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化)
专栏：
当代人逢年过节，对物质丰腴的关注常常压倒了先民曾经有过的那份飘逸和童心。这年究竟如何过才有味道？
重塑年节文化
徐城北
中国的年节多由农业劳动的阶段性而产生，劳动者相应地从小憩到大休，既适应了大自然节气的变化，更调节了自己的身心。以调节身心为终极目的的行为和风习，也就构成了中国的年节文化。
本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得太快。除了自然属性较强的节日外，又萌生了大量社会属性较强的节日，比如“五一”、“七一”、“八一”、“十一”。近年的改革开放，更掀起一个人为造“节”的浪潮。许多地方都是抓住某宗土特产品，实行当地各系统的总动员，限时限量“造”出一种招商引资的社会性活动，按照“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模式进行操作。本来这一做法也带有一定的创造性，但由于过于“直奔主题”，也过分看重物质实利，就难免会违反“自愿自觉”和“逐渐成型”的原则，也从根本上忽略了“调节身心”的终极目的。至于对新年的庆祝，同样也集中在对物质丰腴的关注，而忽视了精神文化的积累和升华。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已经到了重塑年节文化的时候了。
城市中的乡村
京津沪穗等大都市，目前似都成为“人口密集”、“劳动紧张”的代名词。人们在挤压的状态中连续生产、生活了一年，要不要喘一口气？如果要，又到哪里喘这口气？以什么方式喘这口气？看来，只能在城市当中（至少也要在其近旁）设立一块乡村般的土地，要有高远、澄静和开阔的视野，要有树木、庄稼和泥土的气息，要让人一眼就觉得心旷神怡。甚至，让成年人一到那里便回复到儿童的心境，忍不住想随地打上几个滚儿才觉得过瘾。可惜，现今大都市已然少有这样的开阔地；更可惜的，是现今城市居民很少能萌生出这样的闲心和童心。在现实的世界中，虽然破旧民房正大量拆除，但随之新建设的则是以集群高楼商厦为模式的矗立型建筑物。触目入眼的，都是几何图形交织的画面，都是钢筋水泥塑造的牢固。人们没有办法在这样拥挤而又既定的空间中，从自身极其有限的业余时间中，找出儿时记忆中的那种梦境情调。
果真没有办法了么？好像并不是这样。就拿北京人口密集、房屋破旧的宣武区来说，本有自己独具的优势——拥有大栅栏商业街和琉璃厂文化街，拥有菜市口名人住宅区和牛街宗教区，除此之外，其会馆建筑和八大胡同建筑也都具有极高的研究、旅游价值。如让这些零散景点连成具有内在联系的“片”，是否就会变成城市中的乡村？是否就可以在年节之际，吸引众多城市居民和外地游客前来狂欢？中国没有狂欢节，实际正是长期劳作之后的这个“狂”字儿，才最具有调节身心的能力。
现代中的古典
毫无疑义，中国的奋斗目标是实现现代化。在这当中，物质的现代化需要一个大的基础和背景，那就是首先要实现国民思想、文化素质上的现代化。但是，不妨反问一句：为了追求这一软件上的现代化，就要把一切古典（传统、历史、风习、民俗……）都掀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么？我们已经有过这样的尝试，那就是“文革”所做的一切，事实已证明这一思路的不可行。
联系到年节文化，人们似也只顾及“现代”的一头，而习惯把“古典”的另一头放在彻底抛弃之列。近年各地也常在春节举行一些短期庙会，其事先的安排和进行中的管理都显得过分“有序”。这种带有现代色彩的刻意安排一旦增多，人们便不再是年节的主人，而变成完成既定目标的“奴隶”。这样做，就从根本上背离了从精神上修养生息的总目标。与这种“直奔主题”的做法相反，生活本身提供的辩证法却是——观念更新取决于对“古典”的深知和从中“抽象”出来的准确度。换言之，每一种新的出现都不能离开原有的旧，而且每一种新的出现其速度通常也不宜过快，起码是不宜“一往无前”地直线前进。
规范中的“野性”
中国文化很注重规范，说“没有规矩，便不成方圆”。同时，也很注重对规范的冲刺，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把两者结合到一起，就成了“随心所欲不逾矩”。每个人的一生，国家和民族的每个历史阶段，都应该自觉使两方面做到有机结合。
从１５年前直到现在，中国社会以一种高速飞驰的规范疾转着。它已经形成为一种行动惯性和思维定势，但也经常忽略了行进节奏，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警觉及能力。具体到年节问题，就是只忙于建立和运作，缺少必要的反思和把握。人们应该怎样去“过”年节？质而言之，无非就是要短暂地打破以往的规范，在国民性格中增添一些活泼的新侧面。在火树银花、把盏相庆的时节，不妨暂时忘却长幼尊卑的礼节，“老夫聊发少年狂”，尽情地拥抱生命中那份赤子般的天真，恢复一些与生俱来的野性。野性者，就是人类朦胧中向前奔走的那种原动力，那种积极挣脱捆绑的勃发力。等到年节过后重新投入生产实践时，那就可以使得“年节野性”在“非年节”大环境和大生态中加以施行，逐步形成新的规范。显然，这样的年节也就具备了时代所需要的、最积极也最长远的文化意蕴。
综上所述，倘能实现了前边的三条，老迈的年节文化就能在斑驳古韵当中次第更新，就不难使我们的文明古国获得陈旧过的峥嵘，苍老后的年轻。
（附图片）
（右上）河北邢台市豫剧团的一曲《拾玉镯》，令巨鹿县田寨村的乡亲们如痴如醉。 本报记者 张雅心摄
（左下）被民政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命名为“全国双拥模范城”的张家口市，每逢元旦春节便组成秧歌队、高跷队、唢呐队和拥军服务队，慰问驻地子弟兵。 田青春摄
第11版(文化)
专栏：文苑杂咀
新潮旧俗等闲看
周自牧
“眼下城市最大的瘟疫就是时尚与流行”，一篇文学评论说，原因大抵是“作家生怕落伍，人云亦云”。笔者不敢认定时尚与流行已成“瘟疫”，也无意去评价作家们的创作心态，但在现实生活中，城里人有时比乡下人更喜欢新潮，倒是有例可证。
稍稍留意一下电视新闻、街头人流即不难发现，中山装正在退出历史舞台，官场、商务活动中讲究着西装。倘有人问：什么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大多数中国人的民族服装，我们该怎样回答呢？
大城市里过生日很少见吃长寿面的了，大都是买蛋糕、吹蜡烛，唱外国歌。
北京人在逃离四合院、小胡同；各地住新楼的人们纷纷用新型化学材料装扮小巢。
报纸整版整版地谈论家庭轿车，自称不是梦话。一个明白人问：有轿车便怎样？欧洲３４个城市正成立无轿车城市俱乐部，要努力减少城市私人汽车。
消费层面对新潮的喜欢有时变为盲从，到了不辨事理的程度。一位小姐听信广告，指望用了某种霜当天见效、一周尽除雀斑，没想到脸上长出脓疱。好在广告宣传没有进一步发挥，说本产品搽脸还可“艳如桃李”。
比起来，各种新潮在乡下人中流行较慢，但乡下人更容易屈服于旧俗。老家发丧，教授回去也得全身披挂跳鬼，不跳家人说从此抬不起头；某人修坟，几年就殃及全村，好像谁不生前大修一番，将来就要失去死的资格。至于神汉巫婆，老的新的都在出笼，无怪见怪，乌烟瘴气。更有甚者，见别人买卖婚姻，竟敢收购拐骗来的姑娘，或纳三妻四妾，学做旧时的财主劣绅，完全把法律置于脑后。
有些风气，不论城乡，都已常见：不掏自己腰包大吃大喝；稍有闲暇即开牌局带赌；邻里互助也要送礼先行；明明新式店铺，偏要供神像燃香烛。这类风气已分不清是新潮还是旧俗。说新本来是旧的，说旧却已消失多年，新近又冒了出来。
笔者并非一概排斥新潮。出现新的消费、新的风气，包括新的思潮，是社会进步的反映。我们民族受传统的束缚已太久，吃闭关锁国的亏已太多，求新是人心所向。笔者也无意完全否定旧俗，那其中也有一些包含着优秀传统与人间亲情。问题在于面对滚滚而来的新潮、不断泛起的旧俗，如何保持一种成熟的态度，保持一种平常心，把握住一种度，能够坦然地按自己的方式安排衣食住行，求新而不脱离民情，不失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之大端；怀旧而不偏执，善于在继承的基础上开创健康的新生活。
我们已经经历了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已经睁大眼审视了这个世界，不论是作为一个公民，还是作为一个民族，对于什么是贫穷和富裕，什么是卑贱与崇高，什么值得追求，什么不能抛弃，有了许多切身的感受，应该能从盲从和迷信中摆脱出来。做任何选择，不光看别人怎么做，做的人有多少，首先要看选择的科学依据是什么。尽管科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标准，但它毕竟是这个时代最值得信赖的良师。现实生活还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在面临时俗的诱惑时，要问清楚自己，所做的选择是出于生活的必需还是浅薄的虚荣。为了虚荣，人们已做出太多的蠢事。最后，当选择实在缺乏足够的信息时，还有很可靠的一手，那就是看实践证明了什么。第一个吃螃蟹的当然是勇士，但第一个吃蜘蛛的未必还称得上勇士。因为现代社会有精细的分工，有许多责任机构，它们不允许骗人，也保护公民不被戏弄，我们实在有必要懂得这套现代生活的规则。
对于那些脱离民情国情的新潮、愚昧落后的旧俗，大家如都能保持距离不去一味盲从，那它就不会泛滥，我们岂不因此省去许多烦恼？
第11版(文化)
专栏：
在我国开业投产的近１０万家外资企业中，日资企业占相当大的比重。中日间有过源远流长的文化交往，如今，中方雇员和日方老板又开始了一种新的“磨合”：
日资企业中的文化碰撞
杨明方
忠诚要与平等相伴相生
中日合资企业里，少有职工被“炒鱿鱼”的情形。这是地道的日本式终身雇佣制的移植。据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１９９３年作的一次调查显示，９０％的日本职工认为，在公司需要时“公司比家还重要”。平时，职工自愿加班是常事；公司不景气时，很多职工头缠白布，上书“艰苦奋斗”，以示与公司甘苦与共。
然而，中日合资企业的日方老板却面临难以接受的现实：中国员工有“看点下班”的习惯，并且不时有“炒老板”的现象发生。大连开发区一家日资建材企业送了十几位中方员工去日本研修，学成归来未尽多少力，就陆续“跳槽”一走了之。
中国职工回答说：“日资企业工资低，得熬年头才能慢慢长上去，我们等待不起。”
看来问题出在工资制度上。日本实行年功序列制，按在本企业的连续工龄确定工资水准，每年往上长一些。一旦中途变换企业，就等于浪费了自己的资历，故而轻易不“跳槽”。日本社会学家中根千枝在《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一书中分析说：“认为日本人天生就比别的民族更具有忠诚心是不妥的。一个人长期在一个公司工作，主要不是来自对公司的忠诚，而是因为工作调动会给个人带来很大的社会损失。”
然而，中国职工进入日资企业，大多是着眼于近期利益，正是为了追求眼下的高收入才冒着一定的风险“下海”。天津一家日资制药公司的中国职工说：“日本的年功序列制，形象点儿说是４０岁前企业欠职工的，４０岁后企业还职工的。在这儿熬年头？咱赔不起！”
“更重要的，还在于中国职工具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和被歧视感”，南开大学产业社会学专家王处辉这样认为。
１９９４年８月，受日本文部省委托，王处辉与日本立教大学社会学系下田直春教授等一起对京、津、沪、大连的十多家中日合资企业做了深入访谈调查，发现许多职工对加入日资企业后工资水平之低感到意外。他们的工资只有日本本土职工工资的几十分之一，也只有在华投资的欧美企业职工工资的几分之一，虽说比中国国有企业稍高，但若算进国企的隐性收入，则相差无几。更令中国员工不满的是，做类似的工作，同是中国人，当地职员的收入只有来自香港、台湾的职员工资的１／１０甚至更少。几乎所有访问对象都表示：“没有那种以公司为家的概念。”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与日本亚洲社会问题研究中心合作，曾对沿海１１城市１３７个日资企业的６４７８名中国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有“跳槽”想法的占５６．６％。与此相应，“对现在的工资不很满意”的占８７．４％。相关分析表明，对日本老板负性评价越高，“跳槽”意识也越强。一些日资企业把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引入中国，却抛开了作为其前提的“亲如一家”精神，以“纯经济目的”行事，没有日本的那种福利措施。这自然既与日本文化保持了距离，又与中国文化产生了隔阂。
勤和懒是相对的
王处辉副教授认为：“除了制度因素，导致日资企业里中日双方想法不同产生误解的另一原因是习惯的不同。”
日本人有一种观念，只要是工作时间，你就不能闲着，有活儿要认真干，没活儿也要自己去找活儿干，不能等着安排。中国职工则觉得，紧张之后轻松轻松，工作之余调节调节，看看报、聊聊天不算过分。习惯成自然，不小心就被日本老板指责一顿。
中根千枝认为：“日本人注重区分勤与懒，是年功序列制的产物。”年功序列制有个前提：很少考虑个人的能力差距，而是重视个人在工作上的努力程度，由此区分勤劳者与懒惰者。而中国进入外企工作的职工，多有自由进取的性格，少有任劳任怨的打算。
当然，也有不少职工对这种以勤与懒为评价标准的做法表示了认同。天津开发区一位叫宋学功的日资企业职工说：“这毕竟不像有些国有企业甚至民办企业那样搀杂了很多人际关系因素，只要你努力工作，便能获得认可。”
勤和懒是相对的。习惯却深深地积淀在人们的观念中，时不时从行为方式中表现出来，便成了误解和冲突的根源。天津一家日资商厦的中方职员在回答“日本人给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点”时，说：“两个日本职员在那儿用汉语谈话，见你走了过去，却立即改成了日语，似乎随时提防着你。”这就是不少日本人的“圈子”意识，圈内与圈外泾渭分明，有意无意地与中方职员产生隔阂。这与中国人在交往中尽量表现出不与他人有隔阂的习惯做法完全相反。
与所有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一样，中日合资企业也在成长。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不同文化的碰撞使得合资企业这曲气势恢宏的交响乐发出了阵阵不和谐的声响。
在古代，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一方面是通过扩张与反扩张在战场上实现的，另一方面也时见玄奘西去、达摩东来，和平的文化使者穿梭往来于不同的国度。而在现代社会，合资企业就像一座大熔炉，把古今中外的文化因子揽入怀中重新回炉，千锤百炼之后，将会锻造出一种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全新的文化精神。
第11版(文化)
专栏：
篆书以其肃穆、高雅、古拙而深得学书者的喜爱，随着收字２５万个的《中国篆刻大字典》的付梓，道中人皆有幸——
品味篆书三千年
臧宁波
书法伴随汉字的产生已有３０００多年的历史了。它以遒丽的点画、流动的线条散发出平静和美的艺术魅力。在隶书产生以前，汉字形体皆为古文字，包括甲骨文、金文、大篆、六国文字和小篆；从书法的角度讲，一般统称为篆书。
篆书是古文字，距今久远，难认、难写，更不易写好。许多书法爱好者虽对篆书大为仰尚，但苦于资料缺乏，最多只探得一鳞半爪，真是心有戚戚焉。《中国篆刻大字典》的出版可谓应运而生。该字典所收字头１．５万余个。每字字例甚丰，从甲骨文收起，到战国金文、秦汉玺印文字，以及明清及近现代名家的字例，最多字例达２５００余个。总计各类篆形字例２５万余个。若细观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会使人产生艺术上的顿悟，为有志者创造出风格独具而又有现代风貌的艺术品提供可能性。
现在许多篆刻爱好者不究于篆字本身，而是工意于刀，无论如何用心，终难脱匠人之气。或究于篆字本身者，因拘泥于一家一格，天分虽高，也终难脱“奴气”。中国篆刻艺术盛于秦汉，六朝，以后，日趋衰落，到明清，又显出流派纷呈的繁荣景象，涌现出一大批承上启下的大家。如清中的邓石如，清末的赵之谦、吴昌硕等。故今人学篆刻、宗秦汉者，不忽视明清；法明清者，也必溯源于秦汉。另有一些书家和篆刻家致力于一些民间流行的古文字，以求异趣。这包括鸟书、虫书、穗书、垂露文及蝌蚪文等，在该字典中皆有所收录。它还收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石刻文字、历代器物铭文和封泥文字，选收了隋唐到清代有代表性的官印中的九叠篆，可谓“博大精深”。
书法是中国的“国粹”，日本、朝鲜也曾经以它作为书面交际的工具，东南亚由于华人的大量涌入而更为风行。但汉字对于日、韩等国书家来说毕竟是“外文”，出现错别字是难免的，更何况距今久远的篆字。所以，贵州教育出版社和台湾地球出版社不久前联袂出版《中国篆刻大字典》，必将引起国际汉字文化圈有关人士的重视。