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
“苹果蠹蛾”奇冤４０载终昭雪
本报记者肖荻
我国东部和北部有１０省市、３６０多万平方公里的沃土是优质水果的适生地，其中，河北鸭梨、赵州雪花梨、烟台苹果都是海内外驰名的品种，长年旺销不衰。
但，谁能想到这些优质水果，４０多年来竟蒙受冤屈，被扣上一项莫须有的罪名而不能出口，给我国经济贸易带来直接或间接的损失难以计数，而国外众多美食家也无缘品尝到中国的美味水果。
说来可悲复可笑的是，造成这一错案的祸首，竟是一只当地人并未见过的小蛾子。但就是这只学名为“苹果蠹蛾”的小蛾子，因与“国际结论”相连，在广大热爱祖国、忠于事实的农业科技人员心上压了４０年……
今年元月１１日传来喜讯：这项冤案，经过历时６年的艰苦查证，终获平反了！
一桩无头案，竟被当成科学依据出现在苹果蠹蛾世界分布图上
长话短说。
１９３８年胡经甫著的《中国昆虫名录》中提到：１９２５年罗马尼亚学者阿·卡拉加曾著文说他在北京采到一只苹果蠹蛾成虫。这只成虫采于何月何日？室内室外？市区郊区？树上还是水果堆里，均未说明。以后，在我国东部谁也没见过此虫。但，受联合国粮农组织委托的英联邦农业局，在１９５１、１９７６、１９８９年三次公布的苹果蠹蛾世界分布地图上，就主要根据上述记载，一再将我国东部和北部地区划为世界苹果蠹蛾疫区之一。于是，这种身长不到１厘米、为害严重（其幼虫蛀食苹果、梨等，导致果实未成熟便脱落或腐烂）、分布广泛（除南极之外）的害虫，在我国东部和北部地区便成为一个来去无踪的幽灵！因为被说成是疫区，我国东部和北部的水果便不能出口。
“对我国东部和北部地区划为苹果蠹蛾疫区的根据不足！”８０年代初，我昆虫学家在东京参加一次国际昆虫学大会上曾经郑重提出过这个问题。“要纠正吗？拿证据来！”已有成见的外国人傲然一笑——这是一份无字的挑战书。
历时６年，科学家调查了１０省市２万多株果树２２０多万个剖果
中国人应战了。很快，由北京农业大学、国家动植物检疫局和农业部植物检疫实验所牵头，联合渤海湾地区的大连、青岛、烟台、秦皇岛等检疫局，全国１５个单位共６０多位科技人员，以“检疫性危险害虫苹果蠹蛾在我国的分布调查研究”为题立项，开始了一项浩繁的调查。
科学，来不得半点虚伪；真相，呼唤着艰苦探索。从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１年到１９９４年，每年４—９月前后，在查阅了成千上万卷文献之后，这些科技人员如同蹲堵捉贼的警察一样，多年如一日进行果园监测。青岛动植物检疫局的硕士鄢建每天要到几十公里以外的果园，捉来蛾子逐一鉴定是否“元凶”。鲅鱼圈、锦州、烟台检疫局的王平昌、韩昌春、王寿民、高波……不顾家中有种种急事，坚持住点监测，雷打不动，惟恐影响了调查的连续性。这项课题的主持人金瑞华副教授指导的博士生白章红、硕士生刘龙在甘肃敦煌地区果园里一蹲就是半年多。风沙大、日照强，他俩自己拾柴做饭，既难洗澡，也无电视可看，更享受不了天伦之乐。一天累巴巴，喝水少，经常干燥得喉咙疼、流鼻血，但他们毫无怨言地甘于寂寞，为祖国、为科学默默奉献着。
６年过去了，科学家在山东、河北、辽宁、河南……等１０省市进行了５７次果园监测，调查了两万多株果树和２２０多万个剖果，除发现桃小食心虫、梨小食心虫等蛀果外，未发现一只苹果蠹蛾蛀果及其成虫或幼虫。而用同样方法在新疆库尔勒监测点却诱到苹果蠹蛾成虫５８１２只。从而得出无可辩驳的结论：我国东部和北部并非疫区！
英联邦农业局来函纠正错案，金瑞华副教授穷追蠹虫
北京农业大学昆虫学家金瑞华副教授，是全国苹果蠹蛾研究协作组主持人，１９９４年获部级科技进步奖。记者到金瑞华副教授家采访，见屋内陈设俭朴，家中还有个生病的女儿，可以想见他这些年的辛苦。１９９３年以来，他和我国著名果虫专家黄可训教授多次在中外植检会谈中介绍我国这一结论时，外方听后称：你们工作做得细、调查结果可靠。今年初，英联邦农业局给他来函，称要对原来的错案进行修正。至此，云开雾散。很少谈及自己的金瑞华对记者说：“人生苦短。能为国家、民族、社会作些有益的事，就是今生最大的安慰！”
１９９４年这项成果正式通过鉴定时，专家们认为它在同类研究中居世界先进水平，并为我国水果出口创汇和加强进口检疫作出了重要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检疫局副局长姚文国以及大连、青岛、烟台、秦皇岛等检疫局的负责同志，无论在对外谈判还是在组织调研中，都全力以赴，做了大量工作，但在评奖时却一再让贤。正是他们与专家、群众密切结合，才奏响了胜利的凯歌。
“下一个目标：彻底消灭我国的苹果蠹蛾！”看来，年近六旬的金瑞华副教授还要“宜将剩勇追穷寇”，立志“揪住蠹蛾不放松。”
（附图片）
国际著名果虫专家黄可训（左）在调查。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追踪“罗汉头像”
王艾生李宏伟郇安成
去年５月２日凌晨，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山西夏县司马光墓地的余庆禅殿１１尊宋代泥塑罗汉头像不易而飞。
案发之后，立即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５月２４日，山西省公安厅在运城召开打击盗窃文物会议，迅速部署５月２日特大文物被盗案的侦破工作，要求全省各地公安机关紧密配合，协同作战。
临汾地区公安处立即成立了以遆全锁为主的领导小组，抽调精兵强将，集中警力，排查线索，争取尽快破案。
一下广州，云天楼“过招”
襄汾县公安局在侦破另一案件过程中，发现本县曹家庄乡盘道村个体司机谷洪文，有走私文物的嫌疑，遂对其进行传唤，得知１９９３年冬以来，本县农民李全才、程永生、孙顺才、李福锁曾３次雇用他的车到广州走私文物，接头地点在广州云天楼，接头人叫“彭某”。
“彭某”何许人也？云天楼是不是犯罪分子的联络地点？走私的文物中有没有罗汉头像……一个个疑团在襄汾县公安局长李柏的脑海中萦绕。
５月３０日，襄汾县公安局刑侦３队副队长刘爱中、侦察员王永发和山西省公安厅缉私科副科长朱建民南下广州。
６月的羊城，暑热逼人。侦察员们汇入茫茫的人流，犹如大海捞针。他们把云天楼查了个遍，也没有找到“彭某”的下落。他们走访了２００余家山西人住过的旅店，了解到，李全才同本县农民关泽平、关全平、张兆民在广州的住宿情况。侦察员们根据襄汾县公安局提供的新线索，巧妙与罪犯取得联系，并约定６月４日在广州市多宝路永泰毛巾厂招待所接头。
侦察员装扮成襄汾县送“货”人前去赴约，谁知狡猾的“彭某”不露面，只派他的小舅子苏月明前来接头。侦察员们当机立断：收审苏月明。苏见势不妙，匆忙中跳楼，紧要关头，侦察员刘爱中奋不顾身，纵身一跃，毅然从２０余米高的４楼跳下，他忍着双脚骨折的剧烈疼痛，追出罪犯４００余米，一个猛虎扑食，把罪犯扑倒在地，同闻讯赶来的朱建民、王永发一道，将罪犯生擒。
在侦察员南下广州的同时，临汾地区公安处长遆全锁，副处长李彧亲赴襄汾督阵指挥，抓捕孙顺才。他们兵分三路，跟踪追击，架网守候，经过２０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战，终于在本县西贾乡西毛村抓到孙顺才。
据孙顺才交待：李全才等人近日曾往广州送了一批“泥头”，雇的是永固乡马村关泽平的货车。
二下广州，摸清“泥头”下落
张勇健等４名侦察员１０月８日再赴广州，缉拿案犯。同时，襄汾县公安局对３名重大嫌疑对象的社会关系进行全面摸底，并向全国发出协查通报。
４名侦察员到达广州后，迅速掌握情况，并相机引蛇出洞，查明李全才等人往广州贩卖“泥头”的事实，而且了解到这批“货”由一个叫林瑞蓉的女人买下。
案情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侦察员们根据线索，查到林瑞蓉的住址，并在广州市公安局的大力协助下，在林瑞蓉的住宅将林瑞蓉抓获。林交待，她用４．５万元从李全才手里购买了１１个罗汉头像，现已将“货”偷运到了香港。为了加强广州方面的力量，襄汾县公安局副局长郭武奎、侦察员翟水萍在山西省公安厅４处副处长郭忠良的带领下，飞赴广州。此时，林瑞蓉的家属如惊弓之鸟，他们先是提出要同我公安人员“谈判”，愿意无偿送回尚未出手的３个罗汉头像，后又拿出一摞人民币，企图“重金收买，以货换人”，被我公安人员严辞拒绝。
１０月２４日，香港方面送回了３个“罗汉头像”，经鉴定，其中两个为特大文物被盗案中的“罗汉头像”。１０月３１日，林瑞蓉、刘忠亮被我公安人员押回襄汾。
三下广州扑空，回师秦皇岛追捕主犯
参与此案的谷洪文、苏月明、孙顺才、刘忠亮和林瑞蓉相继被抓，失盗的部分罗汉头像也被追回，但是主犯李全才尚负案在逃。一块石头还重重地压在公安干警的心头。１１月２１日，侦察员们三下广州追捕逃犯，但失望而归。
广州扑空更增加了临汾地区公安机关的压力，专案组经过认真研究，决定部署襄汾县公安局广泛发动群众，提供线索，查找罪犯的行踪，经过深入调查，摸出了李全才在河南、河北两个友人的住址，立即派人赴河南濮阳市王怀城村和河北省秦皇岛市北峪村进行追捕，今年２月９日晚，李全才被天津铁路公安处秦皇岛车站派出所抓获。经我公安人员连夜突审，李全才交待了盗窃、贩卖罗汉头像的全部犯罪经过。
去年５月２日晚，月黑风高，李全才等人携带短锯、铁棍和４条麻袋，骑两辆摩托车窜至夏县司马光文管所，翻墙入院，将文管所余庆禅殿窗户锯开，进入殿内，将释迦牟尼１６弟子中的１１尊彩色罗汉头像盗出，连夜将头像全部拉回并藏匿于家中。随后，雇用襄汾县永固乡马村关泽平装有蔬菜的货车，于５月１２日将头像偷运至广州。通过苏月明介绍，以４．５万元全部卖给林瑞蓉。
山西省襄汾地区公安机关打了一场漂亮的攻坚战，经过９个月的顽强战斗，浴血奋战，终获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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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无私才能无畏
——岳阳市南区区委书记胡亦一席谈
安星明志华
胡亦，１９４８年生。自１９８７年以来，先后担任副县长、常务副区长、区长，现任岳阳市南区区委书记。
“敢”字当头必须以民为本。１９９２年度，市、区一些部门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对个体工商户大打收费之战，广大个体劳动者对此颇有怨言。为了顺民心、解民愁，我们区委、区政府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决定采取以出台“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税费负担卡”（简称税费卡）的作法，对“三乱”、特别是乱收费进行真抓实治。这一举措不仅有效地维护了个体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且大大提高了党和政府在他们心目中的威望。
记得我们在酝酿出台“税费卡”时，有些好心的同志对我说，这件事风险大，牵涉面广，你是新任区长，要慎重啊。但我想，无私才能无畏。如果遇事总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想保官就当不好官，怕得罪人就越得罪人。相反，越不怕得罪人就越能团结大多数人。
我区出台“税费卡”，由于直接冲撞了那些搞乱收费部门的特权思想和经济利益，因而在执行中遇到不少阻力和干扰，在重重阻力和压力面前，我横下一条心，抱着宁可丢掉乌纱帽，也要出台“税费卡”的决心，迎难而上。经过几番周折，几个回合，我区的“税费卡”终于得以出台。
虽然我们得罪了少数看重部门利益的人，但赢得了民心，换来了人民政府的威望和领导者的威信。广大个体劳动者对此拍手称快，好几百人敲锣打鼓给我们区委、区政府送来大红匾，给我们领导披红戴花。他们说：“政府敢为我们解忧难，我们要为政府作贡献”。近三年，我区个体私营经济以４６％的增长速度发展，税收占区级财政收入的８０％。１９９３年，湖南省委、省政府授予我区“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先进单位”的光荣称号，国家工商总局向全国推广了我们的作法。（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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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生舞台
做完整的女人
——劳德容印象
本报记者赖仁琼
事业成功的女人往往被视为冷酷无情或牺牲家庭幸福的女强人。深圳能源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劳德容却打心眼儿里不喜欢这个称谓，她说：“我愿做个女能人，力求事业与家庭的和谐。否则，人生就会残缺。”
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劳德容，走出校门就搞水电工程设计、跑工地，深山大川，风餐露宿，南北转战。１９７８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她从电力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基建办主任直至升任管理局局长、局党委书记。从一名工程技术人员成为领导干部，劳德容不仅较快地完成了“角色”转换，而且也游刃有余地协调着因工作变动带给家庭的矛盾。上班时，她与丈夫都忙各自的工作，下班回到家或节假日，劳德容则想方设法为家人调剂生活：听音乐、交流读书心得或骑自行车郊游。当丈夫著书立说进入紧张阶段时，劳德容便挤时间跑图书馆查资料，甚至深夜为丈夫抄写书稿。孩子年幼时，勤劳、善良的母亲替她管家、看孩子，劳德容对母亲更是加倍体贴、孝顺，连邻居都羡慕老太太有个好女儿。
事业与家庭本是一对不易协调的矛盾，劳德容以为，能够处理、协调好这对矛盾，便可做个完整的女人。当然，她的原则永远是事业第一，家庭第二。
３年前，劳德容得知深圳能源严重匮乏，以至影响特区经济建设，她毅然别夫离子，只身南下。经过短短几个月的筹备，劳德容任总经理的深圳能源总公司正式成立。面对当时深圳许多工厂“开三停四”的严重缺电局面，劳德容意识到当务之急是兴建电厂。但市领导只下达任务不拨款，如何做成这“无米之炊”呢？按深圳的实际，无疑应当引进外资，但劳德容参加了一系列与外商的谈判之后发现，因种种原因，合资或合作建电厂的愿望无法实现。深圳市政府向国务院报告，要求拨给专项贷款，采用哈尔滨的国产机组，由中国独资兴建妈湾电厂。
如今，雄伟的妈湾电厂神话般地在一片汪洋处突现出来。且不说建这座现代化大型火力发电厂的工程难度，单就建设者们移山填海形成的２／３的厂区，就令人感慨不已。当然，劳德容这位妈湾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和工程领导小组副组长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同行们自不难想见。
说话柔声细语的劳德容既有女人的温情、细腻，又有男人特有的刚毅和魄力。近两年，她和总公司领导一班人坚持以电为主，多种经营，初步形成了电力、电子、仪器、仪表、机械加工、纺织服装、地产物业和信息咨询等几大门类综合发展的经济规模，集团资产总额已近５０亿元，连年获得“市属盈利大户”、“守法纳税大户”，还被深圳市政府评为一类企业。去年底，在第一届深圳市优秀企业和企业家评选中，深圳市能源总公司和劳德容本人均榜上有名。在２２名首届当选的优秀企业家中，劳德容是唯一的女性。她还被评为市“三八”红旗手和“南粤巾帼十杰”。
劳德容是成功的，也是幸福的，但年过半百的她并不满足：“当一两次赢家不难，难的是永远当赢家”。劳德容说：“我要很好地总结昨天，牢牢地把握今天，努力去争取明天。”（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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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物志
马鞍山下寺桥村
本报记者赵相如袁亚平
绍兴西北部有座马鞍山，山脚下有个寺桥村。这个村在１９８０年以前还很穷，人均年收入只有１００多元，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
读过农校、当过镇农技站长的李柏松，回到老家撑起这条“破大船”。村东有山，满山黄泥。李柏松蹲下身，抓起一把黄泥，使劲一捏，便有了一个点泥成金的主意：办砖瓦厂！
风卷残云十年过。寺桥村拥有了水泥厂、化纤厂、印染厂、毛纺厂、针织内衣厂、汽配厂、冷轧厂等１２家村办企业。去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达２．５亿元，税利２５００多万元，固定资产１亿元，农民人均收入３９００多元。富裕了的农民，还希望有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村党总支和村委会经过讨论，又请了专家来论证，决定分期分批实施新农村建设规划。
寺桥村投资１５００万元，由浙江大学建筑研究所设计，建造成１００幢农民别墅。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１６日，寺桥村锣鼓阵阵，鞭炮声声，１００家农户欢天喜地搬进了世世代代都未梦想到的花园别墅。
名为“稻香村”的农民别墅区，有草坪，有桂花，有广玉兰。公共活动场所以绿化为主，中心地带点缀花木，形成多个多功能户外空间。
粉红色，淡黄色，淡蓝色，不同颜色的别墅群，打破常规的住宅总体造型，犹如童话世界。
我们来到一幢门上贴着大红喜字的别墅前，随意进去看看。只见大客厅里摆放着“三菱”立式空调，“松下”大彩电，真皮沙发。男主人姓宋，２５岁，挺精神，小宋和娇美的妻子还在度蜜月。宽敞明亮的三层楼房内，每层都有设施齐全的卫生间、卧室、起居室、会客室、健身房……每幢别墅都有汽车库，小宋现有一辆摩托车，准备不久就买小轿车。他和几个合伙人，把村里乃至绍兴的轻纺品，运到北京，批发到各个市场，一年就赚了二三百万元！
一个农民的儿子，做生意，住别墅，甜甜蜜蜜过日子。小宋亲热地拍着村党总支书记李柏松的肩膀：“都靠了你这个好书记呀！”
寺桥村准备再投资２０００万元建造第二批１００幢别墅。村里计划每年完成一个１００幢别墅的小区，５年时间使全村９０％以上的农户都住进别墅。
去年，国家建设部、国家科委将“２０００年小康型城乡住宅示范小区”牌，授予寺桥村。４０００多年前群居在寺桥一带的原始部落，创造了古越文化。当今寺桥村农民，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上，创造了富裕，也创造了文明。（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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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养猪能手到人大代表
——杨凤玲记事
杜若原王建平
刚刚备足五百头生猪的饲料，刚刚为乡邻授完养鹅的技术，她洗净脚上的泥土，换一身新衣，风尘仆仆赶赴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杨凤玲，湖北省监利县福田寺镇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她走过的路，是那样不平凡；她的点滴收获，都是以加倍的付出取得的。
八十年代初，杨凤玲为了使自己的小家尽快致富，迷上了科学养猪。她既要种好田、喂猪养鱼，又要照顾老人和孩子，料理家务，劳动强度非一般人所能承受。深夜，人家早已进入梦乡，她却在油灯下，学习养猪的专业书籍；一大早，邻居还在被窝里，她却忙着给猪消毒、喂食。一天晚上，她赶着准备第二天的猪菜。由于劳累过度，不小心切伤了左手指。直到鲜血染红了猪菜，她才感觉到疼痛。杨凤玲咬牙将手指放进煤油灯里浸泡片刻，扯块布条稍加包扎，又接着干起来。
为了养好猪，杨凤玲不知吃了多少苦。她承受了一年死亡一百二十头仔猪的压力，终于掌握了养猪的技术，成了闻名遐迩的养猪专业户。十二年来，杨凤玲共养猪三千零八十头，累计创收四十二万元。
一九九一年大年初一清晨，杨凤玲一开门就看到两个小孩站在门前，她关切地问：“大清早你们站在这里干什么？”两个小孩动情地说“杨伯母，爸爸妈妈叫我们给您拜年！”
这是同村文有红的两个孩子，文有红由于不务正业，染上赌博劣习，是村里出名的困难户。有一天，杨凤玲特意把他请到家里吃饭。在饭桌上，她一面给他敬酒，一面鼓励他重新做人。文有红感激涕零，当场作了保证。杨凤玲拿出四千元钱，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借给他跑运输。一九九○年下半年，她又借了一万块砖，帮文家盖起了楼房。
杨凤玲致富后，总是真情实意帮助乡邻和农民兄弟姐妹。只要她能做到的，都尽心去做好。麻城市有一位女青年，一九八七年高考落榜后，情绪低落。她在报上看到杨凤玲的事迹后，抱着试探的心理写来一封信。杨凤玲不仅给她寄去了全套养猪资料，还以亲身经历开导她。几个月后，麻城这位女青年再次来信，字里行间充满感激：她家办起了养猪场，年底还被评为市劳模，生活变得美好起来……
这些年来，杨凤玲接待来信来访者三百多人次，赠送技术资料五百多份，直接扶贫一百八十七户，四百多农户得到过她的帮助。她所在的薛庙村，人平养猪二头，户平增收一千元。
杨凤玲多次当选省、地、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她把这看作是为人民服务的有利条件。一些农户目光短浅，让孩子辍学回家种田。杨凤玲调查了解情况后，向县人大及时反映情况，有些地方农田水利设施遭受破坏，她走村串户搜集数据，向领导部门提出了重视农田建设的建议。“人民代表为人民说话”，杨凤玲当代表十年，每年都提交十多项议案和建议，每件她都要盯着落实。
杨凤玲，这位朴实的农村妇女，以一代新女性的勤奋和努力，把理想和信念写在她生活的田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