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改革热点纵横谈
树立正确的破产观搞好国有企业破产试点
中国工业经济协会调研部
去年１０月，国务院发布了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这个通知，是对现行破产法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根据《通知》规定，上海、天津等１８个进行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试点的城市先行一步，加快进行国有企业的破产试点。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以来，这些城市共有９０多户国有企业进入法定破产程序，其中约有半数已由人民法院审理终结，宣告破产。
破产试点的实施，推动着企业优胜劣汰机制的建立，深化了国有企业改革。与此同时，由于破产触及到旧体制遗留下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一个严重问题是借破产蓄意逃避债务。对此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坚决克服这种错误倾向，树立起正确的破产观，搞好国有企业的破产试点。
据调查，借破产逃避债务，主要表现是对企业“先分立后破产”。也就是将企业的一部分资产转移到别处或分离出去，组建成新的经济实体，而把全部或大部分债务留给已成空壳的“母体”去申请破产，最终以“无产可破”赖掉企业的老债。更为严重的是，还有极少数地方采取欺诈手段，或是对部分债权人作出由分立企业全额偿债的承诺，以诱使他们在债权人会议上默认分立的事实；或是在财产处置上搞不公正的幕后交易，压低出售价格。总之，各种逃债方法五花八门，但目的都是一个，那就是把资产留下，把债务包袱甩掉。
以破产为名，行逃债废债之实，其危害十分严重。它不仅有悖于市场经济公平、公正清偿债务的基本原则，破坏民事交往中起码的信用关系，而且还会严重扭曲企业破产的积极意义，使淘汰落后企业演变成保护落后企业，约束和鞭策企业异化成鼓励企业投机取巧。如果此类行为形成风气，蔓延开来，建立破产制度以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目的将会落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需的正常经济秩序将陷入极大混乱。
借破产逃废债，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旧体制形成的诸多利益关系尚未理顺，责任没有分清。如造成企业破产的一般原因，往往是国家对老企业注资不足，索取过多，而直接因素，又多为政府代企业进行的投资决策失误或者对经营者使用不当。因此，许多濒临破产企业干部和职工都有“破产之过不在我们，怎么让我们受罪”这样的认识。正是这种认识，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支持逃债的群众基础。又如，长期政企不分，使银行成为企业资金的主要供应者，同时又是企业最大的债权人。由于银行实行垂直业务管理体制，银行受不受损失与地方经济利益关系不大，故此“让银行吃点儿亏没什么关系”的错误认识比较普遍。再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资产的收益由中央和地方共享，但职工都在地方，一旦破产，国家不会直接拿钱安置职工，而地方却要负责职工的安置、分流、培训，所以怎样减少这方面压力是地方政府首要考虑的问题。这也是宁可损害别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以“保一方平安”狭隘地方保护主义的思想根源。
分析借破产逃废债的动因，可以看出，债务问题实际上是利益问题，企业破产处置债务实际上是利益关系的调整。所以，要搞好企业破产试点，树立正确的破产观，首先，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地方和企业三者的利益关系。
应当看到，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换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许多深层次矛盾，不可能通过某种办法就能彻底解决。在国家、地方、企业三个层次上建立起完备的运行体制，解决现存的利益矛盾，理顺利益关系，决非一件易事，需要进行长期艰苦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自觉维护大局，实事求是处理利益矛盾，对地方和企业来说，就显得至关重要。在企业改革中应当这样，对待企业破产也应同样如此。如果不能做到这点，只是计较局部利益，甚至为了局部置大局于不顾，损害银行利益以保护地方利益，损害外地债权人利益以保护本地企业，借破产逃债赖债，其结果就会把整个改革的名声败坏，把经济秩序搞乱，到头来，大局搞乱了，企业和地方也必遭危害。因此我们说，企业破产的目的必须明确，债务处置一定要按照国家统一的办法来进行，绝不可以寻小利误大局，把逃债废债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搞好企业的经验。
树立正确的破产观，还必须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处理破产中出现的问题。在这方面，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已经制定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为各地解决破产中的难点提供了政策保障。各地应当认真学习，贯彻执行。这些措施有：
——为解决国有企业破产后职工安置费用来源不足的问题，国家规定，企业破产时，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应当以拍卖或者招标方式为主依法转让，转让所得首先用于安置职工。如果处置企业土地使用权所得不足以安置破产企业职工的，不足部分应当从处置其他破产财产所得中拨付。这表明，国家针对社会保障体系薄弱，承受力不强的问题，决心再从破产企业国有资产转让收益中拿出相当部分来安置职工，从而大大减轻了地方政府的压力，使地方政府得以解除缺钱安置的后顾之忧，专心开展破产企业职工的分流。
——国家规定，破产企业职工住房、学校、托幼园（所），医院等福利性设施，原则上不计入破产财产，破产时由当地人民政府接收处理。这条措施保障了破产企业职工基本生活的稳定，把破产引起的社会震荡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同时也为劳动者再就业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由于普遍实行了银行借款抵押担保制度，在一家企业破产时，往往可能牵连到为其担保的多家企业，使他们因代为偿债而陷入经营上的困境。为此，国家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代为偿债的期限可以由担保企业与被担保企业的债权人协商确定。这个办法，既维护了合法债权债务关系的有效性，又实事求是地减少了因破产立即代为偿债而给担保企业造成的损失，为最大限度缩小破产本身的负面效应找到了一条出路。
——为避免把依法实施的破产行为与银行内部处理贷款损失的经营行为混为一体，避免后者妨碍前者，国家规定，银行因企业破产受到的贷款本金、利息损失，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国家有关专业银行总行批准后，进行冲销。这里，一是把两种行为的主体作了区别，明确冲销贷款损失由各专业银行总行按国家规定批准，从而保证企业破产不受任何干扰依法进行；二是突出了冲销呆帐需严格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警醒银行和企业都要防止不规范破产行为的发生。
总之，原有破产法不够完备、不够全面、比较滞后的一些问题，国务院《通知》都尽可能作出了新的规定，这些都是搞好破产试点的依据，也是树立正确破产观不可缺少的内容。
此外，扭转借破产逃废债，树立正确的破产观，还要解决片面理解“拣苹果理论”的问题。
“拣苹果”理论，主要内容是把濒临破产的企业比喻成“一筐烂苹果”，把这些企业尚存的一些有效生产要素和部分适销产品比喻成“烂苹果筐”中的“好苹果”。这个理论认为，如果让这些企业整体破产，企业消亡，犹如将“一筐苹果”全部扔掉，损失很大。而在这一过程中，设法将好的“苹果”拣出，其它的舍弃，才是合理的。一些搞逃废债的行为，正是借用这个理论为自己辩解，说是自己这样干正是为了减少破产的损失，把“好苹果”拣出来。
应当指出，“拣苹果”理论本身所讲的道理是正确的。企业破产中的确应当注意对有效生产要素的保护。但问题在于，怎样保护才合理，也就是“苹果”怎样拣才正确。从不同产权主体之间最基本的财产权利义务关系来看，当出现企业负债率很高，甚至全部资产都抵不上负债的情况时，企业的债权人实际上已经成为资产的所有权人。此时，债权人可以在依法要求债务企业偿还到期债务不果时，向法院起诉，由法院冻结、划拨企业存款或拍卖、变卖财产，强制企业偿债。也就是说，在债权人追索自身到期债权的时候，已经使债务人的财产处在被动受处置的地位。此时，如果不征得债权人同意，进行资产转移、分立等生产要素的变更，均有可能被视为违法行为。我国的破产法就将破产案件受理前６个月至破产宣告之日期间的上述行为规定为无效和违法行为。因此我们说，要想把“好苹果”拣出来，不能光凭债务人自己的意愿，必须商得债权人同意，也就是不能只转移资产，不承担债务。只有这样，才是准确地理解和实施“拣苹果”理论，否则，就是逃债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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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现代科学的大历史观》简介
张浩
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以来，科学技术已从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发展到了电脑时代。恩格斯曾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这一科学论断是否适用于历史唯物主义呢？黄明理同志的《现代科学的大历史观——唯物史观的现代形态》（南京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出版）一书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
该书作者根据对现代科技的整体把握和对唯物史观、进化论、自组织理论三者综合研究，突破了唯物史观的经典框架，提出了大历史观的新理论。所谓大历史观，就是融自然史和社会史于一体的历史观，是包含物理进化史→化学进化史→生物进化史→社会发展史的历史观。作者在该书中描绘的物质的运动、结构和性能三者相互作用、依序演进的大历史走向是：无机运动→生命运动→社会运动；无机序→生命序→社会序；无机物性能→生物本能→人类智能。大历史进程的基本规律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一致的。它们的关系，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处于大历史进程中的猿，进化到既有本能又有智能，因而能制造工具时，大历史也就由自然史演进到了人类史。人源于动物又高于动物的真正原因，就是从动物本能中升华出了人类智能。人类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人类智能与本能相比，其作用越来越强的历史。作者把这个历史走势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生发的史实相结合，提出了社会发展的“智能动力观”。
该书作者认为，“生产→技术→科学”的实践格局所升华的最高哲学成就，是经典唯物史观。而“科学→技术→生产”的实践格局所升华出来的哲学成果，就是“智能动力观”。实践格局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变，正是唯物史观从经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客观基础。
作者在该书中还充分运用自己提出的新理论，去透视劳动解放的历史进程，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论证了知识和知识分子在劳动解放过程中的历史作用，从而进一步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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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爱国主义教育系列谈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武德传统
杨春长赵泽民
中华民族具有优秀的武德传统。武德指军旅与军人的思想修养和道德实践，它是军旅与军人的灵魂。春秋时期，就出现了“武德”这个概念。《左传》提出：“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也说：“军队的武德是战争中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之一。”植根于五千年中华文明之中的优秀武德传统，经过历代军旅实践的承传创造，以其卓尔不群、气壮山河的崇高品格屹立于世间，成为克服困难、战胜强敌的锐利武器。继承这些宝贵的历史遗产，对于加强我军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建设，帮助广大官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军旅职业道德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高扬爱国奉献的旗帜，将爱国报国视作军人价值的最高实现
中华民族历代正义之师及其优秀官兵，都是热爱祖国，精忠报国的。忧国忘身是古代将帅必备的首要品德。“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桴而鼓忘其身。”（《尉缭子·武议》）崇高的责任感和战场环境的需要使他们正视牺牲：“故善将者，不恃强，不怙势，宠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惧，见利不贪，见美不淫，以身殉国，壹意而已。”（《将苑·将志》）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激励下，牺牲奉献成为历代优秀将士前仆后继的选择。汉代大将霍去病屡建奇功，汉武帝要给他修建府第，他却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东汉名将马援以马革裹尸自誓，宣告“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耶！”后来他果真实现了誓言；岳飞身刺“精忠报国”四字，并用“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表达心声；文天祥“但令身未死，随力报乾坤”；于谦“一片丹心图报国”；戚继光“封侯非吾意，但愿海波平”；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历代民族英雄、优秀将士的这种爱国奉献、重义轻生的高尚品质，不断地激励、教育后来者，也受到历代人民的敬仰。那种苟安降敌则成为莫大耻辱，这与外国某些实用主义的投降观形成了鲜明对照。
强调爱民保民，将“爱民者强”的思想贯彻到军旅实践中
从古代《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强”和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出发，《荀子·议兵》中提出“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的著名论断，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宣宗》中称：“民者，兵之命也”。历代优秀武德传统，都非常强调爱民思想。“古之兵，皆出于民者也。故民附则兵多，而勃然以兴；民叛则兵寡，而忽焉以亡。”（《文献通考·兵六》）因而“民为兵之源，兵无民不坚。”（《将略要论》）胜败的关键在于是否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因此要处处便民利民。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说：“你不肯杀贼保障他（指百姓），养你何用？”优秀将士用行动、用鲜血生命保卫国民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著名将领岳飞率领的岳家军，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闻名于世，士兵中有拿民间一缕麻用来捆马草的，即严厉惩处。部队夜宿民房外，村民邀请进屋，也没人敢进去。当然，对古代将士爱民保民的思想与实践，我们也要看到他们有被迫与功利的一面，有欲安民先爱民的成份。
从祖国利益出发，热爱军旅事业，厉兵精武，建功立业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卫国安邦，维护祖国利益，必须有一支相应的军事力量。孙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深刻指出：“兵者国之大事”。古往今来，大凡热爱祖国的仁人志士尤其是优秀将士，都非常热爱军旅事业。尚武、精武首先表现在对居安思危、忘战必危的正确认识上，“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吴子·料敌》），“苟欲弭兵，莫如备兵”（陈庆年《兵法史略学》），因此，防范侵略、精武报国就成为优秀将士的共同特征。战国时老将廉颇不顾年迈，请缨杀敌；汉代班超投笔从戎，终于平定西域，安邦保民；三国时吕蒙克服重重困难，坚持钻研兵书，成为帅才；东晋祖逖、刘琨“闻鸡起舞”，苦练杀敌本领；明朝著名将领戚继光创建“鸳鸯阵法”，重创入侵敌军……历代优秀将帅在加强自己的技艺和指挥修养，“习兵法”、“学武艺”同时，还高度重视训练三军：“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将苑·习练》）。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不仅论述士卒训练，而且特别着重论述练将。
推崇义勇精神，将英勇无畏、坚韧顽强的品格纳入正义轨道
孙子把勇敢当作为将士的五德之一，“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后代类似提法虽各有差异，但“勇”不可或缺。岳飞强调“用将须择孤寒忠勇，久经艰难，亲冒矢石者”。勇敢既是军人职业特点和标志，也是克敌制胜的关键。中国传统武德从来没有把勇敢孤立看待，而是更多地把它纳入仁义的轨道，认为只有符合正义的勇敢才是真正的勇敢，“率义之谓勇”（《左传·哀公十六年》），“轻死以行礼谓之勇”（《晏子春秋·内篇谏上》）。因此，“仁者必勇”，“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违强陵弱，非勇也”（《左传·定公四年》），那些违背人民心愿，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勇”只能是暴虐残酷。勇敢也不等同于鲁莽、冲动，“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苏轼《留侯论》）。所以，单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一介武夫历来受到鄙夷。孔子认为“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智勇双全”成为优秀将士追求的目标。曹操曾言“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强勇，一匹夫敌耳。”（《三国志·夏侯渊传》）
培养坚韧顽强、自强不息的品质，也是历代优秀武德传统的一个重要内容。“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是中华民族的高尚品质，更是历代优秀将士的职业道德。传统武德熔铸民族性格于军旅实践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正所谓“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计”的顽强拚搏；“淮阴（韩信）忍辱”是“忍小忿而成大谋，屈一日而伸于后日，此则勇者之所畏”的体现；卧薪尝胆，“勾践灭吴”是“古之立大事者，必有坚忍不拔之志”的证明；辛弃疾赠人与自勉的诗句：“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形象表达出壮志未酬誓不休的情怀；明末将领夏完淳在抗清失败后，仍坚信“万里飞腾仍有路，莫愁四海正风尘”。这些顽强拚搏的言行，是以钢铁意志和无畏精神来抗击挫折磨难，为达到理想目标不懈进击的体现。在世界军事史上，比较其他各国军队，刚健有为，坚韧顽强确为中国传统武德的显著特色。
严明军纪，树立令行禁止，遵纪守法的良好作风
从古代“师出以律，失律凶也”（《周易·师》）的思想出发，历代都把纪律作为军队盛衰存亡的关键。“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诸葛亮《兵要》）这是很有见地的军事思想。纪律法令，一经制订，就必须坚决执行，“申明号令，不可姑息”，（明太祖《谕将士》）“令不可轻”（诸葛亮《将苑》），使“禁必欲止，令必欲行。”（《管子·兵法》）“非严不可以服强齐众。”严明的军纪产生了巨大的效果，成为“义军”的主要特征。刘邦起兵攻入咸阳后“秋毫无所犯，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结果秦地民众都希望刘邦为王。明太祖朱元璋每逢出征前都告诫将帅严明军纪，“秋毫无犯”，他的大将徐达因执行军纪严，管理部队好，屡受重用。大将胡大海自称“吾武人不知书，惟知三事而已：不杀人，不掠妇女，不焚毁庐舍”，所以军纪严明，战斗力强。宋代的岳家军、明代的戚家军和太平天国早期的军队，都以军纪严明著称，并取得很大胜利。
维护军队团结，强调“师克在和”、上下一心，爱兵如子
“师克在和”是古代军事思想中关于团结制胜的典型概括。历代优秀武德传统，高度重视军内军外的团结，如君将、上下、军政、军民、盟军团结等，《吴子》称“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战国时期赵国廉颇与蔺相如不计私怨，顾全大局，“将相和”的故事传为佳话。“千人同心，则得千人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淮南子·兵略训》）这些见解真是入木三分。唐代名将郭子仪、李光弼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捐弃前嫌，团结奋战，终于平息了叛乱。朱元璋总结自己的经验，说自己是“将士一心”，而敌方虽兵多将广，但“人各一心，上下猜疑”，终于失败。太平天国的最后败亡，根本原因是其领导人争权夺势，不团结、闹内讧。
古代武德传统强调官兵团结时，十分重视将帅要身先士卒，爱兵如子，这确实抓住了上下团结的关键。“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孙子·地形篇》）关心士卒疾苦是爱兵的主要问题。著名将领司马穰苴每于部队扎营后亲自探病问药，吴起亲为士兵吮吸脓疮，岳飞亲为士卒调药等等，都闪烁着官兵一体，誓同生死的道德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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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改革热点纵横谈
从企业资金紧张说起
周绍朋
当前，工业生产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企业资金紧张，但企业资金紧张，决不简单地是一个资金少的问题，与资金紧张密切相关的有一系列问题。
资金紧张的背后是经济效益问题
一谈到企业资金紧张，很多人就认为是因为整顿金融秩序，加强宏观调控，从而使资金投放量减少造成的。事实上，最近一个时期金融部门对企业，特别是对国有企业的资金投放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不断有所增加。企业资金紧张主要还不是资金少造成的，其背后是经济效益问题。
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当前不少地区，不少企业百元工业总产值所占用的流动资金并不比过去少，有的还有较大幅度的增长。那么，企业的流动资金为什么还显得那么紧张呢？主要是资金利用效果和经济效益不好。不可否认有这样的情况：企业的经济效益较好，生产规模急剧扩大，原有的流动资金一时显得不足。但这是少数企业，而且这些企业的资金紧张只是暂时的，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困难。有一个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其经理公开说，别看当前资金那么紧张，他向银行贷款，要多少给多少，因为他从不欠银行利息，而且到期的贷款能够及时足额还本。更多的情况还是企业经济效益不好，资金利润率比银行利息还要低，支付银行利息后就要亏损，甚至不支付银行利息也要亏损，这样的企业取得资金当然就比较困难了。即使一时取得一些资金，周转一个时期又会发生新的困难。这些企业又分几种情况：一是企业没有太大的债务包袱，但当前产品的市场和效益情况不好；二是企业当前产品的市场和效益情况虽然较好，但债务包袱较重，如果把债务包袱的因素考虑进去，企业的经济效益仍然是很不好的；三是企业的债务包袱较重，当前产品的市场和效益情况又不好。可以说，债务包袱重是很多企业面临的一个严重困难，也是搞活企业的一个难点所在。有一些企业，仅向银行的流动资金贷款就有几百万元，甚至几千万元，但实际参加周转的只有几万元、几十万元，绝大部分都被积压或损失挂帐了。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企业当前的产品多么紧俏，经济效益多么好，如果不解决债务包袱问题，再要取得资金和把企业搞活都是困难的。至于那些债务包袱重，当前产品的市场和效益情况又不好的企业，就更谈不上再取得资金和搞活企业了。企业的债务包袱问题，归根结底也是个经济效益问题，只不过它是企业长期以来经济效益不好的积累和集中表现罢了。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和企业改革的深入发展，企业取得资金的渠道越来越多，除向银行取得贷款外，还可以发行债券、股票，吸收其他企业投资和职工入股等，但这些都以企业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为条件。企业经济效益不好，不仅银行不愿意给予贷款，其他方面也不愿意投资。这是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在对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中，有些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职工入股的积极性非常高，即使手中暂时没钱，借钱也要入股，而那些经济效益较差，甚至严重资不抵债的企业，职工就不愿意入股。他们把对这些企业入股叫做拿钱买债务。
从以上可以看出，当前企业资金紧张，主要还不是资金来源少，而是企业经济效益差。
企业经济效益差主要是管理问题
当前，不少企业经济效益差，有外部环境问题，也有企业内部管理问题，但主要是企业内部管理问题。在相同的外部环境下，同类企业由于经营管理水平不同，却有着明显不同的经济效益，就是最好的证明。
企业管理水平低，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是决策水平低。有些企业，从立项、建设开始，就存在着严重失误。如有的企业，在决定建设之前，不进行科学的可行性研究，对产品的需求不进行周密预测，花费大量资金，包括大量外汇，盲目上马，结果企业建成后，却因产品无需求而不能正常生产；有的企业虽然立项决策是正确的，但在建设施工中决策失误，造成严重后果，使企业一开始就陷入困难境地；还有的企业，动用流动资金进行基本建设，致使企业因流动资金缺乏不能进行生产，有的企业不注重新产品的开发研制，长期没有一个适销对路的产品等等，这些都必然造成企业经济效益低下。其次是日常经营管理水平低，包括基础管理、专业管理、综合管理等都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如有的企业没有市场经济观念，产品本来不错，但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市场；有的企业基础管理很差，跑冒滴漏严重；有的企业财务管理松弛，不仅不能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监督，甚至连债权债务都弄不清楚；有少数企业制度不严，存在着严重的经济犯罪现象，还有的企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工作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很低；等等。在这种状况下，企业要取得好的经济效益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当前在继续深入进行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同时，当务之急是加强企业的内部管理，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企业管理水平低主要是人才问题
企业管理水平低表现在很多方面，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是人才问题。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个能人救活一个企业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而有的企业，之所以长期不能走出困境，主要是缺乏这样的能人和其他各方面的人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之间必然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而竞争主要是人才的竞争，因此，人才是企业胜败的关键。企业有了人才，没有资金，可以有资金；没有好的产品，可以有好的产品。企业的人才，包括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和广大优秀工人等。企业领导班子和广大职工的素质，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等，都直接决定着企业的管理水平，从而决定着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兴衰。
需要指出的是，企业的人才应该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各种人员的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等，另一方面还表现为这些人员的工作热情、劳动积极性和敬业精神。如果一个人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很低，工作热情再高，也难以把工作做好；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有了较高的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但没有工作热情和劳动积极性，缺乏敬业精神，同样不能把工作做好。
一个企业，要拥有大量的人才，首先必须有一个吸引人才，有利于人才产生，有利于激发员工工作热情，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培养他们的敬业精神的机制。这就需要进行各方面的改革，特别是深入进行人事制度、劳动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改革。通过改革，把职工的招收、培训、使用、收入分配、提拔升迁等与他们的基本素质和工作表现很好结合起来。同时，还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快人才的培养。如送国外或先进地区、先进企业学习；送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培养；举办各种专业培训班；师傅带徒弟等。在这方面，不少先进企业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他企业都应该向他们学习。一切有远见的企业家们，都应当把培养人才和正确使用人才放在重要位置上，因为这是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