，哲学的应用应该始终贯彻着人文精神，以人文精神去关注、提炼、指导社会生活。
也有的代表认为：哲学应用于现实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一种是肯定性的哲学辩护，另一种是否定性的哲学批判。哲学的辩护旨在哲学与具体现实之间进行直接的相互对应的说明、论证和注释；哲学的批判则要对现实的局限性和不合理性予以揭示和剔除，并通过相应设计的实践活动对现实进行合乎理性的干预和改造。只有批判的哲学才是富有生气和希望、具有无限潜力和前途的哲学。
对此，与会者强调，必须建立哲学理论工作者和企业家之间的联盟，使哲学的研究视线由哲学家的书斋和课堂逐步伸向市场、伸向社会实际应用；同样企业家也通过结成这种联盟，逐步培养自己成为有哲学素养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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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应加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研究
李侃在《对抗日战争史研究略陈管见》一文中说，一些历史著作与论文对人民群众，特别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群众）对抗日战争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创造，所付出的代价和牺牲作记述，还比较少。人们常说抗日战争是人民战争，是“全民抗战”，这决不仅是一句口号，而是有十分具体生动的内容。过去有一个时期，讲抗战多是讲敌后根据地军民抗战，少讲或不讲正面战场和大后方的抗战，这当然是片面和不可取的。但是近年以来似乎又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讲正面战场和各次战役的著作日渐多了起来，这当然也是需要写应该写的。但相对而言，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抗战记述却显得少了。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国民党有些人曾有一种论调，说什么中共在抗战中“坐大”。铁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在正确的战略策略和方针政策指导下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全心全意抗击日本侵略者，因而得到人民拥护而壮大起来的，是由于真正抗战和流血牺牲而日益强大的，绝非束手“坐大”。所谓“坐大”，实在是荒谬之词。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和牺牲，而处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斗争最残酷，牺牲也最大。历史应该公正如实地再现这种奋斗与牺牲。什么叫历史的真实？讲抗日战争，而不讲人民群众，不讲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的抗日斗争，就是最大的不真实。
（摘自《抗日战争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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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儒学是一个文化体系
赵俪生在《我看儒学》一文中说，儒学是一个文化体系，是世界上几个巨大文化体系中的一个，就其时间的延续和空间的扩展说，在几个大文化体系中它是很突出的。我们说，它是一个文化体系，就是它基本上不是一个政治体系或政治思想体系。因此不存在它和某一政治思想体系谁取代谁的问题，也不存在与革命学说并列为新体系的问题。当然，孔子和孟子活着的时候曾发表过不少政治性的谈话，那是针对他们当时的；对后世，只有归结成哲学意义的普遍性原理时才起作用，在后世，主要情况是历代统治者对它的使用，或者说利用。“利用”者，有利就用，无利就不用。清末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说到底，西学是用，中学何尝不是用，只有当权者的利益才是“体”。儒学在五四运动中之所以遭受到讨伐，就是因为它被“用”了，用了一两千年很长的时间。
（摘自《社科纵横》１９９５年第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