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文化评论)
专栏：
文学期待与社会理想
——关于振兴文学的一点思索
董学文
文学是导引人们前行的灯火。文学不能没有理想，不能总是在平庸的轨道上滑行。当人们企盼文学振兴繁荣的时候，希冀文学扬起理想的风帆，便成为普遍的共同的心声。
我们不能说当前的文学创作没有成绩。广大作家与党同心同德，与人民血脉相连，创作了许多感人至深、催人奋进的作品。但也不能不承认，当前文学创作中确乎较严重地存在着孱弱、猥琐和消极的现象。数量和质量之间明显的不成比例；读者的期望和作品的现状距离甚大；火热的现实生活和苍白隔膜的描写间形成反差。一些作品，形式是丰富复杂了，内容却大面积失去应有的分量；技巧是渐趋圆熟了，心灵却变得灰暗和空洞。相当一段时间，文学创作上没有“热点”，没有“轰动”，没有精神意识的支持，也没有执著追求的激情。面对新的生活态势，表现出一种悲喜掺和、拓落低迷、价值无定的状态，疏远了读者，也大大影响了震撼人心的思想艺术力量。
文学造成这种缺憾和偏颇的原因很多，但缺少理想无疑是个较为根本的内因。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党领导着全国人民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大业。世纪的回忆使我们满怀慨叹和光荣；前程的瞭望使我们充满梦想和希望。国际风云的起伏变幻，更使我们看清了祖国事业的无比辉煌。共和国沧海桑田的历史巨变，中华儿女英勇异常的奋斗精神和举世瞩目的恢宏业绩，多么需要有伟大的文学作品去反映！这种奔腾激荡的时代生活，正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它给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是的，在我们面对的现实中，存有丑恶，存有虚假，存有荒诞，存有腐败现象的滋长，存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崇洋媚外和复古倒退思潮的卷涌和泛滥。这是一些令人憎恶的社会风气，如果不加警惕和制止，它们甚至可能成为危及党的存亡和从根本上蛀蚀社会主义制度的危险因素。但是，对于我们整个社会来说，这些毕竟是光明的陪衬；对于那些没有放弃理想追求和批判锐气的作家说来，这些又恰恰是难得的发挥文学讽刺、鞭挞、戬灭功能的材料。“文学是战斗的！”本质上它是赞成或反对的事业。漠不关心的文学实际上不可能有，即使有，也没有任何价值。真善美是在同假恶丑的斗争中发展壮大的。对于中国，现在还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更为紧要。某些社会阴暗面的存在，不应成为动摇信念的理由，而应成为激起更昂奋创作热情的动力。
我们分外珍重文学创作中的理想成分，因为这是作家充任“人类灵魂工程师”职责的核心。
呼唤文学高扬理想，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命题，而是鉴于古往今来一切多少带有一点进步性和人民性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那些优秀作品的共同经验和特点。许多不朽的传世之作，在人类追求光明和成长进步中，起了何等了不起的作用！与以往时代文学相比，应该说，社会主义文学具有更加高尚的理想，更加诱人的憧憬，更加深远的目标感。这些鲜明的美学特征是由它的性质所决定的。没有理想的作品，很难受人民群众喜爱，也羞列社会主义文学之林。
文学鼓舞人心，洋溢理想，这不是廉价的思想性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艺术性表现，而是对作品整体所浸透的审美、认识、启迪、教育水准的综合性要求。它关乎着文学精神价值的高低，关乎着文学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和运命。历史上，文学走向兴盛的时期，其理想总是绚丽的，引路的；历史上走向衰败时期的文学，亵渎和逃避理想便成为必然的表征。一个清醒的有作为的作家，绝不会忽视理想在文学中的作用，因为他懂得，作家应当而且可以站在比一般人更高的地方来看待生活，应当而且必须有不同于流俗的识见。作家追求的理想目标越高远，他的才力就会发展得越快，他就越能对生活有独特的感受和发现。倘若作家把没有任何理想火花的作品塞给读者，那就等于将自己的声誉和才华一道加以葬送。这是一条铁律。
当然，这里所说的文学作品的理想，不是“假大空”的东西，不是故作昂扬的应时之举，也不是让文学承担过分沉重的“教化”功能。那种所谓“理想化”带来的恶果，人们还记忆犹新。我们所说的文学作品的理想，既非可有可无的点缀品，亦非人为制造的光明尾巴，而是像浸透汁水一样浸透在作品中促人向上的精神关怀，是作家在先进世界观、人生观烛照下对社会生活发展方向的深邃洞察，是以时代精神为底蕴的对祖国、人民、正义事业和人类前途的坚定信念。这是一种内在强大的驱动力。有了这种动力，作家就能别具只眼地捕捉到新事物的萌芽，就能游刃有余地驾驭各种题材，并能从各种题材中开掘出有较高精神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文学主题；有了这种动力，作家的心灵就会像一团燃烧的篝火，照亮某些事物，并给人们带来温暖和激励，就是描写庸俗、丑陋、粗野的东西，也能正确地运用文学的美学原则。
一个作家最可怕的毛病是没有信念；一代文学最可怕的弊端是缺乏理想。不被高尚信念支撑的作家是渺小的；缺少远大理想的文学是贫血的。文学要振兴，就要有力量；而要有力量，就要有理想。文学的理想是文学的脊梁，腾飞的翅膀。
这里可能有人会问：生活往往本来就很琐碎庸常，为何不可以“平民化”的意识探视社会底层的“生存状态”，掘示现实在庸常生活中的演进，替凡人代言，为常人造影？是的，这是一种选择。但需要澄清的是，“凡人”并非庸人，“凡人”的常态中并不都是卑琐，“一件小事”式的场景中仍有令人钦慕的精神在。以为展示常人世俗生象的天然韵致和原形本色，就可以尽书无聊、烦恼和龌龊，那只是一种误解。本相的“原汁原味”不是一块遮掩生活舞台的幕布，拥抱生活和拥抱生活表象，贴近生活和贴近生活杂质，消解距离和消弥深度，冷静客观、藏匿倾向和缺少起码的是非感、荣辱感，有着原则区别。一个成熟的作家，不会放逐生活的主潮于不顾，而去踅足和陷入精神平庸化的泥淖。谁也无法否认，文学在反映表现现实的同时，是具有超越现实的功能的。
为了文学的振兴，创作的繁荣，为了能对社会负责，对下一代负责，对民族未来负责，我们应当继承“五四”以来革命文学的优良传统，借鉴外国进步文学的先进经验，使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乐观主义、革命的理想主义在新的层次上得以发扬光大。我们应当在作品中树起精神的旗帜，让战斗者振奋，让迷茫者觉醒，让无心者有所忌惮，创作出能够称颂于现时又可以传诸后世的文学巨著。
在文学上，“善恶无界”、“抛却信仰”、“消平价值”、“零度写作”、“感官刺激”、“消遣至上”，这不是我们的艺术哲学。此种貌似机智的避隐，不过是掩饰在悲观失望精神隧道中的爬行。文学要想无愧于时代，也不能只会在历史的“空间”中翻捡被时间尘封的“魂灵”，尽是喜欢在如烟的往事中游逛。它只有面对现实，面向未来，充盈精神，叩问理想，才能赢得历史，赢得群众。
理想是附丽于存在、附丽于人民的。哪里有人民自觉创造自己新生活的事业，哪里就有理想的灿烂之光。文学永远和人民同在，也就永远和理想同在。文学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扎在自己时代人民的历史创造活动中，也就是深深地扎根于理想的沃土之中；文学越以多姿多彩的形式反映人民的沸腾生活，也就越能折射出理想追求的光芒。作为人民历史创造活动有机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文学，一定要肩负起塑造我们时代高尚民族品格的特殊使命，一定要创作出与伟大时代相称的史诗般的精品，才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厚望。
第10版(文化评论)
专栏：
关于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念
——看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
冯其庸
长篇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已经播放完了。一时之间，从电视片一直到“三国史”“三国戏”“三国人物”“三国演义”小说本身，乃至“三国文物”“三国古战场”无一不是大家乐于谈论的话题。其中，关于“三国演义”以及电视剧里的反映的忠、孝、节、义等道德观念的问题，也是热门话题之一。
《三国演义》里所反映的道德现象是古代文化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电视剧《三国演义》的第一集就是《桃园结义》，这里就突出一个“义”字。而且“桃园结义”的故事，是自有《三国演义》小说以来就家喻户晓的，社会影响非常之大。接着下来的就是《十常侍乱政》。这个故事里包含着忠于汉室和背叛汉室的问题，这就是封建社会里最主要的一个政治问题。“忠”也就是封建道德中的最主要的德目。
封建道德的德目很多，并且内涵很复杂，如果要全面展开来谈，决不是现在的篇幅所许可的，所以本文就只谈“忠”、“义”两个德目。
大家知道，阶级社会里的道德都是有阶级性的，超阶级的道德是不存在的。而且道德的存在，是具体的存在，行为性的存在，而不仅仅是书面文字的存在，因为道德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行为的规范。正因为如此，所以统治阶级就非常重视道德的宣传和教育，通过这种手段，使被压迫者接受他们的道德要求，把维护统治阶级的道德作为普遍的自己应该实现和服从的道德。所以在封建社会里，普遍地接受统治阶级的忠孝节义的宣传，产生了一批批的忠臣孝子义夫节妇。
大家还知道，阶级社会是阶级对立和对抗的社会，农民起义就是这种对抗的激化。但是封建社会并非经常处于阶级对抗激化的状态，相反却是经常处于稳定或半稳定状态，这里除了统治阶级的政策调剂、政治压力的作用外，道德教育也起了相当的作用。所以阶级社会里的道德，还有它的中间性和模糊性。例如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廉洁这种道德，就带有中间性和模糊性。封建官吏如果廉洁，尽量少贪污，少剥削人民，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也就有利于封建统治的稳定，所以统治阶级既表彰这种道德，老百姓也欢迎这种道德，所以它就具有一定的中间性模糊性。但就其阶级实质来说，仍然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稳定和长久统治的，所以它的根本利益，还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
另外，道德还具有继承性和不可继承性二种性质。封建社会里劳动人民的美德，如勤劳勇敢、孝养父母、对待朋友讲究信义，见义勇为，舍己为人等等，当然是可以而且应该继承的；但对于统治阶级提倡的完全为统治阶级利益而牺牲的道德，如“君要臣死，臣不死即为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即为不孝”等等，对劳动人民来说，是完全不可继承的。但历代的统治阶级却一直继承并宣传这种道德。所以道德的继承性和不可继承性，是以它的阶级内涵为依据的，并不是都可继承和都不可继承的。
明白了以上这些道德领域里的复杂情况，就可以进一步地谈具体的道德了。
这里先说“义”。先秦时代的墨子曾说“义”就是“有力以劳人，有财以分人”（《墨子·鲁问》），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有点“济困扶危，仗义疏财”的意思。墨子还主张推举农、工出来任事，而且应该“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举公义，辟（除）私怨”（《尚贤》上）。墨子出身于劳动人民，他所提出的“义”的内涵是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的，所以他的“义”是属于民间的。孟子的解释，是说“义人之正路也”（《离娄》上），又说“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没有讲义的人而不尊重君主的）。很明显孟子所说的“义”，就是要服从君主，这就是他所说的“正路”，由此也可见孟子的“义”，是属于当时的统治阶级的。也由此可见同一个“义”字，墨、孟两家的说法就截然相反。而“桃园结义”的义，显然较多的是民间色彩的“义”，后来在民间的影响也较大。那末我们如何来评价这种“义”呢？我认为应该对它作历史的肯定，尽管在《三国演义》里他们是作为黄巾的对立面出现的，但在《演义》里黄巾只是陪衬的一笔，它主要描写的还是朝政的腐败所引起的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然后把“桃园结义”作为他们慷慨救世，建功立业，安邦定国的起点，而最后的结束也是以三个人的各自尽“义”而结束。“桃园结义”的“义”，还只是“义”的一种类型，在历史上“义”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更多的是流行于民间的与“恶”相对抗的、牺牲自己以帮助别人的“侠义”行为。因此，“义”的内涵与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是完全不相容的。这种道德行为，直至今天也还是为人民所肯定并不断在加以充实和发展。
至于“忠”，大家都很清楚，封建时代统治阶级提倡“忠”，是要大家“忠”于统治阶级，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自觉牺牲。而被压迫人民则相反，“忠”就是要“忠”于人民的事业，例如《水浒传》里的英雄，就是要求全体水浒的英雄豪杰都“忠”于梁山的起义事业。《三国演义》里的“忠”情况更为复杂，对于汉室的政权来说，是要求大家“忠”于这个皇权。但对于魏、蜀、吴来说，是要求各自的臣民都“忠”于自己的分割政权，“忠”于自己。很显然，这两种“忠”都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忠”。
但是这里又有特殊情况，例如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具体来说，他是“忠”于先帝的托孤，“忠”于蜀汉的皇权，但他对待事业的精神，对待刘备（是君臣又是知己）托孤的竭尽心力，也就是说他的道德的行为，又极大地感化着后来的群众，使这种精神在新的条件下用到新的人民的事业上。
前面说过，道德的存在是复杂的存在，从整体来说，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的道德与被统治阶级的道德，其内涵是完全对立的。但在每个具体的个人身上，却又显得特别复杂，有的出身于劳动人民的人却沾染了统治阶级的恶德。而有些官僚地主阶级的人物，身上却又存在着劳动人民道德的影响。所以在分析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现象时，既要注意到道德的阶级属性，而又不能用简单的划阶级成分的办法。
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播出，其积极意义是多方面的。第一，它对当前流行于社会的一些“戏说”热，无异是一服清凉剂。我国历史上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及康熙乾隆，是中国历史的光辉阶段，他们是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的代表性人物，把一位在历史评价上应该肯定的皇帝，写得如同儿戏，对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有什么光彩呢？对爱国主义教育有什么积极意义呢？电视剧《三国演义》所反映的并不是中国历史的光辉阶段，而是中国历史的变乱时期，但是剧作家、导演、演员却都以谨严的笔墨，依据《三国演义》小说，认真地完成了这一巨著，令人耳目一正。第二，长期以来，特别是自“文革”以来，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都受到了很大的削弱，文化在下降，学术的沉沦，社会的读书空气已经愈来愈淡薄了，《三国演义》电视剧的播出，使久已淡薄的社会文化气息，增加了浓度，但愿这种风气能持久发展。第三，《三国演义》电视剧展现的古人的道德风貌，其中也颇有可以借鉴的，对当前与社会发展不无补益。
仅从以上三点来说，我认为电视《三国演义》是一部适时的思想和艺术都是高层次的作品。至于有的观众希望这部片子的艺术性再高一些，人物塑造得更好一些，战争和武打场面处理得更精彩一些等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艺无止境”，艺术是没有顶峰的！
第10版(文化评论)
专栏：金台文化
如何面对浑沌
秦弓
在路遥拿出了《平凡的世界》，周克芹拿出了《秋之惑》之后，有批评家曾断言，这是他们的封顶之作，面对批评家的犀利辞锋，作家自不服气，你有什么理由下这样的断言？然而天公不做美，英年早逝，使两位作家无法以创作实绩回答批评家的挑战，这是十分遗憾的事。
逝者长已矣，来者犹可追。批评家如何对待作家，批评应持怎样的尺度，着实值得我们深思。批评不是攀援创作大树的青藤，而是与创作根须相连、枝叶相拥的孪生树木，是借助创作阐释人生、社会与宇宙的一种富于个性的话语，既然如此，卑躬屈膝的捧与居高临下的骂都有悖于批评的本性而无益于创作的生存发展。真正的批评即使让创作者脸红一时，总能使之心底服膺。批评须有胆量，然而胆量并不能代替批评尺度。从主客体角度来看，有批评家的主体尺度，也有与此相对的创作客体尺度。缺乏主体尺度，批评便成了人云亦云，毫无个性可言；失去客体尺度，批评则成为向壁虚构、自言自语。无论哪种情况，都不能直面创作、立足文坛。关于路遥、周克芹的“封顶”之论均属后者，其误区就在于低估了作家的巨大潜力与他们所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广阔前景。
聪明的同行可以惋惜路遥写得很苦很笨，但其聪明之处也在于没有否定那种又苦又笨的写法同样能展现生命的辉煌，同样能像蚕一样不断地蜕变、更新。鸟有鸟的活法，蚕有蚕的活法，要评估它们的生命价值，要预测它们的发展前景，就要依据其各自的生命规律。对待作家的创作也是同理。不能因为在比较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那里看不到多少“先锋派”与“后新潮”的尝试就大失所望地断言其已经“封顶”。事实上，既然《平凡的世界》已不仅超越了《人生》，而且也见出了《创业史》未曾见过的新芽，有什么理由断言生活积累丰厚、生命意志顽韧而且不乏才气的路遥不会迈出新的步履呢？问题不在路遥，而是在于某些批评家以主体尺度代替了客体尺度。
文学史上这样的教训实在不少。创造社批评家从自身的表现主义与浪漫主义尺度出发，批评鲁迅的《呐喊》初版本除了《不周山》一篇尚属表示作者“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廷”的“杰作”之外，《狂人日记》、《阿Ｑ正传》等都是“浅薄”“庸俗”的“自然主义”作品。鲁迅“不但不能心服，而且还轻视了这位勇士”，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干脆将这一篇“杰作”删除，让人看看《呐喊》是否就真的剩下“浅薄”与“庸俗”。
太阳社批评家从自身把握的政治尺度出发，宣布“阿Ｑ的时代已经死去”，鲁迅已经落伍。但历史证明，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不仅当时，而且现在，都有众多阿Ｑ在存活着，鲁迅作为跨世纪的文化巨人，不仅当时是而且现在仍然是中华之民族魂。这里，我想起《庄子·内篇》里的一个寓言：南方之帝倏与北方之帝忽走访中央之帝浑沌。浑沌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倏与忽商量怎样才能表达谢意，说“人都有七窍借以视、听、吃、呼吸，但浑沌偏偏没有，不妨给他凿几个窍。”就这样，他们每天为浑沌凿一个窍；到了第七天，七窍凿成可浑沌却死去了。
富于个性的创作犹如浑沌，自有其独特的内在尺度。如何对待浑沌，正是批评家自身面临的严峻挑战。如果做批评家如同倏、忽一样省事，恐怕普天之下不会争相“下海”，而是纷纷争抢批评家桂冠了。
第10版(文化评论)
专栏：
节日的礼赞
伊洛
当王怀让不假思索地把他的第１７本诗集定名为《王怀让抒情诗３００首》时，他或许没有意识到，在他潜意识里正结着一个辉煌的结。正是由于这挥之不去的心灵之结，我们才在这本诗集的自序里找到了令人眼热心热的文字：“我忽然想起了１３００余年前的一个人，他也是一个诗人，当他在这个季节到农村走了一遭之后，曾经发出过振聋发聩的震动了当时也穿越历史震动到今天的永远不朽的诗的感慨。诗曰：‘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不能忘’，这掷地有声的三个字，三个诗的字和三个字的诗，说得何等地好啊。因此我想，给予的前提是不能忘记——要给予大地，首先要不忘大地；要给予人民，首先要不忘人民。我的诗啊，还是从永不忘记起步吧。”
这是他对诗的理解，这是他的诗的宣言。这也是他的那个辉煌之结的全部谜底——把诗奉献给人民。
在“母亲节”里我们这样看到了“母亲”：“你走上天安门城楼／是为了高呼人民万岁，／把握历史的人民／才让你在史册中永放光辉；／你走上天安门城楼／是为了高呼人民万岁，／主宰世界的人民／才让你在世界上万古永垂……”（《人民万岁》）。
在“劳动节”里我们这样体验着“劳动”：“雨＋雪＋风＋霜＝你的脊梁／歌＋舞＋诗＋画＝高速公路的路面／∵雨＋雪＋风＋霜＝歌＋舞＋诗＋画／∴你的脊梁＝高速公路的路面”（《路是怎样筑成的》）。
在“诗歌节”里我们这样理解着“诗歌”：“谢谢天——／天上的太阳，／给我以明亮的思想；／谢谢地——／地上的土壤，／给我以阔大的手掌。／我于是用思想指挥手掌，／用手掌握起笔，／写下了属于黄帝后裔的、／属于黄山的骨架的、／属于黄河的血肉的、／属于黄皮肤的颜色的诗行……”
还有泼水节，还有音乐节，还有……
把诗奉献给人民，做一名人民的诗人，就使他的诗作具有了铮铮作响的质地和辽阔驰骋的天地。收入这本集子中的长诗《我们光荣的名字：河南人》，甫一问世就引起了强烈反响。上自省委领导，下自工人农民，还有来自海外的留学生都很喜爱这首描绘河南人风采的长诗，他们或批示或打电话写信，对诗人创作上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建国４５周年之际，这首诗又被成千上万的群众上百次地朗诵，在中州大地不胫而走，掀起了一浪又一浪诗的春潮。
作为一个在６０年代就因创造了“赶五句”体诗而名播神州的著名诗人，王怀让的成功，使我们在欣喜之余，还感受到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温暖，当然，在人文精神的承传与贯通上，这部诗集中还是可以找到个体生命或历史意识的很明显的过渡桥梁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诗的人民性就是诗的史诗性。《王怀让抒情诗３００首》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之一就是，我们的人民并不是不需要诗歌，我们所处的时代并不是不需要史诗。每一个置身于改革开放洪流中的诗人，都必须和祖国和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这样才能创造出美丽壮阔的史诗，回应时代和人民对诗人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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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文学史》面世
由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大型《苏联文学史》专著（叶水夫主编，李辉凡、吴元迈副主编）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三卷，计１００余万字，前两卷为概论，第三卷是作家论，几乎涵盖了从十月革命至８０年代初苏联文学发展全过程的内容。本书不仅在编写体例和结构上作了新的尝试，而且在内容选择和价值取向方面也有较大突破，以论带史，首先以概论形式，用较大篇幅对苏联各个时期的文学思潮、文艺理论、文艺政策以及重大文艺论争作全面的介绍和阐释，然后按小说、诗歌、戏剧等不同体裁的文学创作情况进行系统的探讨，画出其发展演变的轨迹。作家论部分，则选取了５０部代表各种不同思想倾向和艺术流派的作家，立专论，分别对他们的创作道路及思想艺术成就作实事求是的评估，确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者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原则，视野开阔，立论有据，运用了大量第一手新鲜材料；文字朴实，不仅保持了学术著作所具有的理论性、系统性和科学性，也注意了普及性。书后附有近六万字的相当翔实的苏联作家、作品索引，它是一份珍贵的研究资料，从而增强了这部著作的学术研究价值。（古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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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喜见《创业》有新篇
——《黄土屋黑土屋》简评
张志忠
自从那一部经由毛泽东同志亲自过问才得以上映的《创业》问世，周挺杉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形象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得到空前的大普及，迄今已经整整２０个年头。近些年来，直接表现工业建设题材的作品显得罕见，因此，钟亦非的长篇小说《黄土屋黑土屋》出版，就给我带来一种久暌的喜悦：喜见《创业》有新篇。
《黄土屋黑土屋》是以渤海边上的胜利油田的开发建设为题材的，它和《创业》一样，都飘散着浓郁的石油气，充满了大工业建设的宏伟气派。但是，时代不同了，新一代石油工人所面临的建设的和人生的课题也产生了有趣的变化：新开进的钻井队奉命要在龙居地区打一眼基准井，可是，井位选址正在袁家的坟茔上，于是，袁氏家族的老老少少几百号人，轰轰烈烈地搞了一场“祖坟保卫战”，世世代代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乡民们，由对石油工业和钻井队的抵触和干扰，到看到工业开发给他们带来的打工赚钱机会，而逐渐接受和顺应现实，但是，油田开发带来的不只是物质生活的改善，还有精神上文化上的冲击；年轻的少男少女们，开始挣脱土地的束缚，向往外面的世界，争取着独立自主的爱情，可是，这种朦胧的追求，却又格外地艰难，这不只是因为他们的长辈、他们的环境中所弥漫的强大的传统意识观念，还由于年轻人挣脱无形的精神枷锁、更新自我的步履蹒跚，欲前又止，欲进反退；工业文明的冲击波，给这古老的土地带来巨大的震荡，但是，农民对于土地的深挚情感，着实令人感动，油田因为丢失中子原而在人们心头造成的巨大恐慌，又分明地表述着问题的另一面，即工业污染；庞大的家族势力，盘根错节的血缘关系，既有其温情脉脉、秩序井然的层面，却又会露出狰狞面目，为了争夺遗产、霸占家业，对孤弱女子进行残酷无情的迫害……新兴的工业文明与古朴的乡野大地，钻井队的青年工人与乡村的姑娘小伙，文明与愚昧，历史与现实，建设与破坏，新生与僵化，就是这样地构成复杂的矛盾冲突，富有戏剧性的情节，让人读来兴味盎然，情趣横生。
这又是一部质朴的小说。既有过乡村生活的记忆，又当了多年石油工人的钟亦非，禀承了中国农民的淳朴和油田汉子的本真。他写得很朴素，甚至还常常显得笨拙，对于他来说，初次写长篇，对于这种样式的把握上难免是吃力的。但是，在人物语言的鲜活生动上，在对生活细节的或精心或随意的点染上，却又让我们感到一种本色如生活一般的艺术魅力。他写钻井，不必去描摹完整的生产过程，只是这里一点、那里一滴，便把工人们的精神风貌和劳动场景融在一起；只因胸有成竹，故此才敢只绘一枝一叶而又总关情。他写农民对土地的情感，没有多少浮泛的抒情感怀，却从对本地的土质特异性的描述中渗透出来，浑朴中见出深挚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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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江搏浪一飞舟》出版
林默涵６０年文艺生涯纪念集《大江搏浪一飞舟》（艾克恩主编），已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冰心、曹禺、阳翰笙、欧阳山、周而复、夏征农、李尔重的贺辞贺信和臧克家、陈荒煤、姚仲明、刘白羽、魏巍、叶水夫、朱子奇、白淑湘等人的文章，盛赞默涵同志在文艺理论研究、编辑出版事业和艺术教育以及长期从事党的文艺领导工作方面的突出成就与贡献。赞许他为人正派，不谋私利，坚持原则，一身正气。全国文联执行主席曹禺在贺辞中说，默涵同志“是一棵挺立峻拔的大树，不是随风偏倒的小草”。他“光明磊落，正直无私，敦厚谦和，艰苦朴素，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风范”。书中还收入翔实的默涵年谱与著作目录。（马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