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国有企业改革纵横谈
扎扎实实地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
石军
抓住关键：在推进改革、发展、稳定中，集中精力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
改革、发展、稳定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主要任务，而要推进改革、发展和稳定，关键是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因为，“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骨干和主导力量。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我们要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于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目前，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值得注意的两种现象：一种认为“一股就灵”，甚至认为将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就能搞好国有企业。另一种是“谈股色变”，认为股份制产生于资本主义，只有私有制才能实行股份制，搞社会主义就不能搞股份制。实际上股份制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资本主义在一个半世纪中，运用这种形式，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借鉴这种形式，也完全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没有理由“谈股色变”，畏手畏脚。但以为“一股就灵”也不现实，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需要解决一系列复杂矛盾和疑难问题，股份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况且，股份制只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唯一形式。认为股份制就是股给个人更是错误的，如果把国有资产统统量化给个人，那还有什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言！
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发展，左右着整个经济的发展，是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主导力量。据１９９４年底统计，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占全部乡及乡以上企业的５５．４％，利润总额占４９％，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占６１．９％。由此可以看出，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过去是今后仍将是我国经济建设所依赖的可靠基础和主要阵地。“我们要在２１世纪国际经济激烈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关键在于全面提高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竞争能力。”
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稳定，是实现全社会稳定的基础和关键。这不仅表现在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生产经营和改革搞好了，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国有大中型企业稳定了，可以稳定整个社会的一个大面。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中拥有一支庞大的产业大军，这支队伍稳定了，整个社会稳定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突出重点：在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中，花大力气推进“三改一管”
“同步推进企业改革、改造、改组和管理”，是企业整个工作的重点。吴邦国同志在全国经贸工作会议上指出：“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要把改革、改造和改组很好地结合起来，同时，把管理抓上去，这就是‘三改一管’的方针，这是长远之计，真正抓好了，一定会取得较大的成效。”
“三改一管”，改革是先导。无论是改造、改组还是管理工作，都要靠改革创新的精神去开展去推动。搞好技术改造，首要的问题就是改革传统的技术改造思想、方式和方法，建立有利于调动各方面搞好技术改造积极性的激励机制；联合、兼并、发展企业集团等改组工作，同样需要改革先行，不打破块块封锁、条条分割的局面，不要说实施兼并、组建企业集团，就是一般性的联合也难以进行；管理工作更是如此，如果不将改革贯穿于管理之中，管理就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也就谈不上更新管理思想、管理方式方法，实现管理的现代化。
“三改一管”，改造和改组是手段。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谁走在前头，谁就能抢占经济竞争的制高点。因此，许多企业都在紧紧抓住科技进步的有利时机，大搞技术改造。同时，联合、兼并、发展企业集团，走规模经营之路也盛行于世。从国内看，各类企业都在竞相进行改造、改组。国有大中型企业本来就因负担重、投入少和受“小而全”“大而全”思想的严重影响，改造和改组进展缓慢。如果不突出改造、改组，将难以在竞争中取胜。近几年崛起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大多是靠改造和改组这两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搞好改造和改组的重要性将更加突出。
“三改一管”，管理是保证。无论是改革，还是改造和改组，都离不开管理。改革经验轰动全国而昙花一现的企业，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管理没有跟上；花大钱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而闲置不用甚至背上沉重包袱的企业，主要原因也是管理搞得不好；实施联合、兼并、组建企业集团而形同虚设甚至一盘散沙的企业，主要原因还是管理水平低所致。而搞得好的企业，尽管具有诸多方面的有利条件和外部环境，但最为重要的是管理工作搞得好。管理出质量、出效益，这是一条被实践证明了的普遍真理。
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突出“三改一管”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明显效果。当前，部分国有企业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企业活力不足，技术和管理落后。最近，山东省企业管理协会对全省４０４户省级以上先进企业的管理状况作了摸底调查，发现有１／３的企业管理水平下降，资金利税率、人均创利税、劳动生产率和原材料单耗分别有５３％、２４％、１３％、９６％的企业低于升级标准。先进企业尚且如此，其它企业可想而知。“三改一管”正是针对这些现实问题提出来的。改革增活力，改造上水平，改组扩规模，管理打基础，四项工作都有的放矢，整体向前推进，就必然能够收到显著效果。１９９４年山东省国有工业企业产销率达到９８．７％，销售收入比上年增长９．５％，实现利税增长３８％，实现利润增长７３．４％，减亏５８．３％，这与着力落实“三改一管”方针是分不开的。
从山东的实践看，落实好“三改一管”方针，需要着重把握两点：一是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抓住主要矛盾，解决突出问题，实现整体推进。二是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和方案。政府及其部门主要负责总体规划和产业政策的制定，提出工作重点。各个企业应根据政府及其部门的总体规划、产业政策和自身实际，制定具体的规划和实施方案。
主攻难点：在推进企业“三改一管”中，进一步加快政府职能的转
变
搞好国有企业，主要是靠企业自身深化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加强科学管理，但企业改革的深化还必须有外部改革相配套。从某种意义上讲，外部配套改革，或者说，政企分开，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则是深化改革的难点。为什么？主要理由有三点：其一，从根子上看，国有企业是按其生产的产品分类而划归某一主管部门的，主管部门对企业的人财物和产供销都统得死死的，企业成为政府及其部门的附属物和一切听命于政府的“生产单位”。这一格局不打破，企业就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解铃还需系铃人”，要实行政企分开，政府转变职能，赋予企业应有的权利。其二，从现实情况看，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尽管得到扩大，但企业的活力仍然不足。企业活力不足的原因，毫无疑问应当首先从企业内部去找，但我觉得也应当从政府及其部门去认真找一找。我们到企业听一听反映，深入分析一下企业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就不难发现外部配套改革滞后，已成为制约企业改革深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最典型的例子是１９９２年的企业三项制度改革，当时这些改革红红火火，收效颇大，但越改难度越大，最后不得不中止，主要原因就在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严重滞后，企业富余人员难以妥善安置。再如，实现政企分开、明确投资主体、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调整企业负债结构等问题，应当说主导方面也在政府及其部门而不在企业。政府及其部门在这些问题上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企业就无法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化，企业改革与外部配套改革的关联性越来越强，若外部配套改革滞后，必然会制约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其三，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看，企业外部配套改革应当适当超前于企业改革。这是因为，当前改革已进入到产权制度改革的攻坚阶段，这一阶段的改革搞好了，不仅可以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且可以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如果搞不好就会造成国有资产更加严重的流失。
怎样突破难点？关键是政府部门与企业结合起来，齐心协力推进改革；政府转变职能与企业转换机制同步进行。作为政府部门，首先要破除狭隘的部门观念，树立全局观念。现在，不少企业反映，有些部门的主要精力尚未真正放在为企业服务上，特别是在酝酿出台大的改革政策和实行大的举措时，往往考虑自身得失多，考虑搞好企业少，个别部门甚至存在着对上要权，对下收权，横向争权的现象。作为为企业服务是其基本职责的部门来说，不应站在自身利益的角度患得患失。而应当站在党和人民利益的高度，从促进企业工作出发，权衡利弊得失，自觉做到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其二，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切实加强重大改革政策的协调。在制定和实施改革政策中，现在既有发扬民主不够的地方，又存在集中弱化的问题。某些政策是在缺乏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没有掌握全面、真实情况的基础上制定的。这样制定的政策不可能有针对性，也难免失误。同时，因存在集中弱化，有些正确的政策和举措又往往不能适时出台，或因部门之间通气不够，致使同一内容的政策相互矛盾，导致下级部门各执一端，相互打架，企业无所适从，难以实施。因而，很有必要突出强调深化改革中的民主集中制，特别是制定重大政策工作中的集中和统一。其三，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应当肯定，近几年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确已收到实效，但与深化企业改革的要求相比，这一工作仍然严重滞后。不久前，山东搞了一项调查，请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回答“在搞好企业中遇到的最大的难题和最企盼的事情是什么”时，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妥善安置富余人员，最企盼的事情是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在分析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遇到的十大难题时，也发现这些难题无一不与社会保障制度有关；解决这些难题无一不受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钳制。这表明，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搞好外部配套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已成为深化企业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第9版(理论)
专栏：改革热点纵横谈
国有企业改革与富余劳动力安置
辜胜阻
１９９３年底城镇国有单位职工１．０９亿人，富余职工总数在３０００万人左右，其中闲置富余职工约为１５００万人，隐性闲置约１５００万人，停工停产企业职工长期在职无业者超过５００万人。有的国有企业的冗员已达到５０％。如何解决富余劳动力的安置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国有企业失业问题的特征
我国国有企业失业问题具有以下６个特征：
（１）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国有企业存在大量的隐性剩余劳动力，３个人的活５个人干，这种现象严重阻碍了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的提高，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大难题。大量的隐性剩余或在职过剩劳动力是由我国低工资、高就业的就业模式决定的。
（２）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高速流动进一步加剧了城镇国有企业的就业问题。国有企业一方面存在着大量冗员，隐性过剩达２５—３０％，另一方面一些苦累脏的工作国有企业职工不愿干，让进城的农民干。目前，在国有企业的农民工已占全部职工的５％，并且以年平均９％的速度增长。
（３）城市就业市场不仅在存量方面面临严重的结构性失业和隐性过剩，而且庞大的劳动力增量也难以消化。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８００万人，农村每年新增劳动力１０００余万人。
（４）中国城镇就业面临着双重就业体制的磨擦，国有企业留不住有用人才，消化不了多余的职工。国有企业是低工资、低流动性、高稳定性、高福利，非国有经济则是高工资、高流动性、低福利、低稳定性。双重体制致使国有企业收入攀升现象严重，企业积累率下降，后劲严重不足，国有企业大量人才向非国有经济公开地和隐蔽地流动。而在非国有经济中，劳动者的货币工资虽然高，但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劳动市场秩序极不规范。
（５）深化改革将进一步释放隐性过剩劳动力和亏损企业的职工，下岗人员的再就业成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瓶颈之一。要搞活国有企业，必须痛下决心，对一部分长期亏损、资不抵债、产品没有市场的企业进行破产，对一部分效益低下的企业实行“改、转、租、卖”。而这些改革必然要释放出大量的隐性过剩劳动力。现在的两难困境是：要深化改革，必须通过破产、兼并、拍卖等实现产权的流转，而破产、兼并、拍卖的结果必然是失业人口的增加。
（６）我国国有企业的失业问题是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发达并存的，庞大的失业大军在没有失业保障的情况下，将会对社会稳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解决国有企业富余劳动力问题的对策
解决国有企业的富余劳动力问题必须从多方面入手，进行多方面的制度创新。这里既需要国有企业自身的努力，也需要政府将此事列入９０年代的重要议事日程，将其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大事来抓。
（一）国有企业要通过培植新的生长点或发展极的途径，增强消化富余劳动力的“内功”，把富余劳动力的分流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目前国有企业分流人员的基本作法是将企业的生活后勤和生产辅助单位作为生产经营主体外的两翼，采取不同形式让其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这种模式是所谓的“精干主体，拓展两翼”。这里两翼的拓展主要靠“母体输血”，一旦停止“输血”，分立的“两翼”就会陷入困境。要把国有企业富余劳动力的分流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必须培植新的生长点或发展极，让这些分立的企业具有造血功能。这里的关键是要根据市场行情，采用新技术，拓展新行业，开发新产品，发展新业务，建立有效益、有后劲、有市场的新的法人实体。
（二）在实行多元化安置富余劳动力、采取多向分流的前提下，把发展第三产业作为安置富余劳动力的主渠道。对于庞大的国有企业富余劳动力必须实行多向分流。如，大力发展与民居工程有关的建筑业、建材业、室内装修业等新产业，拓宽国有企业富余劳动力的就业渠道。现在城市居民在基本上解决了吃、穿、用、行以后，９０年代必将在“住”的问题上有新的突破，民居工程行业将是需要大力发展的行业。积极开拓劳务输出市场，扩大就业渠道。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吸纳大量富余人员。一谈到第三产业，我们不能只想到办小商店、小饭馆，应有新的思路。例如，上海航空公司从失业纺织女工中首次试聘“空嫂”。在第三产业中，信息产业和社会服务业是９０年代急需发展并能吸收劳动力较多的产业。根据１９９２年的统计，社会服务和个人服务领域的就业比重在美国为２２％，日本为２２％，德国为２８％，加拿大为３１％，巴西为３５％，而我国仅为５％，差距很大。这一领域为国有企业解决富余劳动力问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三）要顺利地吸收和消化现存庞大的城镇富余劳动力，必须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股份合作经济、社区和社团集体经济、混合经济、三资企业等多种所有制经济。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９３年，我国城镇新增劳动力６４５０万人，其中，国有企业吸纳５４％，非国有经济吸纳４６％。从１９９０年到１９９３年，国有经济吸纳劳动力的比重下降为４７％，非国有经济吸纳劳动力的比重上升为５３％。９０年代中后期，非国有经济将吸纳富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有：（１）一部分国有企业实行国有民营，国有企业职工进入国有民营企业；（２）一部分国有企业职工流向民营企业；（３）国有企业富余劳动力失业后自办民营企业。
（四）实行城乡开通的双向调节机制，让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的同时，鼓励一部分城镇富余劳动力流向农村乡镇企业，实行优势互补，沟通城乡经济联系。据调查，目前我国约有３００万名城市青年到乡镇企业上班。其中广东超过４０万人，江苏３０万人，山东２０万人，广西、湖北、浙江、辽宁、四川、安徽、福建等省区各１０万余人。９０年代中后期，随着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空间距离的缩短，一部分国有企业富余劳动力将流向农村乡镇企业，特别是郊区或郊县乡镇企业。让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拾遗补缺，有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鼓励一部分国有企业富余人员到乡镇企业工作，有利于扩散城市文明和城市科学技术，使乡镇企业上档次。
（五）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加快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规划、立法、监督、管理和信息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建设，推动区域劳动力市场和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为国有企业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劳动力市场是商品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富余劳动力的分流，迫切需要劳动力市场体系和与此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建设。政府需要对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进行调查研究和预测规划，加快有关劳动力市场的立法进程，对劳动力市场的运作进行监督管理，推进劳动力市场信息服务体系的建设。
（六）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政府需要对劳动力的供给进行调节，缓解就业高峰对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巨大压力。如果不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劳动力供给进行调节，就业高峰会对劳动力市场形成巨大的压力。为了缓解这种压力，政府有必要采取下列措施对劳动力的供给进行调节。（１）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进行人力资源的开发，调节进入就业岗位的人口。（２）修改退休年龄规定，允许部分职工自愿性提前退休。（３）对长期资不抵债的亏损企业实行分步破产、拍卖、嫁接，调节下岗职工数量。（４）大力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流动。（５）鼓励国有企业保持一定的富余劳动力比例，以起“蓄水池”的作用。
（七）使国有企业富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根本前提是进行人力资源的再开发，实行先培训，再上岗的办法，对下岗人员进行培训，让其更新观念，更新知识，更新技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企业向社会分流富余职工，应当首先让这些职工掌握一定的技能，增强他们再就业的能力。采取简单的“甩包袱”的办法，向职工发放“待业金”的办法不能增强职工再就业的能力。实践证明：培训是增强富余人员再就业能力的重要途径。根据上海１９９２年的调查，失业人员平均失业时间为３２个月，其中受过培训的人员失业时间为１５个月。对职工进行培训，培训计划要具体化，培训内容要多样化，既要让富余人员更新观念，也要让他们学会各种实用技术。
（八）加快失业保障制度的建设，加强对失业问题的调查研究，大力推进“再就业工程”，把就业问题当作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的重要环节。失业保障制度是防止国有企业富余劳动力失业后所引起的严重社会震荡的“减震器”。目前社会保障制度已成为国企改革的“瓶颈”，而失业保障又是社会保障中的重中之重。政府应采取得力措施加快失业保障制度的改革。失业保障对失业问题只起“减震”作用，要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必须大力推进“再就业工程”，市长要对再就业工程负总责，应将这一工程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头戏”来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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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有企业改革纵横谈
加速经济增长要植根于企业技术进步
钟阳胜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技术的贡献率已达６０—８０％。因此，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中，既要重视劳动和资本的作用，更要重视技术的作用。企业作为技术进步的主体，是全社会技术进步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企业的技术进步改变着全社会的技术结构，推动着科学技术的开发和技术的产业化、商品化，推动着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实行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增长战略，都不能离开企业的技术进步。因此，企业的技术进步就成为经济增长的根能够扎深扎稳的沃土。
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由于国民经济总规模较小、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往往容易首先从规模上去看问题，把发展和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扩张，把上项目，铺摊子，扩大国民经济的总规模作为起步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当国民经济总规模达到一定总量，社会经济的增长实力有了一定基础之后，就不能把主要的气力仍然花在扩张上，而必须转到加快企业的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的素质上来。这是一个规律。违反了它，就会逐步失去经济增长的深厚沃土，经济也就不能长期保持健康的高速增长。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目前正在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素质不高就不能作出灵敏的反应，企业技术落后就不能进行有效的竞争而取得立足之地，就不能扩大有效的产出而促进经济的有效增长。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全社会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２７％左右，远远低于６０—８０％的先进水平，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企业素质不高，企业技术进步慢、水平低，中低技术不断繁衍。除个别产业部门技术领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外，我国工业技术的整体水平仍然十分落后。全国工业企业拥有的主要技术装备与世界工业发达国家相比，在技术水平和性能等级上均差一至二代。大量落后的技术装备导致的高消耗，加剧了资源的短缺状况。由于企业技术水平低，我国的能源利用率大约只有３０％，而美国、日本均在５０％以上；全国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能耗，相当于日本的６．１倍、美国的２．３倍、原苏联的１．７倍。据测算，按国际先进水平衡量，中国目前产出国民生产总值的量，一年要多消耗３亿吨标准煤，相当于中国能源生产总量的３０％。由此可见，企业技术落后无疑是经济增长的极大制约因素，加快企业技术进步，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对经济增长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加快企业技术进步，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既不能慢慢来，又不能一蹴而就，必须制定企业技术进步战略，并积极组织实施。所谓企业技术进步战略，是企业在确定总体发展战略后，围绕企业发展的总目标，从技术角度为推进企业发展的规划及其实施的活动。企业技术进步战略包括诸多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企业技术改造、技术引进、技术开发和技术迁移等战略。
企业技术改造战略。这是围绕企业技术发展，规划、实施企业投资活动，推动企业增量资产的有效配置，调整和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的一个战略过程。技术改造是立足于企业资产存量基础上、使资产存量与资产增量实现最优配置的投资形式。通过技术改造，企业就能大大提高适应市场竞争的各方面的能力：一、增强对资源变化的适应能力。企业通过改变原有生产工艺、技术装备，使之与新的资源条件相适应，实现生产过程的合理化，使资源优势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二、增强对市场的适应能力。企业通过改变生产条件，调整产品结构，开发新的产品，使生产与市场需求相适应，增加“短线”产品产量，达到企业增产增值增效益的目的。三、增强参与国际分工的市场竞争能力。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大幅度提高技术装备的自动化程度，无疑可以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从而扩大出口生产，增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在这里，企业通过技术改造，改善在市场中的竞技状态，本质上是使企业挖掘潜力，提高时间效益，节省物质消耗。这样，就使企业并通过企业实现了全社会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的节约，从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促进经济的增长。
企业技术引进战略。这是企业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促进其技术发展的决策活动及实施过程，也是其花较少的投资、用较短的时间大幅度提高技术素质的过程。这几年的经验表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是推动企业技术进步的一条有效途径。广东改革开放以来的１５年，国民经济年均以近１３％的高速度增长，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比过去快，其深厚的根源就在于从先进国家引进了１４０多万台（套）的设备和５０００多条生产线，对５０％以上的企业进行了技术改造，使不少行业不少企业的生产设备达到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
企业技术开发战略。这是企业利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成果或已有知识，通过各种必要的具有实用目的的实验，开发出新产品、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各种技术发展活动而进行的规划、实施过程，是将科研成果应用于生产实践，转化为企业的技术素质和直接生产能力的一个过程。在生产和技术的普及推广中，一项新技术在全社会的使用量将会迅速增多。但技术是不断发展的，就某项技术而言，其使用量随时间推移达到最高峰后，便会逐渐减少，为更新的技术所代替，从而形成该项技术的生命周期。就企业来说，不能等到某项技术已处于衰退期时才开始开发，而应该在此时就已开发出新的技术。与此相适应，企业产品也有一个经济生命周期，反映了产品的经济价值在市场上的变化过程。为了使企业保持一种产品生机勃发的状态，必须生产一代，开发一代，研制一代，储备一代。这样，企业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益才会有深厚的力量源泉。
企业技术的迁移战略。这是企业从原来从事的技术领域转向和进入新的技术领域的决策、实施过程，也是一个企业技术发展中革命性的变化过程。根据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产业特别是工业制造业多存在产生、成长、成熟直至衰退的生命周期过程。当产业处于衰退期时，产业的社会需求开始减少，企业的收益开始下降。此时企业若要生存，就必须“改换门庭”，转向新的产业领域，注入新的技术活力，才能保持并进一步增强技术优势，增加产出，促进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在现代经济技术发展中，企业的技术进步是企业素质的核心问题。企业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技术进步战略，尤其在技术改造、技术引进、技术开发、技术迁移等方面进行正确决策并在实践上取得进步，是全面提高企业技术素质的重要保证。而企业在这方面不断取得进步，有一个高水平的技术素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和保证社会经济有效增长的源泉和基础。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从全球的角度看世界
——评《当代全球问题》
常健
所谓当代全球问题，是指人类整体在当代所共同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和经济政治制度的差异，关系到人类整体的生存和发展。蔡拓先生等近著《当代全球问题》，为我们展开了一个新的视角，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世界，从世界整体的角度看中国。
对当代全球问题的研究，尽管国外已有不少著述，国内学者也不断有所涉及，但像《当代全球问题》这样对该领域进行全面介绍和深入分析的著作，国内当不多见。作者概括分析了全球问题的历史前提，以翔实的资料揭示了全球问题的由来和发展，广泛涉及了南北关系、战争与和平、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枯竭、能源危机、人口爆炸、粮食短缺、海洋利用、宇宙开发、国际人权、民族冲突、恐怖主义、毒品泛滥、艾滋病等一系列重要的全球问题，使读者能够在短时间内达到对全球问题的较全面的了解。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个层次对当代全球问题进行了宏观分析，阐发了自己对全球问题的独立见解，为人们对全球问题的理解和研究拓宽了思路。推动国内对当代全球问题的研究，对于探索我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