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国有企业改革纵横谈
关于国有工业发展战略问题
吕东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有工业从小到大，得到了比较快速地发展，使我们的国家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走上了工业化。特别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有工业支撑着我国宏伟的改革开放事业，以它上交的税费承担着改革开放的巨大开支，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源泉；以它的产品满足市场的需求，成为内外贸的重要支柱；以它的收益承担着企业办社会的重担，成为社会安定的可靠基石，为我国国民经济走向现代化再一次做出了重大贡献。实践证明，无论是过去、现在以至将来，国有企业对于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是其它经济成分不可替代的。
制定国有工业发展战略的必要性
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１９９５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有关部门正在为此进行部署，现在看来，在深化国有企业机制改革的同时，还要相适应地从宏观上考虑国有工业的整体改革问题，研究制定一个科学的发展战略。其理由有三：
一是为提高整个国有工业经济的素质，要求有一个发展战略。我国现有的国有工业企业，绝大多数是在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下建立的，起过重大作用。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有些国有工业企业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并且已经涌现出一大批驰骋国内外市场的好企业。但是有相当多的国有企业，在市场剧烈竞争中处境十分困难，掉队了。有的设备老化，产品落后无销路；有的债务缠身，缺乏自有流动资金难以周转；有的富余人员过多，劳动生产率低，亏损严重，等等。造成这种情况有历史原因，有企业自身改革和经营管理上的问题，但是还应该看到在宏观管理上，有一个国有工业在转向市场经济必然要面临的战略调整问题。
二是国有工业企业改革的走势，要求有一个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改革，是按照邓小平同志讲的，“具体章法还要在试验中一步步立起来”。开始是解决企业经营自主权。通过几年的实践，得出一个共识，即要搞活国有工业企业必需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接着为了解决政企分开，使企业真正成为经营主体，自负盈亏，又进入到新的试验，理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确立企业法人财产权。这些改革措施都是以单个企业为主体进行的，取得了重大效果。同时也使人们看清了一个问题，改革形势的发展，需要在宏观管理上制定整个国有工业经济的发展战略，把改制、改组、改造有机结合起来，在进行企业改制的同时，按照整体的发展战略进行改组、改造。
三是抓住机遇，需要有一个发展战略。现正处在世纪之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像四小龙那样的国家和地区都在谋求提高以经济、科技为主要标志的综合国力，争取在下一个世纪的角逐中占据有利地位。我们也在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但是应该看到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小平同志一再告诫我们：“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我们必须力争在今后的１５年内，把国有工业经济搞好，提高结构优化效益、规模经营效益和科技进步效益，而这又要求我们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来指导。
基于上述三条理由，我们建议研究国有工业经济发展战略这一重大课题。
国有工业发展战略的内容
关于国有工业发展战略的内容，需要大家认真讨论。我们认为至少应包括：（一）要把“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方针具体化，便于贯彻落实和监督检查，防止某些人士嘴上喊“主导”，而在实际工作上却在贬低和动摇。国有经济为主导，主要是指他们的经济导向作用、技术领先作用、资产增值作用和社会公益作用。即在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中和一定时期的主导产业中，国有工业要确立控制全局的地位；在竞争性产业中，拥有特大型的企业集团或企业群体，以其实力占领市场的一定份额，发挥主导市场的作用，同时用其赢得的收益来支持为整个国民经济服务的基础产业和公益性产业；在技术水平和产品的质量、品种、成本水平上始终处于领先的地位，为此确实需要国有工业用新的科学技术来一个第二次创业。（这里需要说明，我们讲的国有工业是包括国有独资企业和国家控股企业。）（二）着眼于提高国有工业的质量，对现有企业进行结构调整。即在政府宏观调控下，通过市场调节作用来实现优化组合。这一重大调整要在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进行，区别情况可以把企业分为三类：放开一头，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和企业群体，政府给以倾斜政策，使它尽快发展壮大起来，成为改组国有工业的骨干力量；收缩一头，对于那些市场上不需要的，或已资不抵债的，要下决心收缩，实行破产，或者由优势企业兼并；稳住一头，这是处于中间状态的多数企业，担负着大批职工就业的任务，只能按现行政策，充分利用市场调节功能，促其分化，可能是这样：一部分企业被发展起来的大企业兼并、吃掉；一部分在市场竞争中壮大起来，形成中型、小型巨人；一部分沦入破产队伍。进行这样重大的结构调整，关键在于放开的那一头尽快发展壮大起来，成为改组现有国有工业企业的源头。办此事是需要时间的，不可能短期内完成。（三）必须贯彻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方针，切实把国有工业的生产建立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要强化国有工业的科研力量，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技术创新机制，切实解决科技与生产“两张皮”的弊端，使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同时跟进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争取在某些方面实现突破，并使之尽快产业化。（四）发挥国有工业的力量，促进区域之间经济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中西部地区由于投资环境不如东部地区，比较效益低，发展相对慢一些。地区之间共同富裕，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大步跟上来，发展工业是一条重要途径，对此国有工业有能力也有责任发挥骨干作用。国有工业发展战略当然不仅是前述这些内容，但这四点应该是其重要内容。
切实解决实现国有发展战略的难点
实现国有工业发展战略的最大难点是资本金投入问题。现在多数国有工业企业债务缠身，原来国家拨付的自有资金已几乎全部压死，日常运营全靠银行贷款。资金紧张又带来严重的“多角债”，信用失常。这种局面要想很快的全部解决，实属不可能。比较可行的办法，还是先从放开那一头企业解决起，然后再由这部分骨干企业通过经济往来，包括兼并、控股、参股等等方式进行注入资本金，逐步把这个困难链条解开。对放开的那一头企业注入资本金的来源，现在有些地方采取了一些办法，有的是利用闹市区企业搬家，批租原有场地的收入转化为资本金；有的引进外资，让出一部分股权，增加企业的资金投入；有的是改为股份制，吸收部分社会资金，等等。这些办法我们认为是不够的。国有工业是全民所有制，为了从战略上发展这支关系国计民生、关系到社会主义大业的经济事业，我们建议要最大限度地把广大经营者和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调动起来，把国有企业中蕴藏的巨大潜能发掘出来，卧薪尝胆，艰苦奋斗，坚定自力更生、自己救自己的信念，否则中国的国有工业就没有希望。所有企业都要眼睛向内，严格管理，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通过增提折旧和技术开发费，合理使用企业留利，严格控制滥发奖金，立足于自身的积累，弥补企业资金的不足。同时，为实现国有工业的发展战略，国家还可以考虑在适当时候分步骤地为此专发一笔国债，作为资金投入，以体现国家意志。对这笔资金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讲究投入产出最大效益，决不能“撒胡椒面”，不能“切块分配”浪费资金。国家没有一笔资本金投入，准备放开的那一头企业也难以有大的作为；他们不能尽快地发展起来，也难以推动整个国有工业的战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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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改革热点纵横谈
缩小东西差距的战略对策
黄钧儒龚晓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西部地区经济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拉大已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若得不到妥善解决，势必会引发一系列矛盾，影响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的社会、政治稳定。解决东西差距要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道路。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这一系列论述，是符合我国国情的。这种战略步骤既坚持了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摆脱了空想成分，着眼于长远和全局，通过以效率优先求发展，以充分发展来解决差距的办法，为从根本上解决东西差距指明了方向。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缩小东西差距的战略对策要点应当包括下列方面：
（一）由单纯的地区倾斜变为按国家产业政策倾斜。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结合不同地区的资源状况、资金状况、市场状况进行比较，对优势产业进行培育。认真执行“八五”计划中确定的“统筹规划，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地区布局原则，把全国经济的统一性和地区经济特色结合起来，使产业倾斜建立在地区资源优势和市场优势的基础上。
（二）增强国家扶持西部地区发展的力度。而这种扶持的重点在于加强对西部地区基础行业的开发，而不是全国性的投资重点西移。扶持的重点主要是能源、原材料、农业和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如西北油田的开发、北疆铁路配套建设、青藏线扩能、包兰电气化工程、南昆铁路建设、西北、西南通信光缆建设、扩建港口、航空港等等。通过对这些基础设施的大力扶持，改善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增强西部地区的开放度。
（三）大力推进东西经济协作。东部地区具有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优势，而资源较为贫乏；西部地区资源较为丰富，而人才、资金、技术、信息处于劣势。大力推进东西协作，有利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目前，此类协作已显示出其广阔的前景，如东部地区在西部建立原材料基地，补偿贸易，西部企业在沿海设立窗口、办企业；东西部企业间双向投资、双向参股，联合开发新产品等等。这些经济协作效果是相当明显的。仅内蒙古、宁夏、新疆、西藏、广西等五个自治区，几年间已先后与内地和沿海省市签订各类经济技术协作合同１．９万多个，引进资金和物资总额达１００多亿元，初步形成了纺织、制糖、机械、电子、物资和矿产开发等行业协作网络。在东部的帮助下，西部新建１５０多个大中型企业，将成为民族地区的骨干产业。
（四）加快西部城市化的步伐。城市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和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在空间上的反映。东西差距在一定意义上讲，集中体现在城市化的差距上。我国西部国土面积约占全国的５５．９％，人口约占全国的２２．８％（１９９１年），而城市数量仅占全国的１９．０％。由于城市化水平低，产业与市场链衔接不紧，因此，中心城市对周围的中小城镇难以产生辐射、带动作用，与东部，特别是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城市连片成群，在发展中互促共荣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加快西部城市化建设的步伐，要抓好的主要环节包括：实行城市群发展战略，在重点地区相对集中地发展城市；加快小城镇的建设速度，培育大中城市的支撑网络体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诱导区域性专业市场向城市集中；有步骤地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引导农村剩余劳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西部城市化注入新的活力。
（五）以资源换资金，加快西部对外对内开放的力度。西部地区资源丰富，我国各种矿物质资源储备量的６０％以上均分布在西部。如甘肃的有色金属，青海的钾盐，新疆的石油，陕西的煤炭、天然气，四川、贵州的水能资源等，对外商都有较大的吸引力。通过以资源换资金的方式进行开发，其前景是广阔的。而且，这种开发方式亦可与东部进行合作。
（六）加快西部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步伐。西部地区生产力水平低、国有经济活力不足，集体经济力量薄弱，若走大力发展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的路子为目前的财力、物力所不允许，反之，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下大力气搞活国有经济的同时，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却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战略措施。以贵州为例，改革１５年来，个体户增加几十倍、私营企业从无到有达３１４４户，“三资”企业蓬勃发展，对全省经济发展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而这对于政府来说，主要是政策引导，其经济风险和社会负担比较小，同时又有利于集聚社会资金。由于非公有制经济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又是天然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因此有很强的创造性和竞争意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刺激公有制经济的生长活力，形成共生繁荣的局面，所以发展西部地区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缩小东西差距的重大战略措施。
（七）培育西部地区劳务输出的新机制。由于东西经济发展差距拉大，民工潮问题日趋激烈。１９９２年全国有６０００—７０００万农民工在流动，其中西部地区占了相当的比例，如四川每年外出打工人数达５００万左右。提高农村剩余劳力跨区域流动的有序化和组织化程度，是减少民工盲目流动，增强西部经济实力，尤其是农村经济发展实力的重要措施。具体对策主要包括，西部劳务输出省与东部劳力输入省建立相对稳定的劳务协作关系，建立省际劳务协调中心，共同协调、组织、管理劳动力市场。与此同时，要提高对国外劳务输出的比重。资料表明，国际劳务市场每年的劳务发包量达７０００多亿美元，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１／４强。亚洲地区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劳动力短缺日趋严重。而西部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输出潜力很大。因此，要有意识地投入一部分资金，培训劳工，提高其基本素质，以适应国际劳务市场对劳工基本素质要求较高的形势。
（八）加速东西区域市场的接轨，加快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步伐。目前，西部地区市场体系呈现迅速发展与相对滞后并存，走向开放与保守封闭并存，主体完备与局部残缺并存等特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加快东西区域市场接轨的步伐，反之，那种区域市场自我封闭的作法，是一种经济上的近视症，只有通过东西市场的对接，进而国内外市场的进一步衔接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打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环境相对封闭的状况，加快西部地区整个经济的发展速度。要坚决反对区域市场壁垒，走全国市场一体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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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宣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一本好书
——读《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简明读本》
宗教作为人类社会历史的产物，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在当代许多国家和地区，宗教仍然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在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这对于促进经济繁荣，加速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于保障社会稳定、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祖国统一，都有重要的意义。
江泽民同志指出：“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广泛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的教育”。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科学世界观的组成部分，是我们党的宗教政策的理论基础，是教育全社会正确认识和对待宗教问题，引导我国宗教界同社会主义相适应、相协调的指导思想。由李康宁同志主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简明读本》，是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的很好的参考书。
该书的编著者们是一批长期在宗教状况多样化且较为复杂的民族地区工作的专业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部门的领导同志。他们既有相当深的理论造诣和专业知识素养，又有极为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这两方面长处的结合，使这本书融理论性、知识性、通俗性和实践性于一体，读后确实令人认识清晰明了。
该书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现实的结合上下功夫，注重于我国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表现出来的宗教问题，科学地概括了社会主义时期我国宗教的基本特征，全面准确地阐述了党的宗教政策和国家关于宗教事务的法规。
该书坚持正面说理的方法，既注意克服过去在宗教问题上“左”的思想影响和某些片面性，避免对宗教进行粗暴的、简单化的批评，又注意划清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同非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界限，反对形形色色试图调和宗教与科学的根本对立的错误理论和思潮。
同以往同类的一些著作相比，《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简明读本》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阐述上表现了可贵的新意。
在宗教的起源和发展演变问题上，本书强调用彻底的唯物史观来解释宗教，“用历史来说明迷信”。该书把宗教置于人类文化史的大背景下，坚持从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方式和人与社会的具体联系中阐述宗教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剖析了它产生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从而纠正和避免了对宗教“从观念到观念”的形而上学的理解。
在阐述宗教本质时，该书认为“仅仅指出它是一种唯心主义世界观还是不够的，”提出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它还有自身所具有的特点。作者们坚决避免了对宗教本质的过于简单化的概括，而是从神和人、人的主观同其所创造的客观对象物、人和人的关系上多角度地分析了宗教的本质，从而加深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在宗教的社会历史作用问题上，该书既充分揭示宗教的种种消极作用，又充分肯定了宗教在历史上保存人类珍贵的思想资料和文化艺术的积极作用，并明确地说明宗教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因而具有历史继承性或延续性。这就从相当重要的一个层面上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解释了社会主义时期宗教不能人为地使之消失的原因，从而为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宗教政策和民族文化政策，提供了正确的理论依据。
本书还针对人们普遍感兴趣的问题，一一做出了回答。譬如，在宗教与民族的关系问题上，本书指出宗教影响民族生活和文化，民族固有传统也会影响宗教，要善于区别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的界限，反对在宗教旗号下鼓吹所谓“民族共同体”的错误主张。
《简明读本》从我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比较准确地概括了我国宗教具有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长期性和复杂性这五个基本社会特征，论述了社会主义时期我国宗教的六个主要特点，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我们正确地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及时坚决揭露和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妄图“分化”和“西化”的阴谋，那么，宗教在我国是可以而且事实上正在逐步成为一种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会力量。这就有力地论证了中央提出的“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一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同时，也令人信服地说明，我们完全有可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从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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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毛泽东研究丛书》读后感
唐振南
由邵华泽、金羽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研究丛书》是一套具有理论深度、紧扣时代脉搏、实事求是、科学总结历史经验，富有强烈现实意义的理论研究丛书。
丛书结构科学、严谨。第一本《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探讨青年毛泽东自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前后至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如何从一般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从一个唯心主义者向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者转变的历史进程。丛书第二本至第七本是《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毛泽东的创举——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研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这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主体部分，最后一本《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述评》从纵向、横向和深度上介绍世界各国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情况及其研究方法，为国内毛泽东思想研究工作者提供了科研信息。
丛书的每一分册除抓住各自的个性进行理论分析、学术探讨外，还能紧紧扣住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特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结合）、理论价值作出分析，使丛书有一个整体感。
该丛书另一个显著特点是鲜明的时代性。丛书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等的分析、探讨，对于读者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发展关系，学习、研究、宣传、贯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反腐倡廉，端正党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都有启示意义。青年毛泽东从爱国主义起步，孜孜不倦地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经过对多种思潮的扬弃，终于转变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严肃的科学研究，应当高扬唯物主义的旗帜。对于毛泽东的功绩、理论成果，充分肯定，对于他的失误，丛书也不讳言。对失误，重分析，尽可能找出理论上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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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行业协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中国工业经济协会调研部
行业协会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同行业企业间，为了避免过度竞争，维护共同利益，进行自我协调、自我约束，并向政府反映共同要求而自愿组成的社会经济团体。
到目前为止，正式登记注册的全国性工业行业协会有１６０多家。这些协会在为企业、为政府开展双向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我国的工业行业协会目前正处在新旧体制变革交替的过程中，因而也面临不少困难，集中表现为“三个不顺”：一是地位不顺。行业协会本来是联系政府与企业的桥梁，但现实情况是，由于企业对政府的依附关系没有割断，与“桥梁”并行的还有一条“路”，路没有断，桥便没人走；二是职能不顺。目前政府机构仍然庞大，权力集中。多数行业协会受政府控制程度较高，独立运行机制没有形成，官方色彩较浓，既减弱了协会对企业的吸引力，又无法避免主管部门的不合理干预；三是体制不顺。协会本来是跨部门、跨地区、跨所有制的行业组织，现把它们分别划归业务行政部门去管，仍然没有跳出部门管理的框架，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行业管理。要解决这些问题，首要的是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正确认识和确立行业协会的地位和作用。
行业协会是行业管理的主体。长期以来，我们都在为工业管理体制上实现行业管理而努力，但始终收效不大。不合理的重复生产、重复建设屡见不鲜，严重阻碍着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制约着宏观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对实施行业管理的主体进行改革，没有跳出部门管理的框架。最近有一种意见，主张把行业内企业组成大型企业集团或公司，让它们既充当行业中的龙头，又兼有行业管理职能。这是把企业经营与行业管理混同。如果说，部门管理对跨部门的同行业企业不能体现公正性，那么这种大公司，自身搞经营又要管行业就更无法体现公正了。管行业的不要经营企业，经营企业的就不要管行业，两者只能择其一。政府通过行业协会实现行业管理，国外已有很好的经验。我国也应走这条路。一是行业协会具有跨地区、跨部门、跨所有制的特点，可以涵盖全社会同行业企业；二是它们了解和熟悉情况，能够为政府制订政策提供依据和意见；三是它比较超脱，既可以协助政府贯彻方针政策，又可避免不必要的行政干预。
行业协会体现了市场经济多元化的行业代表性。经过十多年的改革，我国原有工业体制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单纯的“部门即行业”已基本不复存在，许多企业“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具有了跨多个行业的复杂性。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无法继续把指挥和参与经济活动的区域，仅仅限定在以行政部门划分的框子里，而需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变化趋势来发展。因此，具有广泛联系特点，可以把生产产品用途相同、生产工艺相同或产品存在种种协作关系的企业协调起来的行业组织，就在客观上具有了强大生命力。行业协会就是其主要形式。
行业协会的民间性质和其特有的服务职能。尽管我国的行业协会带有一定的官方色彩，但协会毕竟不是政府部门，它与企业没有行政隶属关系，会员之间不论规模大小，一律平等，企业参加与退出协会全凭自愿。这就决定了只有靠优质的服务，协会才能生存，才能提高凝聚力和向心力。所以，服务是行业协会的基本特征。这种特征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中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关系的调整，也有助于我国政府机构朝着“小政府、大服务”方向进行改革。
行业协会的中介作用。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不再直接管企业，必须从体制上割断与企业的行政“脐带”。这就要求我们改变把改革只局限于在“政府——企业”两极相联格局的思维定式，更全面地估价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主要参与者——中介机构的作用。在政府与企业间确立一个新的环节——行业协会，就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有了这个中介，政府才有可能摆脱大量的具体微观事务，提高管理层次，加强宏观指导；企业也可以通过行业协会集中反映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协调行业内部矛盾和纠纷。有了这个中介，还可以健全宏观决策的社会参与机制，通过行业协会加强信息的聚集和反馈，提高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也可以通过行业协会更有效地贯彻实施国家产业政策。
行业协会具有“自律性”管理的特殊功能。行业协会把同行业企业组织在一起，通过行规行约，实现行业管理。有些国外的行业协会在这方面是很有权威的。它负责给企业分配销售额；产品过剩时，由它出面关闭效益差的企业，再由同行业其它厂家帮助这些企业转产；产品供不应求时，由行业协会决定哪个厂家改建扩建扩大生产。尽管我国的行业协会还未能达到这种水平，但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将成为防止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的有效途径。
总之，行业协会作为与改革相伴而生的一种新型的社会团体组织，它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并将愈来愈发挥不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其他组织机构都难以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