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
“回到自身”与活力之源
——对当前文学发展的一点思考
雷达
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时代，文学怎样焕发更大的活力，一直是文学界反复思索的问题。我感到，尽管今天的文学不再轰轰烈烈，但它始终在运动中前进着，局部的创新和进展从未间断，可是，就总体而言，文学似未扭转被动状态，文学本身的转变也主要在外力的催动下进行。突出的感觉是：处在转型期的文学，尚未充分意识到并利用转型社会提供的广大舞台和丰富资源，文学的热衷之点与社会的精神需求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错位，甚至一些重大的时代精神问题和现实矛盾，未能进入作家的视野，文学缺乏积极干预现实影响时代的主动姿态。本来，文学应该具有对物质世界的超越性，超前性。没有强烈精神追求和深刻的价值支撑的文学，不可能是有力量的文学，但现在看来，文学对时代精神生活的关切程度，人文精神的发扬程度，均显得不足。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甚为复杂，文学的自我强化过程也是漫长的，但我们仍然不能不深加思索：原先的某些认识有无偏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增长活力的根本途径何在？
前些年，文学界盛行着一种提法，叫做“回到自身”，或“回到文学本身”、“回归文学家园”，至今这提法沿用不衰，仍被重复着，好像无可置疑，其实这是很可怀疑的。“回到自身”的提出是因为曾经丧失了自身，对于无视文学自身规律，把文学当作某种政治宣传的工具和观念的图解的僵化的文学观来说，这种提法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它在维护文学的独立品性，不再沦为附庸物上，功不可没。其实，从一开始对于“回到自身”就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是，回到自身就是回到文学的规律上来，另一种理解则“纯粹”得多，“自身”主要指文体、语言、叙述、方法等形式层面的东西——当然，文学变革太多从形式革新入手，这样理解也没有什么不对。无论何种理解，在当时，这一提法确实含有推动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
然而，“回到自身”的提法，终究不大经得起推敲。首先，问题在于，什么是“文学本身”？文学有没有一个稳定的可以回归的“家”？好像中外文学发展历史上的任何阶段，任何状态，都很难说就是“本身”，就是“家”。一切都是变动不居的。多年来，我们借鉴域外的各种观念方法，我们提出形形色色的口号，做各种各样的试验，据说都是为了“回家”，每次好像快赶到了，“家”又漂移了，幻想而已。文学好比飞动的箭，无法将其固置于某一时空状态，它永远处在否定之否定的变形过程中，倘若硬要认定何处是“家”，不过是回到牢笼罢了。第二，把文学的目标定位在“回到自身”上，很容易产生隔离效应，只靠自身累积的热量存活，无形中切断了来自生活的新鲜水源和营养，淡化了社会历史的含蕴。第三，把“回到自身”当成终极目标，据说是由目的论回到了本体论，其实是束缚了文学的功能，因为文学要发展，就既需要不断“回归”，更需要不断“出走”，不“回归”无以保持独立品格，不“出走”则无法发挥它在时代生活中的特殊功能。所谓“出走”，就是不断涵纳新的时代内容。任何文学变革要形成气候，最终还得看它与新的时代契合的程度。
近年来文学的发展变化，使人们恍然发现，市场经济和它带给当代生活的深刻变化，怎样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极大地影响着文学的命运和前景。即使是文学的纯粹论者或总喜欢就文学言文学的人，也强烈意识到，文学完善自身的革新不可能脱离社会进程而单独进行。就拿大多数文化产品、文学作品以不同于往昔的姿态进入市场，其商品属性日趋明显的事实而言，诚然，文学作品具有特殊性，精神性才是它的本质，非一般商品可比，但是，当它们以物化形式进入流通领域，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不计工本的时候，它们又确实是商品，市场价值和读者的购买选择毕竟影响着它的现实价值。文学进入了市场，对这一变化的深刻性决不可低估，它使文学的社会功能、内在结构、价值取向、审美形态乃至题材和体裁的热点，均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转变，近年来大众通俗文化压倒高雅文化的总趋势，也与这一背景关系密切。
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学该怎样强化自身，有力地发挥它无可替代的功能呢？仅仅满足于“回到自身”显然无法回应时代的要求，它必须而且只能在市场经济背景、时代精神要求、文学自身规律三者的互动关系中，开拓自己的空间和道路。文学不可能不受到市场经济和文化环境的制约，但它又决非市场之附庸，生活现象之附庸，它理应扬厉自身强烈的主体精神。这种主体精神不会凭空而来，它只能来自于文学与时代的精神连结。我们目前的创作，不能说题材不丰富，也不能说方法和个性不多样，甚至也不能说多么不贴近现实，根本问题还在于对时代的重大精神课题回答不力，缺乏针对性和深刻性。比如，在社会转型的剧变中，从历史给定的价值体系中游离出来的人们，难以摆脱文化失范和价值晕眩的困扰，因而寻求生活的意义和目标，寻求超越物质利益的精神寓所，就变得愈益迫切，这也就给文学提出了精神建构的新使命，可是，文学对此却显得缺乏激情，缺乏理性批判精神，畏于评价，大多满足于现象的描摹。再如，从计划经济走进市场经济风雨中的人们，承受着“社会断乳”带来的风险，对于他们的情感和命运，文学在总体上也还缺乏富有现代意识的把握和富于声色的描绘。我们强调文学与时代的精神连结，并非停留在题材现时性的浅表层面，而是强调创作精神上的当代性，立足于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对民族精神历程的思考和揭示。
文学作品是作家艰苦精神劳动的产物，作为生活与艺术之间创造性的中介，作家的状态决定着文学的状态，作家的活力决定着文学的活力。整个８０年代，作家们成功地担当了社会心理的代言人和生活意义诠释者的角色，但是，面对今天变得更加复杂和陌生的时代，作家们常感到对原先的角色力不从心，于是出现了人们常说的，由中心到边缘，由上层到底层，由先生到学生的微妙变化。如果这样的概括不算夸张的话，那正好反映了原有平衡的打破和时代对创作主体的新要求。作家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也处在转型时期，也一样经受着文化失重的困扰和价值抉择的困惑，问题在于怎样应对。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稳定的价值体系和审美传统，作家自不例外，遇上大转型的时代，最容易出现的反应是，相对脱离物欲膨胀的外部世界，尽可能生活在自己的精神窠臼里，调适自身，以不变应万变。这种态度不失为一种精神坚守，但同时不免与世俗生活隔膜。也许它有利于某种封闭式的思考和写作，但对大多数作家来说，则可造成脱节，失去活力，对生活作不出有力回应的症状。文学要突破，要铸造新的社会形象，只能采取开放，吸纳，“出走”，努力体验新世界的姿态；近年来，一些作家主动地、全身心地深入到尚难把握的新旧交织的现实，亲知亲历，充分关怀和体验，已经创作出一批鲜活的新作，已经提供出大量新人物、新感觉、新思路。不过，就当今素材资源的空前丰富性来说，已开发的也许只是极小的部分。
在今天，走惯了原先轻车熟路的作家们，倘若不时有失去舞台的感叹，那就说明他已经感到了发现一个新的、更广大的舞台的迫切性。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但不会冷落文学，而是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文学提供坚实的精神价值和温厚的精神家园，经济增长的背后肯定有精神追求的渴望。在通往新世纪的道路上，我们的任务不仅是表现时代，而且要推动时代前进。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审美的雅与俗
袁济喜
古人说：“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这几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和业余文化生活的丰富多采，美学从８０年代的“理论热”逐步转向世俗化，与人们的衣食住行及娱乐相联系。与此同时，如何从品位上提高大众的审美趣味，从整体上处理好高雅艺术与通俗文艺的关系，这又是我们今天建立健康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审美文化体系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从人类审美文化发展的历程来看，审美文化的世俗化往往与人们冲破旧的社会秩序与观念相呼应。西方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审美从宗教天国转入对世俗的关注；中国魏晋时期建安文学的兴起，也与突破两汉儒学观念，弘扬个体情志的思潮相一致。这种世俗化的进程，同时也是重新寻找人生价值，确定新的审美文化走向的过程，所以魏晋时期的文学被称作“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继往开来，衣被后世。但这种世俗化如果失去了健康的思想内容指导，很容易导向感官文化。例如从南朝开始，士族文人日趋腐化，文风淫靡，发展到齐梁时期便形成了为后人诟病的宫体诗。当前我国审美文化的嬗变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以审美和文艺的世俗化来否弃人生意义，宣扬及时行乐。在一些影视作品中，“何不游戏人生，管它岁岁年年”这类即使在封建社会中也为有志之士所不齿的观念，竟堂而皇之、不厌其烦地被反复吟唱；一些走红的通俗小说以调侃人生、戏弄人生为时尚，加之媒体的推波助澜，对许多涉世未深的青年人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造成这种审美文化错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传统的审美文化在价值观念、传播方式受到来自西方和港台通俗商业文化的剧烈冲击，出现了某些“真空”地带时，我们的理论研究多少显得有点束手无策，这就给一些地摊文化商人以可乘之机。然而，从历史上看，文化的建设与忧患意识息息相关。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文明起源于挑战。今天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也可以说是来自当前面临的挑战。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的鼎盛时期为魏晋六朝，当时的理论家们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作了不懈的努力。陆机《文赋》首次系统论述了文艺创作心理，自述要“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刘勰《文心雕龙》鉴于当时文论“各照隅隙，鲜观衢路”的状况，提出“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他们对审美文化出现的新问题作出了富有成效的理论创见，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美学的发展路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来的唐宋诗文革新运动都是属于这种文化重构工作。面对中国目前审美文化世俗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我们的理论建设工作应该具有这种弘道扬义、接受挑战的胆魄与责任感，而不应仅仅停留在对外来理论的诠释与介绍上。在审美文化世俗化过程中出现的另一个误区就是把世俗与庸俗混同起来。审美文化的大众化与世俗化是当前世界各国的一个共同趋向，但它并不意味着品位的下降，相反，它更需要雅俗交融，用高雅艺术中的品位去充实通俗文艺。雅文写俗事，可以说是中国宋元以来审美文化发展的一个特点。当时的通俗文艺虽然盛行于茶楼酒肆、坊间闾巷之中，但它的作者却不乏文化高手，元代著名杂剧和明清小说的“四大名著”均为一流文人所作即是明证。李贽、徐渭、毛宗岗和金圣叹等著名文人还对通俗文艺的理论建树作出了贡献。宋元以来的小说汗牛充栋，但真正能够流传下来的均是思想性艺术性较高的文人作品，而那些俗劣的作品终被历史所淘汰。近年来，虽然有些出版商掀起一股“明清艳情小说热”，将这些小说重新包装一番面市，但终难再成气候，原因是这些小说大多格调不高。因此，在审美世俗化中庸俗与媚俗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倾向。
在审美世俗化中，艺术家的良知和人格尤为显得重要，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一命题并没有过时。遗憾的是许多艺术家在这一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的立场，随波逐流，媚俗竞利，当前文艺界格调不高的作品大抵同这种创作态度有关。艺术家真实地看取人生，描写人生，在当前仍然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课题。最近的一次电视剧研讨会上，许多人痛感矫情趋时的东西太多，真正富有个性，真实抒写社会人生的作品太少。如何在审美文化的世俗化中不流失自我，在机械复制的大众艺术扭转中保持自己的个性，这是当前文艺面临的严峻问题，它需要我们作出认真的回答。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
人格精神的展现
——评长篇小说《无梦谷》
范伯群
叶文玲的《无梦谷》是近几年涌现的众多长篇小说中值得注意的一部。这是一部浸透了浓重的悲剧感的小说，作家凝聚其中的真诚的生存体验和生命思索都给我们以强烈的精神感动和共鸣。作为新中国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诗，它所蕴含的巨大的人文价值和思想成就都相当引人注目。
小说以楚汉和楚涧兄妹的人生遭遇为线索，对他们在“历史”和“现实”两种形态中的生存悲剧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就他们的“历史”悲剧来说，无论是楚汉的发配河南，还是楚涧的被剥夺就读中学的权利，都是惨烈而悲壮的人生灾难。他们个体生命的悲剧是和我们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事业的幻灭、爱情的失落、人性的压抑、死亡的威胁等等悲剧性生存体验就具有了相当的典型性。在特定的时代这种无法选择的悲剧命运正是整整一代知识分子人生悲剧的写照。
小说是通过楚涧爱情意识的觉醒和她与纵驰北的情感纠葛的描写来展示主人公们的心灵风暴的。楚涧和鲁越的婚姻是由楚汉一手包办的。楚涧明白她和鲁越的结婚完全是出于一种报恩心理，是报答他对哥哥的“仗义”和友情。她欣赏鲁越的诚恳和憨厚，但她在感情上却一直无法“爱”鲁越。当楚涧和才华横溢的评论家纵驰北相识以后，她长期压抑的情感终于喷发出来。然而，横亘在他们中间的“世俗的陷坑”以及自我的良心、道德、责任感却缚住了他们爱的翅膀。他们的爱情一方面受到楚汉和鲁越等的激烈反对和指责，另一方面也受到各自内心的谴责和“道德之鞭”的抽打。因而，只能在内心苦海的煎熬中再次品尝一杯生活的苦酒。然而，不管怎么说，楚涧毕竟还喊出了要“自我”要“抗争”的宣言，相比之下，楚汉则确确实实是一个精神上的“死囚”，在事业上他生龙活虎到了忘我的地步，但对那个时代套在他头上的婚姻枷锁，对于歇斯底里的妻子苻贤芬他却除了恐惧之外就只有束手无策。而他自己所声称的“他生活中应该重新出现的最后一颗星辰”童浅草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再次向他走来时，他却又无力挣脱家庭和道义的羁绊，并再一次地辜负了童浅草。在这里，作品触及到了这代知识分子悲剧人格的核心，这就是强烈的原罪感和受难情结。这种人格对苦难有极强的承受能力，有时甚至把对苦难的主动承受看成是自己人格获得的前提，但对于幸福他们却又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胆怯与畏惧。他们曾被剥夺过幸福，当幸福真正来临时原罪感就压迫得他们不知所措。也因此，在处理历史与现实、世俗与精神、幸福与苦难等人生命题时，他们的心理矛盾和人格障碍就显得无法避免。
《无梦谷》对楚汉他们“人格精神”的刻画是深刻而有现实意义的。对于青年一代来说，这种人格也许是难以理解的，但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历史风雨的同代人来说却又是易于得到共鸣与理解的。我们不能离开了这代人特殊的人生经历和政治遭遇来孤立地评判这种人格。只有当我们真正面对和经历了那些惨痛的灾难之后，我们才会对这种人格有切实而深刻的体验。应该说，小说表现的是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所受精神伤害的见证。尽管其“独善其身”传统人格色彩算不得完美，但其“不给别人制造痛苦，哪怕自己痛苦”的信仰却毕竟是高尚而令人尊敬的。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长篇小说《孙武》研讨会
作家韩静霆的长篇小说《孙武》是春秋人物长篇系列之一部，展示了我国古代军事家孙武传奇的一生，并多角度地描绘了春秋征战的历史画图。作品刻画了众多历史人物，有阖闾、伍子胥、漪罗、帛女等。近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举行了研讨会，与会者就小说的历史意识、当代感，人物描绘的个性化以及历史小说的审美发展等进行了研讨。
（前作）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滇版文论丛书研讨会
云南人民出版社近日在京召开《文艺新视角丛书》、《文体学丛书》两套文论丛书研讨会。与会的文艺批评界人士认为，针对文艺批评中存在的空泛、浮躁的不良风气，推出有关文学批评理论建构的丛书，对批评切入创作实际、树立批评的主体意识，发展健康的文艺批评，是十分有益的。与会者对丛书关涉到文艺叙事学、文艺新思维和新视角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评述和研讨。
（文云）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新作一瞥
逝川（短篇小说）
（作者迟子建载《文学世界》一九九五年第一期）
大约是每年的９月或１０月初，一种当地人称之为“泪鱼”的鱼就从逝川上游哭着下来了。
泪鱼是逝川独有的一种鱼。身体呈扁圆形，红色的鳍，蓝色的鳞片，每年只在第一场雪降临之后才出现，它们的到来整条逝川便发出呜呜的声音。
在阿甲渔村有一种传说，泪鱼下来的时候，如果哪户没有捕到它，无一所获，那家的主人就会遭灾。而捕捞上来放进木盆的泪鱼，一经渔妇们祈祷似地说：“好了，别哭了；好了，别哭了”以后，就果然停止哭泣。然后，人们于次日凌晨悄悄放回逝川，它再次入水时就没了呜呜呜的声音。
渔妇吉喜是个接生婆。这一天，渔民胡会的孙子媳妇就要临产了，她感叹“孩子和泪鱼争个什么呢”，不捕泪鱼，将犯天忌，有违天道；不去接生，又犯人忌，有违人道。泪鱼经过阿甲渔村是一年一次一瞬间的事，机不可失，但她选择了接生。待她赶到河边，泪鱼已过去，一网接一网的全是空的。她想，力气终不如从前了。
逝川静静地流淌，泪鱼年年岁岁地畅游逝川，渔民们周而复始地劳作，生命仍然不断延续繁衍着。
小说描绘了人面对大自然的选择。作品精短得以描事状物为主，黑山白水奇异的风俗与生命热烈的人世风情交汇，是历史风物的传说和神话，又是现实的人情世态的描绘。作品含隐不露的笔调、简练文字，为当下短篇小说不多见。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新作一瞥
红雀东南飞
（中篇小说）
（作者：关仁山载《青年文学》１９９４年第１２期）
这是《青年文学》“６０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栏目中推出的一篇有特色的小说。米秀子、翎子和金凤三位高考落榜的农村女青年。回到故乡雪莲湾小渔村，发誓共同复习再考大学，由于生活的磨难没能如愿，开始了各自不同的生活道路。金凤嫁给了远村的农民，翎子为村办企业厂长当秘书，最终发展为第三者而陷入苦恼中。只有米秀子陷入生活的穷困中坚持复习读书。村头个体书屋成为她们活动的场所，个体书屋老板瘸子老季在默默地关注着她们的命运。他在内心深处默默爱着米秀子，拿出书屋挣的钱供米秀子复习读书。米秀子拒绝了，后来老季高薪聘请米秀子来书屋打工。米秀子成为书屋重要一员，使书屋成为优秀书屋。有一次她竟发现书中有黄书出现，与老季争吵，得知老季不知内情后，与不法书商斗智，使老季最终摆脱了可怕的黄色魔影，一把火点燃了装有黄书的米家祠堂。后来老季病死了，死前将遗产留给米秀子，米秀子在省城求学之前，将老季的遗款捐给了希望工程，出了书屋走进大学课堂。她不断成熟的信念在商品社会里将生活中一切干扰和苦难埋葬了。作品审视了当今农村青年信仰、理想和追求问题，展示了当今农村广阔生活图景，对当今农村青年信仰危机、精神失落等现象进行警示和思考。
（石坚刘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