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文化研究的新拓展
贾春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有力地影响着、推动着文化课题的研究。自本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市场取向经济改革的向前迈进，我国学术理论界出现的关于企业文化、商业文化、技术文化、商品美学、金融文化、生态经济文化等被称之为现代经济文化的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发展势头。这个势头表明：经济与文化的“一体化”发展，乃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历史性潮流。经济领域、经济活动中“文化力”的地位和作用，正在日益强烈地表现出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经济与文化协调演进，交相辉映，从根本上关系到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关系到２１世纪实现振兴和发展的前景。因此，关注、促进和认识这个文化研究的新势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那么，这个文化研究新拓展的势头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在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涵义及根本要求上取得共识
党的十四大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提出了建设企业文化的任务。这就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企业文化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经过许多学者和企业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对于企业文化，至少在以下三个问题上，认识深化、前进了，也可以说，取得或正在接近取得共识。
一是如何认识企业文化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问题。这个问题是同国际范围内现代市场经济开拓和激烈竞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企业文化自本世纪８０年代初提出后，越来越引起企业界和理论界的重视，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市场竞争的产物，是从那些久负盛名的企业的发展战略、经营实践中凝结出来的，是开拓市场的内在要求。越来越多的实践不断说明：企业文化，能够增强企业的内部凝聚力和外部竞争力，使文化力转化为经济力。这就为认识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文化的地位和功能提供了客观根据。
二是怎样理解企业文化的内涵问题。对此，国内外学者的认识正在从纷纭中走向一致。这就是，强调企业的价值观念、企业精神、经营之道、经营境界和广大职工认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企业日常生活中的榜样行动就建立在这些精神力量的基础上。它是一个企业传递下来的特有的精神财富。它是无形的，又是能动的，时时刻刻都在企业活动、经济行为中发生影响和作用。明确这样的认识，很有意义。这至少有以下两点。第一，建设企业文化，要大力培育企业的价值观、企业精神。这是软件，但要下硬功夫，下真功夫，下大功夫。企业形象、企业环境，这都是企业文化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内容。第二，有利于纠正对企业文化的片面的、表面的理解。常常听到，人们谈起企业文化时，大多说一些文娱、体育之类的活动，如办了个俱乐部，搞了舞会，放了电影，建起了健身房，还有组织歌咏比赛、诗歌朗诵，出墙报、黑板报或铅印小报，等等。这些当然不能说不是企业文化的内容，但不是企业文化搞得好不好的主要标志。另一个值得改变的不妥当的理解，就是谈到企业精神时，大多是一样的话，如求实、创新、开拓、进取这样八个字，或者再加上拚搏，就构成十个字。这八个字或十个字，当然很好，很重要，但对于形成企业精神来说，显得雷同化。企业精神还是要从创业、发展、开拓市场的特有实践历程中生发、凝结、概括出来。
三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要求在哪里的问题。我们建设企业文化的根本要求，是在大力提高职工整体素质上下功夫。十多年来，我们党一直强调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要以培育“四有”新人为目标。在企业中就是要建设“四有”职工队伍。贯彻这个方针，要做多方面的工作，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大力强化职业理想、职业道德、职业纪律、职业技能和职业责任的培训和教育工作。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呢？从实际生活中人们可以看到，职业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和专业技术素质）对于生产出好的产品是何等重要，对于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杜绝假冒伪劣产品在今天市场上泛滥的状况又是何等重要。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是法制经济，而且也是道德经济。它的健康发展，不仅要有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还需要道德力量这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揭示商业文化的内容和实践意义
商业文化研究的兴起，是我国近些年来现代经济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胡平为代表的我国商业文化学者把商业文化看作是在商业不断发展进程中的商品流通领域里，各行各业、各个环节、各类商品所发生、创立、反映、传播、发展的具有商业特色的文化现象。它是人类在商品流通领域中所创造的商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经过六七年时间的讨论，从事这一研究工作的多数学者比较一致地把商业文化的基本内容归结为商品文化、营销文化、商业伦理文化和商业环境文化这样几个方面。
商品文化在商业文化体系中起着主要的载体作用。它是指以商品作为文化载体，通过市场交换让渡给消费者的、反映消费者物质及精神追求的各种文化要素的总和。这里包括商品的构思、设计、造型、装潢、包装、商标、款式、广告、消费习惯等。它展示着一定的文明水平、文化特色、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任何一件有价值的商品都凝聚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学者们还强调，商品文化又不仅仅是经济文化，它还是一种社会文化。一种商品问世，对于提倡什么，否定什么，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感召力，有时能开社会风气之先。
营销文化在商业文化体系中处于关键地位，是商业文化的集中表现形态。它主要是指以文化观念为前提，切近人的心理需要、精神气质、审美趣味为目标的营销哲理和营销艺术。其中包括具有文化品格的营销手段，如橱窗、牌匾、幌子等广告艺术及其他各种文化的促销手段，也包括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营销原则。
商业伦理文化被不少学者看作为商业文化的核心。它是指在商业活动过程中，调节商业从业人员之间、商业从业人员与社会各个消费层次之间各种利益关系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其中包括商业活动中的伦理价值取向、商业活动中的道德规范、商业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感等等。
商业环境文化是塑造商业文化的重要条件。这是指与商业活动密切相关，并直接或间接地赋予商业经济行为以感染力、驱动力和约束力的各种背景的总和。这些背景包括商业活动的文化背景、历史背景、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建筑环境等。商业活动既离不开一定的物质环境，也离不开一定的社会习俗环境。
从商品的文化含量，商业营销的文化品格，到商业人员的价值道德取向，再到商业活动的文化环境，构成了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商业文化的网络和体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以市场为导向来调整生产力布局及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商业作为联结产品与市场的纽带，必须充分地发挥其促进生产、引导消费、塑造城市形象的潜在文化功能。特别是面对正在出现的实用功能型消费向文化审美型消费的转变，如果商业主体不考虑消费者深层文化心理和审美欲求，不去运用具有文化品位的营销观念和手段，那就会在充满竞争和机遇的商品市场中萎缩。这就是说，商业改革需要商业文化，市场经济需要商业文化。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国学者提出，商业文化的研究和建设是一项大有作为的事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的新起点上。当前，面对新挑战，需要把商业文化研究和建设同发展大流通、大商业、大市场有机结合起来，同参与国内、国际竞争有机结合起来，同商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机结合起来。
提出区域经济发展与文化特色的研究
近几年来，伴随着国内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文化也正在显示出自己的特色。挖掘区域经济的文化内涵，研究其文化特色，成为一些学者所追逐的新课题。对于早已名扬海内外的“珠江三角洲模式”、“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等，学者们不仅从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市场开拓等经济学角度进行研究，而且开始着眼于文化个性、价值观念的探索。岭南文化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研究，当今已成为一个颇具诱惑力的课题。而对于“温州模式”的研究，开始挖掘那里世世代代相传的商业文化传统和商业智慧、商业技巧。这种文化根基的挖掘同南宋时期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联系起来，是有道理的。叶适提出过“功利与仁义并存”的思想，这同只讲义而鄙视利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历史上的浙东学派还有一位陈亮，他提倡“农商并重”，认为“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这种重商传统与义利并举的观念，作为历史积淀，对于后人的商业开拓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有，山东省淄博人重新研究管仲重商业、重人才的思想，也是同区域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至于关东文化、北京和上海在文化精神上的比较研究，也正在展示新的视野。应当强调指出，今天这里所讲的区域经济文化特色的研究，与以往对于中原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齐文化、鲁文化等区域文化的历史考据所不同的，是立足于当今市场经济开拓中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这个现实，从文化内涵和文化特色上加以探讨。
文化研究是个涵盖面极为广大的领域。仅就正在兴起的现代经济文化研究来说，也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除上述所举出的几个方面外，还有诸如适应市场交易而兴起的节日文化，“名城文化带”的开发，精美产品意识的强化和倡导，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特别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文化内涵问题，等等，都作为新的研究课题正在被实践推到学者们面前。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种趋势，就是文化研究正在更贴近实践，贴近市场经济。本来文化与经济发展，就不是互不相干的两条平行线，而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从这个趋势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双向的真切需要：现代市场经济需要“文化力”的激励、推动和支持；文化需要在市场经济潮流的旋动中获得蓬勃发展的生机。这是社会主义文化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实现新发展、新繁荣的征兆。毫无疑问，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大业，为了迎接人类２１世纪的到来，我们应当重视和推动这个经济与文化“一体化”发展的好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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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中外学者在宁研讨
中华民国史
去年年底，在南京召开的第三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广泛、深入地讨论了民国史上一些重大的热点问题，有争议问题，及尚未引起学术界应注意的一些新问题。这次会议，较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研究民国史的新水平，也较全面地反映了国际上民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本届讨论会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办。应邀到会的有美国、日本、韩国、德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国近４０位研究中华民国史的知名汉学家。台港澳地区与会的教授、学者有８人。中国赴会的民国史专家计１００多人。大会收到１３２篇论文。就民国史研究领域而言，这是一次大的盛会。台湾学者前来大陆参加民国史讨论，这是首次。本次会议尤其令台湾学者耳目一新。台湾“中研院院士”张玉法在大会发言中说：大陆出了不少有关民国史的专书、传记，对民国史研究起了推动作用。１９７３年台湾已将民国史列为大专学校的专修课。２５年前台湾建立了民国史资料中心，出了１０几本书。这个资料中心比较而言规模很小。民国史的研究中心就在南京大学。
近十年来，民国史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有很大进展。反映到这次讨论会上，便是研究领域的拓宽和多种研究方法的采用。民国史研究不再局限于政治史的狭窄范围，而是延伸到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研究方法的单一化（就史学研究史学）逐渐为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历史学研究方法、经济学研究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等交互使用）所替代。
孙中山和辛亥革命问题是这次讨论会关注的重点之一。学者们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社会主义”思想、经济思想等，分别进行了剖析和评述。关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海峡两岸学者认识有较大差异，因而讨论尤为热烈。
讨论会研究的另一重点人物是蒋介石。有的学者对近年来的蒋介石研究作了评述，肯定了成绩，指出了应注意的问题。认为蒋介石是民国史上牵动左右的关键人物之一，把他研究清楚了，其他有关历史人物及有关历史问题才能研究清楚。但研究蒋介石要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不能模糊了革命、反革命的基本界限，含混了历史的大是大非。有的学者就蒋介石是否“骗取孙中山信任、投机于国民革命的政治骗子和投机分子”这个问题发表己见。还有一些论文分别研究了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抗战决策的关系，蒋介石与抗战前国民政府训政的关系等等。
对于民国重要军政人物，如胡汉民、汪精卫、阎锡山、孙科、孔祥熙、宋子文、汤恩伯、胡适等，这次研讨会都有文章论及。汪精卫在抗战初期跟蒋介石分道扬镳原因探析，宋子文经济思想评估，汤恩伯在台儿庄战役中的功过是非的重新评价，等等，均是与会者感兴趣的主题。
民国经济是本次讨论会的热门话题。会议收到这方面论文较多，对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公债政策、外债政策，民国时期的货币问题、地域经济问题、钢铁业问题等等，一一作了专深的评价和研究。
与会的几位代表分别对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的外交，“七七”事变时的外交，抗战时期外交体制等，作了评述。
有关军事的论文，或就抗战期间一个地区的会战进行探讨，或就整个中国海军抗战作出评估。还有相当一批论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民国史作了研讨。如，民初宝山县社会变迁研究，湖北自治运动所反映的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潮，民初知识分子与军阀的关系，从一个大家族的历史看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等等，与会者也开展了讨论。
（王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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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探索与商榷
社会思维学构想
曾杰树相
社会思维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同志一九八四年在全国首届思维科学讨论会上提出来的。按照钱学森同志的意见，思维科学的基础科学除了抽象思维学、形象思维学和灵感思维学以外，还应该有一门思维科学的基础科学，即社会思维学。因为，个人生活在社会里，人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对人的影响；同时，个人对于社会的集体也有作用和贡献。所以，我们要研究个人跟社会、个人跟集体和集体创造的精神财富在思维方面的相互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思维学是一门新的学科。
何为社会思维？社会思维同社会心理、社会意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主要是讲人的思维活动的集体性，其实质是集体思维。人的思维质量的好坏、水平的高低，一靠实践，二靠知识。因此，社会思维是指人作为集体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它是在社会实践、社会关系基础上无数个人思维之间及其与集体思维之间交互作用、多元复合的观念体系。人的思维不可能完全是一个人的，它必然要受人的集体和集体中思维交流的影响，必然要接受前人或他人的间接经验和思维成果。所以，人的一切有意识思维都是社会思维。
社会思维学具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对象。首先，社会思维学属于思维科学，它不是社会心理学、社会哲学，也不是行为科学。它是研究人自己能够制导的，有意识思维规律的科学。其次，社会思维学作为思维科学的基础科学也不同于一般的思维学，它是一门以人的集体思维及其规律、个人思维与集体思维相互作用以及人群体中思维交流作为特定对象的思维科学。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群体（集体）中并以群体（集体）成员角色进行活动的。人的思维从本质上讲都是社会的、集体的。人的思维质量只能在个人思维和集体思维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相互促进中不断地得到提高和发展。社会思维学的任务，就是要研究这方面的运动规律。
在我国，开展社会思维学研究已经十年了，并取得了不少学术成果。然而，许多人对于这门新学科的具体内容和重大意义，在认识上还并不是十分清楚和一致的。笔者认为，社会思维学应该以个人思维与集体思维的辩证关系为轴线，以人的活动为逻辑起点，按照社会思维结构论、社会思维规律论和社会思维制导论三部分基本内容来建构自己的逻辑体系。
社会思维结构论是社会思维学的基础。按其层次结构，社会思维可以分为社会认知思维（经验思维、理论思维）和社会情意思维（情感思维、意志思维）两大基本类型，以及许多具体的对象性思维类型（科学思维、艺术思维、道德思维、政治思维、经济思维等）。
社会思维规律论是社会思维学的主体。社会思维的基本规律概括起来有以下五条：第一，交流互补规律。人的群体生活的需要，决定了人们之间，包括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必然要进行思维交流，相互沟通情感和思想，并在交流中使人们的思维在内容、动力、能力等方面相互补充。思维的交流互补是新思维的助产婆，社会思维就是在交流互补中向前发展的。第二，感应认同规律。一定的群体、社会为了内部的协调一致，定会建构人们相似的思维模式，人们总是以此为桥梁，使心灵相互感应，使思想、心理趋向认同。所谓一定群体在一定时期的某种共同的情感与意识状态，就是思维感应认同的结果。第三，承续接力规律。人类社会是承续接力发展的，人类思维运动也是承续接力前进的。一定时代人们的思维世界中必定包含着前人思维成果的遗传内化的成分、因素，人们思维总是要借助前人的思维成果，在当时的实践和文化条件下拓展新的内容，创造新的成果，并将新旧成果作为文化积淀传给后代。人类思维运动就是这样一代接续一代地向前发展。第四，周期演进规律。人类社会思维的演进和文化的变迁，总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表现为周期性，这是客观事物否定之否定辩证发展规律的观念反映。第五，民主集中规律。这是指个人思维和集体思维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规律。这里的民主和集中，是突破政治范畴在广义上使用的。民主是指众人个别思维、各自发表意见；集中是指众人思维、意见的集合、升华。因为对一切事物的认识，众人总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想法发表出来，这些分散的意见、想法通过交流认同，必然会被集中为众人的共识，这种共识又成为众人进一步思维活动的理性指导，在这种理性指导下，众人对事物的认识、思维更深化了。个人思维和集体思维就是这样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由此推动社会思维的不断发展。能否遵循民主集中规律开展思维活动，关系到群体事业的兴衰成败。
社会思维制导论是社会思维学的应用研究。研究社会思维学，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和引导社会思维，从而更好地控制和引导群体行为，使群体事业健康发展。如何控制和引导社会思维就自然成为社会思维学的重要课题。其内容包括社会思维制导的任务、原则、方法，现代管理科学中的社会思维制导思想，以及思维方式等。这对于各行各业、各个群体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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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５４年间美国对台湾政策的变化
李世安在《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５４年间美国对台湾政策的变化》一文中认为，二战后美国对台政策随着其全球战略的变化，也有一个变化过程，即由最初承认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赞同中国收回台湾、不干涉台湾事务，逐步演变为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宣称台湾地位未定、支持台独活动、企图搞联合国托管等，进而公开抛出“两个中国”政策，妄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企图排斥其它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声称“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并在开罗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率先同意战后把台湾归还中国。战后，美国没有反对中国收复台湾。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美国国内反华势力甚嚣尘上，千方百计否定台湾属于中国，但是美国出于反苏需要，还幻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某种妥协，保持某种关系。然而，随着冷战的升级，美国对台湾政策逐步变化。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从世界反共战略出发，派遣第七舰队悍然入侵台湾海峡，武力阻挠中国的统一，并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成立独立的“台湾共和国”。为此，美国曾考虑过由它直接占领台湾，联合国托管台湾，支持台湾第三势力等方案。当上述阴谋失败后，杜鲁门政府就炮制了１９５１年９月８日的“旧金山和约”，并据此宣称台湾法律地位未定，为支持台独制造借口。接着，艾森豪威尔政府公然推行“战争边缘政策”，以武力相威胁，妄图制造“两个中国”。深入研究战后美国对台政策的演变，对于我们弄清“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无疑是有意义的。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４年第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