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改革热点纵横谈
农业发展需要政府强力扶持
易之
今年以来，农业再次成为全党全国关注的热点。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召开，更进一步统一了人们的思想。农业振兴有望，令人欣喜。鉴于我国农业发展滞后的现状，鉴于过去一再发生的在热热闹闹地“讲基础”之后又静静悄悄地“挤基础”，深感不折不扣地落实中央关于农业发展的一系列决策，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尚任重而道远，须从多方面努力。
天生弱质面临市场风浪的严峻考验
农业虽是基础产业，各项产业之母，但却是一个弱质产业。同第二、第三产业比较，它有一系列的弱点：一、农业生产的对象是有生命的物质，受气候影响特别大，在很大程度上靠天吃饭。二、经营规模小，社会化程度低，因而规模效益也低。三、土地利用率低：同样一片土地，经营第三产业和某些第二产业，可以盖几十层上百层的高楼，实行多层利用，而用于经营农业，一般只能利用地面一层。四、品种规格长期“一贯制”，更新换代也慢，根本无法与日新月异、色彩纷呈的工业产品相匹敌。五、报酬呈递减趋势：集约化程度越高，增加等量产量所投资金的报酬越少；或者说，产量越高，每增加等量产量所需要的投资越大。六、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回收周期特别长，往往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七、需求弹性小，产品不易保存，一旦满足了一定供应范围内人口的需要，就容易发生过剩。八、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局限性大：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取决于产量增加，也取决于投入减少（即扩大分子、缩小分母）；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劳动者人数的减少（即缩小分母），与产量增加关系较小（因产量增加比工业慢得多）。今天我们常说农业比较效益低，就是因为它同第二、第三产业比较，有上述一系列的弱点。
农业的这些弱点，自从历史上两次社会大分工发生之后，就相比较而存在，决不会因为现代化而消失。在西方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农业的这些弱点一直是市场机制在农业领域发生作用的限制因素。因此，３００多年来，农业一直不是吸引投资的产业，也不是吸引劳动力而只是吐出劳动力的产业。
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和将来市场经济机制完善之后，农业的这些弱点将会表现得更为明显。我国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过程中，化肥、农药等工业能源耗量大增，提高了农产品的成本；体制转型时期，由于法制不完善和特有病态心理的影响，容易发生四面八方向农民伸手的事。所有这些，都将强化农业自身的弱点，拉大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比较效益的差距。
决策误区按比较效益配置资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举世公认的成绩。但是，由于对农业这个弱质产业的特点和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规律认识不足，对那种简单按照比较效益高低配置资源的倾向，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同志不仅不予校正，而且还程度不同地据此作为决策取向，以致带来一些对发展前景极为不利的问题。
一、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在全部基本建设投资中的比重一路下滑。农业的投入可以分为短期投入和长期投入两类，前者主要是当年生产费用，后者主要是基本建设投资。改革开放以来，前者显著增加，而后者则呈下滑趋势。据统计，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８０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在全部投资中的比重，平均为１０．６％。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则平均下降到５．１％。这以后，有些年份绝对数虽有增加，相对数也有起伏，但所占比重的总趋势是下滑的。另据有关部委调查，１９９４年６月底，全国计划投资５００万元以上的在建工程总规模为３３７６３亿元，而其中的农业项目合计投资仅９．２３亿元，占０．２８％。这对于增强农业发展后劲、提高综合生产能力，无异杯水车薪。农业投资比例为什么一路下滑？原因就是农业比较效益低，本应用于农业的投资，大量流向非农产业。在某些贫困县，地方财政列支的农业资金甚至成为“唐僧肉”。
二、农民种地不养地的倾向有所发展。地靠粪养，苗靠粪长。现在，农家肥料施用量和绿肥种植面积显著减少了，粮棉稳产高产主要靠化肥；而没有足够的有机肥料，势必导致地力下降。
三、耕地被大量移用于比较效益高的二、三产业。仅各类开发区，到１９９３年底全国共达２０００多个，规划总面积近３０００万亩（大部分是耕地），超过８０年代初福建（１９３４万亩）或浙江（２７３０万亩）省的耕地总面积，相当于广东省计划划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总面积。
四、农业内部结构调整，过多向比较效益高的养殖业和种植业倾斜。据统计，近几年，全国累计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减少４０００万亩，其中１９９４年就减少１４００万亩，粮食播种面积已降到警戒线以下。
党的文献一再重申：要进一步增强农业的基础地位，要在保护粮棉等主要农产品稳定增长的前提下，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在资源配置方面所以发生上述一系列不利于巩固农业基础的问题，症结是政府把关不牢，一些同志在进行资源配置决策时，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入了单纯按比较效益取向的误区。
粮食是战略物资，是国际间有力的斗争武器，过多依靠进口粮食，必受制于人，使自己政治上陷于被动。中东一位著名政治家深有体会地说：“没有粮食就没有自由”。我们应引以为戒。中央要求省一级政府把当地粮食平衡的责任担起来，把自己吃饭的责任担起来，并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这是根据历史和国情作出的正确选择，不能掉以轻心。
强力扶持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环顾今日世界，凡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农业的发展都有国家的扶持。在美国，罗斯福总统就把扶持农业作为他推行“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鉴于大危机的教训，他在两届任期之内，两次颁布农业调整法，对农业规定了一系列扶持措施。第一个调整法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政府拨巨款收购各种农畜产品，人为地加以销毁。第二个调整法的重要措施有二：一、建立“常平仓”，丰年收购和销毁剩余农产品，歉年抛售农产品；二、按照战前五年工农业产品比价的平均水平，规定主要农产品的“平价”，如遇市价低于平价，就由国家给农场主补足“价格差”。此后，历届美国政府农业部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在调整农业生产、收购农产品、支持农产品价格、补贴差额、发放农贷、出口农产品等方面，维护农场主的利益。现在，美国政府对农业的补贴，花样繁多，主要有价格补贴、出口补贴、限产补贴、休耕补贴、灾害补贴等，其中农产品出口差价补贴，每年约２００亿美元左右。在日本，政府扶农力度更大。农田基本建设投资，４５％由中央政府资助，５０％由地方政府资助，农民只负担５％。在流通领域里，政府往往以高于国际市场６—８倍的价格收购农产品，再以较低的价格销售出去。８０年代初，仅补贴水稻生产每年就支付上万亿日元。
从５０年代以来，许多国家政府除对农业直接扶持外，还积极推行农业产业化政策。通常的形式是：以某种农产品为中心，将生产、加工、销售，乃至有关农业生产资料的制造和销售等环节联系起来，组织农工一体化或农工商一体化的经济组织。这种一条龙式的产业化形式所以受到青睐，原因之一，就是它有利于拉平农业与第二、三产业之间的比较效益。
资本主义工业是靠掠夺农业起家的。通过残酷的原始积累奠定工业的初步基础之后，又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之下，依靠工农业产品实际的不等价交换，从农业创造的价值中吸取工业发展壮大所需要的营养。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扶持农业，实际上是通过政府扶持的形式，将历史上的以农养工养商转变为工业商业反哺农业。这个历史性转变之所以发生，并不是这些国家现在的领导人偏向农业，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在工业化已经实现，工业在整个经济大厦中已居支配地位的今天，继续听任那只“看不见的手”去支配，农业就会走向衰退，从而威胁整个经济大厦的安全，也威胁工业自身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定。今天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和其它许多国家，通过政府干预，对农业加以扶持，原因就在这里。
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了工业化的长征。亿万农民为工业化作出了巨大的奉献。今天，按产值计算的工农业两大部门之间的比例，早已由１９４９年时的３∶７转变为７∶３了，按照一些国家的经验，我国从以农养工养商过渡到工商反哺农业的历史性转变，应当开始了。实施这个历史性转变，就是通过政府对农业予以扶持。由于我国农业基础脆弱、发展速度滞后和自身独有的弱点，在体制转型时期，要保障农业对其它产业的协调发展，光有政府的一般扶持还不行，而需要政府的强力扶持。
政府扶持应该落实到投入上
“农业说起来重要，一到资金、物资的盘子上就被挤掉”。这是过去农业一再被挤离基础地位的具体表现，也是深刻的教训。
２９年前，毛泽东同志在评论苏联农业长期停滞的教训时，曾说：“你要母鸡多下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今天，我们非常有必要重温这个道理。到２０００年还有６年，为了解决未来全国１２亿多人的吃饭问题，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把资金和耕地大量投往那些来钱快的热门行业。
落实农业投入，一定要有固定的资金渠道和内在机制，还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广东省的同志提出：国家要运用政府权力调整社会分配，可以像征收交通能源基金那样，每年从二、三产业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农业发展基金，或向社会征收粮食消费税，以筹措扶农资金。也有些同志提出，农业发展基金可按照一定比例从楼、馆、堂、所投资或一切基本建设投资中抽取。各地在筹集扶农资金方面已有许多经验，要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决策和制度。
增加农业投入，除政府投资外，还应努力使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农业长期投资的主体。在这方面，政府的职能是：运用政策调动农民增加农业投入的积极性。根据各地经验，当前可用的办法：一是价格政策。提高农产品价格，虽会带来物价上涨，但会弥补农业比较效益低的差距，调动农民增加农业投入的积极性。去年粮食收购价格提高，一些地方农民投入即迅速增加，就是证明。因此，只要提价时机和力度适当，可以经常发挥这项政策的作用。二是“公司＋农户”或“专业协会＋农户”的政策，这有点类似外国农工商一体化，有利于拉平农业与二、三产业的比较效益。三是建立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之上的规模经营政策。凡主要劳动力已转入二、三产业的农户允许交回承包地，收回撂荒地，用以扩大规模经营。农村集体组织的土地有偿收入应大部分用于农业。农村二、三产业和创汇农业的利润，也应有一定比例用于农业。
只要全党全国取得共识，重视农业和加强农业不是停留在口头上、报纸上，而是真正落到实处，并持之以恒，我国农业振兴是大有希望的。辽宁的变迁就是一个说服力很强的例子。辽宁是我国主要的老工业基地，过去年年从外省调进粮食，用于城镇居民的副食补贴，最高的一年达４０亿元。８０年代中期以后，辽宁在继续抓好工业的同时，重视发展农业。从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９３年，除资金投入外，共投入农田基本建设人工１２．７６亿个，按当时日工值５元计算，折合人民币６３．８亿元，相当于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同期物化劳动投入的２．５倍。抓住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开发不放，加上其它措施，到１９９２年全省粮食自给，１９９３年还外销粮食１７．５亿公斤，肉、禽、蛋、奶也自给有余。辽宁的经验证明：在政府强力扶持下，农业是可以与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那种认为要加快发展二、三产业就必定要挤掉农业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当前农村奔小康漫议
李百汉
到２０００年实现小康，是我国的既定目标，现在离这一时间已经不远了。全国实现小康，重点在农村。从调查看，为扎扎实实地开展奔小康工作，当前有必要注意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１．要注意把奔小康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民收入的提高上。从目前看，小康指标虽然涉及的内容很多，但其核心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可以说，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是农村实现小康的前提和基础。农民实际收入增长缓慢，已成为当前农村实现小康的主要难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情况，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９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长率为３．２％。要实现既定的小康目标，今后几年农民收入年递增速度必须达到５％以上，这个幅度实现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这就需要切实转变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指导思想，真正把提高农民收入作为农村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提高农民收入与保证农产品的社会有效供给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农民收入的增加有赖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土地使用制度的完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农技的推广，都要围绕发展作文章。要通过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确保农民实际收入的不断提高。
２．要注意各个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目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各个地方都是客观存在的。一些地方虽然从平均值看接近或达到了小康水平和标准，但仍有部分地区、县、乡、村和户离小康标准还有一定的距离。至于地区与地区、县与县、乡与乡、村与村、户与户之间的差距则更大、更明显。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上不去，必然会影响这个地方小康的进程，拖这个地方经济发展的后腿。事实上，从一个省、一个地方看，实现小康的重点和难点也在于落后地区。为此，我们必须善于和注意抓薄弱环节，在抓强县、强乡、强村的同时，不要忘了经济发展的另一面——落后县、落后乡和落后村的发展。对它们，领导精力和力量要多放一点，政策上要多倾斜一些，帮助这些地方把经济工作搞上去。
３．要注意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同步性。目前，重物质文明建设、轻精神文明建设的倾向，在一些县、乡镇和村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个问题在集体经济发展缓慢而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尤为突出。表现在公益事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有些村经济发展较快，经济总收入或乡镇企业产值达到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上千万元，但周围却没有一条像样的路，群众至今未吃上自来水，敬老院或者没有，或者建的规格低、设施简陋。有些地方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对文化娱乐设施建设重视不够，缺少影剧院、图书室、青年活动之家，农民业余生活单调，有的靠玩扑克、搓麻将消磨光阴，由此造成赌博之风常刹不止。有的地方村庄建设缺乏统一规划，农民个人住宅盖得很漂亮，但缺乏整齐感，房屋盖得七高八低，街道弄得破乱不堪，如同无人管理。有的地方农民的文化消费在整个生活消费中所占的比重较低，有些农户除了供孩子上学的费用外，其他文化教育娱乐方面的花费寥寥无几。这些问题都应当引起注意，并切实加以引导和解决。
４．要注意加强县乡两个层次的工作。在我国，县乡两级是国民经济最基本的层次，是城乡经济的结合部，特别是乡镇一级，直接与农村和农民打交道，可以说是领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前沿指挥部，农村大量的工作都要靠县和乡这两个层次去完成，小康工作也不例外，也要靠县和乡两级去抓、去落实。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快农村奔小康工作中，要特别重视加强县和乡这两个层次的工作，这里包括：要搞好县乡干部的配备，要注意从农村生产第一线选拔优秀干部充实县乡这两个层次，工作上要让县乡干部有更多的自主性、主动性和灵活性，政治上和生活上要给县乡干部以应有的待遇和照顾，工作成绩突出的要给予重用和奖励。同时，要加强对县乡干部和县乡农村工作的检查监督，对领导不力的，落实政策不力的，农民不欢迎的干部，要及时调离和更换，使县乡两级真正成为带领农民群众奔小康的坚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５．要注意农村小康县继续向富裕型迈进的问题。目前几乎各地都有一批县市区提前进入了小康行列，对于这部分县市区来说，要注意“保小康”和“上台阶”两个方面问题。我们知道，测定农村小康县的有些指标是属于动态性的，在不同年份可上也可下，今年达标的明年未必就能达标，像农民人均纯收入、刑事案件立案率等，都属于这样一类指标。这就对达到小康县标准的县市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即在实现农村小康县的基础上要着力保小康县的荣誉和称号。在“保”的基础上，要继续向新的高度即向农村富裕型迈进。这就要求已实现农村小康的县市区尽快制订出新的发展规划，确定新的发展思路和措施。同时，也要求有关方面尽快拿出农村富裕县、富裕乡、富裕村的具体标准，使这类县、乡、村前奔有方向，发展有目标。
第9版(理论)
专栏：
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上水平
荣风刚
如何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上水平，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烟台市委坚持“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方针，从本地实际出发，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发展目标一体化是“两手抓”的重要保证
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和关注精神文明建设，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并强调指出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烟台市委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积极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探索。首先，把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统筹规划，统一安排，纳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工作大局。党的十四大以来，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到２０２０年，把烟台建设成为经济发达、社会安定、文化繁荣、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国际性港口城市。强调精神文明建设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而且把它作为实现目标的根本保证，并及时制定了相应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规划，把经济工作与精神文明建设融为一体，统一研究、统一部署、统一考核。全市上下把促改革、促发展、保稳定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任务，全面展开。近几年来，在农村，我们每年都利用冬春季节，拿出３个月的时间，对农民开展大规模的集中教育活动，以精神文明建设为动力，推动农村各项工作健康发展。在城市，广泛开展了“做文明市民、建文明城市”活动，以此推动市民的文明素质和城市的文明水平的提高。其次，党政合抓、部门联动，形成一体化的工作机制。在以往的工作中，往往是就精神文明抓精神文明，或者就经济工作抓经济工作，二者缺乏有机结合，形不成统一的工作合力。其结果是，精神文明建设难以形成气候，经济建设也受到制约和影响。近几年，我们特别注意解决这个问题，在评选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县市区、先进系统和文明单位时，把经济效益作为一项重要指标进行考核；在评选经济工作先进单位时，也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指标纳入考核标准，使各级党政部门都有自己的任务、目标和责任，确保了精神文明建设任务的全面落实，有效地解决了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真正实现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同步驱动，相互促进，保证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全面地发展。
大力弘扬主旋律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题
烟台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一部分人的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思想有所滋长，一些早已绝迹的社会丑恶现象死灰复燃等。这一现实提醒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必须始终坚持高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主旋律，旗帜鲜明地提出维护社会主义公共道德和职业道德，反对和抵制利己主义等各种腐朽丑恶的思想行为，提倡和宣传社会主义助人为乐、诚实守信、顾全大局、互助友爱的精神，使先进的思想道德得到发扬光大，使落后腐朽的思想意识和丑恶现象得以有效遏制，从而引导社会风气向文明、健康、向上的方向发展。对此，抓教育，重视“灌输”至关重要。近年来，在全市深入开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以坚定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以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等各种思想道德教育也常抓不懈；广泛进行“烟台精神”、“企业精神”、“村庄精神”大讨论，引导人们树立创业、敬业、实干、奉献思想，激发热爱祖国、建设烟台、繁荣家乡的政治热情。同时，抓舆论导向，大力宣扬社会正气，抨击歪风，努力创造文明健康的社会氛围。我们的一条经验就是，抓典型，扶正祛邪。在各行各业评先树优的基础上，每年都在全市大张旗鼓地开展评选“模范共产党员”、“十佳文明市民”、“十佳服务明星”、“十大杰出青年”等活动；表彰见义勇为、无私奉献等体现时代精神的先进典型；广泛开展“学英模、创大业、比奉献”活动。总之，用榜样的力量来带动人们崇尚文明、积极进取，推动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坚持严制约、狠打击，强化查处力度。对封建迷信、赌博活动，以及卖淫嫖娼、制黄贩黄等，则进行专项治理整顿，使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秩序得到进一步好转，追求进步、追求文明蔚然成风。
突出重点是抓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方法
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牵动全局的工作。在具体工作中，必须统揽全局，突出重点。重点工作在全局工作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抓住重点，可以收到整体推进全局工作的效果。突出重点，首先要突出城市这个部位。城市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既代表着社会的发展方向，又对一个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有着巨大的辐射、带动作用。几年来，我们紧紧围绕建设现代化国际性港口城市的宏伟目标，在市民中大力普及文明用语、文明行为和法律常识，积极推广普通话和常用外语会话，提高市民素质；围绕提高城市的文明水平，重点治理脏、乱、差，努力创造优美环境，优良秩序和优质服务。其次，在城市要突出窗口行业这个部位。它既代表着一个地方的形象，也对整个社会风气有着巨大影响。近年来，我们坚持在政府执法部门和公共事业单位推行两公开一监督、联合办公“一条龙”服务，并组织人大代表和各界群众代表进行评议，推动这些部门转变作风，提高效率，方便了基层单位和广大群众；坚持在商业服务业开展优质服务竞赛活动，强化职业道德教育，完善服务规范，严格服务纪律，树立起良好的行业风气，使烟台首批跨入全国文明口岸行列。再次，在农村要突出家庭这个部位。家庭是人们生活的最基本单位，是社会的细胞，其内部的互相教育、约束、影响作用极大。特别是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家庭已成为最基本的、相对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我们调查发现，一些村庄，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家庭建设搞得好是重要原因之一。一些人犯罪，一些地方社会秩序混乱，也与家庭环境有重要关系。调查表明，因家庭原因导致青少年失足、犯罪的高达７０％。赡养、婚姻、邻里、赔偿等四大民间纠纷，都直接与家庭有关。为此，我市十分重视抓好家庭建设。其中，牟平区的家庭建设活动的经验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宣部的充分肯定。他们把家庭作为一个管理层次，融两个文明建设为一体，以家庭道德、法制、文化和经济四项建设为主线，以建立村民档案、推行婚姻规范化管理、兴办家政学校、举办家庭文化节和开展庭院经济竞赛等活动为载体，较好地形成了家庭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机制，把两个文明建设的任务，通过家庭这个细胞，落实到基层，渗透到每个成员。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对一门新学科的开拓性建构
——评《社会主义群体凝聚力学》
赵剑英
刘学谦所著，红旗出版社出版的《社会主义群体凝聚力学》一书，把对社会主义群体凝聚力问题的研究，作为一门新学科进行了开拓性建构，填补了对该问题研究的空白。
该书在理论上的特点之一，就是把社会主义群体凝聚力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分析了社会主义群体的精神凝聚力和物质凝聚力，揭示了形成的源泉和动力，详尽地描述了凝聚力形成、发展、变化的轨迹，从而形成了较完整、较全面的理论体系。
该书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群体凝聚力形成的源泉和动力是社会主义群体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正确需要。”这样就为凝聚力的研究奠定了唯物主义的基础；阐明了其性质和目的；并且把强化凝聚力的活动变成了可操作的日常工作。一个社会主义群体要强化自身的凝聚力，可以从满足人民群众的正当需要入手。
该书还把社会主义群体凝聚力作为一个动态过程来分析，在过程中把握其运动变化规律。书中提出，凝聚力的运动也有明显的周期性。不同层次、不同性质、不同功能、不同规模的群体，其凝聚力有不同的运动周期，这样就从对凝聚力偶然的、现象的研究，上升到了对其必然的、本质的规律性研究。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百年治国方略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初探”一书简介
俞晓秋、董云虎、陈江丰等著的《百年治国方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初探》一书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作者在对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后提出，这一理论从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经过了“三次党代会”和改革开放成功的实践，由初步提出到逐步完善从而完整形成这样三个阶段。该书作者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新的历史时期的起点，也是这一理论的逻辑起点；社会主义时期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是历史新时期的总政策的确立，是这一理论初步提出的基本标志；全面、丰富而崭新的思想内容、明确的一系列科学概念和表述以及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是这一理论完整成形的基本特征；而贯穿这一理论思想的一条鲜明主线，即是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将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定不移信念。
本书还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与法制、精神文明、对外开放、一国两制及独立自主、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战略等基本核心思想都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在分析与准确理解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及其实践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独立自主、和平与发展的外交与国际战略思想在理论和政策上的创新意义，以及对中国推动和实现跨世纪的百年现代化建设进程与目标的指导意义。（俞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