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理论)
专栏：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
略论邓小平的领导观
邵景均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领导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记录，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领导科学经典著作，集中地体现了邓小平的领导观。所谓领导观，是人们对领导这一社会现象的根本看法。它并不代替决策、用人、协调等具体的领导活动，但它是领导工作的灵魂，贯穿于领导实践的全过程。
“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唯一宗旨”，也是邓小平领导思想和领导活动的行为准则。江泽民总书记说：邓小平同志“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邓小平在理论上多次深刻地阐述了领导与服务的关系。早在１９５６年党的“八大”上，他就指出：“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１９８５年他提出了“领导就是服务”的著名论断，从而为无产阶级的科学领导观添上了点睛之笔。
“领导就是服务”，是对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的高度概括。领导，属于上层建筑，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的领导是为不同阶级的利益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地说明了这一点，同时说明了“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社会的真正主人。因此，立志领导人民前进的共产党和党的干部，必须做“社会的负责的公仆”，彻底地为人民大众服务。
“领导就是服务”，是对我们党全部领导经验的科学总结。从一个被压迫、被围剿、被屠杀的小党，变为世界最大的执政党，并且成功地领导着全国政权，根本原因就在于党始终如一地坚持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而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最真诚、最有效的支持和拥护。
“领导就是服务”，揭示了执政党领导成败的关键。列宁曾尖锐地指出，执政党最大最严重的危险是脱离群众。因此，要保持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唯一的出路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坚持为人民服务。
谁来领导？只能是“人民的公仆”。
这是邓小平最为关心的问题。他在１９９２年南巡谈话中一再讲：“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对此他的很多论述，都是围绕做人民的公仆讲的。
首先，必须摆正领导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摆正“人民公仆”与“社会主人”的关系，是领导者坚持为人民服务领导观的前提。邓小平认为，“工人阶级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他对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的现象深恶痛绝。他始终以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感到自豪，真诚地表示：“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要服从人民的意愿。”
其次，必须坚持能够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因为，党是由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认识到的真理。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
第三，领导干部必须是有能力为人民造福的人。新时期的领导干部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标准？邓小平的概括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其中，他特别重视有能力“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认为这是用人的“主要的政治标准”。他殷切地期望中青年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要敢说真话，反对说假话，不务虚名，多做实事；要公私分明，不拿原则换人情；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
第四，领导集体必须是团结的，有活力的，取信于民的。受党和国家的性质决定，领导的基本形式是集体领导。邓小平指出：“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他强调领导集体必须有活力，努力吸纳优秀的中青年干部进入领导班子；改革领导体制，精简机构，简化办事手续，提高办事效率。他要求领导班子必须有权威，首先是“中央要有权威”。在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形成的时候，他的要求是“取信于民，要得到人民对这个集体的信任，使人民团结在一个他们所相信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周围。”邓小平清醒地看到，党执政后，增加了脱离群众、发生腐败的危险。因此，他一再向全党敲起反腐败的警钟。１９８９年５月，他在向党和人民作的两条“政治交代”之一，就是“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他坚定地说：“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
领导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
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把主要领导力放在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是邓小平领导目的观的主要特征。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和社会组织的显著标志之一，在于它能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准确地判断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所在，并全力以赴地为之奋斗。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是什么？他明确提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并为此制定了举世皆知的“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十几年来的经验证明，这一目标系统是党心民心的真实反映，是激励民族斗志的巨大力量，是各级领导干部坚持富民强国领导方向的重要保证。
邓小平看到，物质生活的富裕是人发展的基础，但并不是人发展的全部；人的发展还有民主、文明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需求。因此，他提出：“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他多次强调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邓小平关于人民富裕、民主、文明的领导思想，已经完整地被吸收到党的基本路线中去，成为新的历史时期全党全国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
领导目标选择正确与否，直接影响领导事业的成败；确立一个正确的领导目标不容易，而坚持下去更难。邓小平深知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因此，这些年他一直用很大精力排除对“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党的基本路线的干扰。他告诫全党：“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从邓小平提出和坚持领导目的的实践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能够抓住并解决人民群众生存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能够在人民群众最需要服务的事情上服务，是一个成熟的“人民公仆”最难能可贵之处，也是为人民服务领导观的本质体现。
基本的领导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领导方法是实现领导目的的“桥”和“船”。古往今来一切成功的领袖人物，无一不是运用领导方法的艺术大师，邓小平也不例外。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方法，去实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着眼于发展，强调解放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深知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不会停息，社会发展也永不停息。只有紧紧抓住“发展”，才是顺应民心，才有资格当领导，也才可能当好领导。抓发展，就是要抓住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问题。十几年来，邓小平正是因为着力抓了四化建设、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等一系列新问题，才有了中国的大发展，也才有了领导工作的主动权。为了更好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特别重视解放思想。他认为，解放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他曾严肃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着眼于创造，强调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创造，是发展的基本形式。邓小平在领导中国人民发展自己的实践中，最注重的是包括改革、探索、试验在内的创造性实践。“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他的基本结论。为了开创自己的道路，他鼓励人民“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认为“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讲创造，首先的和主要的是指人民群众的创造。领导干部当然也有创造的能力和智慧，但是比起人民群众的无限创造力，只是“沧海一粟”。邓小平多次讲这个道理。他说过，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乡镇企业“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因此，邓小平总是努力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及时总结、加工、推广群众创造的好经验，进而推动全局的创造性实践和发展。
着眼于全局，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全局发展，全局利益，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之所在，是领导者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邓小平正是这样告诫广大干部的：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许多小局必须服从大局，关键是这个问题。当今社会复杂纷纭，矛盾众多，怎样才能有效地把握住大局？邓小平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和一分为二的观点，认为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他提出和运用了一系列“两手抓”的方法，表现了他高超的领导艺术。
着眼于实效，强调抓住机遇，使用人才和方法的灵活性。邓小平主张“领导者必须多干实事”，“拿事实来说话”，用领导工作的实际效果评价工作，评价干部。这一方法，集中体现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原则，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为了取得改革与发展的实效，邓小平强调抓住机遇，“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他强调重用人才，“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他强调“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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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利用资金市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陈建威
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我国的薄弱环节。铁路、公路、电讯、机场码头等基础设施严重供不应求，制约了国民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对企业的放权让利以及各种经济成份的成长，民间的资金实力越来越强。民间和企业的闲置资金以及闲置劳动力是我们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资源。充分利用这些闲置资金和闲置资源，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办法。
一是发行建设债券。根据某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发行建设债券，如机场建设债券、铁路建设债券、公路建设债券，等等，只要利率适当，这种债券对投资者是有吸引力的，但要注意债务期限。因为基础设施的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收周期更长。因此基础设施建设债券的期限不宜过短，应发长期债券，比如五年期或八年期。购买长期债券，对投资者来说，风险较大。为了增加投资者的安全感和投资信心，可以用基础设施的股份作抵押。在通货膨胀存在的情况下，应发行保值债券，使债券名义利率略高于物价上涨率。
二是发行股票。通过发行股票筹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一条有效途径。基础设施与一般加工工业相比，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两个城市之间修了一条高速公路，人们一般不会再去修第二条与其竞争；第二，市场需求和经济效益比较稳定。基础设施的市场需求不像某些工业产品那样大起大落，具有明显的生命周期，它的市场经久不衰，经济效益比较稳定。当然，也有些基础设施，要实现规模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比如，我们三亚凤凰机场，要完全实现它的起降能力，需要一定的乘客量。经过若干年后，随着海南经济建设和旅游事业的发展，旅客规模的扩大，机场会得到充分利用，机场的经济效益会达到最佳状态。但在近几年之内要完全发挥它的能力是有困难的。
可考虑由一批投资专家组成基金管理公司，通过发放基金券的办法将分散投资者的资金集中起来，分散投资于效益比较好的若干项目。由于专家操作，加上投资分散，这比单个投资者直接投资风险小，效益高。鉴于我国基础设施严重短缺、建设任务比较重，由那些既懂金融和投资，又懂基础设施建设的专家组成若干基础设施基金公司，通过出售基金券的办法将居民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可能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较好途径。
三是利用闲置劳动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在谈论建设资金时，往往只注重货币形态的资金，忽视非货币形态的资金，特别是忽视非物质形态的资金，即活资金。人们筹集货币形态的资金，最终还是要用货币购买各种建设物资和活劳动。所以我们撇开货币形态和货币手段，直接筹集活劳动，进行某种建设，同样是筹集资金。闲置劳动力较多，是我国的一大特点。将这些闲置劳动力组织起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将会使我国基础设施的数量迅速增加。如何将这些人组织到基础设施建设上来？依靠传统的行政办法，实践证明效果并不是很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要更多地依靠经济手段。股份有限公司可能是组织闲置劳动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较好办法。比如，某个县需要修一条公路，通过劳动入股的办法将全县的闲置劳动力组织起来，以一定的投工量为一股，发给股票。公路修成后，由股份公司进行经营管理，所获得的收入按股分红。这样做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四是利用国外资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当前，国际上大量闲置资金需要寻找出路。这些资金除了追求较高的回报之外，更注重资金的安全性。在国外投资者中，一些大财团资金实力比较雄厚，具有长期投资的实力和眼光。我国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与一般加工工业相比，具有竞争性小、投资风险小、远期回报率高等特点。因此，吸收外国投资者，特别是那些大财团对我国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不仅能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也有利于基础设施建成后按照自身规律正常营运。
利用资金市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创造许多软环境和硬环境。
首先，要放宽社会资金进入基础设施的限制。通过社会力量，使这些领域较快地发展起来。社会资金进入后，还有利于改变这些领域独家经营所造成的种种不良后果，有利于增加这些领域的竞争性，提高服务质量。
其次，适当调整基础设施的价格或收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跟着利润走，利润跟着价格走。什么东西最短缺，什么东西就应当最赚钱，资金就最愿流向这个领域。现在有些基础设施长期不赚钱，主要是因为价格被人为地压得太低。只要价格适当调整，这些行业很快会由亏损变成盈利。
经营基础设施的公司进行综合开发，也是提高基础设施项目对社会资金吸引力的一项重要措施。所谓综合开发，即围绕基础设施建设和营运，开发相关的房地产和第三产业，利用房地产和第三产业的盈利，弥补基础设施建设和营运中的亏损，以提高基础设施的总体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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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全国国有资产理论研讨会观点综述
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于去年底在昆明召开了全国国有资产理论研讨会。会议围绕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搞好国有企业、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国有资产流失
当前，共和国赖以生存的国有资产正在被多方吞食，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国有资产流失的渠道主要有：一是在中外合资合作中对中方国有资产不评估、低评估，降低国有资产在合资总额中应占的比例；二是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时，对国有资产不评估、低评估，或把部分国有资产折成个人股分到本企业职工名下。在分配时，国有股不分红或低分红；三是全民单位办集体，产权关系不清，国有产权与其收益流入集体甚至个人手中；四是产权交易行为不规范，国有资产被低价处置；五是国有企业经营不善，亏损严重，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流失惊人，专项资金超支挂帐数额连年增长；六是长期以来无形资产得不到应有重视，造成国有无形资产大量流失；七是境外国有资产及其收益大量流入个人手中。
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其原因除了政策体制上的问题外，主要有三个：一是国有资产管理缺乏明确的责任机构和责任人，出了问题无法追究责任；二是国有资产管理法制不健全，无法可依，执法不严；三是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因此，要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一是要明确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机构和责任人；二是要加强法制，在加快国有产权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抓紧制定、完善国有资产管理的配套法规，实现以法治产；三是要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制定科学的国有资产考核指标，强化对资产流失的监控手段。
必须加快国有产权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
当前，部分国有经济效益低下，生产经营困难的原因之一是产权管理体制改革滞后。表现在：国有资产多头管理，无人对国有资产统一负责的局面仍没有实质性改变；企业缺乏有效的内在所有权约束机制，要搞好国有经济，必须加快国有产权管理体制改革步伐，改变国家层对国有资产多头管理的状况，变多头管理为专门机构的责任化管理。在企业层次应从实际出发推行以股份制为主体的公司制，明确投资主体，建立企业股东会、董事会，实现有效的内在所有权约束机制。在国家管理层与企业之间，要建立一批专门经营国有产权的公司，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运营国有资产的要求。
一些同志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参加市场经济交易的双方必须是平等的、自主的；政府和企业都是市场的主体，它们之间也必须是平等的，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因此也就不应当使企业附属于任何的政府机构。但企业既然是国家的，那就必须为企业重建自己的母体，这个母体就是投资者。政府是国有企业的投资者，但不应成为经营者，应把国有资产委托或出包给国有资产的经营公司去经营，形成母公司——子公司——孙公司这样的产权关系明确、法律地位平等的经营体系。有的同志指出，进行产权制度改革，需要借鉴国外经验，但一定要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建立起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产权管理体制。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从传统的实物管理转到资产的价值管理，从静态管理到动态管理，从两权合一管理转到资产所有权专责化管理的轨道上来。
实行资产有序转让，盘活国有资产
有的同志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国有资产管理的范围过广过宽，国家既管不了，也管不好，今后应适当收缩国有资产管理的范围，将不该由国家管理的资产逐步实行非国有化，将收回的资金重点用于国家急需发展的产业和领域。许多同志认为，国家投资重点应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发展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中的骨干企业和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其他都可以放手让民间去办。
许多同志认为，当前国有资产经营的重点是盘活存量资产，主要方式是产权转让，因为资本只有在流动中才能够实现增值。应当提倡在国有企业公司化和资本经营专业化前提下的国有资本的证券化管理与经营。要打破目前不允许国有股上市转让的限制，抓紧制定国有产权交易的办法，使国有资产能够按市场规则有序转让，在流动中实现资产增值。针对当前产权转让中存在的问题，一些同志指出，进行国有资产产权流动和重组，必须坚持以下原则：一是有利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二是切实维护国家的权益，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三是有利于国有资产的结构优化和合理配置；四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盘活存量国有资产；五是产权交易要依法规范地进行；六是资产必须经过评估，实行有偿转让，转让收入必须用于国有资本再投入。（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