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两会专页)
专栏：
对农村和农业问题的建议
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方荣欣（代表农工民主党中央）
由于农业的基础比较脆弱，农业生产的后劲不足；由于粮棉比较效益下降，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由于生产手段普遍落后，生产规模狭小和商品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低，所有这些，都加大了农民和农业进入市场的难度，也可能危及国民经济的全局。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建立和完善农业经营管理机制。
要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同时完善双层经营体制，注重发展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发育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政府要在实行平等的产业政策的基础上，建立农业公共政策调控体系，创造平等竞争的经济环境。要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提高非农化水平，以构造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启动机制。要改革现行的农地使用制度，界定产权，明确产权关系，保障农民对农地的集体所有权，促进土地的流转与相对集中，以构造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加速机制。要通过财政、信贷、补贴等经济政策，建立宏观导向机制，以催化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育和形成；要调整和优化农业内部尤其是种植业结构，建立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把重点放在偏重于种植劳动密集程度高的作物生产上，增加单位土地的有效劳动投入，完善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通过开发高产、优质、高效的农业，促进农业持久发展。
二、要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有组织、有管理的合理分流。
农村人口和土地资源的匹配失调，是当代中国农村乃至中国社会最严重的问题之一。目前，农村劳动力年增长率约为２．１％。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单纯依靠乡镇企业有内在的制约性，向城市输出也有一定限度，因此需要多方面开辟门路，既要考虑经济效益，又要考虑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要通过多种形式的培训，尽快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素质，增加农村人力资源的有效供给，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的有效就业机会。政府要制定人口管理的宏观政策，积极适当发展中小城市，大力发展小城镇，组织城乡综合开发和建设，重点把现有遍布全国的５万多个乡镇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环境优美的农村发展中心；要加强城市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管理，建立城乡劳务市场，减少和防止民工的盲目流动，形成城乡优势互补，合理分工，共同发展。
三、建立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农村选择家庭经营的方式比较有效，但受规模和功能的限制，无法直接与现代化的大市场对接，必须有一个功能齐备和规模适当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把农民家庭做不了的和做起来在经济上不合算的事担负起来。这个服务体系与农村家庭经营结合起来，构成市场经济中的农业组织的框架。为此，一要建立实施政府对农村和农业政策的机构；二要建立为农业和农村服务的商业和商品性机构；三要建立农民自己的合作性服务组织。
四、大力扶持乡镇企业，使其逐步达到农村工业化。
建议尽快制定颁布《乡镇企业法》。根据谁投资谁有产权的原则，界定企业的产权；根据不同类别企业最初的投资来源，来确定企业现在的利益关系；通过章程、契约等形式，把利益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制度化。发展乡镇企业要因地制宜，特别是在条件不充分的地区，要根据市场的需求，在农、林、牧、副、渔上做文章，大搞以农副产品深加工为依托的乡镇企业和贸易流通，使农副产品加工贸易一体化，把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资源优势，进而成为经济优势。政府要在政策上支持和引导乡镇企业。（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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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全国政协副主席、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主任万国权
春节前夕，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新形势下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和平统一所作的重大政策宣示，也是针对两岸关系发展变化的情况而采取的重大步骤。
我认为江总书记讲话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可分步走。作为第一步，双方可先就“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发展进行规划。第二步再来商谈如何逐步实现统一的问题。江总书记还重申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的，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独”图谋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一句话形象地说清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与和平统一祖国之间的关系。为实现这个目标，解除台湾同胞的疑虑，两岸进行正式结束敌对状态的谈判不仅是适时的，也完全是符合两岸同胞的切实利益的，并可以促进两岸关系的健康发展。台湾当局应该正视江总书记这个郑重的建议，进一步理性地思考和认真地研究，就这个问题做出正面积极的回应，早日迈出两岸和平统一的第一步。
人民政协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我国各族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因此，人民政协有责任促进两岸关系的发展，并做出积极的贡献。我们欢迎台湾各党派、各界人士前来参观、访问，进行联谊、座谈和研讨，并举办各项交流活动。江总书记提出，在和平谈判的过程中，可以吸收两岸各党派、团体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全国政协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人士和各界爱国人士，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等代表性人士参加，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我们全国政协欢迎台湾各党派、各界人士前来交换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的意见，共同参与，共同协商祖国统一大业，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访问。人民政协上达中央，下通各界，联系面广，人才济济，可为两岸交流进行沟通，多层次多方位交换意见，求同存异，寻求共识。人民政协的各级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也要认真学习领会江总书记讲话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不断拓展联系渠道，广交朋友，加强交流，努力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促进祖国统一贡献力量。（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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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振国有企业雄风
河北省政协副主席余振中
目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正确认识国有企业的地位和面临的困难。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仍然具有绝对优势，始终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支柱。目前，国有企业面临一些困难，亏损户数增多，经济效益不高，这是事实。我们正是要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国有企业面临的问题。
二、企业应抓住深化改革的机遇，深挖潜力，练好内功。目前随着政企分开、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等项改革的深化，国有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将发生较大的变化，这对国有企业来说，是一次发展的机遇，但是否每一个面临困难的国有企业都能走出目前困境，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企业自身。
大量先进企业的经验表明，管理也是一种生产力，管理出质量，管理出效益。如果离开了企业管理这个最基本的东西，不论外部条件如何优越，不管企业机制如何转换，将会一事无成。
三、企业家队伍建设对搞好国有企业至关重要。
（１）要创造条件使企业家抓企业管理成为自觉行为。企业管理的问题在经营者，经营者的问题在机制，这就要彻底解决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问题，创造责、权、利、险统一，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形成促使企业强化管理的动力和压力，把企业经营者逼上练内功、抓管理的路子，使企业管理成为企业经营者的自觉行为。
（２）把企业家的利益与企业紧密结合起来。如果每个企业家把国家交给他的企业视为自己的，搞得好坏直接与他的切身利益挂起钩来，大部分企业领导者就坐不住了。
（３）企业家要走向市场化、职业化。只有通过市场竞争，由企业决定厂长、经理人选，才能有效地保证厂长、经理的质量，实现企业家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就使企业家市场化、职业化成为必然。
（４）要重视企业家本身的精神文明建设。要通过思想教育、舆论宣传和社会风范的引导，培养企业家对国家、社会、企业、职工的责任感，使企业家有荣誉感、道德意识和奉献精神。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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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抑制通货膨胀的对策建议
武汉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辜胜阻
通货膨胀已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损害，治理通货膨胀已成为１９９５年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
（一）农产品涨价是１９９４年物价高涨的“带头羊”。治理通货膨胀必须使农业的“短腿”现象和“瓶颈”制约得到改变，稳定农产品的供给，管住通胀的源头。
为保证农产品的稳定供给，必须实行以下对策：
——采取各种措施增加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区集体和农民个人四条渠道对农业的投入，并逐级下达对农业和粮食投资比重逐年增长的责任目标。
——加快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改革，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的恢复并稳定在１６．５亿亩左右，棉花播种面积恢复到９０００万亩。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农村的基本生产条件，提高农业抗灾能力，增强农业的发展后劲。
——推进农村适度规模经营和企业化经营，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
——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加快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推进以工补农的进程。
——积极扶持农用生产资料的生产，缩小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提高农业生产的比较利益。
——努力控制东南沿海地区的耕地流失和播种面积减少的现象，采取切实措施抓好这些地方的粮食生产，防止农产品涨价的地区传递影响。
（二）国有企业效益低下和庞大的政府支出占用大量信贷资金是当前通胀的重要原因。政府应花大气力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培植新的增长点，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压缩行政开支，理顺银行与企业、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克服遍及全国的“赖帐”现象。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高货币投入低效率的问题，需要采取如下对策：
——实行分类改革，减少国有企业对社会资金资源的巨大浪费。
——加快国有企业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让失业保障制度先行，同时推出各种再就业工程，为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提供保障。
——调整银行的信贷结构，理顺银行与企业的关系，克服目前普遍存在的不讲信用的“赖帐”现象。
——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精兵简政，进一步压缩行政经费的开支，严格控制社会集团消费。
（三）流通秩序混乱、交易成本过高和价格透明度不高是导致当前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政府应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整顿流通秩序，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物价调控体系，刹住乱涨价的歪风。
（四）消费基金的膨胀和不平衡发展是当前通胀的重要拉动因素。治理通货膨胀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抑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引导消费基金的分流和转化。
（五）当前的通货膨胀的重要特点是由需求拉动而演化为成本推动的通胀，价格调整是推动通胀的重要因素。为了有效地治理目前存在的高位通货膨胀，稳定人民群众的涨价心理预期，政府不宜在１９９５年出台新的基础产品和服务的调价措施。在把好货币及信贷投放的金融闸门的同时，把住价格调放的闸门。
（六）外经外贸是９０年代影响通胀的一个变数。在治理通胀的过程中要谋求国内外经济的双平衡，减缓外资流入和“外汇占款”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压力。
（七）心理预期是对当前通货膨胀起着推波助澜作用的非经济因素。政府应着力通过各种手段引导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防止生产企业和服务机构搭车涨价和乱收费向社会转移通货膨胀的损失，避免经济的剧烈振荡。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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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完善中介组织加强行业自律
全国工商联主席经叔平（代表全国工商联）
关于市场经济的中介作用，中共早已明确提出来了。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指出：“发展市场中介组织，发挥其服务、沟通、公证、监督作用。当前要着重发展会计师、审计师和律师事务所……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的作用。”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问题。
到１９９４年底，我国的大行业由上年的７５个增至９２个，中行业由３１０个增至３６８个，小行业由６６８个增至８４０个。如此众多的行业，只靠政府部门管是管不过来的。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发挥中介组织作用，依靠行业自律，实现有层次、有秩序的管理，共同构成一个社会支持系统，维持市场平稳运转。建国初期，我国政府建立各种行业自律组织，协助政府管理是很有成效的。当时上海商会系统就有８６个工业同业公会、２５１个商业同业公会，三年恢复后同业公会在上海多至３００个，直到全行业公私合营前夕，上海仍有２９２个各类同业公会。这些行业自律组织，在协助人民政府管理市场、协议税收、平抑物价、发行公债、支持抗美援朝、打击非法经营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那时吃“皇粮”的市场管理人员很少，都是行业组织自己管理。
政府转变职能是我们改革的内容之一。要转变就要把政企分开、政群分开，让政府、团体、企业各入其轨、各行其道、各负其责。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其进展不尽如人意。如果这一点不能到位，政府精兵简政、团体发挥作用、企业自主经营都只能是一句空话。据我所知，许多地方政府已尝试把行政不好管、不好办的事情交给社会团体去办，例如杭州市、重庆市等地方政府委托工商联组建同业商会或同业公会，收到了同业管理加强、政府负担减轻的效果。
目前我国经济秩序问题突出，市场培育过程中还有艰巨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这更加需要加强中介服务机构建设，实现行业自律。近两年，全国工商联会同地方工商联进行了同业公会试点工作。目前全国已有５００多个这种类型的行业自律组织。这些中介机构一经成立，在解决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调解经济纠纷、提供咨询服务、保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行业自律机制的主要优势就在于它是同行管同行，管到点子上；它是自我教育与经济工作结合体，体现两个文明一起抓。
全国工商联作为中国民间商会，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将全力推动各种市场中介服务组织的建设，并且身体力行地发挥自己的中介作用。特别在促进海峡两岸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方面，我们将按照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八项主张，发挥民间商会中介作用，与台湾的商会建立密切合作关系，联系两岸工商界同仁，共同推动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竭尽全力。（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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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
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何祚庥
（代表中国科协和科技界与会委员）
近几年来，科技经费是不断增长的。但是在如何投入的问题上，却出现了一种严重的情况：科技投入的核心，研究和开发的费用（Ｒ＆Ｄ），占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比重，呈大幅度下降的趋势。去年以来，更出现一种“空前未有”的情况：直接用于研究和开发的绝对费用，也出现下降。这怎么能不导致科研工作的萎缩！
中国用于研究和开发的投入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０．５％，这不仅在新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而且在世界各大国中，也是“独一无二”！现在各发达国家对研究和开发的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一般达２．６％；发展中国家参差不齐，一般在１％—２％之间，最少的如印度为０．９％，韩国却高达２．０５％！
近几年来，在报刊上还出现一种舆论，亦即只要将“蛋糕”做得大一点，就可以不重视切块间的比例。然而这不符合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所必须遵循的按比例的客观发展规律。研究和开发的切块所占比例太小了，就很难保证“蛋糕”较快地“做大”。
支持研究和开发所需要的钱到哪里去了？根本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过急，投资太大而又效益不高，经济投资挤占了科技、教育等费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中心”并不等于忽视社会全面进步，尤其不能用削弱科学和教育的办法来取得经济的“高速”增长！正如小平同志所指出：“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现在在部分生产领域内，已经出现了“拖了后腿”的情况。
对于研究和开发的费用，经科技界反复研究，一致呼吁：到２０００年，这一投入应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１．５％。这是根据国外的经验，并参照我国实际情况而提出来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相对百分比，否则就很难指望科技界在国民经济发展重大问题上，尽到应尽的责任！
最近，江泽民同志指出，“科学技术工作要有一个新的解放和大的发展。”“新的解放”，这指的是体制改革。科技界无疑应努力设法使科学经费得到合理的分配和有效的使用。“大的发展”，这就是投入的问题。没有足够的投入，就不会有“大的发展”。（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