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熊复与《延水谣》
张世英
接到熊复同志逝世的讣告，感到十分震惊。一年多以前，我与他有一面之识，至今印象颇深。
熊复同志的大名我早有所闻，但素未谋面。近一两年，我为《音乐周报》“难忘的一支歌”专栏撰写那峥嵘岁月中给人以鼓舞并广为传唱歌曲的情况。在翻看《抗日战争歌曲选集》和一些歌曲集中，我注意到早已熟悉、流传久远的《延水谣》词作者为熊复。我猜想，难道这是那位新闻界老前辈、《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吗？便向曾和他在《长江日报》、中宣部一起工作的老同志打听，不想都回答不出。于是我贸然地打电话向他询问。熊复同志平易的答话，证实了我的猜测。１９９３年４月２日上午，我按约定时间前去访问了他。
当我谈及有些熟悉他的同志并不知道他是著名的《延水谣》的词作者时，他点点头，说：“的确，我和音乐的这段‘姻缘’很少有人知道。”我对他虽没深的了解，但就此事，我感到他是一位不爱吹嘘和表现自己的人。
我了解到，１９３８年２月，熊复为了追求革命，从大后方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延安，并在抗大二大队学习。校方领导发现了这位四川大学生的才干，５月把他调到三大队政治处担任宣传处长，负责１５个队（连）的时事教育、文化活动。他介绍，当时抗大文娱活动十分活跃，大队一个月搞一次晚会，每个队一个星期一次活动。有歌咏队、舞蹈队，也演话剧、京剧。歌咏活动最普遍，大会、小会都唱歌、拉歌。由于工作需要，他不但写诗，还写了不少活报剧。他打锣鼓给京剧演唱伴奏，还给演员化妆；既作组织领导工作，也作具体工作。９月底１０月初，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熊复准备了节目进行庆祝。熊复负责刊物，是校报的通讯员，体育队的队员。真看不出，他当时是位活跃的人物。
说到《延水谣》这首歌，那是１０月底三大队毕业后的事。他调到校政治部宣传科担任编纂组组长，负责编校刊、抗大丛书。这时，朝鲜族作曲家郑律成也在宣传科，两人同住在一个窑洞。他比郑律成大两、三岁，虽不是一个民族，但共同的理想和对艺术的爱好，使他们成了好朋友。他今天还清楚地记得，在冬天的夜晚，两人坐在炭火盆边，一边吃着搪瓷缸中煮的大枣，一边聊天，谈现在，话将来的情景。郑律成知道熊复擅长写新诗，是延安诗歌会会员，希望他写些歌词，由他谱曲。
这种友好融洽的气氛，激起了熊复写歌的热情。当时他们生活在延河边，到河边洗脸洗碗，读书嬉耍。抗大学生毕业后，绝大部分要上前线，为了鼓励他们，熊复以延河为背景，以赞扬革命青年到前线参加八路军，打击日本侵略者为主题，创作了“延水浊，延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当兵啊要当抗日军，不是好铁不打钉……”的《延水谣》歌词。
熊复在谈到这首歌词的构思时说，他感到当时的歌曲多为慷慨激昂的词句，因此自己尝试用了歌谣体形式。在歌颂爱国主义的主题思想下，运用美的色彩，通过青年男女的爱情，抒发“拿起枪杆上火线，救国有名声”的崇高思想。他把想法告诉郑律成后，作曲家挺赞同，并很快就谱出了抒情优美动听的曲调，还亲自教校工团唱，一下子就唱开了。从此，这首歌不但传唱于宝塔山下，延河水边，也流行于全国。接着他和作曲家又合作写了反映延安生产的《生产谣》。
那天，熊复同志在回首往事时，不无感慨地说：“可惜我和郑律成只相处了３个月，１９３９年春，组织上派我到重庆另有任务，我们就分手了。否则，在他的鼓励下，可能还会多写些歌。不过，这段短暂的生活，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将军名垂冀鲁豫
——缅怀杨得志同志在冀鲁豫抗日战场的业绩
段君毅王从吾赵健民潘焱
５０年前，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战，赢得了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今天，在纪念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之际，我们这些转战在冀鲁豫边区抗日战场上的老战士，倍加思念共同战斗、工作、生活的杨得志同志。
在艰苦的８年抗日战争中，杨得志同志在冀鲁豫边区战斗、工作了５年零３个月。他是冀鲁豫边区八路军部队和冀鲁豫边区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为建设敌后重要抗日根据地——冀鲁豫边区、为驱逐日寇做出了杰出贡献。
（一）
１９３８年夏，杨得志同志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副旅长，并代理旅长职务，率部驻在晋东南。９月，杨得志同志奉命东出太行，参加冀南、豫北平原地区作战。此时，由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发起的漳（河）南战役已进行１０多天，歼灭伪军４０００多人。杨得志同志下山后，即组成由王新亭、杨得志指挥的漳南兵团，继续南进作战。经过一个月的战斗，基本肃清了平汉路以东、漳河以南、卫河两岸约５０公里地内的伪军。直南特委随之在安阳、汤阴、内黄等县建立起民主抗日政府。直南、豫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初步建立起来。入冬，杨得志同志率部返回晋东南。
翌年２月，杨得志、崔田民同志奉命二出太行，挺进直南豫北，任务是“整编、扩大部队，待命回山西”。３月，杨、崔率部到达濮阳、内黄、滑县交界处的沙区，与已在这一带活动的八路军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冀鲁豫支队，杨得志任司令员，崔田民任政治部主任。
冀鲁豫支队成立后，确立了“依托直南，坚持豫北游击战争，开辟鲁西南”的斗争方针。依据这一方针，杨、崔率主力部队挺进鲁西南。３月下旬，杨、崔分兵，杨率一部南下豫东，护送由延安到豫东的干部，并打通与新四军的联系。陇海路沿线是敌人的重点守护地带。杨得志同志指挥部队在铁路两侧反复打击日伪军，一度迫使敌陇海线交通中断，胜利完成任务后，返回路北。４月下旬，杨、崔集中兵力，远程奔袭日军重要据点金乡县城，毙伤俘日伪军２５０多人。进攻金乡，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震撼了驻济宁、徐州之敌。南下豫东，夜袭金乡，取得了与新四军和山东八路军在战略上的配合，意义重大。
冀鲁豫支队的一系列战斗，打开了鲁西南、豫东边界地区的抗日局面，但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在７月至１１月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日伪军采用“分进合击”战术，连续对我支队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扫荡”，妄图摧毁这支年轻的八路军队伍。杨、崔针对敌人的战术，指挥部队适时跳出合围圈，在敌人侧后频频出击，使敌人的“扫荡”屡屡归于失败。冀鲁豫支队的蓬勃发展，也引起了当地国民党顽固派的不安。顽固派极力限制支队的行动，特别是定陶县县长姚崇礼，多次向支队进行挑衅。６月３０日，杨、崔指挥部队进行自卫反击，一举歼灭定陶顽军５００余人，有力地惩罚了反共顽固派。
如何开展平原抗日游击战争？抗战初期，八路军尚处在探索阶段。杨得志同志十分重视总结开展平原游击战的经验。他认为：（一）平原地区能够进行游击战。因为敌人兵力不足，而我国地域广大，敌人只能占领点和线，我则可凭借乡村广阔开展游击战；（二）要进行平原游击战，必须动员和组织民众。只要广大民众投入抗日洪流之中，就能形成平原游击战所依赖的“活的人山”；（三）要进行平原游击战，必须执行正确的战术。“硬的不打，软的打”，“敌打我，我不打；敌不打我，我打敌”，进行夜战，这都是行之有效的战术。杨得志同志上述创造性的概括，丰富了我军开展平原游击战的经验。
杨得志、崔田民同志在频繁进行战斗中，还十分重视群众工作。支队初到鲁西南时，地方党组织的力量比较薄弱，群众团体还没有发展起来。支队虽与地方党组织没有正式关系，但杨、崔积极支持帮助地方党组织开展群众工作，并在经济上予以帮助。到７月，成立了鲁西南地委，各种群众团体也建立起来，鲁西南抗日游击根据地逐步形成。
正在抗日斗争兴盛发展之际，１９３９年８月，湖西区发生了大规模的错误的“肃托事件”。９月间，中共湖西区委给杨得志、崔田民去电，称鲁西南地委是“托派”组织，要求将区以上干部逮捕送湖西。杨、崔接电后，认为事关重大，一方面复电说，没有证据不能捕人，请将具体材料详细告知；一方面电告一一五师和山东分局要求速派人解决湖西“肃托”问题。同时通知鲁西南地委书记戴晓东同志：湖西正在进行“肃托”，暂不要派人去湖西区党委，区党委通知开会也不要去。不久，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赶赴湖西，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了事件的发展。杨、崔的义举，挽救了大量抗日干部的生命，至今为人们所赞颂。
到１９３９年冬，冀鲁豫支队经过近一年的艰苦斗争，成功地开展了敌后平原游击战争，创造了平原地带的抗日新兵团，开辟了冀鲁豫边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二）
冀鲁豫边区的直南、豫北、鲁西南３个地区，处于平汉、陇海两条铁路干线的交汇处，虽然地区不大且狭长，但是华北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连接枢纽，又是太行与鲁中两大山岳地带抗日根据地的连接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不论是日军，还是伪军，皆志在必得。这就决定杨、崔在此创建根据地，将面临着复杂而严酷的斗争。
１９４０年春，驻在冀南的国民党第３９集团军石友三部疯狂反共反八路军，八路军一二九师被迫进行了冀南反顽作战。２月中旬，受到打击的石友三部在日军策应下逃到冀鲁豫边区的清丰县一带，与国民党直南专员兼保安司令丁树本部，以及高树勋部会合。一二九师决定对石部实施连续反击，其中冀鲁豫支队的任务是由清丰向东向南进攻石部。杨得志、崔田民同志指挥部队从２月２１日起同石部展开激战，迫使石部逃至民权县以东的陇海路两侧。４月初，丧心病狂的石友三部在日军的配合下，向北反扑冀鲁豫边区的濮阳。此时，丁树本也率８个团的兵力袭击濮阳。杨、崔指挥部队首先反击丁部，丁率部逃往豫西，后又迂回石部，石率部仓皇逃至曹县、东明一带。５月１５日，杨得志同志指挥新组建的八路军第二纵队７个团南出东明，歼石友三部２５００多人，沉重地打击了石友三。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１日，发生“石高事变”，石友三被高树勋处死。后来，高树勋将军率部起义。
随着反顽斗争的胜利，直南、豫北、鲁西南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初步实行民主、改善民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并在此基础上，于４月１７日成立了冀南六县专员公署，４月１８日建立了冀鲁豫区党委，杨得志同志任区党委委员。４月２３日，黄克诚同志率领新组建的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由太行来到冀鲁豫边区，与冀鲁豫支队统一整编，杨得志同志任第二纵队司令员，黄克诚同志任政委。同时，成立了冀鲁豫军区，为统一边区党政军领导，又组建了军政委员会，杨得志同志为委员。至此，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
６月上旬，中央军委命令黄克诚同志率第二纵队部分主力南下与新四军会合。黄克诚同志离开以后，杨得志同志任第二纵队司令员兼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崔田民同志任第二纵队政委兼冀鲁豫军区政委。这时，边区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实际上只有相当１个团的兵力。恰在黄克诚同志率部南下之际，１０日，日伪军２万多人分１２路合围濮阳地区，妄图一举摧毁新生的冀鲁豫边区根据地。杨、崔指挥部队分散突围，从背后打击“扫荡”之敌。经过１３天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但“扫荡”过后，冀鲁豫边区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和封锁，出现了严重困难局面。
中央军委得知边区情况后，电询杨得志、崔田民同志意见：是继续留在冀鲁豫边区坚持斗争，还是去苏北发展根据地。杨、崔感谢中央体谅自己的困难，但也深知冀鲁豫边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当即向中央表示：决心同冀鲁豫人民一起坚持抗日斗争。
１９４１年３月，敌人在华北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４月１２日，日军万余人、伪军万余人对沙区进行“铁壁合围”。杨、崔率领机关和主力一部突出重围，跳到鲁西观城县。然后，奔袭敌人后方清丰县城及周围据点。这一行动，打破了敌人的部署，缩短了敌人原定“扫荡”时间。这一次“大扫荡”，使沙区群众蒙受了一场浩劫。全沙区被害者达４０００多人。“扫荡”过后，杨、崔组织部队协助地方党政组织进行善后救灾工作。不久，就筹集“边币”９．２万元、粮食４万公斤、衣服１０００多件，及时送到了难民手中。
这一次“大扫荡”之后，冀鲁豫边区敌情更为严重，周边驻有敌人重兵，根据地有日伪军７万多人，我第二纵队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斗争形势更为严峻。此时，与边区紧密相连的鲁西抗日根据地也面临着严重困难。为了统一对敌斗争力量，坚持冀鲁豫平原抗日游击战争，７月中旬，中共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决定，冀鲁豫边区和鲁西区合并为新的冀鲁豫边区，杨得志同志任第二纵队司令员、区党委委员。
（三）
两区刚一合并，杨得志和政委苏振华同志就主持召开了边区军队高级干部会议，研究严峻形势下的军事斗争问题。这次会议，坚定了冀鲁豫边区坚持平原根据地的信心，开始探索争取主动权的策略和方法，在边区根据地的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自高干会议后，杨得志同志一直在思考争取军事斗争主动权问题。１９４１年底，他总结对敌斗争经验教训，提请第二纵队领导人研究决定，组建小型游击支队，深入接敌区和敌占区，与地方党政组织紧密配合，开展反“蚕食”斗争。１９４２年２月，他与苏振华同志又召开军事会议，专门研究游击支队的组织领导和战术问题。会后，将游击支队由１２个扩大到２０个，各游击支队在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１９４２年９月２７日，日伪军１万多人，兵分８路合围边区的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杨得志、苏振华同志获取情报后，紧急指挥党政军机关和主力部队跳出合围圈，脱离险境。敌人合击扑空，即对边区疯狂进行分区性轮回“扫荡”。“扫荡”过后，进行“清剿”、“蚕食”、封锁，边区形势空前严峻起来。
在冀鲁豫边区处于最艰苦、最困难时刻，刘少奇同志和中共北方局多次作出重要指示。１９４２年１１月至１２月，在新到任的区党委书记黄敬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了全区高干会议。会议根据上级指示，结合边区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其中规定军事斗争的方针是，开展高度分散的敌后游击战，实行敌进我进，扭转对敌斗争局面。在确立这一方针的过程中，杨得志同志做出了重要贡献。会议后期，边区实行了党的一元化领导，调整了党政军各级领导班子。杨得志同志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区党委执行委员，黄敬同志兼任军区政委。
１９４３年，杨得志同志坚决贯彻高干会议确定的军事斗争方针，组织部队，展开了积极的对敌斗争。派遣游击支队（亦称小部队）深入接敌区和敌占区开展反“蚕食”斗争，是实行敌进我进、开展分散游击战争的重要一环。在这方面，以吴忠为支队长、邵子言兼政委的昆张支队表现很突出。昆张支队自１９４２年底到１９４３年２月，前后三进敌占昆（山）张（秋）地区，配合地方党政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很快打开了局面。区党委、军区总结并在全区推广了昆张支队的经验。１９４３年全边区共派遣１２４支游击支队。这些游击支队积极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阻止了敌人的进一步“蚕食”，坚持了根据地，扩大了游击区。１９４３年，冀鲁豫边区的伪军达到１０万人，几乎是我军的３倍，我能否战胜伪军，决定边区抗日根据地能否顺利坚持和发展。在伪军中，气焰最为嚣张、对我威胁最大的是驻在朝城的伪文大可部和驻在卫南的伪杜淑部，军区决定利用“青纱帐”起的有利时机，给他们以沉重打击。７月５日，杨得志同志指挥部队发起了朝（城）南战役。战役进行了７天，歼敌７００余人，最终迫使伪文大可部龟缩在县城附近的８个据点中，不敢轻易出扰。７月３０日，杨得志同志又指挥部队发起卫南战役。战役历时２０天，歼敌５６００多人，收复和开辟了大片地区。朝南、卫南战役有力地惩罚了伪军。在此基础上，我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法，迫使边区伪军的发展陷于停顿。
１９４３年３月至１０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第２８集团军李仙洲部入鲁建立反共基地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春季，李率部由皖北进入鲁西南、湖区，企图站稳脚跟后东越津浦路进入鲁中山区。对于李部入鲁，我们的方针是，疏通团结，共同抗日。然而，李仙洲奉行“先奸匪（指共产党八路军）而后敌伪”的反动方针，严重威胁着鲁西南、湖西根据地。奉上级命令，杨得志同志指挥部队从６月下旬到８月上旬开展了反击李仙洲部战役，最终迫使李部撤回皖北。反击李仙洲部战役的胜利，有力地策应了陕甘宁边区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反顽斗争，配合打退了顽固派的第三次反共高潮。
１９４３年秋冬之交，敌人经过长期准备后又对冀鲁豫边区展开了大规模“扫荡”。区党委和军区提前获取了情报，及时部署了反“扫荡”工作。１０月２日，日伪军１．５万人分１３路合围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杨得志同志指挥内外线部队，紧密配合，机动灵活打击敌人。经过１个月的战斗，歼敌４１２０人，攻克碉堡、据点７４处，攻入２座县城，袭击４座县城，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这次反“扫荡”斗争的胜利，为平原地区反“扫荡”提供了宝贵经验。在敌人的“扫荡”末期，各股伪军乘机疯狂“蚕食”根据地中心区。其中伪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最为猖獗，其总部移驻到距中心区较近的濮阳东南八公桥。杨得志、黄敬同志数次主持会议，研究严惩孙良诚部作战方案。最后接受马本斋同志提出的“牛刀子钻心”战术，决定集中兵力，袭取伪总部八公桥，以震撼全军，粉碎其“蚕食”计划，杨得志同志统一指挥了奇袭八公桥战役。战役取得了巨大成功，收复了八公桥及周围２００多里的地区。事后，人们盛赞杨得志指挥有方。
１９４３年，冀鲁豫边区的革命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全年攻克敌碉堡、据点比１９４２年增加了４倍多，收复、扩大根据地和游击区约４０００多个村庄。在这些战果中，凝结着杨得志同志的大量心血。
冀鲁豫边区是由多块根据地逐步形成的，因此，维护各方面的团结，具有特殊意义。在这方面，杨得志同志堪称楷模。１９４２年，边区遭受严重灾荒，粮食奇缺。杨得志同志看着面黄肌瘦的指战员，心急如焚，他请行署副主任段君毅等地方党政领导同志共同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当段君毅千方百计为部队筹粮时，他又一再表示，不要筹粮过多，使群众的负担过重。杨得志同志就是这样体谅群众和地方干部的困难。１９４３年秋，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来到冀鲁豫边区。军区为了很好团结回民支队，决定回民支队到鲁西北，马本斋任军分区司令员。而此前鲁西北军分区司令员是赵健民。杨得志同志亲自找赵健民谈话，和颜悦色地讲述了军区的意见和搞好团结的意义。赵健民当即表示：“我完全同意马本斋同志任军分区司令员。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和马本斋同志共同搞好军分区的工作。”后来，赵健民同马本斋同志相处十分融洽，军分区的工作也搞得有声有色。
１９４４年元旦刚过，中央军委电令杨得志同志率部保卫延安。１月３１日，杨得志同志怀着对冀鲁豫军民的无限眷恋，率领冀鲁豫军区第二、十一、十六、十九、三十二团和回民支队，踏上西去延安的征途。（附图片）
１９４７年春，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左二）等与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同志（右二）合影。本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