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
市场经济与道德精神的期待
张晓林
市场经济的启动与拓展已成为当今中国发展的大势。在看到它活跃经济，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经济生活中的商业欺诈、伪劣膺品、剽窃商标、坑蒙拐骗等经济行为，屡屡发生，也着实让人头痛。这里，有经济运作、法制疏漏、行政管理上的问题，但也有道德方面的问题。即使是经济、法律、行政问题，背后也隐含着道德问题。可以这样说，市场经济中的种种经济劣行，不论表现形式如何，从道德的层面讲，都具有不道德或反道德的性质。人们既热切地期待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又对经济生活中的这些不道德行为大量出现感到某种困惑。
为什么在市场经济需求和期待道德精神时却出现道德精神的某种失落？追根溯源，原因是多方面的，从道德层面上讲，有两点至少不能回避。第一，对以往道德观念的审视在某些人那里发生偏误，变成对整个道德的否定，落入了道德虚无的窠臼。任何一次社会变革都要引发对以往道德观念的重新审视，在我们这个改革开放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变革时期更是如此。现存的每一个道德观念都要面对审视，要么为自己的存在而辩护，要么放弃自己的存在。这种道德的审视是应运而生、不可避免的，而且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正是由于这种道德的审视，我们才有可能涤除弥漫于社会上的鄙夷经商、轻视知识、封闭保守、慵懒依赖等封建的、小生产的以及“左”的道德观念，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无可置疑，对以往道德观念的审视必然包括对陈旧道德观念的否定。但是，这种否定是经过具体分析和科学甄别的，绝不是盲目、轻率的感情用事。遗憾的是，这在有些人那里有意无意地走了样，对以往道德观念的审视变成了对以往整个道德观念的否定，理性的梳理变成了感性的冲动。在他们眼里，不仅以往道德观念是一系列荒谬的积淀和堆积，而且道德本身也是压抑人的清规戒律。从这样的意识出发，道德自然被看作有害的，必须拒斥的。市场经济中出现的种种不道德或反道德的行为，不能不说和鄙视道德的认识偏误有关。第二，小生产的道德意识从中作祟。市场经济的发展只能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展开。我国曾是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即使到现在，自然经济成份的比重也不少。这样，我国的市场经济，不仅要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起步，而且也被置于自然经济衍生的小生产观念的包围之中。正像人们经常说的，有一千个观众，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市场经济在不同的观念意识之下也会有不同的理解。作为现代的市场经济，是注重法律秩序，讲求职业道德的。但是，在小生产的眼光之下，市场经济会发生严重畸变，蜕化为放任自流、自由散漫、无拘无束的经济。那些缺斤短两、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不道德或反道德的营销行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小生产无纪律、无秩序、无约束思想意识的反映。尽管市场经济是现代化经济，但活动于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的素质和经营作风未必就是现代化的，甚至还远远滞留于小生产的观念之中。诚然，再成熟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避免不道德或反道德的经济行为。但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所反映出来的不道德或反道德的经济行为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不同的历史成因。假如这样说不错的话，那么我们面对的许多不道德或反道德的经济行为，更多地带有市场经济初始阶段的特点，带有小生产观念意识影响的特点，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市场经济中道德精神的某种失落归于小生产观念作祟的原因。
市场经济中的道德精神内涵是很丰富的，最基本的是“诚信”原则。也可以说，市场经济中的道德精神主要是指道德的诚信原则。何谓“诚”？开心见诚，无所隐伏也；何谓“信”，诚实不欺，信而有征也。道德的“诚信”原则表明，在市场经济中，任何经济人、任何经济行为都应当诚实有信，无欺无诈。市场经济讲公开竞争、平等交易、热情服务等，但贯彻其中的是诚信原则，没有诚信，其他也就无从谈起。市场经济讲契约关系，但契约的践行，除了靠法律保护以外，也要靠诚信来维系。买卖双方如果没有起码的“诚信”，那么就不可能有契约，有契约也不可能得到遵守。大凡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经济运作有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有“诚信”的经营作风。一些名牌企业、名牌产品，之所以声望高、盛誉隆，除了质量，就是诚信，而且诚信更为根本。因为如此，道德的“诚信”往往被称为市场经济中的“帝王原则”。不夸张地说，有“诚信”精神，市场经济运作就会有序井然，无“诚信”精神，市场经济就必然陷入紊乱。说市场经济中道德精神的某种失落，主要是指“诚信”精神的失落，而需求和期待的也主要是道德的诚信精神。
培育和倡扬市场经济中的“诚信”精神，我们的条件是得天独厚的。这既指我们是市场经济的后行者，可以从西方发达、成熟的市场经济那里吸取“诚信”原则重要性的经验，也指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为“诚信”原则的贯彻发挥政治保障作用，但更主要是指我们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传统道德文化可以为“诚信”原则的培育和倡扬提供丰厚的道德营养。“诚信”对于我们传统道德文化来说并不陌生。信手拈来的论述就不少，如“人无信而不立”，“以诚相待”，“朋友有信”等等。客观地说，在我们的传统道德文化中，“诚信”是受到重视和推崇的。当然，传统道德文化中的“诚信”，主要是关于人际关系的泛论，并不是针对经济领域、经济行为、经济现象而言的，而且历经漫长的封建社会，也浸染、渗透着浓重的封建色彩。但我们不能因此或是漠然视之，不闻不问，或是讳莫如深、拒之门外。相反，应以积极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在分析、梳理、改造的基础上承继这笔历史遗产，做到古为今用，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诚信”精神服务。实际上，这涉及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如果说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要面对和利用自己的传统文化的话，那么我国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显而易见是需要包括传统道德在内的传统文化的支持。从这个角度讲，分析、改造、利用传统道德文化中的“诚信”原则，是关系到我国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的大问题，其意义不言自明。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对传统道德文化中的“诚信”原则的改造和利用，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发展以及由这种实践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教育，以“诚信”为主的道德精神一定会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蔚然成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一定会在这种优化的道德氛围下得到长足发展。
第9版(理论)
专栏：学者访谈录
胡鞍钢博士谈：
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的关系
本报记者杜飞进
内容提要：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起飞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速度一般不成问题，能否长期保持经济稳定将是成败的关键；“在高速增长中保持经济稳定，在经济稳定中实现持续增长”是经济起飞时期处理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关系的基本原则。
在经济起飞时期，如何认识和处理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的关系，是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日前，记者就此与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成员胡鞍钢博士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中国正处于经济起飞时期
记者：据１９９４年世界银行报告，１９８０—１９９２年中国ＧＤＰ（即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９．１％，同期世界ＧＤＰ年平均增长率为３．０％，中国经济增长率相当于世界经济增长率的３倍，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这表明，中国正处于经济起飞过程中。
胡鞍钢（以下简称“胡”）：中国不仅处于经济起飞的时期，而且还正面临着大国兴起的历史机遇。从世界现代史看，有三个大国获得了十分难得的发展机遇。第一个是美国，它在１９世纪与２０世纪之交的过程中，经济迅速起飞而成为头号经济强国，从而改变了世界格局。第二个是日本，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用了３０—４０年时间实现了经济起飞而成为第二号世界经济强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世界格局。从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开始，历史把第三次机遇给了中国，在１９８０—２０２０年这一世纪之交期间，中国将用４０年左右的时间把自己建设成世界经济强国。可以认为，正在进行中的经济起飞过程是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最关键阶段。所以，中国政府和人民必须抓住机遇，珍惜机遇，用好机遇。如果不能正确把握，这一历史机遇也不是没有丧失的可能。
经济不稳定是影响中国经济起飞的最大问题
记者：既然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就应当在不断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上下功夫。或者说，速度是影响中国经济起飞的最大问题。这是许多人在回答如何把握历史机遇问题时的共同看法。对此，你怎么看？
胡：在中国的经济起飞过程中，速度一般不会成为最大问题。这是因为：第一，中国作为工业化的后进国具有相对后进性，即经济越落后的国家后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就越快。第二，经济增长的动力是由经济主体来推动的。中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各经济主体谋求快速发展的欲望十分强烈，因而高速增长有足够的动力。第三，中国保持了较高的国内储蓄率和国内投资率水平，目前已接近４０％，这是中国经济能够实现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第四，中国资本存量相当可观，已建立起门类齐全、实力雄厚的工业体系，这是中国经济起飞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第五，中国具有明显的大国优势，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这必将从需求方面大大刺激中国经济的起飞。这些因素一旦与改革开放相互结合、相互作用，就会强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记者：那么，影响我国经济起飞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胡：最大问题是宏观经济不稳定。建国４０多年来的历史表明，经济不稳定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它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经济增长率的上升——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周期波动过程，伴随而来的是经济政策的扩张——紧缩（调整）——再扩张——再紧缩（再调整）的政策变动过程。这种宏观经济的时而大起、时而大落现象，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因为我国宏观经济波动不同于西方国家经济中的“商业周期”，它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是全局性的，除了ＧＤＰ总量增长波动之外，还有生产波动、投资波动等十大类型经济变量的波动随之发生。积４０多年来的经验与教训，我们从未吃过稳定发展的亏，却饱尝了经济跃进之苦。我担心，最有可能中断中国经济起飞过程的主要因素是宏观经济不稳定、高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动乱，从而丧失历史的机遇。因此我们应当形成这样的共识，即经济稳定是社会稳定、政治稳定的基础，也是保证实现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所以，中央政府应把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作为其引导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
记者：有人认为，把宏观经济不稳定视作影响我国经济起飞的最大问题，是与邓小平同志的“发展是硬道理”思想不相符的，因而是不可取的。
胡：邓小平同志的“发展是硬道理”中的“发展”既包括经济增长也包括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经济稳定并不是停滞不前，而是指稳定地发展，它有利于经济发展。因此，不能把经济稳定同经济发展对立起来，而应该把两者统一起来。同时，“发展是硬道理”并不简单地等同于ＧＮＰ（即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是硬道理。从发展经济学看，增长并不等于发展。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高通货膨胀、普遍失业、生态恶化等问题的困扰，ＧＮＰ的增长并没给全体人民带来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
处理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关系的基本原则
记者：从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似乎是贯穿经济起飞过程始终的一对矛盾。
胡：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的矛盾，在中国不仅同样存在，而且更有其特殊的复杂性。因为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地域辽阔，各地区条件差异显著，发展极不平衡，这就从一定意义上更增加了中国实现稳定发展与均衡发展的难度。
记者：那么，应如何处理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这一矛盾呢？
胡：处理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这一矛盾，我认为应遵循“在高速增长中保持经济稳定，在经济稳定中实现持续增长”这一基本原则。具体表现在：
第一，保持宏观经济稳定，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和突发性高通货膨胀。所谓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就是保持与中国长期增长趋势相接近的高速度增长，它既不是暂时的超高速度，也不是牺牲长期增长趋势的低速度。只有保持经济稳定，才能实现持续性的高增长。１９８０—１９９２年期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通货膨胀率年平均为２．０％，泰国为４．２％，实现了无通胀的或者低通胀的高速增长。这是这些国家经济起飞的重要特点之一。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需要保持较高的国内投资率水平，推动经济起飞并维持这一过程。提高国内投资率的主要途径包括：一是提高国内储蓄率，二是提高外国投资率。而这都有赖于一个稳定而有序的宏观经济环境：无通胀或低通胀可以刺激居民长期储蓄，调动民间融资、投资积极性；低通胀和稳定的汇率可以吸引外商投资，保证实际投资收益率，减少投资风险，增强投资信心，以促进他们从事长期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
第二，政府要充分兼顾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这两个目标，在二者发生矛盾（尤其是出现高通货膨胀）时，应以“经济稳定第一，经济增长第二”的原则来处理。从短期发展角度看，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是相互矛盾的，它一般表现为ＧＮＰ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动态滞后影响和动态交叉影响过程。因此较好的策略，就是在出现高通胀之前实行早调整和小调整，如此才能实现经济“软着陆”，避免高通货膨胀的“卷土重来”；否则，就会被迫“硬着陆”，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经济起飞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是愈快愈好，这如同骑自行车一样，骑得愈慢愈不稳，骑得愈快反而就愈稳当。
胡：这种观点暗含了一个理想的假定，即中国经济发展是一条笔直的大道，不存在任何障碍和险阻。其实，这一假定完全属主观想象，根本与实际不符。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长期制约因素，如人口过多、资源短缺、生态脆弱、交通瓶颈、农业供养能力不足等等，这些因素既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之路绝非是平坦大道，而是会遇到许多拐弯处、下坡处及坑洼处等，无疑在这些地方车骑得越快就越有可能翻车。所以，这就需要在经济起飞过程中，既实行宏观调控，避免翻车，又善于“点刹车”减速，实现“软着陆”。
记者：从１９９３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的通货膨胀率一直居高不下，已持续两年在两位数以上，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如果不尽快使通货膨胀得到有力遏制，则它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胡：要使通货膨胀得到有力遏制，我认为国家必须实行经济稳定化政策。经济稳定化是在经济体制转型期各国普遍实行的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原则，其目的是保持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基本平衡；保证币值稳定，控制高通货膨胀；削减财政赤字，保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实现充分就业，保障失业人口基本需求，进而避免社会动荡。我国只有实行经济稳定化政策，才能保证实现经济的“软着陆”，避免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
记者：有人说，实行经济稳定化政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恢复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方式——经济调整。
胡：这是对经济稳定化政策的莫大误解。当前采取的宏观调控方式根本不同于经济调整这一传统宏观调控方式。第一，微观经济基础不同。前者的经济活动主体已具有自主权，绝大部分商品价格均已放开；后者的经济活动主体不具有自主权，绝大部分商品价格被管死。第二，宏观调控手段不同。前者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来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后者主要运用行政手段。第三，宏观调控的力度与作用不同。前者通常是“点刹车”和“软着陆”，具有内部稳定作用的性质；后者往往是“急刹车”和“硬着陆”，具有外部作用的性质。第四，宏观调控的结果不同。前者是一个制度建设和结构变革的过程，它能促进经济系统特性的改善、缓解经济波动；后者主要是一个经济政策变动的过程，整个经济系统并未改善，因而经济一时趋于稳定之后，又会在新的因素作用下再次陷入经济不稳定之中。
记者：从根本或长远来说，要确保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经济稳定，应当采取哪些措施呢？
胡：我认为主要应采取以下三项措施：一是应把经济稳定化作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政策取向，使中央政府本身成为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二是不断提高中央财力，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增强中央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三是加强中央宏观调控的权威性和统一性，绝不允许各地方、各部门自行其是。
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也谈科学国界问题
张光斗
科学无国界这句名言，已广泛流传，为社会上所接受。这里的科学是广义的，包括科学技术，也就是说科学技术无国界。然而这是不够全面的，科学技术的规律、理论、过程、方法是在世界各地都正确的、适用的，因此是没有国界的。但是，掌握和应用科学技术的人都是有国界的，一个国家的新科学、新技术，决不肯无偿地转让给别的国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科学技术又是有国界的。所以科学技术既无国界，又有国界，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当前国际上经济竞争十分激烈，主要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军事竞争也很激烈，也是科学技术的竞争。所以各个国家都竭尽全力来研究科学、开发技术，以至于生产和应用，进行激烈的竞争。如果科学技术无国界，则就没有国际竞争了，一个国家不必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等着别国研究开发科学技术，拿过来在本国用就可以了。事实上不是如此，各国的新技术是不轻易给其他国家的，要进行科技竞争。
一个国家可以引进外国的技术、设备和生产线，但外国不肯把技术的原理、科学基础、方法转让给引进的国家。要把引进的技术、设备和生产线变成自己的技术、设备和生产线，进行科技竞争，必须花大力量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世界上这样的实例是很多的。
目前信息十分发达，称为信息社会，所以科学技术的传递是很快的。国际上盛行科学技术的交流，但是科技交流是双向的，各国有新技术，进行交流，互通有无，互相补益。科技交流决不是单向的，一个国家的新科技决不肯单向地转让给别国，单向流动也不叫交流了。在国际科技会议上，盛谈科技交流，但是总是讲到科技保密，以及对等交流，可见科技是有国界的。
一个国家可以派留学生到外国去学习，这可以说是科技交流了，但是留学生可以到大学去学习科学理论和一般技术，很难到科研机构和工业企业去学习新的科学和新的技术，即使去了，也只能在外围学习，不许进入关键科技方面。一个国家为外国培养留学生，传授一部分科技，也是为了其本国的利益，如增加国家之间的友谊，传播思想意识，利于推销其产品和服务，等等。一个国家派遣留学生，要学好能学到的科学技术，然后回国来进行研究开发，发展本国的科学技术。
由上可见，科学技术既无国界，又有国界。因为科技有国界，所以科学家有祖国了。目前国际竞争十分激烈，一个国家要屹立于世界，不受外国欺凌，必须发展科学技术。所以，科学家必须全心全意为祖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