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叶剑英指示我争取东北军
刘培植
叶剑英同志是我国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之一，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人之一，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杰出领导人。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中，叶剑英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兢兢业业，英勇奋斗，建立了丰功伟绩。他的革命功业永存，他的谦虚谨慎、宽厚待人的高贵品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景仰。
值《叶剑英传》即将出版之际，缅怀叶帅对革命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我不禁心情激动，许多往事历历在目。
１９３６年春夏间，我在周副主席和叶帅领导下作东北军工作。１９３５年，红军在长征途中，党中央就发表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国民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红军长征到达陕北，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５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举行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为了加强和执行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同志为首叶剑英同志为副的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负责训练和派遣干部做东北军工作。１９３５年初组织上安排我到陕甘省委白区工作部任副部长，做争取东北军工作。
在中央东北军工委成立之前，约在１９３６年２—３月间，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同志指示陕甘省委派我去甘泉县作１０７师师长刘输东的工作。我和其他同志配合与该师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紧接着红军２９军军长肖劲光派我去富县作１２９师师长周福成的工作。以后我持周副主席的信经１０７师防地——甘泉县城到洛川县作１０５师中将师长刘多荃和６７军中将军长王以哲工作，但被国民党政训处发现并扣押了多日，后经刘多荃师长营救才脱险。最后由刘多荃代表王以哲和我秘密谈判，在洛川飞机场答应了我方提出的三个条件：（１）停止向红军进攻，万一有命令进攻，枪口要朝天放；（２）遇事秘密来往，互通消息；（３）同意从西安帮助红军购运军用物资。我完成任务之后，由刘师长半夜派武文祥连长秘密将我送到１０７师部再返回苏区。我取得周恩来副主席和省委同意在１０５师发展党员，建立了党支部。此时，叶剑英同志负责东线工作委员会领导东北军工作。敌方是国民党６７军，军部设在洛川县，１０７师在甘泉县，１２９师在富县，１１７师在延安，在叶帅领导下，１０７师和１１７师都发展了党员，建立了以陶××营长为书记的党委；同时和６７军正式（秘密进行的）签定了抗日协定（若干条款）建立了密切关系，作出了很大成绩。
１９３６年夏，我再次去洛川１０５师和６７军，见到了刘师长和王军长（当时军师都是独立单位，但王、刘二人私人关系很好，开始驻防洛川以后又在平凉），他俩告诉我：东北军要撤离陕北，西调平凉、甘、宁省境，堵截围剿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当时红一、二、四方面军要大会合），要我把这个消息尽快告知周恩来副主席和党中央。
周副主席和叶剑英同志看了我的报告后，即派我以中央联络员名义去红一方面军彭德怀那里。在彭总领导下，我继续做东北军工作。
１９３６年６月间，红军东征胜利，回师西征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所以蒋介石才命令东北军撤离陕北，调往陕甘宁西线，阻止和围剿红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我党揭露了蒋介石的阴谋，指出蒋介石为了达到排斥异己，消除异己实力，并处处排挤东北军和西北军，在供给上、装备上歧视东北军。派遣特务，每团两个政训员，监视东北军，分裂他们。因此，我党指出东北军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反蒋抗日，后改为逼蒋抗日政策。我党愿意同东北军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共同对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作战。
党中央深刻地分析了国内外政治形势，研究了东北军的历史、现状，制定了《东北军工作提纲》，提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友军。１９３６年６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副主席兼书记，叶剑英为中央代表，朱理治、边章五、伍修权、李克农等同志参加领导工作，朱理治为秘书长，负责日常领导工作。
在中央东工委领导下，在东北军驻地周围设立了甘洛、延安、安塞３个工委，下属２０个办事处，由叶剑英领导东线工作委员会，专门开展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在周副主席主持下，东工委制定了《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和宣传提纲，大量印发《还我河山》、《打回老家去》等小册子和其它宣传品，通过各种途径广为散发，对东北军影响很大，效果很好。我党还对东北军的俘虏进行教育，毛主席、周副主席、秦邦宪、邓颖超等领导亲自讲话，做报告。向他们宣传我党的抗日政策，并向他们讲述铁蹄之下的家乡父老兄弟的苦难，激发他们对国家及家乡人民的情感。在俘虏中还发展党员，这对瓦解敌军，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起了很大的作用。毛主席和其它中央领导同志还亲自给张学良及东北军的将领写信，宣传我党抗日立场和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做东北军上层统战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都给东北军的上层将领写过信，为争取东北军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我党应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的邀请，派出以周恩来副主席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叶剑英同志作为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协助周恩来同志工作，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突出贡献。在西安期间，周副主席、叶剑英多次同张、杨会谈，商谈和平解决事变问题，并与蒋介石谈判，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在全国人民抗日呼声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接受了我党的抗日主张和六项诺言，停止内战，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西北剿总”宣布撤销，在一个短时间里，在西北出现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大联合，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
在大好形势下，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将军，并逼迫杨虎城将军离职“出国考察”，流放海外。一时间，日寇、汉奸猖狂活动，挑拨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关系，欺骗群众，说红军出卖了东北军。在动荡不定的西北大局中，东北军内部少壮派军人在１９３７年２月２日杀害了东北军的代理人王以哲将军以及其它几位将领。“二·二事件”的发生，给蒋介石找到借口，否定东北军留在西北（甲案），命令执行乙案，把东北军东调分而治之，这样张学良就根本不可能回西北了，他将长期遭囚禁。
在东北军决定东调的同时，我和欧阳钦同志在１９３７年２月下旬，去三源县云阳镇红军办事处，向叶剑英同志汇报请示工作。主要汇报省委和东北军的工作。叶剑英同志深刻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指出“二·二事件”发生后，形势急转直下，“三位一体”的联合局面不复存在。蒋介石命令执行乙案，把东北军东调分散。中央决定，为了坚定不移地把东北军变为抗日的友军，在东北军工作的共产党员都要随东北军东调，在部队中发展党的组织，帮助东北军，使之真正成为一支抗日队伍；指示我离开红军，随东北军东调，负责抗日先锋总队即改编后的１１０师党的工作，这个师当时是东北军中党员最多的部队。同时让我把地方党（由我发展党员建立的宜君县委）和１０５师即４９军（由我发展党员建立支部）的组织关系交给他（因４９军要调往四川）。
根据叶剑英同志的指示，我随东北军东调，从赵村镇出发，到了安徽省蒙城县。在行军路上，我与１１０师的伍石甫、贾陶团长等同志取得了联系，并向他们两人传达了叶剑英同志的指示精神，在东北军发展组织壮大我们的力量。经我们研究决定成立中共１１０师特委。我提议让伍石甫同志任书记，贾陶同志任军事委员，我为副书记兼组织委员，继续在东北军中开展党的工作。
东北军的１１０师是由张学良的抗日先锋总队改编的。抗日先锋总队是“西安事变”时，由张学良组建起来的一支抗日新军，多系要求抗日的爱国青年学生以及从各部队抽调出来的拥护我党抗日主张的进步军官，是东北军中党员和党的组织力量最多最强的一个师，是我党完全可以控制和掌握的一支抗日部队。
蒋介石认定“百十师”是被赤化了的部队，派特务进行监视，严加防范，并把１１０师当作心腹之患，扣发军装，不发粮饷，激起官兵极端愤慨和不满。１９３７年６月蒋介石命令取消了１１０师番号，经我党多方努力争取，５１军于学忠军长同意将１１０师分编到该军的１１３师和１１４师。１１０师的番号虽然被取消，但分散后使我党有机会在５１军全军开展工作，扩大党的影响和力量，使５１军成为坚决抗日的友军。１９３７年８月在１１０师特委的基础上成立了５１军党工委会，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和兼１１４师特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５１军开到山东、江苏、安徽参加了几次重要的战役和战斗。我党在５１军中先后发展了３００多名共产党员，在军工委下分别设立１１３师和１１４师特委，各团设总支，营设特支和支部。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团结巩固部队和练兵打仗中，共产党员作出了牺牲和贡献，在淮河血战、台儿庄大战、徐州会战和突围、保卫武汉战役和苏鲁敌后坚持斗争等各次战役与战斗中，战绩卓著。１００多名共产党员在战斗中牺牲，许多同志负了伤，我也负了重伤。我从１９３６年到１９３９年作了将近四年的东北军地下党的工作后重返延安。陈云同志和我谈话后，我被分配到中央统战部工作。
在东北军工作中，我曾向叶剑英同志汇报请示过工作，在短暂的接触中及以后的了解中，我感到叶帅有卓越的组织和指挥才能，政治上远见卓识，工作中勤奋严谨，为人谦虚宽厚，生活上节俭朴素，为我一直所敬仰。
全国解放前后（１９４５年起）我在东北工作八年，１９５３年调到北京，在农业部、农垦部工作，就和叶帅没有什么联系了。１９５７年我在党内第四次受到无情的打击，被划成右派先后被冤枉二十几年，周总理和小平同志曾给予关心为我平反，未能实现。１９７７年我向陈云同志谈过我的问题，他很同情支持。同时我又向叶剑英同志写了申诉材料，叶帅也作了批示，我才平了反，恢复了副部长工作。叶帅主持党和国家大事，同时也关心同志，爱护同志，这种宽厚待人的高贵品格，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第10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深切怀念邓宝珊将军
宋平刘澜涛马文瑞常黎夫
我国著名爱国将领、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邓宝珊将军离开我们已经２７年了。去年是他诞辰１００周年。中共中央颁布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加强典型宣传，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邓宝珊将军是中国历史上无数著名爱国者中的杰出人物之一，我们在深切怀念邓宝珊将军之际，对他热爱祖国、探求真理、勤政爱民、实事求是的思想品德和工作作风作一简要回顾，这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对发展和壮大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会有一定补益的。
邓将军名瑜，字宝珊。１８９４年１１月出生于今甘肃省天水市的一个小儒商的家庭。自幼求知若渴，聪颖好学。１３岁时父母相继去世，因贫寒失学而当学徒。１４岁徒步到新疆入新军，在数年的社会经历中，目睹了晚清政府政治腐败、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惨景，遂萌发了改革政治、强兵富国的意识。他竭诚拥护孙中山先生起义反清、建立民国的主张。他１９１０年７月秘密加入同盟会。１９１１年１月７日参加了伊犁起义，在战斗中，连长阵亡，他挺身而出，指挥部队，出奇谋克敌制胜，著立战功。袁世凯篡权窃国，缉杀革命志士，他绕道西伯利亚，潜归故里，旋赴陕西，参加了井勿幕、孙岳、胡景翼、岳维峻、续西峰等秘密策划的反袁斗争，后人称之为“华山聚义”。１９１８年，他和张义安、董振五在陕西发动三原起义，与胡景翼等在郭坚、耿直之后继树陕西靖国军旗帜，任右翼军前敌总指挥，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连年苦战，坚持不渝，表现了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孙中山特函“借问劳苦，并以为勖”，鼓励他“坚持初志，百折不挠。”
１９２４年，冯玉祥与胡景翼、孙岳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了北洋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囚禁“总统”曹锟，组成了国民军。邓宝珊是这次政变的积极参加者，他作为胡景翼的秘密使者，联络冯玉祥、孙岳，襄赞戎机，颇有建树。此后，他出任国民军第二军七师师长，衷心赞同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冯、胡、孙等联名通电敦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是。同时结识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同志。１９２５年初，胡景翼接受李大钊的帮助，要求苏联派顾问到自己部队工作，并派青年军官到苏联军事院校深造，同时邀徐向前、阎揆要等黄埔毕业生到部队任职。这些重大举措，作为胡景翼“智囊”的邓宝珊，是积极参与者。这一年的１０月，反奉战争爆发，国民军的势力发展到天津一带，占了今河北省的大部，邓宝珊任直隶（今河北）军务帮办（督办孙岳因病未在职，由邓代理主持一切）时，主动联络北方爱国将领１８人，领衔发出两个通电，其中１２月１３日的通电，是李大钊同志亲为起草的。通电中响亮提出“与民众为友者，即本军之友；与民众为敌者，即本军之敌”，并主张“召集真正代表民众之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组织国民政府，对内谋集全国之统一，对外谋求国际之平等。”１９２６年９月，冯玉祥举行“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并接受李大钊同志所提的“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方针。是时，北洋军阀刘镇华部围困西安的国民军李虎臣、杨虎城等部已达半年之久，情势危急，冯玉祥组织援陕军分道入陕解西安之围。１１月中旬援陕各路抵达咸阳，邓宝珊受任援陕军副总司令，制订解围战役方案，并计出迂回袭击刘振华设在西安城东十里铺的司令部。刘镇华遂败退河南，终解西安近８个月之围。
西安解围后，陕西省的军政府——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于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２２日成立，于右任先生为总司令，邓宝珊将军为副总司令，于右任赴武汉后，邓宝珊主持驻陕总部的工作。于右任和邓宝珊坚持国共合作，委任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担任重要职务，支持民众运动，推动陕西地区的国民革命运动。共产党员魏野畴、杨明轩、杨晓初、葛霁云、王授金、王尚德等同志在驻陕总部任厅、部、委、局的长官，史可轩、邓小平、李林、许权中等同志主持举办西安军事学校，李子洲、刘含初、赵葆华等同志主办西安中山学院，为革命培养军政干部。冯玉祥率领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抵达西安后，邓宝珊对在联军总部总政治部任副主任、代主任的刘伯坚同志给了很大的支持，还热心为他筹办婚事，大革命失败后，刘伯坚同志转入地下，他的家属一直由邓将军掩护和供养，对此伯坚同志英勇就义前在家书中表达了衷心的感激之情。在此之前，邓将军还聘请著名共产党员柳直荀同志到部队中协助政治教育工作，任命胡重槎同志为军官讲习所所长，张如海同志为政治教官。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邓将军对受到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不论相识与否都积极伸出援助之手，予以掩护和资助，想方设法使之脱离险境。先后得到他援助的，有刘伯承、邓小平、周恩来、聂荣臻、谢子长、汪锋、杨嘉瑞等多人，即使在他自己处于困难境地之时仍然如此。他的这些善举，均出自内心，视为理所当然，所以事后也大多淡忘。这些都是建国后当事人自己回忆起来的。这也是他对蒋介石的反共行径采取的另一形式的对抗。１９３０年他蛰居上海时，经常与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邓演达等秘密往来，进行反蒋活动，以致遭到蒋的特务机关的逮捕，后被友人郑毓秀营救出来。
１９３２年邓将军回到西北后，出任甘肃行署主任兼新一军军长，即委任续范亭为新一军参谋长，葛霁云为参议，他还把一些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同志，如汤昭武、杨嘉瑞、杜汉三等同志，长期在他身边以军官、秘书、副官等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活动。在此期间，他努力协调驻甘各派系军队的关系，有效地制止了各部队随意四处催调款饷扰民的行为，维护了社会安定。他同情进步学生运动，建议甘肃省政府解决了全省的教师工资和教育经费问题。他重视民族团结，１９３３年亲到夏河地区妥善解决了藏胞之间的草山纠纷，并且一改过去官员到少数民族地区办案勒索取贿的恶习，概不接受馈赠，连伙食也是自己办理，被誉为“公正廉明的楷模”。他做了不少有益于桑梓的事。１９３５年红军长征途经甘肃时，邓将军采取掩护措施，以便红军通过。
３０年代以后，日寇加紧侵华步伐。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邓将军积极拥护党的“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正确主张，在晋、冀、鲁奔走呼吁各方团结抗日。１９３６年“西安事变”发生，邓将军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提出的八项主张，拥护中国共产党对事变和平解决的正确决策。张学良将军被扣南京后，蒋介石派三路大军准备进占西安，杨虎城将军处境困难，电邀邓将军赴西安协助处理。他到西安后，赞助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的政策，努力做各派之间的工作，对避免内战、稳定局势，贯彻我党主张都起到积极的作用。以后杨虎城将军被逼出国，为保护杨将军安全，他多次周旋于蒋介石及各方势力之间，并亲自将杨送到上海登轮出国，表现了他的胆略和智谋，以及他同杨虎城将军间的深厚友情。
抗战军兴，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在兰州设立了办事处，此时邓将军尚在兰州，他与中国共产党驻甘代表谢觉哉等同志来往甚密，多次长谈，支持办事处的工作，谢老事后曾说“邓宝珊是甘肃军政界最有思想、有远大眼光的人”。后邓将军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第二十一军团长，赴榆林就任，后改任为晋陕绥边区总司令。他到任后，不仅注意团结各方面的军事、政治力量共同抗日，而且十分关注民族团结。位于伊克昭盟伊金霍洛的成吉思汗陵在他的防区之内，日寇占领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后企图将成陵迁走。邓将军闻讯立即报请国民政府，建议将成陵内迁。１９３９年６月成陵迁到兰州附近的兴隆山。这件事对坚定各民族人民团结抗日的决心，粉碎日伪阴谋，起了积极作用。抗战期间，邓将军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居心和行为深为不满，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陕甘宁边区友好相处，协力抗日。他指示所属部队必须“维护边区到榆林的交通安全，保护往来人员和物资的顺利出入。”中共中央通过函电往来，并先后派刘澜涛、王震、南汉宸、袁任远等同志多次前往榆林，与邓将军保持联系。在国民党反动派多次发动反共高潮、封锁边区、制造磨擦的时候，邓将军坚持以团结抗日为重，和我陕甘宁边区保持了睦邻友好关系。１９４３年６月，蒋介石电令邓宝珊绕道宁夏赴重庆开会，他却故意经过延安，留住四十多天。１９４３年９月，蒋介石在重庆单独接见他时，他犯颜直谏说：“我愿把领袖（指蒋）拥护成华盛顿，不愿把领袖拥护成拿破仑。”蒋内心震怒，但未予发作。于右任先生知此事后，埋怨邓：“你讲话不要人头了？！”但转而称赞他敢于直言。在他多次去延安时，均受到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贺龙、林伯渠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接待。他还应邀以来宾身份参加了边区劳动模范大会，并在大会上讲话说：“我是大家的朋友。”续范亭同志曾给他赠诗：“三十年来土与尘，欣君五十刃尚新。半生革命总同路，一世交情有几人。”毛主席多次给他亲笔致信，在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２日的一封信中说：“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对邓将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抗战胜利后，邓将军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极端不满。１９４６年４月初在重庆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他曾向蒋当面陈述忠言：“人心厌战”，“经过八年抗战，民穷财竭，国力空虚。打的话，经济上会崩溃”，在那样的场合，说这些话是冒了很大风险的。１９４８年底平津战役期间，他被傅作义将军用专机接到北平，作为傅的全权代表，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商谈和平解决北平问题，邓将军不惜冒生命危险，几次穿越火线，最后终于达成协议，促成了举世闻名的北平和平解放。当时北平的《新民报》报道这一消息时说：“他是一把钥匙，傅先生这个锁，只有他可以打开。”时在北平做地下工作的崔月犁同志事后著文说：“邓宝珊先生对促成傅作义起义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北平和平解放的意义，不仅在于保护了千年古都及２００万黎民的生命安全，以及众多宝贵文物古迹免遭破坏；还在于为未获解放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创立了一种和平解放的方式。１９４９年２月２２日，应中共中央之邀傅作义和邓宝珊将军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会见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毛主席肯定了他们为保护北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周恩来风趣地说：“邓先生，我们是长期合作的老朋友了，现在你回到‘娘家’了。”这使邓将军十分感动。同年８月，傅作义、邓宝珊又受毛主席委托，同乘专列到绥远协助解决绥远和平解放问题。斯时绥远的国民党部队的起义问题即将酝酿成熟，但国民党反动派却极力进行破坏，已逃往广州的行政院长阎锡山派国防部长徐永昌、空军司令王叔铭前往绥远，企图阻止起义。傅、邓的到达有效地防止了他们的破坏，协助董其武将军实现了绥远的和平解放。董其武同志事后对邓将军的子女说：“是你父亲将我拉过河的。”其间，邓将军还促成宁夏马鸿宾部队的起义。他的这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为表彰邓将军在人民解放事业中做出的突出贡献，１９５５年，他和傅作义将军等，被毛主席授予一级解放勋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宝珊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委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等职。他长期主持甘肃省人民政府的工作直到逝世。在工作中，他非常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基层，接近群众，体察民情，倾听群众意见。他的足迹遍及全省７０多个县、市。有些边远贫困地区，车辆不能通行，他不顾年事已高和患有高血压症，坚持步行前往。他生活上一贯朴素节俭，在下基层和公务活动中，从不给下面增加负担。他对全省的农村工作特别是粮食生产非常关心，对发展农业、畜牧业、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等项工作，不但经常提出新的设想，而且常到现场进行具体指导。他极力促进甘肃工业的发展，许多大项目，诸如天兰铁路、兰新铁路、白银公司、刘家峡水电站、金川公司、酒泉钢铁公司的开工上马，他都极为关心，大力支持，并多次亲临指导。他认为要改变甘肃的落后面貌，必须首先普及教育，大力培养各种人才，因此非常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关心大中小学的建设和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他结交了国内外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挚友。对全省著名文物古迹的维修、保护以及省博物馆的筹建，他都积极倡导，大力支持。因为他熟悉省情，深知甘肃多民族地区的特点，十分重视民族、宗教和统战工作，注意团结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时时处处讲大局，讲协调，不断做化解矛盾、增强团结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他在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政策，又注意从甘肃的实际出发。他尊重中共甘肃省委的领导，和历届省委领导都相处融洽，工作协调。他也敢于实事求是地直陈己见，如１９５８年出现浮夸风时，他就曾提过实事求是的意见。他的工作，得到甘肃人民的拥护和信任，是人民称道的好省长。
邓宝珊将军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他曾说过：“我是甲午战争那一年出生的，可以说是生于忧患，也是饱经忧患，现在我能够亲眼看到新中国屹立于世界，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欣慰和自豪。”所以，他时刻关心祖国的统一，始终怀念在台湾的故旧，他多次给在台故旧写信及撰写对台广播稿，敦促故旧和台湾军政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共商国是，及早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党中央对老朋友的关怀是贯彻始终的。建国后，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中央领导同志一直同邓宝珊保持密切联系，友谊愈加深厚。毛主席多次在自己的住所中南海丰泽园召见或宴请他。并多次与他长谈，他把这些谈话都铭记在心，认真领会，深受教益。五六十年代，朱德、邓小平、贺龙、陈毅、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杨明轩、南汉宸等同志到兰州，都到他的住所邓园看望他，相互倾心交谈，亲密无间。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将军受到了冲击，周总理闻讯，立即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当时他对“文革”中的许多做法无法理解，内心异常苦闷，也时时为党、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担忧，在心情抑郁之中，身患重病未能治愈，终于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在北京逝世，享年７４岁。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地回春。同志们对他倍加怀念，１９８４年，全国政协、陕西省政协和甘肃省政协联合编纂纪念他的专辑，邓小平同志亲笔题了书名《邓宝珊将军》，并为在天水筹建的纪念亭题写了“邓宝珊将军纪念亭”，同年１１月王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了在京举行的“纪念邓宝珊将军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他说，邓宝珊是“中华民族著名的爱国将领，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这是邓将军的身后之荣，也是中国共产党对邓将军中肯的评价。
邓将军是经历了几个历史时代的著名爱国者，他的为人处世，有着不少突出的特点和优点。首先是，他具有浓烈的爱国思想，并积极追求进步。有的同志这样概述他的前半生：“从华山聚义到绥远解放，三十五年间，风云变幻，地覆天翻。在关键时刻，总是站在人民一边，报效国家民族，不知疲倦，没有消极，没有怨言。”这个评价是恰当、准确的。他在青年时代，就尊崇孙中山先生，拥护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主张，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之后，他与张学良、冯玉祥、杨虎城等爱国将领共同振臂疾呼抗日救国，在抗日战争中，不辞艰险，屏障北线，恪尽了爱国将领的天职。特别是一经和共产党人接触之后，他就敏锐地认定这个政党是中国的救星和希望，决心做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他对国民党反动派各个时期的倒行逆施，则尽力采取各种办法，巧妙地予以抵制。尽管他的道路也是有曲折的，但他认定的大方向始终不变，因而在关键时刻能够为人民屡立功劳，并且最终在党的领导下，成为一名受到人民赞誉的好省长，为自己的后半生谱写了更为光辉的篇章。其次是，他有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他以私塾二年的文化程度，投身社会，不论在什么环境和条件下，都从不放松学习，不仅从书本上学，而且从社会实践中学，因而具备了较高的政治军事才能。他还掌握了各种文化知识，在诗文、书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造诣，对文学艺术也颇具见地。他与齐白石、梅兰芳、郭沫若等文艺界高层人士结为挚友，密切交往。知识的丰富，有助于心胸开阔、眼光深邃，所以很早就有人评论说：“邓宝珊于书无所不读，博闻强记，腹笥很宽。”再次是，他有善于团结各方面人士的气度。作为军人，他不崇武却善于排难解纷，化解矛盾。早年就有人说，他“在靖国军内各方之间，善缘广结。”抗日战争期间，他总军榆林，到任之际，并没有带去自己的部队。当时榆林的军队来自各个方面，各种势力错综复杂、勾心斗角。但他都能把他们团结在抗日旗帜之下，为保卫北线积极出力。这在派系斗争十分严重的当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最后是，他有廉洁朴素的作风。他不搞割据，不扩充军队，不劳民扰民，并尽可能地为百姓排忧解难。特别是在建国后的甘肃人民政府主席、省长任内，更注意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平易近人，关心部属。他个人不蓄财，不搞特殊，公私分明，生活简朴。在兰州虽有住房，却很简陋。１９５６年邓小平同志在甘肃视察时，到“邓园”一看，只是几间简陋的土木结构房子，连声说：“茅屋草舍！”这就是对邓将军生活朴素的最好评价！
已故民革中央主席屈武在１９８４年题词中写道：“学习邓宝珊先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革命精神。”是的，邓宝珊将军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是值得后代永远纪念和学习的。在我们深切怀念著名爱国者邓宝珊将军的时候，殷切希望他平生的许多优秀品质，能够被我们很好地吸取和借鉴，使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增添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