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两会专页)
专栏：答记者问
依法治教加强管理
国家教委负责人答中外记者问 ●时间：３月１４日上午●地点：北京国际饭店“两会”新闻中心●被采访人：朱开轩柳斌
记者：人大代表正在审议的《教育法》会对中国的教育事业产生什么影响？
朱开轩（国家教委主任）：这是我国教育的一部基本法，具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如能通过，将使教育在中国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得到法律的保障，意义重大；把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成就同改革所取得的教育经验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对我国今后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影响。《教育法》通过了，我们就有了基本条件有步骤地展开全面的教育立法工作，希望教育立法的整体框架在这一届政府完成，促进我国尽快走上依法治教的轨道。
记者：请问国家教委采取什么措施解决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孩子的失学问题？
朱开轩：我国的小学生入学率在９８％以上，农村孩子的失学率平均在３％左右，有的地方还要高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教育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农村教育的目标是在５—６年的时间内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这是“重中之重”。
农村教育实行“三教统筹”的政策，即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统一筹划，实现农、科、教相结合，使大部分人能学到一技之长，具备发展、致富的本领。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和省一级要设立义务教育专项资金，使边远山区、贫困地区的孩子能受到教育。此外，还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目前我国正在开展的“希望工程”、“春蕾计划”都是为了帮助失学儿童受到教育。
记者：目前，拖欠教师工资的情况如何？
朱开轩：这种现象是存在的，１９９３年比较严重。颁布《教师法》后，各级政府采取了有力措施，１９９４年春节前基本解决。出现新的拖欠是因为教师工资标准有了较大幅度提高，根据新的工资标准，中小学教师增加工资部分从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算起大约需支出１００多亿元。现在拖欠的主要是教师新增的那部分工资。目前，去年拖欠的教师工资已有９０％得到了兑现。
记者：如何划分依法筹措教育经费与乱收费乱摊派之间的界限？
朱开轩：我们对义务教育只收杂费，非义务教育适当收费，这是改革的方向。适当收费也只收取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大致为１０％—２０％。以大学为例，国家教委主管的学校平均每年收取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元。这是一般生活水平的家庭可以承受的。为保证家庭有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我们广泛地采取了奖学金特别是贷学金制度；对特别困难的学生（约占大学生总数的５％—１０％），政府给予特殊的补贴，１９９３年到１９９４年政府从总理预备金中拿出２亿多元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完成学业。
所谓“乱收费”主要有这么几种情况：超过了政府与物价部门商定的限额；学校承受不了乱摊派转嫁到学生身上；还有一部分是因收录“择校生”引起的。最近国家教委成立了治理“乱收费”的领导小组，组长就是在座的副主任柳斌同志。
记者：政府对民办学校如何看待？
朱开轩：我们以政府办学为主，民办学校是政府办学的有益补充，这几年有较大的发展。截至１９９４年底，民办小学、初中、高中的数目大致为１０００、６００、３００多所。一些地方民办学校办学标准高一些，收费比公办学校高一些可以理解，但要执行中国政府的办学方针。不提倡过高的收费，反对办“贵族学校”。政府对民办学校总的方针是：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
朱开轩还就教育经费、中外合作办学、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留学生政策、开展两岸教育交流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本报记者卢新宁董建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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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来年相聚更抖擞
——写在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闭幕之际
本报记者向兵袁亚平刘伟
“留下珍贵的纪念，来年我们在这里再相聚。”
相机快门“咔嚓”、“咔嚓”地响，蒙、藏、维、傣、朝鲜等十多位少数民族委员，身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微笑着合影。
沐着三月春风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十四日在北京落下帷幕。
“这是一次民主、求实、团结、鼓劲的大会。”李瑞环主席致闭幕词说。
“这次会议认真总结了经验，实事求是地找出了问题，又切实地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和措施，给大家鼓了劲。”来自甘肃的郭柏林委员评价道。
“我的感觉非常好。大会开得很实在。我们回去要把新疆的工作做好。”新疆来的司马义·买合苏提委员步出人民大会堂时说。
人民大会堂高耸的立柱旁，不时有人请香港委员陈复礼一起拍照留影。记者请他谈谈对这次会议的感受。这位著名的老摄影家说：“我对李鹏总理的报告很满意，内容很实在。香港回归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近，我们香港同胞希望祖国一天比一天好！”
来自北京驰通工程咨询公司的杨尊伟委员和山西华杰集团公司的崔晋宏委员，来到天安门广场后，他们手上的袖珍摄像机就转起来，摄下了委员们步入人民大会堂、走进会场、举行闭幕式的全过程。他们说：我们两个公司的职工都很关心这次“两会”。我们要把会议生动活泼的场面带回去，通过闭路电视让全体职工都看到，给大家鼓劲。
“日日新，又日新”，正是今日中国的写照。怎样推动中国更好更快地发展，是这次政协会上委员们积极参政议政热切关注之所在。记者从设在人民大会堂前厅的资料查询台了解到，政协会召开期间，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已查询获取以农业、工业、教育、科技为主的资料一千五百多份。
“我们要积极投入到国家的改革和建设中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四川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委员说。他在会议期间抽空完成了一个“光彩”动作——政协委员中的几位民营企业家联手，在革命老区河南信阳总投资二千四百万元，创建“光彩事业大别山希望饲料工程”。
福建省政协主席游德馨委员则告诉记者，他回去后马上就要参加省政协会，把这次会议的精神落到实处。省政协今年的工作重点是落实江泽民主席春节讲话精神，努力推动闽台两地的交流。
踏着春光，带着希望，委员们满怀信心走出庄严的人民大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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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两会漫议
冷静·集中·合拍
建达
记者连续几年采访“两会”，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议政能力的逐年提高印象极深。
拿今年来说，有人对上述现象作了简略概括，即：冷静，集中，合拍。虽说是一个侧面，但多少反映出代表和委员的一种新风貌。
先说冷静。今年的“两会”，前几年那种热闹的场面没有出现，除了大会安排的新闻发布会外，其他各种各样的“发布会”、“招待会”都被精简了。采访代表、委员，回答多是：“容我想好了再说！”没有不着边际的夸夸其谈，开会发言，话语平静、深沉。会外时间，代表、委员大多在研究李鹏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大会其它文件，或三两人一起商议议案、提案。
再说集中。记者旁听过政协委员的小组讨论，３月６日在国际饭店“两会”新闻中心举行的民主党派领导人记者招待会上，也曾直言相问：这次民主党派政协委员在小组讨论中最集中议论的问题是什么？回答是：发展农业、尽快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反腐倡廉、防止通货膨胀、重视教育等问题。据了解，这些问题，也正是人大代表集中议论的话题。议论的焦点不谋而合，确实非同寻常。
至于合拍，这就更明显了。代表、委员们议论的话题，提出的意见、建议，均与党中央提出的二十字大局和做好今年工作的十六字指导思想有关，字字句句与改革开放相连。连来自基层的代表、委员一开口谈的也是中央宏观调控、中国东西部互补、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等大问题，而且结合实际，谈得头头是道。可见中央的决策正对代表、委员的心思，上上下下找到了“共同语言”。
冷静、集中、合拍，预示代表、委员已逐渐抛开了表面的热烈与昂扬，变得更加成熟、更加理性、更加注重实效了。这是一个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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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两会聚焦
浙江许行贯代表说：
调整产业结构适度规模经营
本报记者张平力皮树义张亮何加正董建勤集体采访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行贯代表说，对发展粮食生产，要运用市场经济的规律，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妥善加以解决。除了国家制定合理的粮食购销价，使农民种粮有利可图外，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深化农村改革，在那些条件具备的地方，对现在粮田的经营方式进行改革，积极推行适度的规模经营。要采取“稳制、活田”的办法，建立土地流动的机制，即坚持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使用权。允许土地有序、合理地流动，适当集中到一批种田大户手里。
目前浙江农村人均粮田只有零点五亩，户均承包田一般只有二三亩，能提供的商品粮一般在二百五十到三百公斤，即使粮价提高到二元一公斤，也只有毛收入五六百元，同务工、经商的收入相距很大，难以调动积极性。而实行规模经营，则效益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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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两会聚焦
山东王大海代表说：
走农业产业化道路
本报记者张平力皮树义张亮何加正董建勤集体采访
山东潍坊市市长王大海代表说，农业产业化的基本内涵，我们认为主要有这样几点：一是面向市场选择和确立发展农业的优势项目；二是扩大专业化分工；三是依靠“龙头”加工企业带动千家万户农民发展规模经营；四是以“公司＋农户”方式实现贸工农一体化；五是建立以推广农业科技成果为中心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产业化的这五个方面互为支撑。实践证明，走农业产业化道路至少有几大好处：一、改变了农副产品进入市场的最终形态，达到了增值的目的；二、提高了农业集约化水平，通过生产要素合理有效的规模配置，降低了生产成本；三、实现农业生产的均衡增长，增强了抗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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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两会聚焦
江苏虞振新、孟金元代表说：
改造农业寻求突破
本报记者张平力皮树义张亮何加正董建勤集体采访
常州市委书记虞振新和市长孟金元代表认为，去年常州粮食总产超过预定的１４亿公斤目标，农民人均纯收入达２７０７元，市场物价涨幅居全省最低。这一成绩是在“五个突破”的前提下实现的。第一，科技兴农有新的突破，其中首先是良种繁育和推广有突破。第二，农业生产方式有新的突破。这里关键是抓贸工农、产供销一体化组织的突破。常州现已形成茧丝绸、珍珠、肉禽等６条“龙”，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和专业化生产水平。第三，发达地区规模经营有新的突破，这是解决工农产品经济效益“剪刀差”的一条重要途径。常州粮食规模经营面积已达８．８万亩，种粮１５亩以上的农户有２８００户，户均售粮７８００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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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两会聚焦
甘肃许飞青代表强调：
普及科技增强后劲
本报记者张平力皮树义张亮何加正董建勤集体采访
原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飞青代表说，“农业的后劲不足，科技是重要方面。从全国范围来看，科技在农业中的含量还是比较低的。农业科技人员短缺（就甘肃而言，主要不是指高级农业技术人员，相对说来，这部分人员所占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关键是农村的普及力量跟不上。近几年来，农村的知识分子也多了一点，大学生、中学生的数量也在增长，但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特别是中学毕业生，发挥作用差一些。我倡导乡镇一级设专人做做这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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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两会聚焦
辽宁闻世震代表指出：
确保有效供给增加农民收入
本报记者张平力皮树义张亮何加正董建勤集体采访
辽宁省省长闻世震代表说：近年来，辽宁紧紧围绕确保农副产品有效供给，增强县级经济实力和增加农民收入三大目标，突出粮食、菜篮子和乡镇企业三个重点，加速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闻世震说，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是一场深刻的变革。辽宁省正在实施七项农业系统工程，以产品为龙头，以骨干企业为依托，以“公司加农户”为生产经营体系，以农副产品生产基地、专业乡、专业村为基础，搞好粮食、蔬菜、畜牧、水产、水果、林木、土特产和创汇农业建设，加速农业的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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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拎“菜篮子”要提“把”
本报记者李维平
说起“菜篮子”工程，做了８年西安市长、来京前刚被任命为市委书记的崔林涛代表有一个观点：“拎‘菜篮子’要提‘把’”。他解释，西安是西北的大城市，有３００万城镇人口和６０多万流动人口。要保证几百万人常年不断的肉蛋奶菜供应，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政府工作报告中把“菜篮子”工程列为市长的责任制，抓住了根本，很得人心。
如何抓“菜篮子”？崔林涛的体验是一抓信息，二抓调控，三抓基地建设。有人问他：“你不上街买菜，怎么知道行情？”他微笑着道出其中奥秘。他有一个自己的信息网，大渠道是商贸委的市场动态和市长公开电话，小渠道是他的家人及朋友。几年来，西安市几大市场主要商品的早晚价格变化、供应量是否充足，他基本了如指掌。
有了准确信息，市里就能适时调控。西安每年拿出５０００万元作蔬菜风险基金，还专门设立了一个蔬菜局。别看只有６０多人，却可运筹调控全市“菜篮子”供应。这个局专门负责制定蔬菜发展规划和政策，定点设立农贸市场，协调菜农与市场关系，疏通供应渠道。蔬菜局负责与菜农签订合同，近郊、远郊的蔬菜都通过该局组织进城。菜价则由市场价与指导价协调后制定。如今，西安城乡已有了５个超大型批发市场和数百个中小市场，基本形成了分层次的市场网络。
崔林涛说：“全国第一个‘菜篮子’工作会就是１９８８年在西安召开的，当时西安基本上靠市场来调节‘菜篮子’了。尽管这样，西安一直没有放松基地建设。目前，西安利用自有资金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及欧共体农业项目扶持资金，在近郊建成５４万亩蔬菜基地、３万多亩水面的鱼塘，还建有鸡场，饲养了２０００多万只鸡，不仅解决了西安百姓对鸡鸭鱼肉菜蛋奶的需求，而且还供应沿海省份和香港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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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米袋子”须上“锁”
本报记者闻佳平
“米袋子”问题是参加“两会”的许多代表、委员关心的热点。
政协委员、中国林业科学院原院长黄枢说：“李鹏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用了最多的篇幅集中论述了物价问题和粮食问题。其实这两个问题是相统一的，因为在去年的物价涨幅中，有５５．８％来自粮食制品价格的上涨。因此，要稳定物价，必须首先稳定粮食生产，只有粮食生产上去了，物价才能降下来。”
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沈桂芳对此有更为切身的感受：“１９９２、１９９３两年，物价也都是以两位数上涨，但那两年物价的上涨主要是由家用电器等日用消费品大幅涨价拉动，价格贵了，人们可以不买；而去年的物价上涨主要是由粮食涨价拉动的，人们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因为老百姓不能不吃饭。由此可见，粮食价格是基础价格，牵一发而动全身。”
来自湖南的高子曼委员说出的话很有针对性：“报告中提出了‘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这非常好。现在是要真正落实，应有紧迫感、危机感，要有责任心。”
水利部原副总工程师徐乾清委员几次发言都反复强调，“去年粮食减产，主要原因是一些粮食产区遭了灾。问题就出在水利设施上。与其等遭了灾，省长冒大雨、顶烈日到抗灾第一线去指挥，不如多拿出些时间和精力抓抓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呀！”
“不但要补牢，还须上把保险锁。”长期在农业部从事纪检工作的王炎堂委员更看重防患于未然，为此他在这次政协大会上提出了“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要规范化、制度化”的提案。他对记者说：“现在中央明确提出由省长抓‘米袋子’，还应制定具体的目标、任务、措施，这样才能确保‘米袋子’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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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中西部地区也富起来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陆榕树访谈录
本报记者袁建达
发展和繁荣中西部地区，是今年“两会”的热门话题之一。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陆榕树委员对此有独到见解。
记者：实现经济建设战略重点向西部转移的决策是党中央作出的，您认为实现这一决策的条件是否具备？
陆榕树：致公党中央，包括我个人都认为实现中共中央这一重要决策的条件正在逐步形成。其标志是：一、经过１６年的改革开放，沿海１４个城市和几个经济特区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繁荣，邓小平同志关于实行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了初步证实。这就使沿海发达地区有余力支援中西部发展经济；二、由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房地产等生产力要素的价格越来越高，交通运输与能源供应也越来越紧张，所以近年来，港资、台资和侨资投向中西部发展中地区的越来越多；三、西部地区与周边国家商贸日益发展；四、中西部地区文化教育事业有了普遍发展，劳动人员素质显著提高；五、中西部的中心城市和农村集镇利用外资的能力逐步提高。
记者：您能否谈谈实现经济建设战略重点向西部转移的重大意义？
陆榕树：让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尽快发展、繁荣起来，有利于促进外商向中西部投资，有利于安置农村富余劳动力、遏制民工潮，有利于缩小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现在距离本世纪末实现小康目标只有６年。要实现小康目标，既要东部地区富起来，也要中西部地区逐步富起来。因此，宜及早实现经济建设战略重点转移，以加速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全国小康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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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很有信心
——访浙江贝尔通信集团董事长方雪木委员
本报记者袁亚平
在全国民营企业中较早建立工会和中共党支部——浙江贝尔通信集团由此引人注目。
在北京五洲大酒店，全国政协委员、浙江贝尔通信集团董事长方雪木对记者说：“我们企业的兴旺，一是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二是靠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努力工作。”
１９８４年９月，方雪木的企业创业之始，只有９名职工，靠５０００元借款的家底，加工邮电小件铝套管。最困难的时候，当地党组织给了他们有力的支持，使他们渡过难关，产品源源出厂了，职工越来越多了。
“你们《人民日报》１９８９年１月７日登了我们企业成立工会的消息，我那时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呀！现在《劳动法》已开始实施，我们要认真依法办事。”方雪木神情激动。
有了工会，又有了党支部，企业如虎添翼。１９９２年研制开发了电缆交接箱，获国家专利，公司被邮电部列入首批进网单位，当年实现产值２２９５万元、利税５５０万元。
“我们集团成立了杭州贝尔高科技研究所，有９个博士、７个硕士，正在研制开发新产品。我们民营企业很有信心！”５８岁的方雪木中气很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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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名词解释
名词解释
国库
国家金库的简称。负责办理国家预算资金的收入和支出，是国家预算执行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库是国家预算的统一出纳机关。在我国，财政部门代表国家管理预算资金。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经理国库。国库的设置和预算级次相适应，一级财政设一级国库。
发行库
是指发行银行代国家保管待发行的货币（发行基金）的金库。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家发行银行，其发行库是为国家保管的、准备投放而尚未投放的人民币票券的金库。它的任务是：保管、调运发行基金；编制和执行发行基金调拨计划；调剂市场各种票币的流通比例；办理损伤票币的回收销毁工作；办理发行业务的会计核算，反映市场货币投放与回笼情况。（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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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两会摄影比赛
来自湘西的两位土家族代表王锡炳（右二）和贾明忠（左一）在小组讨论《教育法》（草案）后，意犹未尽，还和其他代表一起热烈议论着，希望进一步加强民族地区教育，为民族地区培养更多建设人才。
本报记者孟仁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